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我寧願不要有這場論壇，我也不必寫這篇文章。但是我不得不提筆為文，因為我有一個小孩，他未來「必選」四書。他還小，雖然我預期這個課程政策將曇花一現，但是仍然憂心忡忡。理論上他可以不選四書，但是學測必考，他不得不讀，否則競爭力不足。結果，必選形同必修。他將重蹈他父親渾渾噩噩的舊路。一百年了，從民初魯迅吶喊到今天，一代又一代地走回頭路，漢語族群似乎陷於永劫循環的惡夢？
悼念我已逝的空白青春
我們這一代台灣人國中高中必修「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一共讀了六年。我從未萌生任何反抗意識，行禮如儀地死記孔子言論，雖然今天我也忘了一大半。《孟子》太長了，背不起來，不過梁惠王章的「利義之辨」論證，倒是被我用為大學《邏輯與思考》教科書的習題。《中庸》幾乎沒有印象，只記得「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三句話大概是日後讀中國哲學時不斷看到的。《大學》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咒語似的格言國中就記住了，因為寫作文常常引用。但是我記憶最深的仍然是國文與歷史教科書不斷強調中華文化一脈相承的道統：從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回、曾子、孟子…一直到（空一格）國父孫中山先生、「永恆的」（空一格）先總統蔣公（最好不必講他的名諱「中正」，更不能叫「介石」）、蔣總統（空一格）經國先生，「吾道一以貫之」。
國小已讓我接受了六年黨化教育。我是喜歡閱讀的人，十二歲前就讀過不少人物傳記，崇景國父、蔣公等「偉人」，感嘆自己生不逢時，不能追隨他們投入動盪的大時代。我曾立志當飛行員，躋身反攻大陸的第一線，消滅萬惡共匪。（現在回想起來，真是慶幸自己生對了時代，也很早就近視不能當飛行員，否則今天我可能只是一堆不知名的枯骨，或者老舊戰機「空中棺材」的殉葬者。）
拜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之賜，中學開始孺慕「偉大」的中國文化，為「中華民族花果飄零」感傷，立志成為道統的繼承者，復興中華文化，自然也是不折不扣儒家和三民主義的信徒。（那個年代，哪個中學生誰能區分中華文化、儒家和三民主義？）一個乖乖牌的小孩，沒有青春騷動、常常憂國憂民，黑框眼鏡中的稚嫰面容，卻散發老學究的氣息，隨時隨地「三省吾身」，省察自己的內心。可是，身為性成熟的青少年，我無法扼制自己的性衝動，常常有罪惡感。雖然《孟子》裏有「知好色則慕少艾」，我卻沒有讀過這句話（即使讀了也不懂其義），因此不敢與異性溝通，甚至抑制這種念頭。中學六年身在所謂的「和尚班級」，我完全沒有發展出與異性互動的能力，這種窘境一直延續到大學前三年。
高中時曾一度政治「越軌」，「偷看」黨外雜誌，深受震撼，真的嗎？我看到一個和教育完全不同的世界。很深的罪惡感再次襲擊我。後來說服自己，黨外雜誌講的都是假的，他們是陰謀的暴力份子，我回到了自己安穩的信念世界中。1988年蔣經國去世，我在一個思想性社團留下哀傷悼念的文字，不料被學長和學姊狠狠嘲笑。我很難堪，足足有一年不再進入該社團。天佑台灣！天佑我！台灣很快地朝向民主的道路大步前進，大環境資訊一點一滴地滲入我的眼簾鼓膜，我不能再假裝鴕鳥。鼓起勇氣回到社團並投入校園民主運動，參與1990年三月學運──台灣民主化啟蒙了我的心智，也解放了我的性自抑。
