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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余英時先生論鴻門宴坐次尊卑

余英時先生〈說鴻門宴的坐次〉一文認為：鴻門宴的坐次「是太史公描寫鴻門宴中極精彩而又極重要的一幕……太史公詳述當時坐次絕非泛泛之筆，其中隱藏了一項關係甚為重大的消息」，進而指出———

但在鴻門宴的坐次中，沛公的「北向坐」則更值得注意。依如淳「君臣位，南北面」之說，劉邦顯然是正式表示臣服於項羽之意。劉向《說苑》卷一〈君道〉篇記郭隗語燕昭王之言有云：「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這個故事的本身雖未必足信，但所言坐次之尊卑必是戰國秦漢間的通行習慣，斷無可疑。因北向坐是最卑的臣位，而西向坐尚是「等禮相亢」的朋友地位也。張良雖據西向之位，但史文明說他是「侍」，身分次第一絲不紊如此，斯太史公之筆所以卓絕千古歟？（余英時《論士衡史》，上海文藝出版社，頁一○九～一一九）

余先生得出「西向坐尚是『等禮相亢』的朋友地位」的結論，愚以為這是誤會了《說苑》的文意。《說苑》所說「西面等禮相亢」是指「王」自居「西面」，此為主人位，此時賓客為「東面」，即如淳所引「賓主位，東西面」；如果讓賓客「西面」坐，則主人乃是「東面」，也就是《說苑》上文所說的「王將東面」，不就是「目指氣使」嗎？何「等禮相亢」之有？例如《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漢書‧周勃傳》同）：「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嚮坐而責之：『趣為我語。』」周勃自己「東向坐」，即坐西向東即「東面」，諸生說士此時是「西向坐」，這正是「不以賓主之禮」（《史記》宋裴駰集解引如淳注）的表現。《史記‧淮陰侯列傳》（《漢書‧韓信傳》同）記載道：「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至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嚮坐，西嚮對，師事之。」請廣武君「東向坐」，韓信自己「西向對」，這才是《說苑》所說的「西面等禮相亢」。清初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旁徵博引地證明：「古人之坐以東向為尊……即交際之禮亦賓東向而主人西向。」（《日知錄》卷二十八〈東向坐〉）鴻門宴中劉邦是客人，並且曾經與項羽在楚懷王面前「約為兄弟」，如果項羽尊重他，就應按「賓主位東西面」的賓主之禮讓他東向坐，如今讓他退為「三等」北向坐，說明項羽根本沒把他當成客人平等地對待，其地位還不如項羽手下的謀士范增。

其次，余先生認為鴻門宴坐次中「北向坐是最卑的臣位」，劉邦北向坐「顯然是正式表示臣服於項羽之意」。愚以為也不符合語言實際。「北向」固然可以表示臣服。例如《史記‧黥布列傳》：漢王使者隨何發問：「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回答道：「寡人北嚮而臣事之。」但這並不是坐次本身所確定的，更重要的是堂上與室中坐次尊卑是不一樣的。清人凌廷堪早已指出了這種不同：「堂上以南嚮為尊……室中以東嚮為尊。」（《禮經釋例》卷一〈通例上〉）余先生所引《史記會注考證》裡中井積德的話也是這個意思：「堂上之位對堂下者，南向為貴；不對堂下者，唯東向為尊，不復以南面為尊。」尊位既已確定，與之相對的卑位當然是不言而喻的：室中以西向為卑，堂上以北向為卑。而《說苑》是打比方，雖是不分堂上與室中放在一起說的，其實「東面」與「西面」、「南面」與「北面」兩兩相對。正如余先生所說：「從這一段文字中，我們可確知如淳所引，『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的說法是當時的通義。」既然是「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室中與堂上位次各不相同，又怎能用堂上的位次尊卑來規範室中的位次尊卑呢？既然是「君臣位，南北面」，如果說劉邦北向坐「顯然是正式表示臣服於項羽之意」，而項羽也「正式接受了劉邦的臣服表示」，那麼接受臣服表示的項羽應該南向坐才是呀；項羽不南向坐，劉邦的臣服表示豈不成了無的之矢？二十世紀四○年代初，楊樹達撰《秦漢坐次尊卑考》，根據《說苑‧君道》上述材料總結道：「秦漢坐次，自天子南面不計外，東嚮最尊，南面次之，西面又次之，北面最卑，其俗蓋承自戰國。」（《積微居小學述林》卷六，中華書局，頁二四七～二四九）遺憾一間未達，也未能區別堂上和室中；至於鴻門宴坐次，楊氏只說「此楚君臣自居尊坐，故以卑坐坐沛公也」，並未斷言沛公坐最卑。余先生根據《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坐其兄蓋侯南向，自坐東向，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的記載，「確知在宴飲的場合，東向要比南向為尊」。其實這也正因為是在室中的緣故，可見堂上的位次是不能用來規範室中的。鴻門宴雖是在軍帳中舉行的，然而坐次尊卑一如室中，因而坐次尊卑就是太史公所特地交代的———依次是東向、南向、北向、西向，西向最卑。余先生援引《史記‧南越列傳》「使者皆東向，太后南向，王北向，相嘉、大臣皆西向，侍、坐飲」，以為「敘坐次與鴻門宴相近……足資比較參證」。余先生分析道：「南越太后是極力主張內屬於漢的，因此她請漢使（不止一人）坐東向的尊席；她自己是南越的最高統治者，故居南向次尊之位；南越王北向而坐則所以表示臣服於漢之意。這也正是鴻門宴中劉邦的坐位。丞相呂嘉及大臣則『西向、侍、坐飲』，與張良的地位完全相同。」這裡的問題是：一、如果說南越王坐次如同鴻門宴中劉邦的坐次一樣是最卑的臣位，而丞相呂嘉及大臣坐次尊於南越王，那麼，余先生所敘述的「太后欲藉漢使者之力置酒宴以謀誅嘉」的用意在坐次安排上就大打折扣了，試想呂嘉及大臣怎麼可能安排到尊於南越王的位次上？二、如果說「北向而坐則所以表示臣服於漢之意」，那麼，一手布置宴飲的太后為為何不把呂嘉安排為北向坐，從而造成一個非臣服不可的局面，以使他窘迫呢？比較參證的結果，最卑位次只能是排在最末的西向。鴻門宴下文述劉邦的參乘樊噲得知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於是衝入營帳，「披帷西向立」。樊噲地位比張良又下一等，此時他雖然「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盡裂」，卻仍然不忘規矩，不僅站立，而且「西向」。樊噲的「西向立」，正表明「西向」是最卑的位次。《漢晉春秋》記載：「（王）?以父為（司馬）文王所濫殺，終身不應徵聘，未嘗西向坐，以示不臣於晉也。」（《三國志‧魏書‧王脩傳》裴注引）這裡「西向坐」乃是表示臣服，當然是由於最卑坐次的緣故。

