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聞：樵客老師的國文教學網站

（圖片引自網路）


人生的讖語──讀齊邦媛《巨流河》

每個人在自己有限的人生裡，迎面遭遇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卻是一件不可選擇的事。即使荒謬終將被歲月撫平、一切終將重新恢復欣欣向榮，那又如何呢？生活在時代夾縫裡的人，已然在這場荒謬中耗盡了一生的青春。


（圖片引自網路，刊登於中國時報）


一、人生的圓周

在我學習戲劇創作結構的時候，領悟到了一個「起點即終點」的概念。即整個故事始於何處，最終章也將落幕於何處──這便是一個比較完滿舒適的戲劇結構。

許多小說電影裡皆有如此設定，我也曾讀到一句話，叫做：故地重遊，往往意味著訣別。

齊邦媛老師在她洋洋灑灑的自傳《巨流河》裡，將自己這一生的時間軸娓娓道來。文學專業出身的她行文克制內斂，功力都蘊藏在不經意處。故事開始於波瀾壯闊的東北遼河流域，而最後一個畫面，是齊老師時隔數十年回到內地，在大連的海岸邊眺望著「渤海流入黃海，再流進東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最終匯入台灣島最南端的啞口海（編者註：台灣恆春半島東南端的屏東滿州鄉港口村，有一處地名叫「啞口海」，又稱「啞狗海」，現已改名為「興海漁港」。《巨流河》書的記述，從長城外的「巨流河」開始，到台灣恆春半島的「啞口海」結束），「據說風浪到此音滅聲消」。

令人讀罷蕩氣迴腸，悵然若失。

即便是非虛構作品，齊老師所描述的一生軌跡，也十分符合戲劇結構裡的完滿圓周。

這部自傳的特別之處在於，齊老師並沒有將自己「懂事」前的歲月一筆帶過，而是參考了許多訪談資料，結合童年記憶，順便也還原了她的父母乃至祖父的部分生平。

泛黃的歲月總是最令人喟嘆。


上圖：齊邦媛唯一的一張全家福。前排左起：母親裴毓貞、父親齊世英、小妹星媛；後排左起：大妹寧媛、哥哥振一、齊邦媛（圖片引自網路）


二、她的父親齊世英

一九二四年的元宵節，齊邦媛老師出生於天寒地凍的遼寧鐵嶺。由於先天不足，她從嬰兒時期便體弱多病，高燒時曾被親戚斷言「已經沒氣了」，全靠母親在炕上抱著不肯鬆手，才撿回她的一條命。她父親（編者註：齊世英（1899年—1987），原籍東北遼寧鐵嶺。早年留學德日，1925年參與郭松齡倒戈奉系的軍事行動失敗，行憲後當選遼寧省立法委員。1949年到台灣，因在立法院反對台電漲價，遭國民黨以反對黨中央政策為由開除黨籍，後長期支持和參與黨外運動，與雷震、高玉樹、李萬居、許世賢、郭雨新共同籌組反對黨「中國民主黨」。中國民主黨遭蔣介石以《自由中國》冤案鎮壓，雷震等人入獄，齊世英則倖免，晚年與李敖相過從。長女為知名作家齊邦媛）當時還在德國留學，連她的名字都是由救她一命的醫生取的（編者註：根據《巨流河》書中所述，作者自言其名字出自《詩經．君子偕老》：「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又言，南宋四大家的范成大在其《明湖文集》中亦有：「齊邦媛，賢德女子」之語）

她的祖父齊鵬大是奉系軍閥張作霖（編者註：中國東北奉天省海城人，民初北洋軍閥奉系首領，曾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為北洋政府最後一任國家元首）的忠誠部下，而她的父親齊世英卻因留學德國，滿腦子都是救國救民的民主思想，參與了郭松齡（編者註：郭松齡（1883年—1925年12月25日），奉天府（今瀋陽市）深井子鎮漁樵村人，清末民初中國奉系軍事將領，號稱「關東第一猛將」，曾作為張學良教官並與其成爲摯友，張學良被其稱之「第一門徒」。後受馮玉祥唆使，起兵反奉，被奉軍打敗，被俘。張作霖將郭松齡夫妻一同槍斃）反對張作霖的兵諫。齊老師在兩歲時，便因父親的革命行為，而被迫隨著祖母、母親和哥哥踏上了逃亡之路。

在齊世英參與反對張作霖的革命行動時，所有人都以為其父必受株連，但張作霖卻顧念齊鵬大多年忠誠，絲毫沒有「子債父償」的意思。用齊老師的話來說：「張作霖出身草莽，但是他有那一代草莽英雄的豪壯與義氣。」