回想這一段難堪的過去：我究竟接受的是什麼樣的教育啊？一個中華文化、儒家思想、民族主義、黨國意識型態（國民黨(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中國民族主義黨）四合一的威權結構，鋪天漫地籠罩，令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幸運地，我走出來了。這當然不是我自己的能力，是民主化的台灣（以及為民主化奮鬥的前輩）救了我。我猜想自己的經驗是我們四五十歲這一代人的共同記憶。
今天我成為一個哲學教授，鑽研各種思想與理論，也作過許多系統之間的反思與比較，我的哲學判斷告訴我：即使儒家思想沒有與現代不相容，也無法成為民主社會和文化的基石──所以，當然不能成為「文化基本教材」（稍後我會再回來談這一點）。對照於此時強推四書為高中「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必選課程」，三點教訓歷歷在目：
第一，從我們這一代人過去的經驗可知，在一個多元社會中，強推四書為必選教材，即使形式上達陣（確實如此，今年國三生下年度升上高中就要必選了），終歸要失敗，無法達到推動者假想的目標（即使他們的目標是理想的），反而強烈偏離高中教育的目的。那麼，為什麼要讓下一代的高中生又浪費青春去學習日後終究會拋諸腦後的東西？我敢斷言，這個政策推行之後，只會增加學生負擔，強化記誦教育，妨礙現代公民的培養，延遲台灣社會的民主進程！這是推動者想要的？還是這的確是他們想要的？
第二，強推四書為高中必選教材，其實在傷害儒家！因為一來它製造對立與對抗，強化廣大學術界對儒家思想的父權與威權印象，看看我們的強烈反彈可知。推動越急越強，反彈力道越大。所以，這個政策再度為儒家思想塗上反民主的脂粉，「愛之適足以害之」，破壞當代新儒家把儒學與民主連結的努力。任何真心愛護儒家的人都應該站出來反對這項政策！
第三，如果在如此強烈高張的異議和反對聲音中，推動者仍不為所動，堅持到底，我們只好合理懷疑這個政策是「中華文化、儒家思想、民族主義、黨國意識型態」四合一結構的復辟，是出於政治動機而非教育動機。這個動機如此頑固，是因為強制性的灌輸仍然部分有效，它可以在高中生思想未定時期培養一些四合一威權結構的信徒，因為不是所有人都能幸運地接觸其它思想並加以比較，「沒有比較，就沒有判斷」。在缺乏比較之下，仍然可以把一些生活與思想較封閉的年輕世代成功洗腦！
請停止傷害儒家
1991年，我就讀於台大哲研所碩士班。剛受哲學啟蒙不久，仍然徘徊在五花八門的哲學思想中，不知何處是歸宿。一日在校園裏，我看到清矍的牟宗三先生，一襲長袍，在他人的陪伴下，於醉月湖畔散步。我很興奮，趕快跑回研究室，拿出他翻譯的德國大哲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一路上很擔心他走了。幸好他仍留在原地，我向前自我介紹，希望他為我題字勉勵。他很爽快地同意，拿筆在扉頁上題辭，並問我那是何人所言。我答不出來，有點尷尬。他沒有為難我，很快地解圍：孟子！他的題辭是：
-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是啊，如果儒家思想是大智慧、真智慧，如日月昭昭般，不必強推也能普照大地；不必強推，也能讓許多人「雖不能至，心嚮往焉」。需要政治力和政策強推的思想與信仰就不會是好思想與真智慧，例如納粹思想、種族主義、史達林主義、毛主義、各種宗教的基本教義派…儒家過去已有許多被利用的不良記錄，儒家學者希望它繼續依附政治力，被工具化，然後被列入上串低劣思想的名單內嗎？
在我的哲學追尋過程中，牟宗三先生曾是我的啟蒙人之一，我一度很受他的思想文字吸引。雖然日後我沒有成為儒家信徒、儒家學者，也沒有成為儒家思想研究者，但是情感上我仍感念牟先生的啟蒙之功，今年我終於能發表一篇批判他「科學開出論」的論文（《台大哲學論評》，出版中）。我以批判他來表達我對他的哲學成就之敬意。雖然我無法同意他的論點，我總是十分敬佩他整合康德哲學與中國哲學並構造大系統的成就，他的「新外王論」努力在哲學根基上連結儒家與民主和科學，為其在現代社會的生存保住了一線生機。
