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寂寞的十七歲》為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說之一，敘述的是一高中男生楊雲峰的故事，在這則故事裡我們可以看到楊雲峰因為外表繼承了母親皮膚，「白得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所以在學校裡，總被人稱作「小白臉」、「大姑娘」，受到同學們的排擠和嘲諷，甚至出現暴力相待的情形。
雖然說這只是一個虛構出來的故事，卻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現了當時社會在對待某些特質不符合男性該有的「陽剛」、「男人味」等特徵的歧視情況。
在性別觀念較為開放的現代，對於行為較女性化、陰柔的男性仍有「娘娘腔」、「娘炮」等歧視性的稱呼，甚至有暴力致死事件的發生，2000年4月20日屏東縣高樹國中三年級學生葉永誌，被同學發現倒臥學校廁所血泊之中，送醫之後，因為顱內嚴重受傷於隔日死亡。
雖然校方始終以校園意外事件來處理，但在經過深入調查後，發現該生有翹「蘭花指」、聲音尖細等女性特徵，而屢屢受到同學的嘲笑和欺負，甚至在學校廁所中被強迫脫褲子以「驗明正身」。
這樣的暴力事件在現在的台灣甚至是世界仍常有耳聞，更何況白先勇先生完成《寂寞的十七歲》時的年代，仍屬於戒嚴威權統治時期，社會風氣尚不開放，男性霸權仍壟罩著整個台灣社會，不符合社會期待的性別特質更是備受壓抑和歧視。所以想藉由《寂寞的十七歲》所呈現的楊雲峰的故事，探討當時在父權體制下性別觀念仍封閉的校園空間，檢視男性霸權是如何在學校產生作用，並且邊緣化、污名化不符合社會期待的性別特質。
另一方面，楊雲峰因為課業的表現不符合父親的期待，在家庭裡常受到父母親的責難，且正因為兄弟們的表現皆十分出色，「大哥在陸軍官校考第一，保送美國西點；二哥在哥倫比亞讀化學碩士」、弟弟讀建中，「每年都考第一」，明明是「同一個爹娘生的」，但卻只有楊雲峰的表現奇差，也因為四個孩子裡面只有楊雲峰的表現不好，所以每次楊父的朋友問起他的功課來時，楊父「連臉都沒地方放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楊雲峰待在家中也是倍感壓力。
家庭本來應該是一個人的避風港，是情緒的出口，但因為課業表現不佳，使得楊雲峰在家中也沒了支柱，父親對他總是失望的，而母親在有了小弟之後也不大理睬他了，甚至會在父親責罵過他後，跟著對他念上半天。在這樣的情況下，楊雲峰只能選擇對自我封閉，「對著空話筒自言自語」、「寄空信封給自己」。
當時社會對於男性也是多有要求和期待的，每個家庭中的父母都是「望子成龍」，希望自己的兒子各各都是「將才」，而這在另一方面也反應出了父權體制下不符合社會期待的男性是如何被壓抑，所以在這也將藉由這篇小說的呈現，討論父權體制在家庭中的作用，作為一個男性是如何被家庭期待所規範和壓抑？又母親作為一個女性，又是如何在父權體制下依附著男性？
在本篇報告中，將就以上論點討論《寂寞的十七歲》這篇小說中，父權體制是如何在性別、家庭及學校之間引發作用，嘗試探討當時社會在父系霸權壓迫下的真實面貌。
貳、文本研析
在開始解讀這篇小說之前，我們必須先瞭解一個概念，人是一種在與他者接觸上十分矛盾的動物，他可以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擁有自己的思想、意識，依照自己所想所感而產生行動；另一方面，人又是群居的動物，跟著團體行動，並且直接或間接的接收他人的想法，並互相有所影響，但我們或許自己並不知道，且堅持自己是獨立的個體有自己獨特的思想和行動，但其實我們的一舉一動甚至是文化思想都是被社會所默默形塑的。
社會在無形中灌輸了我們一些觀念，還進一步內化成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導致你不會對作人要「孝順」、「勤奮」、「男女有別」等這些觀念產生任何質疑，就算有人可能對於性別的概念有所質疑好了，但與大眾不同的看法通常會受到更大的壓力，因此對於我們來說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相信它們是對的。
