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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王安石（圖片引自網路）


千年王安石，〈辨姦論〉是託名蘇洵的偽作嗎？

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華誕。一千年來，圍繞王安石的爭議似乎從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偉人」還是招致「靖康之禍」的禍首？他為後世留下了怎樣的政治遺產，又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宋代以後中國歷史的進程？為了釐清上述問題，澎湃新聞．私家歷史特別推出「千年王安石」專題，邀請多位宋史學者從政治、文學、哲學等層面多維度展現王荊公的面貌，以颯（饗）讀者。

兩宋之際，有一篇署名蘇洵所寫的〈辨姦論〉頗流傳於士大夫之間。〈辨姦論〉中有云：「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軒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顯然此文針對主持熙豐變法（編者註：又作王安石變法、熙寧變法，由於變法於神宗熙寧、元豐年間推行，故稱熙豐變法）的王安石而作，指責王安石「不近人情」，為「大姦」。因此，此文面世之始，即頗存爭議。葉夢得（編者註：南北宋之際官員、文學家）質疑「荊公（王安石）性固簡率不緣飾，然而謂之食狗彘之食、囚首喪面者，亦不至是也」。（《避暑錄話》卷上）朱弁（編者註：南宋官員、文學家）云王安石「性簡率，不事修飾奉養」，故「人見其太甚，或者多疑其偽云」。（《曲洧舊聞》卷十）甚至對王安石變法持堅決否定態度的朱熹也說「〈辨姦〉以此等為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荊公不以為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朱子語類》卷一三〇）即認為蘇洵因私憤「切齒」王安石，故撰〈辨姦論〉咒罵王安石為「姦」。

至清初，李紱作〈書辨姦論後〉、蔡上翔撰〈王荊公年譜考略〉，更直指此文乃兩宋之際邵伯溫託名蘇洵的偽作，並認為載錄〈辨姦論〉的張方平（編者註：北宋官員）所撰〈文安先生墓表〉（編者註：蘇洵曾任文安縣主簿）、蘇遼（編者註：北宋官員、文學家，蘇東坡四子）致謝張方平撰寫〈文安先生墓表〉的〈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二文也是邵伯溫所託名之偽作。李、蔡之說，幾成定說。清末梁啟超撰〈王荊公〉，又據李、蔡之說立論，影響至大。民國初，胡適也嘗撰短文〈蘇洵的辨姦〉，申明〈辨姦論〉為偽作。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章培恆先生撰寫了5萬餘字長文〈〈辨姦論〉非邵伯溫偽作──兼論〈王荊公年譜考略〉中的相關問題〉，從版本資料、史事記載、文章義理等方面，進行頗為嚴密的辨析考證，欲從根本上否定李、蔡二人所持的〈辨姦論〉等三文乃邵伯溫偽作之說。此後，鄧廣銘先生、王水照先生等多位學者就此文真偽問題先後發表論著，展開數輪頗為激烈而有益的探討，新見時出，但仍然眾說紛紜，迄今難以定論。下文即就李紱、蔡上翔之說以及章培恆先生以下諸位學者之質疑、辨析的主要內容分別作一簡要的述說。

〈辨姦論〉題名蘇洵所撰，一般都會收載蘇洵文集中，確實今傳的南宋刊本《嘉祐集》內收入此文。但蹊蹺的是，兩宋之際諸學者稱蘇洵撰〈辨姦論〉時，都是根據張方平〈文安先生墓表〉立說的，雖然蘇洵文集在北宋時已傳世，但這些人都未能在蘇洵文集中閱讀此文，而只能透過〈文安先生墓表〉轉引，也就是說，北宋時傳世的蘇洵文集內未收入〈辨姦論〉一文。因此，李紱、蔡上翔再藉由辨析〈墓表〉、〈辨姦論〉中眾多文字、史實訥誤，指出〈辨姦論〉等三文皆為偽作，是最早提及〈辨姦論〉的邵伯溫托名偽作，並載入《邵氏聞見錄》，用以詆毀王安石以及其主持的「新法」。

對此，有學者指出《邵氏聞錄》成書於南宋初紹興二年（1132），而在此之前即北宋末欽宗時成書的方勺《泊宅編》三卷本中已述及蘇洵〈辨姦論〉，故〈辨姦論〉不可能是邵伯溫之偽作。但有學者對此說提出質疑，認為邵氏編輯《邵氏聞見錄》雖紹興二年，然其開始寫作則應在宣和七年（1125）以前，即在方勺《泊宅編》在成書行世之前，因宋人所撰文章往往先單篇傳世，其後再收入其文集，而當時邵伯溫偽作〈辨姦論〉後，「為求擴大其影響而廣為散佈、宣揚」，故方勺所見〈辨姦論〉即為邵氏之偽作。此一說法，因全出推測，顯屬勉強。從現見史料及宋人撰寫筆記的一般情況來看，大抵可認定方勺《泊宅編》三卷本成書在《邵氏聞見錄》之前，故稱邵伯溫偽作〈辨姦論〉的理由不充分。