如果在實踐上，儒家思想真要相容於民主社會，請信仰者根據民主的價值、原理和制度行事，否則新儒家的一切努力終究只是理論高空。具體言之，不管儒家思想再怎樣有價值，也不適合在高中必選並納入學測的範圍──這種政策違反民主社會的多元文化價值：試想，如果釋昭慧教授和其他佛教高僧教授可以被邀請進入國文課綱委員，她們可以強推在高中必選《金剛經》、《阿含經》、《大藏經》嗎？如果天主教的于斌樞機主教和基督教長老教會牧師教授們被邀請進入國文課綱委員，他們可以強推在高中必選《新舊約聖經》嗎？儒家思想對於信仰者很有價值沒錯，努力推廣儒家智慧也體現「推己及人」的教誨，但是推己及人要服從民主原則，不是強制推行。孔子說得好：「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請倡議者先修文德，讓人們自動景仰，例如學習證嚴法師的宏願志業，讓人們自動投入慈濟志業、自動讀佛經和《靜思語》。
或許應該質問教育部：為何獨尊儒家和四書？佛經、基督教思想對於佛教、基督教的信仰者同樣也是無上智慧，他們同樣也有普渡眾生和博愛世人的胸懷。佛經、聖經、古蘭經、道德經…族繁不及備載等台灣社會中被閱讀的經典，為什麼就不可以納入高中必選文化教材？撇開聖經和古蘭經不講，佛教和道教不是中華文化嗎？墨家呢？法家呢？為什麼「獨尊儒家」、「獨尊四書」？
身為一個哲學教授，儒家哲學對我來說，是一個有缺陷的思想和信仰體系（當然，沒有思想體系是完美的，因為沒有人是完美的），這並不代表它全無價值，但是它的價值也不能太過高估。儒家思想提供一些人安身立命的根基，猶如佛教徒在佛經與佛陀信仰中找到安慰、基督徒在聖經與耶穌懷中得到救贖。儒家是一個信仰，但是，信仰不能越界成為民主社會高中教育的「文化基本教材」，正如佛經、聖經、古蘭經、道德經不能成為高中教材一樣。請不必再為儒家思想不是宗教辯護──雖然從教主、聖徒、護教者、經典、信徒、教團各個判準來看，儒家都是不折不扣的宗教，但我不想在這兒糾纏，就算儒家不是宗教吧！即使不是宗教，它仍然是一個信仰體系，最重要的是，現代社會的儒家信徒已經很少了。把少數人的信仰經典當成公民教育的基本文化教材，這是多元的民主社會該做的事嗎？
要推廣儒家的價值理念，現行選修課程「論孟選讀」已經足夠了，而且這已經是儒家的特權了，我們這個民主社會給予儒家思想的優惠。如果真的「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儒者根本不必擔心「論孟選讀」乏人問津，正如許多家長送子女去「讀經班」，也會有許多家長老師鼓勵子女學生修習。然後，留下非儒家信徒、甚至反儒家者（民主社會必須容忍和接受反儒家的思想與言論）不必選修的自由。皆大歡喜！教育部和推動者卻逆其道而行，違反社會共識，強推儒家信仰，把「論孟」擴大為四書，把不知云何的《大學》、《中庸》納入，甚至宣稱它們都是學測必考範圍，掀起社會軒然大波。
《論語》和《孟子》雖有傳達道德常識的價值，但並非無可替代，更不必一定要讀過它們才能變成儒家型的君子。對我一生影響至深的人之中，就有一位是真正儒家型的君子：我的爺爺──一位儒醫。我的性格仍然深受他童年教誨的塑造。他深惕自抑、不苟言笑，對子孫管教嚴厲，但不失寬厚。他總是要求我們時時反省自己，不能佔人便宜。他教我明哲保身、謙沖自抑、不要強出頭（遺憾的是，我從來沒有做到）。他賣中藥並幫人開藥，只賺取五角一毛的微薄利潤。有人告訴他可以多賺一點，他答說：有賺就好、錢夠用就好，何必讓別人花太多。他當然不可能是有錢人，卻樂善好施。然而，他一生從未讀過論語孟子。他是中國舊社會培養出來的謙謙君子？不。他前半生是日本帝國的公民，只有日本公學校小學畢業的學歷，他只會說日語和台語。他是吳念真筆下的「多桑」世代。
