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詩品序
鍾嶸與詩品
《詩品》，原又名《詩評》。這是因為除品第之外，還對作家作品的優劣進行了評論。《隋書．經籍志》即以《詩評》著錄此書。《詩品》所論範圍只限於五言詩。
鍾嶸（約468—約518），南朝梁人，字仲偉，潁川長社（今河南許昌）人。晉侍中鐘雅七世孫。父親鐘蹈在齊朝做過中軍參軍。
鍾嶸和他的弟弟鍾岏、鍾嶼都篤志好學，善於思考問題。齊永明（488年左右）中，鍾嶸為國子監生，因通曉《周易》，深得衛將軍王儉的賞識。當時王儉兼任國子監祭酒，多次接見鍾嶸，加以褒贊。後鍾嶸舉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遷撫軍行參軍，出為安國令。
建武初年，鍾嶸任南康王的侍郎。當時齊明帝對國家的大小事務都親自過問，而郡縣及六署九府的日常事務，官員們也都爭著向皇帝報告，專等著皇帝的指令辦事。皇帝忙於日常瑣事，對於國家的大政方針反而無暇顧及。
鑑於這種情況，鍾嶸上疏齊明帝說：「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己。」勸齊明帝不要陷在事務堆中。
齊明帝看了鍾嶸的疏言，非常不高興，對太中大夫顧皓說：「鍾嶸是什麼人，竟敢干涉我的事情！你認識這個人嗎？」
顧皓回答說：「鍾嶸雖然官位很低，也沒有名氣，但他所說的話可能有一定的道理。況且那些繁瑣的事務，各自都有主管部門負責。現在您親自去過問處理，那麼您會更加忙累而有關官吏則更加閒散。這是越俎代庖和為大匠斫輪的事呵！」齊明帝聽了這話，當然也不高興，但也沒有深究。
永元末年，鍾嶸被任命為司徒行參軍。梁武帝天監初年（502），鑑於當時官爵冒濫，鍾嶸上書梁武帝，要求改革。他說：「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居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既纓組，尚為臧獲之事；職雖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澆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傖楚，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梁武帝聽從了鍾嶸的建議，把這封疏交給尚書省去辦理。
但入梁之後，鍾嶸官位依然不高，只做過衡陽王蕭元簡和晉安王蕭綱（即後來的簡文帝）的記室。所以後人稱為「鍾記室」。鍾嶸留下來的著作主要是《詩品》，是他在梁天監十二年（513）之後寫成的。
鍾嶸的時代，詩風的衰落相當嚴重。據《詩品序》描寫，當時士族社會已經形成一種以寫詩為時髦的風氣，甚至那些「才能勝衣，甫就小學」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著寫詩。王公搢紳們談論起詩歌來，更是「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並起，準的無依。」為了糾正當時詩壇上「庸音雜體，人各為容」的混亂狀況，鍾嶸仿照漢代「九品論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寫成這部品評詩人的著作。
《詩品》，原又名《詩評》。這是因為除品第之外，還對作家作品的優劣進行了評論。《隋書．經籍志》即以《詩評》著錄此書。《詩品》所論範圍只限於五言詩。全書共品評了兩漢至梁代的詩人一百二十二人。計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
在《詩品序》及品評中，鍾嶸接觸到當時許多重要的創作問題。首先，他對當時詩歌發展中所存在的堆垛典故和片面追求聲律的不良傾向，提出了尖銳批評。他斥責了宋末詩壇受顏延年、謝莊影響而形成的「文章殆同書抄」的風氣，堅決反對用典。他在《詩品序》中說：「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並舉出許多詩歌的名句說明「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他也堅決反對沈約等人四聲八病的主張，說：「余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餘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認為刻意講究聲病，「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就鍾嶸主張詩歌應該「口吻調利」，反對過分拘忌於聲律而言，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沈約等人對聲律的探討，使詩歌格律更為完美，永明體的出現為後來律詩的形成準備了條件，而鍾嶸一概加以抹殺，就不免有些偏激了。
其次，鍾嶸在《詩品》中對五言詩的出現，從理論上作了說明。由於《詩經》主要是四言體，而《詩經》在以往又被奉為儒家經典，因此，儘管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五言詩已經普遍發展起來，代替了四言詩而成為佔統治地位的詩歌形式，但由於傳統的儒家思想影響，理論批評界在詩歌形式問題上卻重四言而輕五言。
例如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就認為「古詩率以四言為體」，「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也說「四言正體」，「五言流調」，不承認五言詩歌在詩壇上應有的地位。
鍾嶸在《詩品》中卻倡言四言詩的形式已經過時，「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認為五言詩卻正方興未艾，「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它在「指事造形，窮情寫物」等方面「最為詳切」。這就為五言詩的歷史發展，從理論上開闢了前進的道路。為了倡導五言詩，鍾嶸還對五言詩的起源和歷史發展作了探討，雖其中有不確之處，卻不乏精到的見解。
