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聞：樵客老師的國文教學網站

中國中小學語文教學課程從中共在1949年掌權後到今天已經經歷了多次改革，期間共改版了10套教材，而且改革過程爭議不斷。直到今天，關於中國語文課程教學的內容，仍然是各界爭論的焦點。

歷史發展

中國人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中學語文教材研究中心主任王本華在其論文《60年中學語文教材建設的回顧與反思》中曾經指出，「新中國」成立以後到「文化大革命」，語文教學經歷了「語文知識―思想教育―語文知識和能力―政治掛帥」幾次反覆，使得語文教學瀕臨崩潰。但「文化大革命」後，改革之初受「人文性」這一新理念的影響，語文界有些矯枉過正，出現了強化人文性、弱化甚至淡化工具性的傾向。總之，中國語文課程改革一直在曲折中發展。

值得關注的一點是，早在1951年，曾任已故中共領導人秘書的中共文膽之一胡喬木就提出語文教學應該進行分科實驗，即「漢語」和「文學」分開，但由於政治原因而夭折。

改革開放以來，官方指導語文課本應該增添「人文關懷」，但1977年當年的語文教科書仍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和「左」的痕跡。比如，在小學課本中，《華主席在太陽升起的地方》《華主席在戰火紛飛的年代》等有關時任中共領導人華國鋒的內容突增。1978年版小學語文第一冊，科技、自然、社會內容仍然排在三篇政治內涵課文之後。

在1980年後的中小學語文教材裏，中國古典詩文數量急劇增加，而有關政治宣教的內容則大幅度減少。另外，也增添了不少優秀的外國文學。有專家舉例說，1982年初中《語文》第五冊教材中，古文佔1/3，「這在橫掃牛鬼蛇神的時代是不可想像的」。

「語文教材把西方現代派作品選進來了，像卡夫卡的《變形記》《牆上的斑點》。在傳統文化的經典作品的選擇上也有變化，比如之前《詩經》大多選《碩鼠》《伐檀》等現實諷刺題材，後來描寫愛情的《蒹葭》也選了進來。紅樓夢過去只選《葫蘆僧判斷葫蘆案》，後來把《香菱學詩》也添加進教材。」 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學語文編輯室主任的顧振彪先生，參與了「文革」結束後所有人教版中學語文教科書的編寫。他於去年10月接受環球人物雜誌記者採訪時評論。

近年變化

但近些年，古詩詞在中國語文教育中的分量卻在降低。

比如廣西從2012年新課改以後,高中語文必修課裏古詩詞的比例大大減少。今年上海市新學期的小學語文教材，把古詩詞全部刪掉了。

針對這一現象，顧振彪對於這種語文課本「去中國化」的行為表示痛心。他說，「其實，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就保存在古代優秀詩文裏，所以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古典詩文可以說是最好的一個載體。比如李白、杜甫的詩歌，《桃花源記》《出師表》等散文，這些都是我們民族文化的精華。讓學生從小就接觸經典，種下民族文化的根，吸取我們民族文化的精華，能很好地增加我們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中國中小學語文教材版本繁多。除了最早的官方指定教材「人教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以外，還有「蘇教版」、「北師大版」和「北京版教材」等不同版本。各版本教材中，普遍還是現代文學內容多於古代文學。

北京市某中學從事一線語文教學工作多年的崔老師說，「現在教蘇教版教材，現代文學內容比例還是能佔到七成，另外三成一成古詩詞，一成古文，一成寫作」。

但談及語文課本內容是否涉及政治性問題時，他認為，「並不多，沒覺得影響文學地位」。

BBC中文網記者打開人民教育出版社官網，隨機點開一本人教版八年級下冊語文教材。發現這本語文書中，古詩詞、古文一共九篇，其中包括吳均的《與朱元思書》、韓愈的《馬說》，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等。中國現代文學十篇，如魯迅的《藤野先生》，胡適的《我的母親》，郭沫若的《雷電頌》等；外國文學五篇，如高爾基的《海燕》等。