相反地，我受過十二年的四合一結構之教育，讀過四書，甚至更多中國儒家經典，但是我從來沒有、也不想變成一位儒家型的君子。儘管我感念爺爺，但他是舊時代的人格典型，不是現代社會的模範，那典型已隨著他、隨著舊時代而消逝了。我們的民主社會也許歡迎少數人是這樣的君子，但是不能期待滿街望之儼然的聖人。這不是說要我們變成貪婪的商人，而是我們應該培養下一代成為創意十足、勇於表現並關心社會正義的現代公民。
走筆至此，我鄭重呼籲教育部和推動者懸崖勒馬，回到正軌，恢復現行「論孟選讀」的選修課程，而且不可將之納入學測範圍內。如同前述，這已是我們這多元民主社會，相對於其它思想和信仰體系，給予儒家思想的特權了。雖然我不是儒家信奉者，也在理性上批判它，但對它仍懷有情感，實在不願看到有人「愛之適足以害之」地傷害它、看到它一步一步走向墮落。
狹隘的「文化基本教材」與「品格教育」
教育部宣佈「四書必選」的政策時，適逢新聞媒體炒作「蹺腿姐」事件（一位女生在公車上不讓座，還與老先生對嗆），那一陣子，「校園霸凌」事件也沸沸揚揚。在出面說明教育部新政策的記者會中，有國文課綱委員董金裕、謝大寧等出席。其中一位課綱委員搭順風車，宣稱青少年禮儀品格漸淡、不尊重師長，並以「蹺腿姐」為例。請問：一個蹺腿姐的個案能證明什麼？就算再加上擋救護車的「中指蕭」，又能證明多少？燥鬱、緊張、壓力都有可能使修養之士突發反常行為，有哪個人青春年少時期沒有一時失控、忤逆父母、頂撞師長、與陌生人衝突？課綱委員避而不談的是，當「蹺腿姐」、「中指蕭」的事件被披露時，有多少網友發動網路搜索，要找出這些行為失當的年輕人，施予強大的公共輿論譴責──這樣的行為不正是體現出道德義憤──一種強烈的道德感嗎？那些展現道德義憤的網友，不也同樣是青少年、青年嗎？為什麼只因為要推動一個自知會引發反對的政策時，就貶抑當今青少年的道德水準，把他們當成獻祭的羔羊，再為他們添加課業上的負擔？
無怪乎，全國家長團體憂心忡忡，很多有識的高中教師也群起反對，特別是藝能科教師，因為他們已經預見此舉勢必將排擠到其他課程的正常教學。面對家長團體擔心增加學生考試負擔的質疑時，報載教育部中教司長張明文宣稱：「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不單獨列為大考考試科目，四書內容原本就是國文科考試範圍，不會加重學生負擔。」最後兩句話非但不能釋疑，還明明白白地使四書成為必修！因為台灣的現實是考試領導教學，如果四書全部是考試範圍，對於分數斤斤計較的家長，誰敢讓子弟不修四書？為考試而被迫去記誦四書課文，又能達成什麼樣的品格和道德教育？
事實上，迫使高中生去強記那些孔孟言論，違反孔子本人的觀察和初衷。孔子也是古代偉大的人類生涯發展觀察家，「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大家耳熟能詳（也不必讀論語就可學到）。孔子知道人類在十五歲到三十歲的階段應該多方學習、追求事業、成家立業，才能進入四十不惑的階段。不惑什麼？當然是不惑於道德。一個人在而立之年前後，進入社會歷練，從社會互動中學到為人處事的道德規皋，經歷十年光陰才能臻於不惑之境。換言之，道德人格只有在四十歲之後才能養成。如果孔子是對的，那麼要高中生「必選」四書，究竟是為了什麼？