因兩宋之際引述〈辨姦論〉者多據張方平〈文安先生墓表〉，但此〈墓表〉內容卻存在不少嚴重的舛誤，其中爭議最大的當為以下這段文字：「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製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言語，至以為幾於聖人。歐陽脩亦善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之，先生獨不往，作〈辨姦論〉一篇」云云。

其一，〈墓表〉說〈辨姦論〉撰文於嘉祐八年王安石之母死後不久。但蘇洵本因王安石「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等「不近人情」的行為而指責其為「姦」，然現在卻在王安石母死居喪期間，「不僅不往弔，反作〈辨姦〉一文惡攻之」，在重視禮教的宋代社會，顯然也屬「事之不近人情者」。應有鑑於此，邵伯溫《邵氏聞見錄》便將〈辨姦論〉的撰作時間提前至嘉祐初年。對於蘇詢嘉祐初年撰作〈辨姦論〉的動機，方勺《泊宅編》、邵伯溫《邵氏聞見錄》與張方平〈墓表〉同，稱蘇洵甫見王安石就視其為「姦」。而葉夢得《避暑錄話》認為蘇洵「嘉祐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而王安石「方談經術，獨不嘉之，屢詆於眾，以故明允（編者註：蘇洵，字明允）惡荊公甚於仇讎」。龔頤正《芥隱筆記》則認為王安石、蘇洵二人乃因宴會上分韻賦詩爭勝而致隙。但據今人考證，嘉祐元年王安石、蘇洵同時參與的聚會酬唱活動至少有三次，其中有一次在嘉祐元年末。可證蘇洵嘉祐初因與王安石交惡而撰作〈辨姦論〉的說法，實無依據。

其二，〈墓表〉所敘王安石嘉祐初「黨友傾一時」之說與事實相違背。雖然在嘉祐初，王安石交遊頗廣，但宋代「黨友」並非僅指朋友、交遊，而與「黨與」等詞同，皆含「朋黨」之意。而據諸史籍記載，在嘉祐初年的政壇上，「根本不存在王安石及其黨友們所組成的政治力量」。

其三，〈墓表〉「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更是明顯有悖於史實，因為王安石於熙寧三年（1070）拜宰相，其拜相制詞乃翰林學士王珪所撰，制文今存，其中根本沒有「生民以來，數人而已」八字。而蘇洵卒於治平三年（1066），王安石拜相此後數年，非蘇洵「所及聞也」。又，張方平也嚐任翰林學士，熟稔相關制度，「安得錯繆至此」。對此問題，章培恆先生解釋：據張方平〈謝蘇子瞻寄樂全集序〉自言自語《樂全集》乃由兩個略通文墨的小吏抄寫而成，抄完後，張氏並未覆閱，因此此四字「顯有魯魚之谹」，原文「其命相制曰」當作「其黨相諫柄」之類語句。鄧廣銘先生指出《樂全集》其餘篇章均未出現如此關係重大的抄寫錯誤，因此章氏之猜測不能成立。較有學者指出「『命』與『黨』、『制』與『諂』，字形、字音均無相近之處」，而「在以理校改字時，無疑應該符合事理、情理和文理，而不能根據『事出有因，而非向壁虛造』」就將「其命相制曰」改作「其黨相諭」；而且〈墓表〉「蓄意辨姦」，若此處文字真作「其黨相諭」，則是王安石與其黨友在「相互吹捧」，而「又與下文『生民以來，數人而已』相抵牾」，於是其文意「更加經不起推敲」。又有學者更指出「熟知麻制的起草規範」的張方平「又豈敢造作語言，偽用制詞中根本沒有的八字攻擊王安石而授人以柄」。

〈墓表〉中存在的上述問題，確實為持〈辨姦論〉非偽作之說者頗難予以合理解釋，故有學者別開思路，認為〈墓表〉上述那段文字，自「嘉祐初」至「黨友傾一時」是講王安石在嘉祐初的影響；自「其命相制曰」至「至以為幾於聖人」是講王安石在熙寧初的影響，故「黨友傾一時」處「不應用逗號而應用句號，『嘉祐初』三字只是前句的時間限制詞，並不包括後句（自『其命相』至『幾於聖人』）」；自「歐陽脩」至「一篇」是講蘇、王之關係：自「歐陽脩」至「天下患」是講嘉祐初的蘇、王之關係；自「安石之母死」至「一篇」是講嘉祐八年的蘇、王之關係，故這段文字「完全文從字順，意思清楚」，不存在「魯魚之訥」。但透過細辨原文，就可見此一解釋過於纏繞勉強了。