鍾嶸論詩有一個重要特色，就是善於概括詩人獨特的藝術風格。他概括詩歌風格主要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眼：
一是論賦比典。例如他說阮籍的詩「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評左思的詩是「得諷諭之致」，說張華的詩是「興託不奇」，都著眼於比興寄託；
二是論風骨和詞采，強調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例如說曹植的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說劉楨的詩「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都是風骨和詞采並提，內容和形式並重；
三是重視詩的「滋味」。他認為詩應該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而不應該「淡乎寡味」。
論述具體作家時，他一則說張協的詩「使人味之舋不倦」，再則說應璩詩「華靡可味」，也都強調了只有有滋味的詩，才稱得上是好詩；
四是注意摘引和稱道詩中佳句。在《詩品序》裡，他曾經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風」等名句，稱為「勝語」。論謝靈運詩，稱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論謝朓詩，稱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論曹操的詩，也說他「甚有悲涼之句」。鍾嶸的這一作法，一方面反映了當時創作上「爭價一句之奇」的傾向，也開了後代斷章摘句批評的不良風氣；
五是從作家和作品風格特點著眼，鍾嶸很重視歷代詩人之間的繼承和發展關係及不同藝術流派之間的區分，並提出了比較系統的看法。例如他認為陸機、謝靈運「其源出於陳思」，顏延年「其源出於陸機」，認為左思詩出於劉楨、陶潛詩，「又協左思風力」等。
這種論述方法不僅抓住了這些詩人在風格上繼承前人的某些比較重要的特點，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啟示了我們劃分詩歌流派的線索。由於鍾嶸在論述歷代詩人的繼承關係上不大重視作家的生活閱歷對作家風格的決定性影響，也不曾周密地考慮作家思想藝術方面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常常把這個問題簡單化，通常只是著眼於不同作家在某個方面的相似之點來研究他們詩風的異同，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他的風格流派研究不僅顯得混亂，而且很多牽強附會之處，往往引起後世的訾議。
鍾嶸《詩品》雖然是反對齊梁淫靡詩風的產物，有力地批判了當時詩風的某些弊病，卻也不能完全擺脫當時流行的形式主義偏見的拘囿。他一方面強調文質並重，但在多數場合下，還是更強調辭藻的華美。如評價太康作家，他說：「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這話比起劉勰針對同一時期而說的「採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文心雕龍．明詩》）的評語，就後退了一步。他對「玄言詩」的批評，說是「理過其辭，淡乎寡味」，也遠不如劉勰所指斥的「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文心雕龍．時序》 ）那樣能從反映現實的角度著眼。具體到對一些作家的評論，他過分強調辭藻的傾向就更為顯著。如他把陸機稱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謝靈運稱為「元嘉之雄」，放在陶淵明、鮑照之上，劃分品級時甚至把開建安詩風的曹操列為下品，把陶潛、鮑照列為中品，不僅不公允，也與他在《詩品序》中所說的風骨與詞采並重的觀點不符。此外，《詩品》以「九品論人，七略裁士」的方式，把作家分為上、中、下的辦法，也不能恰切地反映作家成就的高低。
儘管《詩品》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但它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部論詩的著作，對後代詩歌的批評有很大影響。唐代司空圖，宋代嚴羽、敖陶孫，明代胡應麟，清代王士禎、袁枚、洪亮吉等人論詩無論在觀點上、方法上、或詞句使用形式上，都不同程度受到它的影響和啟迪。
上圖：詩品序
【文章出處】
《人學研究網》
（轉引自：《中國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鍾嶸〉
2004
網址：
http://renxueyanjiu.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63&id=2193
作者：白壽彝
【作者簡介】
白壽彝（1909年2月19日－2000年3月21日），河南開封人，回族，字肇倫，中國史學家，回教史專家。192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學攻讀中國哲學史，畢業後一度協助顧頡剛工作，1938年後任教於雲南大學、中央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1949年與郭沫若創辦中國史學會，集眾多學者之力，長期負責中國通史的編輯工作，1999年《中國通史》出齊12卷22冊、1400萬字。白壽彝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民族歷史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研究產生重要影響，文化大革命中一度遭受打擊，此後重新成為中共統治下中國史學界的權威，至今仍為中共統治下大一統史觀的治民族史者所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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