道德品格或人格的塑造從來無法依靠閱讀像《論語》、《孟子》裏那種直截了當的道德箴言就能達成的。（背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對人格養成有什麼幫助？）因為它是家庭、社會制度、文化環境、國家政治、經濟狀況的共同產物。納粹德國的制度讓許多一般好人變成殘害猶太人的幫凶，今天霸氣十足的中國政客成長於文化大革命時期，明朝是儒學發達的朝代、以四書為科舉考科，卻也是中國歷朝產生宦官特務（東西廠）亂政、官箴敗壞最嚴重的黑暗朝代（當然也有一些如方孝儒的氣節儒士，但那是慘烈的氣節，黑暗時代下的產物，不值得現代人追求）。任何人只要真誠面對歷史，就可以知道要提升道德品格的方向是什麼：朝向更民主、更平等、更正義、更富足、分配更平均、更法制化（相同的行為會有相同的獎懲）、容許更多自我實現的空間、更寬廣的政治參與權利和機會。我敢肯定地說：生活在民主制度與社會下的一般人民，其道德品格是人類歷史上水準最高的一群。這不是說民主社會沒有作姦犯科的人，也不是我們已處在理想社會中，而是不道德的行為在民主社會發生的機率，是人類各種制度的社會中最低的。我們所需要的是永遠地監控統治者，因為他們面對最大的金權誘惑，最有可能墮落。
很多中國哲學研究者不斷地宣稱要對中國哲學作現代詮釋，使它們能解決當前的問題，在這個現代社會中被活用。我疑惑的是，如果要解決現代社會的問題，為什麼不直接針對它們，提出解決之道？為什麼一定要依附在古老的經典與哲學上？可以想見，他們的答案是古老經典蘊涵著大智慧，而且要如此才能保有中華文化的主體性。但這是本末倒置，好像解決現代社會的問題是為了彰顯中華文化、榮耀孔子（或經典）？
同樣在宣達教育部四書必選政策的課綱委員記者會中，有人提到「四書教法將不重記誦，強調的是『時代性、在地性、實踐性』，例如提到典範人物時，可舉林懷民或陳樹菊。」（《自由時報》六月十七日，網頁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jun/17/today-t3.htm；謝大寧教授澄清這不是他的言論。另參看當天《國語日報》相關報導指出其為另一委員的談話。）林懷民是懷有儒家情懷的藝術工作者，在舞蹈上成就非凡。但是陳樹菊與儒家有什麼關係？以她為例反而顯出強烈的反諷：陳樹菊也沒有讀過四書，仍然可以成就長期施與、行善不欲人知的道德人格，那為什麼實行品格教育，卻要在語文課程裏讀四書？更重要的是，支持陳樹菊善行的信念，恐怕是台灣民間佛教的「施捨福報」而不是儒家教條。提到佛教，我們就不能不談到證嚴法師與慈濟現象。如果要高中生認識當代台灣道德人格高尚的典範人物，如何能不提證嚴法師？但是，證嚴法師又要如何與儒家和四書扯上關係？
如果林懷民這位藝術家可以成為高中生需要認識的道德典範人物，台灣歷史上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藝術家可能更多，過去有228事件中為民請願而被國民黨政府處決的畫家陳澄波，最近則有拍出台灣第一部史詩電影《賽德克．巴萊》的魏德聖導演，他的逐夢、他的堅持以及窮困下仍不改其志的品格，不正是青少年最佳的勵志模範？最重要的是他透過《賽德克．巴萊》而呈現的文化與道德理念：他讓我們發現了原住民文化與典範人物：莫那魯道、花岡一郎與花岡二郎。電影中令人熱血沸騰的台詞：「如果文明是要我們卑躬曲膝，那麼我就讓你們看到野蠻的驕傲。」這當然是魏德聖導演對於莫那魯道和原住民文化的「現代詮釋」。請問四書如何被詮釋以涵蓋這樣的理念？（對照儒家強烈的中原正統觀，孔子的「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這樣的文化又要如何被納入「中華文化」內？還是說這些例子注定要被排除？非原住民族的台灣小孩都不必知道？
上述討論顯示出「中華文化」與「儒家思想」（四書）這看似理所當然的組合是多麼地狹隘，多麼地侷限了當代台灣人的視野。這組合也顯示出中華文化是多麼狹隘地被理解與被定義，以及把「中華文化」套用在當代台灣活生生的文化創造中，是多麼地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文化基本教材」被簡化成「道德與品格教育」，又是多麼地窄化了「文化」的寬廣意義。
