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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詩經(圖片引自網路)


中國古代詩歌的開端──《詩經》 

詩的源頭是歌謠。上古時候,沒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謠,沒有寫的詩。一個人高興的時候或悲哀的時候,常願意將自己的心情訴說出來,給別人或自己聽。日常的言語不夠勁兒,便用歌唱,一唱三歎得叫別人迴腸蕩氣。唱歎再不夠的話,便手也舞起來了,腳也蹈起來了,反正要將勁兒使到了家。碰到節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樂,唱歌的機會更多。或一唱眾和,或彼此競勝。傳說葛天氏的樂八章,三個人唱,拿著牛尾,踏著腳(《呂氏春秋.古樂》篇),似乎就是描寫這種光景的。歌謠越唱越多,雖沒有書,卻存在人的記憶裡。有了現成的歌兒,就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編者註:鬱結在心中的不平或愁悶;隨時揀一支合式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悶。若沒有完全合式的,盡可刪一些、改一些,到稱意為止。流行的歌謠中往往不同的詞句並行不悖,就是為此。可也有經過眾人修飾,成為定本的。歌謠真可說是「一人的機鋒,多人的智慧」了(英美吉特生《英國民歌論說》。譯文據周作人《自己的園地.歌謠》章)。

歌謠可分為徒歌和樂歌。徒歌是隨口唱,樂歌是隨著樂器唱。徒歌也有節奏,手舞腳蹈便是幫助節奏的;可是樂歌的節奏更規律化些。樂器在中國似乎早就有了,《禮記》裡說的土鼓、土槌兒、蘆管兒(「土鼓」「蕢桴」見《禮運》和《明堂位》,「葦簽」見《明堂位》),也許是我們樂器的老祖宗。到了《詩經》時代,有了琴瑟鐘鼓,已是洋洋大觀了。歌謠的節奏,最主要的靠重疊或叫復(複)沓;本來歌謠以表情為主,只要翻來覆去將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著費話。重疊可以說原是歌謠的生命,節奏也便建立在這上頭。字數的均齊,韻腳的調協,似乎是後來發展出來的。有了這些,重疊才在詩歌裡失去主要的地位。


有了文字以後,才有人將那些歌謠記錄下來,便是最初的寫的詩了。但記錄的人似乎並不是因為欣賞的緣故,更不是因為研究的緣故。他們大概是些樂工,樂工的職務是奏樂和唱歌;唱歌得有詞兒,一面是口頭傳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兒。歌謠便是這麼寫下來的。我們知道春秋時的樂工就和後世闊人家的戲班子一樣,老闆叫作太師。那時各國都養著一班樂工,各國使臣來往,宴會時都得奏樂唱歌。太師們不但得搜集本國樂歌,還得搜集別國樂歌;不但搜集樂詞,還得搜集樂譜。那時的社會有貴族與平民兩級。太師們是伺候貴族的,所搜集的歌兒自然得合貴族們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會入選的。他們搜得的歌謠,有些是樂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樂才好用。合樂的時候,往往得增加重疊的字句或章節,便不能保存歌詞的原來樣子。除了這種搜集的歌謠以外,太師們所保存的還有貴族們為了特種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獵等等作的詩。這些可以說是典禮的詩。又有諷諫、頌美等等的獻詩,獻詩是臣下作了獻給君上,準備讓樂工唱給君上聽的,可以說是政治的詩。太師們保存下這些唱本兒,帶著樂譜;唱詞兒共有三百多篇,當時通稱作「詩三百」。到了戰國時代,貴族漸漸衰落,平民漸漸抬頭,新樂代替了古樂,職業的樂工紛紛散走。樂譜就此亡失,但是還有三百來篇唱詞兒流傳下來,便是後來的《詩經》了(今《詩經》共三百十一篇,其中六篇有目無詩,實存三百零五篇)。

「詩言志」是一句古話,「詩」這個字就是「言」「志」兩個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謂「言志」和現在所謂「抒情」並不一樣,那「志」總是關聯著政治或教化的。春秋時通行賦詩。在外交的宴會裡,各國使臣往往得點一篇詩或幾篇詩叫樂工唱。這很像現在的請客點戲,不同處是所點的詩句必加上政治的意味。這可以表示這國對那國或這人對那人的願望、感謝、責難等等,都從詩篇裡斷章取義。斷章取義是不管上下文的意義,只將一章中一兩句拉出來,就當前的環境,作政治的暗示。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宴晉使趙孟於垂隴,趙孟請大家賦詩,他想看看大家的「志」。子太叔賦的是《野有蔓草》。原詩首章云:「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子太叔只取末兩句,藉以表示鄭國歡迎趙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全詩原是男女私情之作,他更不管了。可是這樣辦正是「詩言志」,在那回宴會裡,趙孟就和子太叔說了「詩以言志」這句話。

到了孔子時代,賦詩的事已經不行了,孔子卻採取了斷章取義的辦法,用詩來討論做學問、做人的道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衛風.淇澳》的句子),本來說的是治玉,他卻將玉比人,用來教訓學生做學問的工夫(《論語.學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衛風.碩人》的句子;「素以為絢兮」一句今已佚),本來說的是美人,所謂天生麗質。他卻拉出末句來比方作畫,說先有白底子,才會有畫,是一步步進展的;作畫還是比方,他說的是文化,人先是樸野的,後來才進展了文化—文化必須修養而得,並不是與生俱來的(《論語.八佾》)。他如此解詩,所以說「思無邪」一句話可以包括「詩三百」的道理(「思無邪」,《魯頌.駉》的句子;「思」是語詞,無義);又說詩可以鼓舞人,聯合人,增加閱歷,發泄牢騷,事父事君的道理都在裡面(《論語.陽貨》)。孔子以後,「詩三百」成為儒家的「六經」之一,《莊子》和《荀子》裡都說到「詩言志」,那個「志」便指教化而言。