張作霖是極其典型的中國人，一方面，在國難當頭時他仍然窮兵黷武、忙著內鬥割據地盤，另一方面他又義薄雲天，誓死不與日本人妥協，終至被爆炸暗殺。

可惜其子張少帥（編者註：張學良）既沒有新時代的遠見卓識，亦沒有乃父的英雄氣概，以至於一個時代就此落幕。

對於齊世英來說，二十六歲那年參與的郭松齡兵諫，是他一生的心病。齊世英少年時隨父母在軍隊駐防地居住，見識到北方鄉村的風土人情，「深深感到一般國民知識的閉塞，對國家和自己的命運幾乎全然無知，在淳樸的美德後面常常是冷漠和愚昧」。他十五歲在天津新學書院受英國式教育，被培養成彬彬有禮的紳士。十八歲考取官費去日本，在積雪的冬日裡閉戶讀書，逐漸長成一個「深思耽讀的青年」。二十二歲時，他追隨堂兄去德國柏林留學，讀哲學經濟系，觀察戰後的德國社會，常在尼卡河畔思考徘徊。

這樣的人生經歷和教育背景，在上世紀初的中國，自然是高不可攀的「人上人」了。

在德國度過堪稱無憂無慮的兩年之後，由於堂兄肺結核逝世、伯祖父去世，齊世英只得捧著堂兄的骨灰回家奔喪，哪知家中便不許他再出去留學了。齊世英辦完喪事離開莊院回到瀋陽城，想另尋讀書途徑，便在此時結識了郭松齡。

郭松齡是其父齊鵬大在奉天武備學堂的同學好友，因見齊世英住在旅館多有不便，便邀請他住到家裡。兩人雪夜長談，聊盡國事天下事，甚為投契。齊世英將自己留學時的所見所思分享給郭松齡的親友門客，眾人很快達成共識：東北沃野千裡、農耕缺人，積極建設家園、發展教育才是要緊事，而進關參戰、與身為同胞的直系軍閥爭搶地盤，只是毫無意義的傷亡。

齊世英是歐洲歸國的理想主義青年，而郭松齡、韓淑秀夫婦，一個是果決的新軍領袖，一個是畢業於燕京大學、心中有丘壑的高材生。雙方一拍即合，共同在東北建立「同澤中學」興辦教育，還計劃籌辦一所大學，決意「不受當權者支配，不以培養官員為目的」。

不到一年之後，郭松齡便又接到命令，要入關對抗孫傳芳召集的五省聯軍，鞏固奉軍的地盤。郭松齡關心民生、不願繼續內戰，便發動各方勢力聯名反戰，通電請張作霖停戰下野，主張休養生息、永不參加內戰，儲備實力以抵禦虎視眈眈的日俄，並且振興教育發展家鄉。

作出這個決定前，郭將軍也知道風險重重，做好了「若失敗則大家皆須亡命」的準備。

在草莽英雄張作霖的眼裡，郭松齡的主張是什麼還是其次，最核心的一點在於：他反了。統治者的權力意識和眼界局限，打從一開始就決定了，張作霖不會認真聽取郭松齡的主張。

郭軍一路氣勢如虹，卻遇到百年不遇的大風雪，阻於巨流河西岸。

在隨郭松齡出亡途中，林徽因之父林長民中流彈身亡。郭松齡不忍拋下不會騎馬的妻子和幕僚獨自突圍，便與其一同坐馬車，很快就被張作霖的軍隊快馬追上，夫婦二人被當場處決。

張作霖將郭松齡夫婦的屍身在小河沿廣場曝屍三日，並且通緝了「煽動兵變」的齊世英。

齊邦媛老師總結道：在張氏父子的觀念裡，東北就是張家的，政府遴選的官費留學生就是張家派的，只能效忠他一家，所以齊世英之「叛」天理不容。

在新舊觀念交替的時代，一方霸主的王權思想深入骨髓，遠高於長遠的民生大計。

由是，齊世英只能帶著同伴去日本領事館躲避。因為害怕冷槍暗殺，此六人度過了足足半年「連院子都不敢去」的艱難時日。

在此期間，齊世英日日夜夜都在想同一件事：「一路上打的都是勝仗，為什麼當瀋陽燈火可見的夜晚，我們就是渡不過巨流河？」他幻想了種種可能性，關於如何求得使館庇護，如何幫助郭將軍出亡，如何保住實力反敗為勝……可是無數的憾恨都融進了那渡不過的巨流河（編者註：遼河，清朝舊名巨流河，中國七大河流之一，位於東北，齊邦媛遙想的原鄉），也成為了齊世英終此一生的夢魘。

