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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朱自清（圖片引自網路，經過後製處理）


不該如此「求疵」──簡評余光中的《論朱自清的散文》 
[1]

人無完人，文無完文，名家名作，概莫例外，瑕疵難免，不必袒護，讓人指出，總是好事。這樣，多少可以讓人全面、正確地熟悉其人其真實面目，也為後來作家提供鑑戒。求疵確實是好事，但無論如何都必須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以嚴謹的學術論證求得客觀、公正的實事求是的結論。然而，台灣中山大學教授余光中先生的「名作求疵」之文──《論朱自清的散文》[2]，卻令人讀後大失所看，文中的種種卓識也很難令人信服。 

余先生的文章洋洋灑灑逾萬言，著重就朱文的「詩意」、譬喻、女性意象、文化心態及文字表達諸方面作精細、獨到的分析、研究，從而得出了他的「發聾振聵」而「新鮮和刺激」[3]的見解：「朱自清的藝術成就當然高些，但事過境遷，他的歷史意義已經重於藝術價值了」。果真如此嗎？本文試圖循著餘先生的思考軌跡，對於文作一番探討，以見是非。

一

郁達夫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說：「朱自清雖則是一個詩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夠貯滿著那一種詩意，文學研究會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外，文章之美，要算他了。」他（編者註：余光中）以為：「郁達夫的評語，尤其是前面的半句，恐怕還是加在徐志摩的身上，比較恰當。」言下之意，郁達夫的評語言過實在。原因是朱文「文筆理路清楚，因果關係往往交待得過分明白，略欠詩的蘊藉與餘韻。」為了論證這個見解，余先生對〈白水漈〉與〈荷塘月色〉的有關內容加以分析，進而指出〈白水漈〉的最後一節「交待過分清楚，太認真了，破壞了直覺的美感」，由於「畫蛇添足」而成為「一大敗筆」。〈荷塘月色〉的第三節「交待太明，轉折太露，一無可取，刪往這段於〈荷塘月色〉並無損失。」可見余先生對於朱文中的這類文章是否定的。

對於「文眼」的道理，余先生一定比我還清楚。它是文章精神之所在，可以使文章的主題凝聚集中，意境拓深，內涵得以豐富，情感得以昇華，故而起著一語道破的作用。所以大凡大家在作文時十分留意設定「文眼」。那麼朱文中那些文字究竟是「畫蛇添足」的贅筆，還是「一語道破」的「文眼」呢？我們還是將其放在原文中往考察。

〈白水漈〉共有3節。第一節扼要交待事由。第二節為文章的主幹。作者運用自己靈巧的畫筆精心描摹出一幅引人進勝的白水漈瀑布圖。最後一節便是所謂的「交待」文字。實在這算什麼「交待」呢？這只不過是作者禁不住自然美的「□□」而發自內心的獨白，表達了作者的流連忘返之情，從而進一步感染讀者，故而成為「文眼」。

〈荷塘月色〉到第三節上承月下游荷塘緣由的表白與小煤屑路的過渡性先容，下接對於月色荷香的精心描繪。這一節主要寫自己初到荷塘邊的心理感受。我們且不說這種感覺是作者心靈深處的苦悶、憂愁心緒的自然流露。單就其內涵與意涵來說也是深刻豐富的，絕非「一般中學生都說得出來」的。本來，觀賞賞月是一種仙逝（編者註：仙逝二字可能誤植）之情，可以讓人修身養性。然而，朱自清到荷塘邊的一番踱步，並非一時雅興大發，來此求什麼閒情逸致的，而是在「頗不寧靜」的心境的驅使下尋求對於現實生活的超脫，借觀賞月色荷花來排解心中的鬱悶，因而在這條僻靜的小路上，作者想到自己「超出了平常的自己」而產生淡淡的喜悅，從而為下文描寫荷塘月色的優美景象奠定了情感的基調。因而這成為讀者欣賞本文的一把鑰匙。

由此可見，這樣的「交待」並不像余先生所說的是一種「有礙想像分散感性經驗的壞習慣」，而是 朱自清散文創作的出色之筆，它不但沒有沖淡或破壞文章的詩意，反而增添了文章的詩意。

