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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勳：「俠」的生命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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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是中國傳統文化裡非常獨特的一種生命形式。

在儒家建立的嚴密群體倫理社會結構中，俠──代表了一種孤獨、一種背叛、一種出走。

俠──不僅僅是武功技術的擁有者。俠，在儒家文化的天羅地網裡，更大的價值是保有了最後一點個人浪漫的生命自由，保有了從人群走向江湖山水的純粹心靈嚮往，保有了以個人力量對抗世俗價值的傲氣。

中國文化如果缺乏「俠」的精神，會更沒有個人價值，會更缺乏孤獨自我完成的驕傲，也會更失去對抗權貴與統治者的自信。

俠──在墮落的儒學系統裡是最後的是非與正義的堅持。

有學者認為「俠」的起源與春秋戰國盛行的墨派哲學有關。

墨家主張「兼愛」「非攻」。

「兼愛」有意對抗儒家以家族為主的私利壟斷，提倡超越家族、以人性為基礎、無階級的、平等的社會，是初期的社會主義信仰。

「非攻」是指責強凌弱、眾暴寡的社會掠奪，墨家哲學更以實際行動參予春秋戰國國際間的和平與制衡。

墨家的「實際行動」包括了擁有武力，擁有菁英的救援團隊，在霸權的侵凌跋扈時，以實際行動救助弱小者。墨家的成員多是一代有熱血、有夢想，追求社會平等、助弱扶貧的社會菁英。他們多身懷絕技，卻不甘為統治者驅使，不甘為功名富貴出賣自己，寧願走向民間，獨來獨往，或隱姓埋名，或長嘯狂歌於市井酒肆，驚世駭俗，無視家法國法，特立獨行，視權力財富如糞土。

墨家的生命理想，墨家建立的人格典型，隱隱然已經具備了「俠」的雛形。

墨派的信仰在戰國曾一度盛行，所謂「天下不歸於楊，則歸於墨」。孟子曾強烈批判流行的墨派哲學。孟子認為墨家思想導致「無父」「無君」。今日看來，「無父」正是家族的顛覆；「無君」也隱含著對抗統治者、還政於民的最初期民主理想。

墨家塑造了「俠」的雛形，在亂世替天行道。但是，秦漢統一，中央集權，「俠」的特立獨行自然不容於統治集團。

《史記》說：「俠以武犯禁。」墨派哲學急速消失，墨派分子被解散為隱匿民間的「遊俠」，《史記》一句話，道破墨派知識分子反統治者的本質，也說明了「遊俠」的悲劇命運。

秦漢開國，都有遷遊俠於京城的紀錄，一次遷遊俠人數多達十萬人；這裡的「遊俠」，就有點是統治者眼中的黑幫，「遷遊俠」的舉動也就像今天的「肅清專案」吧！

「游俠」是統治者眼中危險的黑幫，擁有「以武犯禁」的造反力量，聰明的統治者「遷游俠於京城」是為了就近看管。

俠──擁有武力，俠的武力又干犯統治者的禁忌，因此，俠便被或逮捕、或殺戮、或收買，或──孤獨地走向民間、走向江湖、走向荒野草澤。似乎，「俠」的身上宿命有一種滄桑，一種荒涼，一種難以言喻的孤獨。

「俠」自秦漢起，兩千年來，悲歌慷慨，成為中國歷史上獨特的「悲劇英雄」。統治者其實常常是真正最大的「黑幫」，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時代，俠成為禁忌，俠便隱藏民間，傳統俠義小說，一直發展成今日的武俠小說、武俠電影，俠的故事，就是隱藏民間的背叛與顛覆的故事，等待時機，背叛統治者，背叛唯我獨尊的權威，背叛高高在上為富不仁的統治集團。

最早歌詠書寫「俠」的美學生命形式，以文學傳承「俠」的精神的，正是司馬遷的《史記》，在大歷史中單獨為「俠」立傳，使「俠」成為文化精神傳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讀《史記》，最使人動容的也是獨立於大歷史中的一章──「游俠列傳」。