我們參與這個社會，就像在進行一場遊戲一樣，在遊戲開始後，我們便會全心全意的投入這場遊戲，只要是大家所認可的規則，我們通常不會去質疑它的公平與否或是不是有哪些地方不合理，因為這場遊戲很自然流暢的運作，我們便鮮少對它產生懷疑，除非他有什麼地方出了明顯的差錯，導致這樣遊戲無法進行，否則我們會一直視它為理所當然，並且視不遵守遊戲規則者為異端，盡力同化或是排除。
而所謂的父權體制也是在這樣子的概念之下運作的，「父權是一個體制，他提供阻力最小的路，以無聲無息的方式，鼓勵男人接受自己的性別優勢以持續對女人（同性戀者）的壓迫……我們無法避免參與父權體制，因為我們已經生活於其中。」[1]。
接著針對這樣的一個大概念，往下我們將分別從家庭和學校以《寂寞的十七歲》為藍本作更深入的探討。
父權家庭
在家庭中，很明顯的父性霸權的執行者便是由家庭的大家長父親所擔任，「望子成龍」可以說是自古以來每個家庭對於自己孩子的期望，而在那個年代，能夠透過學習不斷的往上爬，更是社會中「成功者」的表徵。
從《寂寞的十七歲》中，我們可以看到楊父對於自己的每一個孩子也有相當高的要求，所以對於楊雲峰的學習能力低落，楊父是感到「羞愧」以及失望的。
尤其是楊雲峰的大哥、二哥和小弟在學習的成就上皆達到社會的高水平之上，反觀楊雲峰的不成材，更使得楊父往牛角尖鑽，無論如何都要將這個無法成材的三兒子拉拔成「將才」，並採用強迫學習的方式，賣自己的老臉硬是將自己的兒子送進南光中學就讀。
「平常爸爸沒有什麼和我聊的，我們難得講上三分鐘的話，可是在功課上頭他卻耐性特大，不惜重複又重複的叮嚀。」[2]從這一段文字，我們更可見楊父視兒子是否能在課業上成功遠比親子之間情感的交流還要來得重要。
除了「望子成龍」這樣的傳統的潛在因素外，還有什麼樣的因素影響楊父對楊雲峰在課業上的要求呢？其一是因為楊父小時後成長的經驗使然「他是白手起家的，小時候沒錢讀書，冬天看書腳生凍瘡，奶奶用炭來替他渥腳，所以他最恨讀不成書的人。」[3]
從這一段文字敘述我們可以看楊父對於自己努力向上爬的驕傲，以及對於自己兒子有著「恨鐵不成鋼」的無奈。
若從整個父權體制社會的運作角度來看的話，我們可以知道，整個社會對於男人的要求是比女人還要高的，尤其是在當時性別觀念尚不開放的時代，女性的地位仍是受到壓抑的，藉由努力從社會的底層爬至高層，在這樣的競賽原則之下男人可以合理的取得權利，並且從中得到優越感，在「虎父無犬子」的觀念下，楊父對於自己兒子的失敗其失望是必然的。
而另一個兩個哥哥一個弟弟都這麼優秀，只有楊雲峰的課業總是不行，楊父的朋友如果問起來，他「連臉都沒地方放」，甚至在楊雲峰讀小學時留級時，爸爸連出門都不敢出門「爸爸死要面子，我在小學那次留級，爸爸族有三四天沒出大門，一個朋友也不見。」[4]
好像家中出了三個「將才」還不夠，一個兒子不行便在他的人生留下一個極大的污點。身在父權體制的社會，這樣的認知和感受是必然的，「除了少數例外，男人會期望其他男人肯定他們的男性特質，無論他們是作為教練、朋友、團隊夥伴、同事、運動明星、父親或是恩師。」[5]
為了獲得肯定，他必須進入一個更大的男性認同的世界，而家庭中對於自己家庭成員的掌控，是一個男性在社交場所中首先會遇到的課題，不論是妻子是否賢慧還是孩子課業、事業是否有成，都是每個擁有家庭的男人會去作比較的，而身為一個「事業成功」的男人，楊父在家庭上的掌控也會更加的有要求，所以楊雲峰的「不材」，更是楊父首要必須「整治」的目標，甚至可以因為他的不成材將他逐出「家庭」這個場域，以確保自己人生的成功。
但其實一個男人懷疑自己不像個真正的男人時，同樣是透過父權的「男性凝視」（male gaze）來評斷自己。
在《寂寞的十七歲》中，我們可以發現楊雲峰是個情感纖細的孩子，與一般在父權體制經營下的男孩不同，他不具有「男子氣概」、不夠「陽剛」、「獨立」，反而喜歡「依賴」、渴望被寵溺，會把媽媽小時候「抱著我親著我」的照片「寶貝似的夾在日記本裡」，把媽媽抱著他吃「芙蓉蛋」聽著他念故事當成人生最美好的回憶，甚至把這件事寫成作文，但最後只換得媽媽的一句「傻仔，這種事也寫出來。」