二

對於朱文中的比喻，餘先生頗有非議，他以為「朱文的譬喻雖多，卻未見如何出色」。原因就在於「譬喻大半泛浮，輕易，陰柔」，也就是說多用明喻，而且用喻過密。這似乎在文學創作中竟是個不大不小的弊病。

文學作品中，比喻究竟取何等密度方為合適，沒見哪一理論闡述。余先生也沒有定準。至於使用何種比喻，還是由比喻的自身特徵與特定語境中的功效決定。明喻有明喻的效果，隱喻有隱喻的妙處，暗喻有暗喻的優點，關鍵在於是否恰如其分並與特定的語境相融洽，是否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作家的思想感情，傳神地描寫景物。明喻固然有其不足，但假如運用得當，照樣可以為文增色，由於它可以充分地利用讀者的美感經驗來描摹事物的形、色、味等特性。暗喻誠然可以使語意朦朧模糊，加強作品的措辭氣力，增強審美效果，但它須以事物之間的同一性為基礎，透過兩種語境的對置以發揮作用。因此，修辭手法並無優劣之分，關鍵看能否用得恰到好處。

余先生從〈荷塘月色〉中挑出的11個例句，明喻固然用得多，但也不失其魅力，這些比喻或描摹荷葉之嬌態，或抒寫荷花之麗質，或與通感手法融為一體，以突顯自己的心理感受，或以動寫靜，別有一番情趣，或營造氛圍，釀造詩意，從而給文章註進了活力與靈氣。就拿第9例來說，余先生以為：「用小提琴所奏的西洋名曲來喻極富中國韻味的荷塘月色，很不恰當」。似乎小提琴與「中國韻味」格格不進，互相排斥。可是中國名曲〈梁山伯與祝英台〉由小提琴演奏，可謂出神進化，極具魅力，並未因此失往中國韻味而洋化。況且朱自清沒有指明「梵婀玲」上奏出的定是「西洋名曲」，朱自清在這裡用琴聲的優美柔和來表現光與影的波動盪漾之美，有何不可？

三

在余先生看來，朱文中「好用女性意象」是不可饒恕的缺陷。他先是覺得〈荷塘月色〉中的比喻「趨於淺顯」，繼而又以為「女性意象實在不高明」，「會引起庸俗的聯想」，轉而批評〈春〉中的小女孩的「花枝招展」很不相「宜」。對於〈綠〉和〈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中的「女性意象」更是大加貶斥，稱之為「意戀」或「意淫」。

文學作品中出現「女性意象」竟被以為是「意淫」，是罪過，甚至令人驚恐不已。進母系氏族社會之後，原始初民中就產生了女性崇拜。人們從女性的身上發現了宇宙間最精緻的美，更發現了題目所特有溫柔和母愛。在古希臘，少女阿佛洛狄特被稱為愛與美之神。在中國，女媧被尊為人類之母，她不僅創造了人類，還煉就五色石補天以拯救和保護人類。反映在藝術作品中，人們創造了美妙盡倫的女神形象，體格健美的女性裸體塑像，光彩豐潤的女子胴體繪畫等，以飽滿的熱情歌頌「萬物的靈長，宇宙的精華」。 [4]所以，歌德說：「永恆之女性，引導我們走。」郭沫若稱：「女性是文化的淵源」。[5]由此可見，女性意像在古今中外的藝術宮殿（不只是文學）裡一直佔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既然如此，朱自清為何不可以在他的作品中運用女性意象來表現自己對於外在事物的感受呢？假如我們真心誠意地欣賞朱自清的散文，就會真正感受到女性意象的美，而不會「思邪」。就拿余先生所引的例證來看，〈荷塘月色〉中的「女性意象」具有優美的姿態，誘人的嬌容和純美的品格。〈春〉中的「花枝招展」的小女孩並非輕浮的女子，而是佈滿朝氣與活力的女孩，十分引人喜愛，不必非得如余先生規定的必須「樸素」。〈綠〉把梅雨潭當著貯滿青春生命之美的少女來描繪。在這裡，朱自清運用了擬人的手法，將自己對大自然的迷人之美的愛戀傾注於筆端形成文字。這種移情手段余先生該很清楚。朱光潛以為：「『自我』平常囚在自己的軀殼裡面，在移情作用中它能打破這個限制，進到『非自我』（non-ego）裡活動，可以陪鳶飛，可以隨魚躍。」[6]由於作者朱自清感情的注進，〈綠〉的景物在「女性意象」表現下更顯得格外富於生命的活力與青春的魅力。同樣，〈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以女性的嬌羞與溫柔表現了夜晚秦淮河的陰柔之美。因而朱文中的這些「女性意象」無不給人以美的享受。