道德教育不是只有高尚的典範人物就夠了。一些在道德兩難中掙扎的悲劇英雄人物可能更具啟發性。在《賽德克．巴萊》之前我只能想到金庸武俠小說《天龍八部》的契丹人蕭峰（喬峰），在胡漢恩仇之間難以抉擇。蕭峰是虛構人物，契丹也可以算「中華文化」？《賽德克．巴萊》讓我們發現了花岡一郎和花岡二郎──他們是真實的歷史人物。他們是賽德克族，從小被日本人收養並受日本教育，認識了「文明」，當莫那魯道要舉事時，花岡一郎和花岡二郎夾在賽德克族身分與日本人的養育和文明兩難之中，選擇結束全家生命。寫到這裏，我感到很慚愧，居然活到不惑與知天命的中點時，才能認識台灣歷史上真實的悲劇英雄。但是，這也讓我們進一步反省，過去教育所談的文化是多麼地偏狹。對我來說，魏德聖導演對於台灣文化的貢獻，遠遠超過林懷民。
如果高中生需要某種道德教育，什麼樣的形式才能幫助他們？首先，我們不是應該先瞭解高中時期的青少年會面對什麼樣的道德問題嗎？15歲的青少女受到至親或長輩的性侵害時，或者學校師長的性騷擾時，她如何判斷和決定應該採取什麼適當行為？血氣方剛的男生該如何面對同儕好友混黑幫的引誘？友情義氣與陌生人的權利熟重？情竇初開的少男少女要如何面對異性？又該對性採取什麼樣的道德態度？對於劈腿、一夜情這些常見的社會現象該有什麼正確認識？在尊敬師長的原則與師長的不當管教之間，高中生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如何認識情境並作正確判斷？當發現自己的性傾向與他人不同時，該如何面對？如何形成正面態度？
孔孟言論與儒家典範人物能幫助他們面對與解決這些日常生活會萌生的問題嗎？儒家學者如何對「四書」作現代詮釋，以解決上述高中生的道德問題？我們不能「先驗地」斷言說不能，但是，請支持四書必選的朋友，先展示儒家和四書確實可以提供資源以啟發高中生的道德推理和判斷能力。請先寫出這樣的論著或教科書，說服社會大眾，平息疑慮，再來推動必選還不遲。不圖此舉，霸王硬上弓，政策先訂，再宣稱要編寫合於現代社會的教科書，違反合理程序，引發社會強烈不安，「不教而殺謂之虐」，你們真的是孔子信徒嗎？
錯亂的「中華文化」
顏厥安、張谷銘、潘光哲、祝平次、范雲和我在七月時曾召開一個反對四書必選的記者會，成功大學中文系吳文璋教授，也是台南儒教學會會長，當天特地一大早搭車到台北主動出席，在會後慷慨激昂地發言指出：四書無罪，有罪的是利用四書強推必選的馬政府。他是真心愛護儒家的人，他的發言一語道破這個政策背後的政治勢力和動機。
一位朋友一再地勸告我不要輕易談及政治動機，如此將陷於無生產力的政治對抗之中，我接受他的勸告，不在此深入分析動機。但是「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與「四書」這樣的配套，仍然指向「中華文化、儒家思想、中華民族主義、黨國意識型態」這四合一結構──一個「文化大違建」，現在是著手拆除它的時候了。可是，這個工程浩大，非一篇文章能竟其功，可能需要幾代人的集體努力，才能把我們（台灣）從這個文化桎梏中解放出來。我在此能作的，只是稍微鬆動它的根基，讓大家瞭解它盤根錯節的複雜性，以及此拆解工程的困難度。
在這四合一的文化大違建中，儒家思想是被綁架的，前文已經述及。討伐「黨國意識型態」必談及政治動機，有違上述自我設限，因此存而不論。「中華民族主義」牽涉困難的族群認同，也無法在短短篇幅內談清楚，剩下就是「中華文化」的問題。關鍵是：什麼是中華文化？誰來、誰能定義中華文化？這又預設一個先行問題：什麼是文化？
教育部在說帖中宣稱要「建立包容、開放、深邃、豐富的臺灣主體意識」，又說要「落實中華文化傳承的精髓…透過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強調個人與自己、個人與社會及個人與自然等內涵，可奠定實踐生活素養、生涯發展及生命價值的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目標的基礎。」做為推動四書必選為「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的說帖，這裏隱藏著許多嚴重的缺失：
