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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該「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嗎?──儒家進退出處觀的反省

學者曾經指出:西方人的「自由」是從社會實踐中獲得,而東方儒學的「藏身」或道家的「無為」,都是放棄社會實踐,也就是說,西方人以行動證明我是自由,東方人以不行動顯示我才自由。(呂正惠:「內斂」的生命形態與「孤絕」的生命境界,1988)

也許我們會想到,孔子思想如果僅是「邦無道則隱」,那麼何以「待價而估」?又何以稱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呢?

對比於西方人自由的追求是從社會實踐中獲得,東方儒學或道家對自由的追求是超越(棄絕)於社會實踐之外,後者作為一種「內在心境上的美學」,固然很迷人而美好,但完全無助於實際社會的改革,這也是西方文明史一直進步,東方文明後來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儒家有其崇高的理想,落實在現實人生中,儒家不應只是菜根譚裡那種明哲保身的儒家,也許連「邦無道則隱」這種儒學核心議題,都得提出反省,是否合乎現代社會主流思潮?


儒家的無道則隱,是為社會實踐落空時,為自我保留一彈性的出路,而表現在實際事功上,往往能做到知其不可為者而為之者少,而選擇退讓斂藏、明哲保身者眾。真正儒家那種對「士」的最高理想之一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墨家反而更像實現此一理想的人。

儒學系統中,和許多古今中外學說一樣,都常常出現一個共同現象,那就是:同一套系統內,存在著拆解不開、卻又互斥衝突的觀念。儒家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與「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前者是信念原則無條件的堅守,而後者卻是選擇有條件的因應。

 

儒家從誕生、孔子復古而革新,本質上即「體制內」的改革者,這種學術性格身處權力之內而胸懷天下,邦無道則隱,學而優則仕,稍一不慎、良知一泯,即可能與權貴合流,成為體制內的既得利益的分贓者,原始的初衷化於共犯結構中的一環,偏偏他的形象上又是士大夫、是清流,統治者也樂於收編這類人為自己臉上妝點,為自己擦脂抹粉。

墨家自始至終身處「體制外」,與權力富貴疏離,甚至他自己就是既有體制的反抗者、改革者,他們不信任權力、富貴、人性(可能的沉淪貪腐),一開始就和這些保持距離,如果,邦有道則「兼愛非攻」,邦無道則「自隱其身」,這種有條件的選擇,不是墨家認定堅守的原則。

「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這句話我認為放在當代社會,已頗有值得提出質疑處。個人以為,應可改為「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士」,什麼是士?士是做為鞭策統治者、關心天下事、教育下一代的知識份子。

甚或,再進一步修改為「邦有道則士,邦無道亦士」,既不對自我的權勢富貴心存僥倖,也不放棄作為一個知識人對文化良知的堅持。一個知識分子,永遠應和政治保留距離,保留最後一點心靈思考的自由,保留對時局觀察的清醒,做為第一等士,就是做個終身反省的在野者,別心存觀望,學而優則仕,把學得的知識作為墊腳石,把自己的良知屈服甚至出賣給當權者。

不知怎的,上了唐人傳奇虬髯客,我欣賞起「俠」比欣賞「士」,多了幾分……夫子復起,不知他老人家會怎麼說??

這一點上,我反倒覺得,對抗權貴的俠或墨者,他們的背叛(改變既有教條、框架),他們的出走(與權勢、富貴的疏離),是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和勇氣。


延伸閱讀:
呂正惠:「內斂」的生命形態與「孤絕」的生命境界


【文章出處】
本文原為編者於2018.1.5.於「106年度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種子教師」Line群組上的發言,先後原分五次,今稍加整理,重新發表。

【師長意見】
對於傳統,可以有批判的反思,亦可以有同情的理解,可謂各有力道,孔子的說法亦非絕對,真理始終對有心求道者開放。──吳冠宏教授

【作者簡介】
 樵客,因同名同姓領域接近的名人太多,只好另取筆名,皈依法鼓山,法號果竺。男性,天秤座,高中國文教師,略帶理想浪漫性格,少年憧憬江湖義氣,欣賞俠士或騎士精神,年輕時被師長期望很高,到如今年過不惑還是充滿迷惑,沒太大本領及成就,平時不是在學校,就是在家裡,不然就在任何有書及有網路的地方,喜歡山,喜歡水,喜歡讀書,喜歡思考,喜歡蒐尋教學資料,喜歡巴哈,喜歡貝殼及園藝,興趣廣泛,喜歡不同觀念的撞擊對話,時而疏離安靜,時而熱情充滿使命,對賺錢做官不感興趣,除非中樂透讓他能買書、收藏古董、解救苦難同胞,怕打針及大蜘蛛,怕視力體力越來越不好,怕時間不夠用,老年退休後希望能走遍大江南北,到故宮當導覽員或工友,人生理想為「出世間於世間,藏天下於天下」,本站「忘路之遠近」部落格的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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