對於如此美好的「女性意象」，余先生不但沒有絲毫美的感受，反而產生了「庸俗的聯想」，實在令人費解。不過，朱光潛先生曾經敘述過這樣的審美事例或許可以給我們以某些啟示：

《西廂記》寫張生初和鶯鶯定情的詞是「軟玉溫香抱滿懷，春至人間花弄色，露滴牡丹開」。這實在只是說交媾。「間隔」再近不過了。但王實甫把這種淫穢的事蹟寫在很幽美的意象裡面，再以音調很和諧的詞句表現出來，於是我們的意識遂被這種美妙的形象和聲音佔住，不想到其他的事。自然也有人讀這幾句因而動淫欲的，這是由於他們的藝術趣味的薄弱。[7]

這個美感案例告訴我們，主體意識的參與可以限制美感感受。因而面對同一審美對象，審美主體有「風帆不動，賢者心自動」與「風帆雖動，賢者心不動」之分。身為台灣高等學府的著名教授的余先生，該有頗為深厚的藝術素養，卻由「出浴的美人」聯想到庸俗不堪的「月份牌、廣告畫之類的俗艷」之物卻是極其出人意料之外的。要面對安格爾的著名油畫〈泉〉余先生又會產生怎樣的聯想呢？

四

由批   評朱文「女性意象」的「弊病」，余先生進而深進一步，特別挖掘了朱自清的文化心理。從「膚淺而天真的『女性擬人格』」余先生推論出朱自清以及冰心、劉大白等人的「裝小」寫「半生不熟的童話」，又從「女性意象」的「軟性」推論出田園風格，終極得出「他（指朱自清，引者註）的心態仍停在農業時代」的高論，如要理清其間的內在邏輯聯繫，甚至枉費心機。

我們只知道，早在「詩經」、「楚辭」中，「女性擬人格」與「田園風格」之間缺乏嚴密的邏輯性的話，那麼極端貶低「田園經驗」、「田園風格」更不能令人接受。文學藝術風格、透徹、情調應該追求藝術多元化和豐富性，以適應讀者不同的鑑賞胃口。這是無可厚非，理所當然的。「百花齊放」、「酸甜苦鹹辣」五味俱全，才是文學真正的繁榮。而余先生卻偏偏要「相容酸和鹹辣」而排斥「軟甜」，不知究竟是怎樣的「美感胃納」！現代產業我們確實帶來了社會的變化，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但是「現代人在產業化中逐漸失掉了一些古樸情感，得到的未必最有價值，失往的未必沒有價值。」 [8]文化本身是十分複雜的，我們切不可輕易地否定農業文明只肯定產業文明。實際上二者起著互補作用，不可偏廢其一。假如按照余先生的卓識，我們的文學家只往寫「產業意象」，作品裡不是機器，就是鋼筋水泥建築，那麼我們豈不是處於物的包圍之中而不見生命的活力了嗎！假如按照余先生的觀點，我們的辦公室裡，寓所裡，客廳裡的田園山水畫不該都要扯下來了嗎？我們的公園、動物園、自然保護區恐怕都得封閉而用來砌上現代式的高樓大廈。至於朱自清的文化美學心理已有專門論述，並不像余先生所說的「農業時代」的心態。 [9]

這樣，「今日的少年應該多讀一點堅毅豪壯的作品，不必誦讀這麼哀傷的文章」的建議出自余先生之文也就不足為奇了。但是作為美感主體，自己有選擇美感對象的權利和自由。各人可以根據自己的趣味、嗜好、性格特質和心理氣質選擇可以接受的美感對象，不必聽別人在一旁嘮叨。再說「堅毅豪壯」固然好，略帶點感傷有何不可，況且朱文並沒有像余先生所說的「傷感濫情（ sentimentalism）」，更談不上「這麼哀傷」。這一點，每一個讀過朱文的人都很清楚，毋需筆者贅述。