至於鴻門宴「張良西向侍」的「侍」，清初吳見思評點認為「侍亦坐也」，並引下文「樊噲從良坐」為證（正如余先生所說，吳氏以為沛公坐次尊於范增顯然是錯誤的）。余先生則認為吳說「亦不盡然」，指出：「以〈南越傳〉所言『相嘉、大臣皆西向，侍、坐飲』例之，則可能先侍後坐飲。『坐』與『侍』的實際分別如何雖不易言，但至少姿勢應有不同」，「豈《史記》此兩處所言之『侍』與『跪』為近耶？俟再考」。余先生對《史記‧南越列傳》的標點愚以為可商榷，應標為：「相嘉、大臣皆西向侍坐，飲」。何謂「侍」？《六書故》：「侍，陪側也。」《論語‧先進》：「閔子侍側」，皇疏：「卑者在尊者之側曰侍。」《論語‧公冶長》記「顏淵、季路侍」，〈先進〉記「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這是弟子「侍」或「侍坐」。《晏子春秋‧內篇雜上》記「晏子侍於景公」，〈內篇諫下〉：「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搣葭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臣聞介冑坐陳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善。』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這是臣下侍或侍坐。凡此可見「侍」著眼於陪侍，指陪從或伺候尊長；而「侍坐」指在尊長近旁伺候陪坐，「侍」是「坐」的狀態，指坐者的態度，「坐」則表明「侍」時的姿勢。鴻門宴記張良「西向侍」，一個「侍」字道盡了張良的地位，「西向」的最卑位次也就不言而喻了。不能想像作為劉邦的隨從、謀士並且明說是「侍」的張良竟然可以安排到比劉邦更尊的位次上去。再看《禮記》，其中既有針對「侍於君子」而定的規則（〈曲禮下〉），有針對「侍坐於先生」、「侍坐於君子」、「侍坐於長者」、「侍坐於所尊」而作的不同要求（〈曲禮上〉），又有針對「侍食於長者」、「侍飲於長者」而作的具體做法（〈曲禮上〉），還有針對「侍射」、「侍投」而作的規定（〈少儀〉）。凡此種種，表明「侍」不是與「坐」相對、與「跪」相近的姿勢；正如「侍食」「侍飲」「侍射」「侍投」連說時不能斷開一樣，「侍坐」也以不拆開為宜。所以〈南越列傳〉應理解為「使者皆東向，太后南向，王北向，相嘉、大臣皆西向侍坐，飲」。因為眾人「坐」著「飲」是不言而喻的，故不必「坐飲」連言；因為「侍坐」是安排給相嘉、大臣的，故不應將「西向」與「侍坐」斷開。站立著陪從或伺候尊長，稱「立侍」，例如《禮記‧鄉飲酒義》記「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莊子‧齊物論》記「南郭子綦隱機而坐……顏成子游立侍乎前」；又稱「侍立」，例如《三國志‧蜀志‧關羽傳》：「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這也表明「侍」著重於卑者的陪從或伺候，至於是立還是坐固然因身分地位或時間場合而有所差別，然而往往並不特別在意，有時不作交代。例如《史記》記「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閑坐，弟子三四人侍」（〈日者列傳〉），又記「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樂書》），或「侍」或「侍坐」；尤其能說明問題的是：《戰國策‧趙策二》述「武靈王平晝閑居，肥義侍坐」，《史記‧趙世家》記載此事作「肥義侍」。至於鴻門宴記張良「西向侍」，也未說坐。吳見思認為此時張良坐著，這是從下文項羽讓樊噲坐、「樊噲從良坐」推斷的，不能說錯，只不過「侍亦坐也」的說法不夠嚴密，容易讓人誤以為「侍」就是「坐」罷了。

總之，鴻門宴坐次尊卑無須深求，就是司馬遷所特地記述的那樣，依次應是：東向、南向、北向、西向。 

【文章出處】
《傳統中國文學電子報》（第93期）
〈與余英時先生論鴻門宴坐次尊卑〉
2002-08-16
網址：
http://paper.udn.com/udnpaper/POC0004/26947/web/
文／汪少華
【作者簡介】
汪少華，杭州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