而作為與楊雲峰最接近的家人 - 家中的女性「母親」，也依附在父權體制之下，總是在楊父訓完話後馬上迎上來繼續對楊雲峰「苦勸」，且每一次總要在話頭加上一句「你爸爸----」，如果楊雲峰不願意聽便會留下眼淚，邊哭邊訓，以女性特質作為女性的觀點來支持父權體制，也關起了楊雲峰在家中的最後一扇窗口，但楊母從未懷疑這樣的作法對於孩子究竟是好是壞，因為男孩子必須在社會出人頭地取得比其他人更高的地位是這個社會體制定下來的遊戲規則，服從遵守它是最輕鬆的一條道路。
一個敏感的孩子卻出生在最制式的父權家庭之中，真正的情感受到了壓抑，情緒也沒有適當的出口，只好對著空話筒講電話、寄空信封給自己，心靈已經漸漸的封閉甚至扭曲。
達不到父權家庭期待的楊雲峰，遂成了父權體制下犧牲品。
校園空間
如果說家庭是模塑孩子對性別認同的場域，那麼學校就是將社會的主流價值透過教育灌輸給孩子的地方，甚至可以說校園環境便是小型社會的投影。
在學校裡，因為楊雲峰的膚色「遺傳自母親」，所以比起一般男生還要特別的白，所以常有人會叫他「小白臉」、「小姑娘」，他也非常「痛恨」這些這樣子叫他的人們，雖說「痛恨」他也不得不向這樣子的社會性別觀念低頭，常常在自家院子裡「脫了上衣狠狠的曬一頓」。
而他不喜歡上學，雖然有一部分可能源自於自身學習不佳，但真正的原因無疑便是因為性別文化上的歧視而導至的人際問題，使他不喜歡甚至排斥上學。
但這並不是楊雲峰本人的問題，「有偏差的是這套男女性別截然二分的價值體系，在看似審美膚色的問題、品味背後，烙印著男剛女柔的刻板分界；反印在僵化的性別文化中，人物承受著龐大的生活壓力與異樣眼光。」[6]
而這也反映出了父權體制對性別秩序的維持，「為了延續父權體制，陰柔和陽剛這組特質是社會控制的重要工具。其最主要的運作方式就是讓人們一直在社會可接受的性別認同上投資。每個人都需要維持一個相當穩定的自我感覺才能在世上安身立命。」[7]
以性別認同這件事情在父權社會中有相當的重要性，所以在抨擊某些人不夠陽剛或陰柔的時候，其實是藉此達到對他/她們的控制。
而學校裡的體育課中的測驗，更是父權體制將人印上「沒有男子氣概」、「娘娘腔」等標籤的最佳管道，楊雲峰心底也深知自己沒有辦法達到男性的體能標準，所以當老師要考拉單槓時， 他內心的感受是「好像上了法場，等待去砍頭似的。」
處在父權體制的社會之中，楊雲峰也不免用男性凝視的角度看待自己，使自己內心必須承擔莫大的壓力。
受到班上同學排擠的楊雲峰是寂寞的，所以當魏伯颺對他表示善意時，平常受盡欺負，在家中被罵時都不曾哭過的楊雲峰「不曉得哪兒來的一陣辛酸，我向小孩子一般的哭了起來」，而且還哭的「有滋有味」，像是溺水的人抓到了浮木，馬上和他「摩纏在一塊兒」，不管作任何事情都跟著他，甚至「下課解小便」也要跟他一起去。
但好景不常，因為他們兩個「過往太密」，所以班上同學馬上將這段友誼醜化，把他們兩個「講得很難聽」，也就是貼上了「同性戀」的標籤，以至於楊雲峰不得不和魏伯颺斷絕往來。
尚且不論他們兩人是否有產生了同性之間的愛情，但在社會中作為一種「污名化」標籤的「同性戀」一詞，從小說中同學們戲稱另一位女同學呂依萍為「魏太太」，不過被視為一個玩笑，但稱楊雲峰為魏伯颺的「姨太太」時，卻使得一向品學兼優的班長動手打人，可以看見在當時「同性戀」一詞是非常重的污辱。
而楊雲峰因為不具男性該有的特質而被冠在他的頭上，但若是一般男性相同的相處模式卻不一定會如此的被譏笑、污名，楊雲峰那些「鳥裡鳥氣」的同學藉由這樣的過程得到了優越感。
一方面我們看到了一種在父權體制社會下因性別文化而產生的壓迫，另一方面也可以知道同志在當時男性霸權相當強盛的時代，是多麼的備受擠壓、歧視，以至於「同性戀」一詞竟成了侮辱人的詞彙，「父權體制不只是一個男人壓迫女人的結構，也是一個異性戀支配的結構 － 意即，只有異性戀婚情慾是被承認、被祝福的『正常』情慾......異性戀霸權的運作也藉由排除、邊緣化同性或其他情慾模式的方式來鞏固其支配地位。」[8]
與魏伯颺斷絕了關係之後，楊雲峰又回到了之前孤單的情況，甚至還感到「前所未有的寂寞」，不管他將魏伯颺視為朋友或者是情人，他都可以說是楊在那時唯一的依靠和情緒的出口，所以當楊雲峰在父權體制下個性外表較為「陰柔」的楊雲峰遭受到了主流文化的砲兵隊攻擊，在校園的場域中被視為怪胎。
參、結語