五

假如說余先生對於朱文求疵還有點道理的話，我想就在語言文字表達上的挑剔。確實，誠如余先生指出的那樣，朱文存在一些敗筆，「繁瑣」而「欠妥」。有些句子改為余先生的表達似乎更妥當。但這只是朱文的白玉微瑕，不能影響其「口語美術文的典範」的美譽。關於這以點，前人已有許多分析和評論，所見也很中肯。我想這些評論家、研究者不會睜眼說口語吧？他們不會因為朱自清同余先生是著名教授而非曲意迎奉不可。

但是，假如把文白夾雜與有點歐化看成是20-30 年代文章語言的弊病的話，恐怕現代文學史上就沒有語言熟練的文學大師了。只要我們對那個時代文壇狀況與文化背景稍微有點了解的話，就絕不會把這看成什麼大不了的毛病。這就像指責一個中學生的文章沒有余先生的寫得那麼漂亮、熟練一樣顯得滑稽可笑。況且就是當今文壇上的散文大家也未必不帶有這樣的「弊病」。由於語言本來就很靈活。隨著社會的開放，文化的交流，各種語言例如要相互產生影響。那麼，文白間雜，帶點歐化的語言算什麼缺陷呢？

余先生的詩作散文早已由《名作欣賞》先容給我們了。在我們的心目中，余先生算是文章高手了。然而〈論朱自清的散文〉竟然出自余先生之筆端確實令人難以置信，但這偏偏是事實。文中的觀點且不說，就是章法也頗讓人捉摸不透。大概余先生善於把散文的「散」的特色用在論文寫作吧，因而文章頗為隨意。在論述了朱文欠缺詩意時，余先生卻要插上對「虛字」使用和「南人北腔」的特點的評析。在批評〈荷塘月色〉那段議論抒懷文字時，余先生卻將其於譬喻的研究攪到一起。這是否由於擔心「文筆理路清楚，因果關係往往交待得過分明白，略欠詩的蘊藉與餘韻」呢？然而，這樣的寫作方法用於主情的散文，卻是有利於「想像」，集中「感性經驗」的好「習慣」，用在論文中恐怕就未必不令人遺憾了。更有趣的是，余先生似乎對朱自清很尊重，在前文他「不好意思說『意淫』」。但到了後文，他卻「失卻控制」，不再「不好意思」了，還是道出了朱文「流於『意淫』」的卓識。到了這般地步，我們覺得似這般「名作求疵」早該休矣！ 

的確，我們本來是想到余先生的廟裡來敬敬神，只可惜「神靈不靈」，只好嘆息一聲罷了。然而朱自清並未因為飛來幾口唾沫而失去「他的背影」的追隨者。

註：

[1]本文為投稿需要曾作大幅度刪削，並發表於《名作欣賞》1993年1期，為保持原貌，這裡重錄原文以保存。 （1993年4月9日記）
[2]《名作欣賞》1992年2期。
[3]《名作欣賞》1992年2期編者按語。
[4]莎士比亞：《哈姆雷特》。
[5]郭沫若：《女性歌》。
[6]朱光潛：《文藝心理學》，《朱光潛全集》（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246頁。
[7]《朱光潛全集》（第1卷），第228頁。
[8]羅強獵逗《鄉土意識：現當代文學中的一個主題原型》，《當代文壇》1988年3期。
[9]參見吳周文：《一個藝術的精靈──朱自清散文美學心理描述》，《江海學刊》1988年5期。


上圖：余光中（圖片引自網路）


【文章出處】
《名作欣賞》
〈不該如此「求疵」──簡評余光中的《論朱自清的散文》 〉
1993
網址：
https://blog.sina.com.cn/u/2278460497
作者：孫德喜
【作者簡介】
孫德喜，1960年11月生，中國江蘇淮安人。武漢大學畢業，揚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領域為中國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