此外，持〈辨姦論〉偽作者還從其文之風格不似蘇洵，「支離不成文理」，文中稱謂不合宋人習俗，用典有誤，以及蘇洵卒，蘇家已請歐陽脩「誌其墓」，曾鞏「為之〈哀辭〉」，故「不應復有〈墓表〉」等方面進行論證。但有學者認為〈辨姦論〉行文風格與蘇洵並無明顯區別，並例舉史籍記載來辨說此文中稱謂、於〈哀辭〉之外又撰作〈墓表〉等與宋代文人習俗也不相違，至於用典有誤，乃是蘇文染習縱橫家之文風而偶然誤用典故而已，即使〈辨姦論〉確實不是「好文章」，也不能由此便認定其為偽作。

此類辯駁，莫衷一是，但〈墓表〉內容上存在的問題又無從予以合理的解釋，於是持〈辨姦論〉著者為蘇詢之說者，遂漸將論辯的關注點轉向收載或述及〈辨姦論〉的蘇洵《嘉祐集》與蘇遼《東坡集》。

1983年，有學者刊文指出，可利用殘本《類編增廣老蘇先生大全文集》，辨析〈辨姦論〉的最早出處，為〈辨姦論〉著者的真偽問題提供了新材料。此後，王水照先生也指出此北京圖書館所藏的殘本四卷乃宋麻沙刻孤本，其第三卷即收有〈辨姦論〉，其中「桓」字不諱，應定為宋欽宗以前麻沙刊本。然鄧廣銘先生指出此麻沙殘本的版式、字體等特徵，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全同，知兩書刊刻時間應「相去不遠，以定在宋孝宗在位期間較合事理」。雖然對此麻沙孤本究竟刻於何時，迄今尚存爭議，但此本即使真是北宋末刻本，可用於證明〈辨姦論〉的傳世要早於邵伯溫《邵氏聞見錄》的成書，卻似不能用來證明〈辨姦論〉非偽作。

收載於《東坡集》的蘇遼〈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磧書〉中有「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云云，此《東坡集》今存南宋殘本避諱至「慎」字，當刻於宋孝宗時，從刻工姓名等考察，當與杭本屬同一版本系統；又明成化本乃據南宋蜀本覆刻，有學者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載，認為蜀本（少《應詔集》）與蘇軔自編的杭本相同，而蘇遼本（謝書》出自《東坡七集》之《東坡集》卷二九，故此文應仍杭本之舊而非偽作，因而此文中提及的〈辨姦論〉一文當也非偽作。但有學者對此蜀本於杭本「一無增減」，「杭本在東坡無恙時已行於世，則此〈謝書〉必系東坡的珍品」的說法提出質疑，雲此說只是出於推斷，並無實據；並認為南宋孤本《東坡集》即使確屬杭本系統，但也「不能把它與『東坡手自編』的北宋時已經版行的杭本《東坡集》等同起來」，此南宋本仍存在後人羼入〈謝書〉的可能。

顯然，討論至此，《東坡集》的早期版本問題實成為了證明蘇洵〈辨姦論〉不是偽作的關鍵。即就持偽作說的學者而言，其有關傳世《東坡集》與蘇遼手定文集、杭本等關係問題的相關論述，雖具一定合理性，但多屬推理而來。而認為蘇洵確實撰作此文的學者，其論述南宋刻本與北宋杭本、「東坡手自編」本之關係，也因《東坡集》北宋本已佚、且史料缺少直接的記載，故其辨析也限於據一般情況推斷。

因此，題名為蘇洵、張方平、蘇遼的三篇文章，其相互間關係十分緊密，就被質疑者如蔡上翔所言：「原作偽者之意，以為非有安道〈墓表〉，不足以實明允之果有是辭，非有子瞻〈謝書〉，不足以實安道之果有是〈表〉。」雖然蘇洵文集、蘇遼《東坡集》早期版本源流的論定上尚存有異議，但由於此三文的內容中存在著甚為嚴重的訥誤以及有違史實之處，而持肯定之說者似未能予以充分而合理的解說，則此三文的著者為誰確實存有重大疑問。如若其確係偽作，則其作偽者為誰？因此人需將此三篇文章置於蘇洵《嘉祐集》、張方平《樂全集》與蘇軒《東坡集》，而不引起世人的質疑，所以我傾向認為其應是蘇門子弟或後學。因為，《嘉祐集》、《東坡集》且不論，其《樂全集》，據蘇遼集《樂全先生文集敘》，乃蘇遼代為編纂於元祐二年（1087），並收藏於蘇家，即所謂「手校而家藏之」，故蘇門子弟或後學實具備了此一條件。當然，偽作〈辨姦論〉等三文的目的，主要就是為了透過攻擊王安石的道德人品，進而達到攻擊王安石及其新法的目的。


上圖：王安石（圖片引自網路）


【文章出處】
《華東師範大學》
〈顧宏義：千年王安石，《辨姦論》是託名蘇洵的偽作嗎〉
2021-10-27
網址：
https://www.ecnu.edu.cn/info/1095/58545.htm
作者：顧宏義
【作者簡介】
顧宏義，1959年生，中國上海人。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生導師，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客座教授、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副會長。主要研究方向為宋史、古典文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