但春秋時列國的賦詩只是用詩,並非解詩;那時詩的主要作用還在樂歌,因樂歌而加以借用,不過是一種方便罷了。至於詩篇本來的意義,那時原很明白,用不著討論。到了孔子時代,詩已經不常歌唱了,詩篇本來的意義,經過了多年的借用,也漸漸含糊了。他就按著借用的辦法,根據他教授學生的需要,斷章取義地來解釋那些詩篇。後來解釋《詩經》的儒生都跟著他的腳步走。最有權威的毛氏《詩傳》和鄭玄《詩箋》,差不多全是斷章取義,甚至斷句取義—斷句取義是在一句兩句裡拉出一個兩個字來發揮,比起斷章取義,真是變本加厲了。

毛氏有兩個人:一個毛亨,漢時魯國人,人稱為大毛公;一個毛萇,趙國人,人稱為小毛公。是大毛公創始《詩經》的註解,傳給小毛公,在小毛公手裡完成的。鄭玄是東漢人,他是專給《毛傳》作《箋》的,有時也採取別家的解說;不過別家的解說在原則上也還和毛氏一鼻孔出氣,他們都是以史證詩。他們接受了孔子「無邪」的見解,又摘取了孟子的「知人論世」(見《孟子.萬章》)的見解,以為用孔子的詩的哲學,別裁古代的史說,拿來證明那些詩篇是甚麼時代作的,為甚麼事作的,便是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見《孟子.萬章》)。其實孟子所謂「以意逆志」倒是說要看全篇大意,不可拘泥在字句上,與他們不同。他們這樣猜出來的作詩人的志,自然不會與作詩人相合,但那種志倒是關聯著政治教化而與「詩言志」一語相合的。這樣的以史證詩的思想,最先具體地表現在《詩序》裡。

《詩序》有《大序》《小序》。《大序》好像總論,託名子夏,說不定是誰作的。《小序》每篇一條,大約是大、小毛公作的。以史證詩,似乎是《小序》的專門任務;傳裡雖也偶然提及,卻總以訓詁為主,不過所選取的字義,意在助成序說,無形中有個一定方向罷了。可是《小序》也還是泛說的多,確指的少。到了鄭玄,才更詳密地發展了這個條理。他按著《詩經》中的國別和篇次,系統地附和史料,編成了《詩譜》,差不多給每篇詩確定了時代;《箋》中也更多地發揮了作為各篇詩的背景的歷史。以史證詩,在他手裡算是集大成了。

《大序》說明詩的教化作用,這種作用似乎建立在風、雅、頌、賦、比、興所謂「六義」上。《大序》只解釋了風、雅、頌。說風是風化(感化)、諷刺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頌是形容盛德的意思。這都是按著教化作用解釋的。照近人的研究,這三個字大概都從音樂得名。風是各地方的樂調,《國風》便是各國土樂的意思。雅就是「烏」字,似乎描寫這種樂的嗚嗚之音。雅也就是「夏」字,古代樂章叫作「夏」的很多,也許原是地名或族名。雅又分《大雅》《小雅》,大約也是樂調不同的緣故。頌就是「容」字,容就是「樣子」;這種樂連歌帶舞,舞就有種種樣子了。風、雅、頌之外,其實還該有個「南」。南是南音或南調,《詩經》中《周南》《召南》的詩,原是相當於現在河南、湖北一帶地方的歌謠。《國風》舊有十五,分出二南,還剩十三;而其中邶、鄘兩國的詩,現經考定,都是衛詩,那麼只有十一《國風》(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了。頌有《周頌》《魯頌》《商頌》,《商頌》經考定實是《宋頌》。至於搜集的歌謠,大概是在二南、《國風》和《小雅》裡。

賦、比、興的意義,說法最多。大約這三個名字原都含有政治和教化的意味。賦本是唱詩給人聽,但在《大序》裡,也許是「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周禮.大師》鄭玄註)的意思。比、興都是《大序》所謂「主文而譎諫」,不直陳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諷刺叫「譎諫」。說的人無罪,聽的人卻可警誡自己。《詩經》裡許多譬喻就在比、興的看法下,斷章斷句地硬派作政教的意義了。比、興都是政教的譬喻,但在詩篇發端的叫作興。《毛傳》只在有興的地方標出,不標賦、比;想來賦義是易見的,比、興雖都是曲折成義,但興在發端,往往關係全詩,比較更重要些,所以便特別標出了。《毛傳》標出的興詩,共一百十六篇,《國風》中最多,《小雅》第二;按現在說,這兩部分搜集的歌謠多,所以譬喻的句子也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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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詩經(圖片引自網路)


【文章出處】
《西南聯大文學課》(香港中和出版)
中國古代詩歌的開端──《詩經》 
2022-08
網址: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ReadingTimes/ProductPage.aspx?gp=productdetail&cid=mcap(SellItems)&id=WHA1510&p=excerpt&exid=52801
作者:朱自清
【文章出處】
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原名朱自華,字佩弦,號實秋,原籍浙江紹興,生於江蘇東海。國立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曾任教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溫州中學、浙江省立第四中學、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系主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朱自清以白話散文和新詩著稱,尤以散文〈背影〉、〈荷塘月色〉著名,著有《蹤跡》《背影》《歐遊雜記》《經典常談》等書,合編為《朱自清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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