後來齊世英輾轉逃到日本、又來到天津，終於在次年年底於上海加入了國民黨。

時年二十七歲的齊世英，經歷了天翻地覆的生死之變，因其溫文爾雅的氣度而被蔣介石評價為「不像東北人」。在將近三十年後的一九五四年底，齊世英在台灣「立法院」公開反對為增加軍費而電力加價，觸怒了蔣介石，直接被開除黨籍，自此過上了十多年受人監視的清樸生活。

在人品剛直這一項上，齊世英矢志不渝，骨子裡終究是個又倔又硬的「東北人」。

短短兩年後，張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關東軍炸死，三年後便是震驚全國的「九一八」事變，中國自此陷入萬劫不復。其時齊世英已在南京定居，投入到了積極的抗日地下工作中。「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以南京為首都的中國充滿了希望，到處都在推動新建設。那段時期，近代史上有人稱為『黃金十年』。」因此，日本軍方主張早日發動戰爭，因為如果再不打中國，等中國的國勢強盛起來，就不能打了。

全國的理想主義者拼盡全力建設新天地，卻被貪婪的強盜爭分奪秒地擊垮。

後來，由於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蔣介石對東北人有了芥蒂，在抗戰勝利後直接委任來自江西的熊式輝接收東北。因為對東北布局缺乏了解，加之多項沉痾，東北很快就呈現頹勢，在共軍手裡一敗塗地。到了一九四八年，東北終於全失，由齊世英親自培養的地下抗日者也困在原地插翅難飛。

他們原以為苦熬多年可以等來勝利還鄉，卻沒想到培育他們的長官竟棄他們於不顧。

齊世英對此自責不已，並且深感理想幻滅。

多年克制內斂的齊世英，到了晚年忽然變得善感，常自淚如雨下，心中最為惦念的仍然是那個渡不過巨流河的夜晚。一九八一年齊世英在榮總住院，張學良突然去病房看他，兩位耄耋老人訴說一生坎坷，忍不住幻想時光倒流的另一種可能性。當日，張學良與齊世英唯一共同的心意，便是懷念郭松齡將軍。

然而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早已流散，故人化為塵土，一切不可重來。


上圖：1947年，齊邦媛（右一）與母親裴毓貞（中坐者）、大妹寧媛（左二）和小妹星媛（圖片引自網路）


三、她的母親裴毓貞

當父親齊世英在外為國家、為時代而出生入死時，體弱多病的小女孩齊邦媛，在東北鄉下和她孱弱的母親裴毓貞相依為命。

裴毓貞只在十四歲那年見過齊世英一面，便對這位「父母之命」的未婚夫印象不錯，覺得比嫁個鄉下丈夫好太多了。裴毓貞十九歲出嫁，之後整整十年「沒有離開過那座莊院有形和無形的門」，做盡了一切傳統媳婦「該做的事」，忙碌於各種各樣的針線活和家務，沒有任何社交和朋友。

十年間，齊世英只在暑假回去過四五次。有一年裴毓貞懷孕想吃櫻桃，二十一歲的齊世英便跑到村口去找兜售的小販，由於沒有袋子裝，就用長袍的大襟兜著櫻桃回來。「那一兜櫻桃，從村口走到莊院，九年中支撐著她許多孤寂的歲月。」

裴毓貞先是誕下了健康的兒子齊振一，兩年後生了先天不足的齊邦媛，再三年後又生了小兒子齊振道。那時醫療落後、幼兒死亡率很高，齊振道三歲那年被傳染上了腦膜炎，十四天後就不治身亡了。

幼子的忽然死亡給了裴毓貞沉重的打擊，使她常常哭泣自責、精神恍惚。

「在傳統社會，一個年輕媳婦『沒事』就哭，是很不吉祥的事，她只有趁黃昏伺候了晚飯後，在夕陽余光中躲在牧草叢中哭泣。後院空地上長滿了一人高的牧草，從春天雪融時的嫩綠到降雪時的蒼茫，庇護著她壓抑的哭聲。雪融之後，她還帶著我去一裡路外的祖墳，仆倒在我弟弟那小小的新墳上痛哭。我記得祖墳四周種了松樹，在初春的風中猛烈地搖撼，沿著老墳周圍則開滿了粉紅色的花，在我母親哀切幽咽的哭聲中，我就去摘一大把花帶回家，祖母說那是芍藥花。我長大後每次見到芍藥花，總似聽到母親那哀傷壓抑的哭聲。它那大片的、有些透明，看似脆弱的花瓣，有一種高貴的嬌美，與旁邊的各種野花都不一樣；它在我日後的一生中，代表人生許多蔓延的、永不凋謝的美與悲傷的意象，尤其是以前那些世代女人的痛苦。」