司馬遷在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時代，把所有對抗統治霸權蠻橫的種子，全部隱藏寄託在鮮活悲壯的遊俠生命之中。「遊俠列傳」的畫面如此鮮明，兩千年來彷彿成為一個民族最動人的魂魄。

風蕭蕭兮易水寒──司馬遷把每一個民族的後來者帶到一個悲壯絕決的告別場面，荊軻為報知己之恩，出發刺殺秦王，來告別的人都素服相送，知道這是死別。

我總覺得荊軻在那場告別裡談笑顧盼，沒有驚恐，沒有哀悽，他使所有的「俠」在孤獨走向死亡時有了美麗的範本。荊軻刺殺秦王的行動沒有成功，如同司馬遷筆下絕大部分的「遊俠」，他們注定是失敗者。彷彿他們的「失敗」見證著更悲愴的執著或堅持──寧為玉碎，他們生命最後的意義在自我完成。因此，俠的傳統，也一定包含著遠離世俗榮耀的蒼涼，俠的「笑傲」或「嘯傲」，混合交錯著生命的自負、孤獨，對世俗榮華的不恥與不屑。

豫讓、聶政都是「游俠列傳」裡令人難忘的典型。他們都為一種堅持執著，吞炭毀容，忍受肉體最大的苦，臨終曝屍荒野，一無世俗的價值，但是司馬遷使他們成為中國傳統中少有的「殉道」的生命形式。他們更近於西方宗教信仰的殉難者，他們的生命美學在儒家的主流體系就失去了價值。（編按：豫讓、聶政出自刺客列傳）

儒家的「殉道」必須在「家」與「國」的認同上，也就是儒家最高的道德──忠與孝。

俠──基本上是從「家」與「國」出走的個人，殉道便與「家」「國」無關，常常更在於個人自我生命的完成。

司馬遷為「俠」立傳，也把「俠」的精神擴大到一些上層人物身上，例如統治階層的項羽、虞姬，也都具備某種「俠」的個性，垓下被圍，四面楚歌，虞姬舞劍，項羽悲歌，烏江自刎，因為真性情而失敗，霸王別姬的孤獨悲壯美學嘲諷了劉邦權謀卑鄙的成功，如同一部俠的史詩。

司馬遷為「俠」塑造的典範，不絕如縷，流傳成民間俠義小說的傳統。《隋唐演義》裡的風塵三俠，為統治者打下江山，功成身退，並轡馳馬而去，退隱江湖，「風塵三俠」的畫面，在燦爛如血的夕陽裡漸去漸遠的孤獨身影，正是後世武俠小說不斷追溯的美學源流。

以對抗宋代統治集團為背景的《水滸傳》使俠的形態多元化了。「俠」可以是孤絕悲壯的「林沖夜奔」，可以是魯智深「醉打山門」的諧謔豪放，可以是李逵的一片赤子之心，也可以是武松酒醉過崗打虎的氣魄。

逼上梁山的一百零八條好漢，可以是出身皇族貴裔的柴榮，可以是漁樵江渚之上的阮家兄弟，可以是政府軍伍出身的林沖，可以是販夫走卒，甚至潑皮無賴，他們共同結構成一個「俠」的主題，因為官逼民反，統治者壓迫，人民造反，《水滸傳》的「俠」的主題更近於社會革命，傳承著「俠」的個人傳統，但已轉變為集體意識的反叛。

近代武俠小說當然繼承著「俠」的大傳統，因此，或許末流偏向武功招術的奇技誇張，但是一定程度仍然傳承著「俠」的美麗精神，在無論多麼汙雜沉淪的現實中，仍然使人迷戀，迷戀孤獨，迷戀叛逆，迷戀出走，迷戀一種千錘百鍊的自我生命的完成。

因此，永遠會有李慕白，飄逸於竹林之上，溫暖深情卻又如此憂傷，套句李安的口白──每一個人心中都有李慕白。

【文章出處】
《聯合報》2007-07-27
〈「俠」的生命美學〉　　　
文／蔣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