從《寂寞的十七歲》這偏短篇小說中，我們可以看見父權體制作為一個社會體系，是如何在我們的生活之中悄悄的作用，楊雲峰因為課業、外表和個性接不符合當時父權體制社會所給予男人的期待，所以不管是在家庭或者是在校園場域皆不被接受，甚至是擠壓、歧視。
陰柔特質和陽剛特質作為父權文化的要素，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致使性別壓迫成為可接受且毋庸置疑的常態。而那些與常態相悖的人們遂被順理成章的犧牲掉、邊緣化。
在《寂寞的十七歲》這篇文章中最後寫到了楊雲峰不小心闖進了新公園，遇到了男同志的搭訕、親吻，而這也是白先勇的早期短篇小說中第一次提到了新公園這個男同志的生活圈，雖然只是簡單的帶過，並沒有對這個場域作太多的描述，但已經能發現同志的情慾活動必須是在非學校和家庭的地方，才有發展的可能性。
而作為父權體制在性別秩序維繫中的異軍，同志是被打壓和污名的，所以連帶的連這樣的一個同志交流的空間也必須承載著同等的污名，「新公園這個地方到了晚上常發生稀奇古怪的事情」。
在看完這篇小說後，有人將它當作少年問題小說來評論，也有人把他當作同志情誼萌芽的小說來處理，但對我來說這兩個問題都可以將他歸納在父權體制的運作下，所產生的後果。
我們常常會忽略自己是生活在一個比自己還要大的社會體系之中，父權體制作為一個社會體制在不知不覺已經內化在我們的生活行為舉止甚至是心中。
父親對於自己兒子的成就往往帶有男性凝視的角度在，在這篇小說中更可見一斑，兒子的成就幾乎就等於了楊父的個人成就和驕傲，楊雲峰在楊父「控制」的家庭之中成為了唯一的污點，所以在家裡始終無法受到重視，最後也被排擠至家庭的邊緣地帶，並封閉了自己。
而在學校中也因為自己的外表和體能無法達到社會對男性基本標準的要求，而被同學們歧視、嘲笑。所有的一切皆是以男性為本位來看待楊雲峰這個人，使得他在生活中遭受到了許多龐大的壓力。
大部分的人都將陰柔特質、陽剛特質與性別角色看作是性別議題的核心，但這些其實都是文化魔術的一些把戲，造成彼此的混淆以及對立，使得我們深陷父權體系動彈不得，書中的主角楊雲峰便是一個例子。
這樣的文化魔術使得他在找尋自我的同時，總是要跟矛盾、曖昧不清、否認作一些永無止境的奮鬥。而其中最誤導且偏離重點的便是，陰柔、陽剛特質與性別幾色的糾纏，讓我們以為父權體制只是和我們及我們的人格特質有關。
但是社會的壓迫是無法在這樣子脆弱的基礎下延續下來的，壓迫之所以能運作，需要更大更有力的基礎，所以我們必須瞭解父權體制是我們皆參與其中的體系，而不只是一群個人的集合體而已。
[1] Allan G. Johnson《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8.03）P.37
[2] 白先勇 《寂寞的十七歲》，（台北，允晨文化實業有限公司，2009年6月 第二十八刷）P.195
[3]白先勇 《寂寞的十七歲》，（台北，允晨文化實業有限公司，2009年6月 第二十八刷）P.194
[4]白先勇 《寂寞的十七歲》，（台北，允晨文化實業有限公司，2009年6月 第二十八刷）P.200
[5] Allan G. Johnson《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8.03）P.62
[6] 曾秀萍《孤臣、孽子、台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說論》，（台北，爾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4月20日）P.102
[7] Allan G. Johnson《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8.03）P.118
[8] 王振寰、瞿海源主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9月）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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