當問及如何看待語文課程改革時，崔老師提出，應該多安排自學，培養學生獨立學習、獨立思考的能力。「另外學生的漢語語法知識很薄弱，但在課本中體現不夠，個人覺得應加強。」

BBC中文網記者隨機採訪了一位在倫敦的中國留學生，她也表現出了同樣的擔憂。「我印象中最深的一篇語文課文就是描寫中共領導的紅軍在長征途中克服重重困難打破國軍封鎖的《飛奪瀘定橋》，因為那篇課文有兩段要求背誦。當時一直背不下來，被老師罰站。」她笑著說。「另外我覺得我的中文語法真的很差，從小到大就都沒有語法課。但其實我覺得這是語文教學的嚴重缺失。語法真的很重要，我現在中文寫作很受影響」。

2014年9月，習近平在考察北師大時曾提出，「不希望把我們一些非常經典的古代的詩詞文化、散文都給去掉」。相應的，2015年北京小學一年級《語文》教材中的古典詩詞，也將由現在的6到8篇增加到22篇。但是，社會各界仍然對如今中小學語文課本內容設置表示擔憂。

對比港台

在台灣，國文為高中必修學科，另設有「書法」、「文法與修辭」、「國學概要」、「應用文」等選修課程，並輔導學生寫作、課外閱讀等等。

但是在國民黨一黨執政時期，台灣的國文課程也有很強的意識形態導向。其選文大多側重於具有「培養國民道德」、「配合國家政策」、「體認中華文化」等目的。文言文選文也多具有人倫道德教化意涵，多篇祭文與墓誌銘選入教材。

至於白話文選文則受當時政治局勢所限制，許多現代作家作品，因為政治意識形態、題材甚或留滯中國大陸等因素，無法選為教材。

有趣的是，在台灣國文教材中，文言選文比例隨學年逐步增加，平均達百分之六十五。依年段選取唐宋文、唐宋明清文、先秦兩漢六朝文，並按記敘、論說、抒情等文類分別選文。依1994年「國民中學國文課程標凖」規定，文言文選文比例由國中ㄧ年級第一學期佔20%，逐學期增加至國三下學期為60%。

台灣現行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則選取《四書》為教材，第一至第三學期教授《論語》，第四、第五學期教授《孟子》，第六學期則選讀《大學》、《中庸》。授課內容主要以朱熹《四書集注》為依歸，希望借此傳承傳統儒家思想，陶鑄學生人格。

但是，針對古文在台灣語文教學體系中比例頗高的情況，來自台灣，畢業於台灣大學法律系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張婉昀向BBC中文網記者講述了她的感受：「其實古文在台灣多數人的記憶裏是僵化、刻板、沒有想像力的代名詞，並沒有起到保留傳承傳統文化的作用。」

除此之外，她還認為語文教材是通過背誦和學習語文將歷史群體記憶、歸屬感等深植學生身體中，而教材的內容選擇和編排標凖是由統治階層決定。

同樣，香港的語文教材也種類繁多，各學校有權決定所開設的課程科目，香港教育署鼓勵各學校參照課程發展議會制訂的共同核心課程框架。

使用最廣泛的初中語文教材是《中國語文》，其中的課文全是「可供選用課文」，數量頗多，第1、2冊有58篇，第3、4冊有53篇，第5、6冊有50篇，這些課文分為「記敘、描寫（文）」、「抒情文」、「傳記、軼聞」、「寓言、小說」、「論說文」、「詩」等幾大類。

教師每學年選教其中的24—28篇，按由淺入深的原則順次編定。高中的《中國語文》與初中的語文教材銜接，編寫體例也基本相同，從而構成一個系統的整體。

前中國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日前作客廣州《南方都市報》嶺南大講壇時提出，真正能提升學生語文水平的，還是應該讀和誦。應該盡快將古代詩文恢復過來，增加傳統文化在語文教材中的比例，大力改進現有的教材和課程。

有關中國語文教材內容設置的問題，依然是各方關注的焦點。


---季昃雯：中國語文教材的變遷與爭議    2015-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