第一，把文化窄化成道德。
第二，把中華文化窄化成儒家道德思想。
第三，錯誤地假定台灣主體意識要透過中華文化傳承來達成。
第四，錯誤地以為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可以奠定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目標的基礎。（此點前文已多所論述，此處不贅。）
第五，錯誤地以為「中華文化」是「五千年」歷史的傳承，或者錯誤地以為他們定義的「中華文化」是真正的中華文化。
什麼是文化？什麼是中華文化？文化是處在某個時空下的某個社會人們的生活整體表現，因此文化包括思想、藝術表現、器物、典章制度、生活風格等等，我們很難羅列出一張完整的清單，因為文化不斷地被創造，不斷地有新型態元素產生。簡言之，文化是一個社會人群的集體創作。然而，社會會變遷，世代會交替，舊世代消逝、新世代誕生，新的文化產物不斷地被創造出來，使得文化的形貌總是不斷地在改變。當然文化會傳承，但不能把被傳承的東西當成文化的全部。讓學生認識文化，是讓他們認識當代的、正在發生的、活生生的文化創造，不是把他們鎖入古老塵封的舊紙堆中。認識文化更不能簡化成認識「道德」。
支持者會辯護，重點是「基本」與「精髓」，道德是文化、四書是中華文化的精髓和基本元素。但是，誰來定義文化或中華文化的基本和精髓是什麼？儒家是中華文化的核心、精髓、骨幹、基本等等這種宣稱本身，就是儒家典型的偏見、一種儒家沙文主義。為什麼佛家和道家就不是中華文化的基本和精髓？為什麼器物和藝術不是文化的基本和精髓？如果它們不是的話，那麼西方人到故宮博物院領略「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又是指什麼？
透過四書來「建立包容、開放、深邃、豐富的台灣主體意識」更令人匪夷所思。是的，可以瞭解說帖的執筆人預設了「台灣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台灣文化要有主體意識只能透過中華文化來展現──又是一種「中華文化的沙文主義」。姑且不談認同問題，這樣的觀點完全漠視台灣自己的歷史經驗，排除了五十年的日本統治影響（例如日本統治培養了我祖父那種典型的儒家君子）、原住民文化（例如莫那魯道）、戰後的自由主義和反傳統思想、持續影響台灣的日本與歐美流行文化，以及八十年代後在台灣生根的各種西方思潮。漠視自己的歷史經驗，何能夸言建立「包容和豐富」的台灣主體意識？
我不是在否認台灣擁有中華文化的傳承，但是「認識文化」不應該只引導學生認識一小部分的「文化傳承」，而忽略活生生的當代創造。最重要的是，那種說法預設了「一脈相承的中華文化道統」這個錯誤的文化觀、這個被蔣介石威權統治下黨國意識型態定義的「中華文化」。究竟什麼是中華文化？如果沒有釐清這個概念，獲得共識，奢言要「落實中華文化傳承的精髓」注定要失敗。
「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概念相關，它們其實都是晚清的創造，更精確地說，是被梁啟超創造出來的。在晚清之前，壓根兒沒有「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概念。當然，有人會說，即使名詞和概念是後來創造的，但是不能否認在中國大地上，一個文化實體傳承了幾千年，「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就是指涉這個連續不斷的文化實體，這一點也可以由二十五（或二十六）史的傳承來證明。沒有錯，一直有很多人生活在中國大地上（他們是否世世代代延續則是可疑的），但是，何以見得這幾千年的人們構成「一個文化實體」？二十五史的保存不過證明幾千年人們的活動在相近範圍的土地，以及後來的王朝宣稱它繼承了前朝的「天命」與「正統」，又如何能證明存在一個文化連續實體？如果文化是動態的、持續演變的，如果文化是某一時空人們生活的整體，是人們創造的產物，則不同世代會創造不同的文化，如此何來一個連續不斷的文化實體？當然，文化有傳承，但是文化也有變遷。制度變革、動亂、新器物發明、異族入侵、生活方式變動、革命與改朝換代、甚至自然災害（大饑荒或大瘟疫），都會造成文化變遷，打斷文化傳承與連續。清末民初的中國革命，難道沒有讓中國大地上的人們從此生活在截然不同的文化中？難道沒有讓「共和中國的文化」與「清帝國的文化」明顯有別？共產革命難道沒有讓「共產中國文化」與「共和中國文化」天差地遠？當然更不必說清帝國、明帝國…等等歷朝。如果中華文化是所謂的二十五朝一脈相承的道統，那麼和這個道統徹底絕裂的「共產中國文化」不是「中國（華）文化」？
清末民初的共和中國產生了一個文化實體，雖然在時間上仍連續著清帝國文化，也傳承許多清帝國以及歷朝的文化要素，沒有一個明確的時間點可以一刀兩斷，但是它的整體明顯不同於清帝國盛世與衰敗時期的形貌，「中華文化」被創造出來，不管它的原初指涉是什麼，它總是名正言順地配合這個由「中華民國」的締造而自動形成的文化。這個文化實體只在中國大地上生存了四五十年，1949年被共產革命終結，流亡到台灣，也把「中華文化」的傳承帶來，改變了台灣文化，並與台灣其它文化傳承，共同創造一個台灣文化的新實體。所以，由歷史來看，中華文化是當代台灣文化實體的一部分，而不是反過來把台灣文化強塞入中華文化的陰影下。
雖然思想不是一個文化唯一的基本和精髓，我們卻可以談及一個文化的思想基本與精髓。「中華文化」的思想精髓是什麼？「中華文化」其實誕生於動蕩與革命之際，夾雜在傳統與現代、古老帝國與西方帝國之間，傳統與反傳統並行，無疑地，它是中國大地上的人們擺脫舊帝國傳統束縛，走向民主新時代的關鍵時期，最重要的文化印記無疑是白話文學運動和五四運動！因此，「中華文化」的思想精髓當然是孕育民主種子的白話文學、自由主義和反傳統思潮！這些思潮隨著胡適、張佛泉、殷海光而被播遷到台灣來，也是當代台灣文化中的「五四遺產」。如果我們真的需要「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來告訴高中生「中華文化的思想精髓」的話，其主角人物絕不會是春秋戰國的孔孟和四書，而是五四時期的胡適、魯迅、陳獨秀、蔡元培、羅家倫、傅斯年等，以及五四後期的胡適、張佛泉、殷海光。當然我同意努力把儒學民主化的徐復觀和牟宗三等新儒家，也應該在這文化教材中占有一席之地（學生可以透過他們認識儒家思想）。然而，即使名正言順，這樣的「民主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仍然不該是必選課程，否則就違背了民主「中華」的基本信念。
「中華文化傳承」終究只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學生更有必要認識的是當代活生生的台灣文化創造。我們需要的文化基本教材（暫時仍然只是選修），必須能夠培養民主社會下具備基本文化認識的現代公民，它必須完整反映台灣的歷史經驗，容納各式各樣的多元文化要素，體現真正包容、開放、豐富、活潑的台灣主體意識，涵養公民的文化創造能力。它需要長期構思、集思廣益、多方溝通，這是我們未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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