裴毓貞的父親裴信丞得知了女兒精神恍惚的癥狀，還聽說女婿齊世英此時在南京與一群時髦的留學生住在一起，深感事情不能再這樣下去。他求得了親家准允，護送裴毓貞、齊振一、齊邦媛母子三人去南京與齊世英團聚，甚至想好了，如果齊世英不收留，便帶他們回娘家。

聽多了舊時代慘無人道的父權故事，當看到這種父母護雛的溫馨細節，我忍不住動容。

哪怕是在閉塞的時代和地區，一個父親為他脆弱的女兒殫精竭慮準備好的一條條退路，便是發乎於本心的拳拳之愛。

為了去南京，年幼的齊邦媛專程在瀋陽做了一套紅底閃藍花棉袍。

一路上，興奮的孩童嘁嘁喳喳。齊邦媛在亂石嶙峋的禿山好奇地問母親：「媽，這叫什麼山？」裴毓貞回答道：「這叫『鬼哭狼嚎山』。」

齊邦媛一直牢牢記得母親當時的神情：「如今，她去投奔一個已離家多年的丈夫，牽著兩個稚齡兒女，走向數千里外一個全然無法想像的大城；在那裡沒有家人，連親戚都沒有，心中的惶惑、畏懼，豈不正如進入鬼哭狼嚎的世界？她知道前途未卜，但也絕不願再回到那已度過十年隔絕孤寂的塞外小村裡，過活寡似的生活。我一生對文學的熱愛和觀念，其實是得自我那沒有受過中學以上教育的母親，她把那蒼莽大地的自然現象、虎狼豺豹的威脅，和那無法言說的人生化作許多夏夜的故事，給我童年至終生的啟發。她的鄉野故事有些是溫柔的盼望和悲傷，有些充滿了人心的悸動，如同鬼哭狼嚎山，毫無修飾，強烈地象徵著她那時對南方大城的畏懼，和對自己命運的憂慮。」

外祖父帶著他們三人一路南下，「火車沒日沒夜地開，車窗外是無止境的莊稼地……除了稀稀落落的防風林，看到天邊，都是黑褐色的泥土地」。

出了山海關到北平，走了三天兩夜之後，在火車進站濃郁的白色蒸汽裡，父親齊世英挺拔地站在月台上等待著。裴毓貞腳步遲疑，「……手像榆樹落葉那麼顫抖，娟秀的臉上一抹羞怯的神色遮住了喜悅」。

外祖父在南京住了十多天之後回了關外老家，將「捧在手心裡長大」的小女兒留在了「南方這舉目無親的人海裡」。

之後，齊世英投入了抗日地下工作，齊邦媛也隨著母親由南京搬到北平，又搬到天津的法租界，再回到南京。為了隱藏身份，他們一家時常改名換姓，她也不得不時常更換學校，以至於她上學前總會問母親：「媽，我今天姓什麼？」

在這樣朝不慮夕的危險日子裡，裴毓貞反倒不再哭泣，與齊世英的感情也漸漸穩固起來，她覺得與丈夫共患難是很幸福的。由於東北淪陷，齊世英主張黃埔軍校多招收東北青年，以至於東北學生佔了軍校生總數的四分之一。

在南京的歲月裡，裴毓貞便盡心竭力地替丈夫款待著那些離鄉背井的東北孩子，每周日為黃埔軍校和政校的學生們做北方面食，和他們一起聊故土人情。

許多黃埔的學生一生都忘不了那段在異鄉尋得家庭溫暖的歲月。

那一年，齊邦媛的外祖父又來南京看望了一趟，見到女兒興高采烈地忙碌著，他終於放了心，於兩年後平靜地去世。

雖然有了持家的幸福，但裴毓貞卻時常在忙碌時輕聲哼唱，齊邦媛清楚地聽到，母親唱的是《蘇武牧羊》：「兀坐絕寒，時聽胡笳，入耳心痛酸。」數年後，直到齊邦媛有了孩子，她母親仍然在外孫的搖籃旁唱著這首《蘇武牧羊》。

齊邦媛說，從前母親「守著幼小兒女，和蘇武當年盼望小羊長大再生小羊一樣，支撐著幾乎無望的等待」。

裴毓貞在南京期間又陸續誕下三個女兒，生下小女兒後沒多久，便因抗戰範圍擴大而被迫遷移，在船行輾轉中大出血，醫生都已經下了通知讓家人準備棺材壽衣，硬是靠齊邦媛的三舅裴毓慶在床邊不斷呼喊，才喚回了裴毓貞的性命。然而齊邦媛的二妹靜媛，在幾乎同一時間，因船上感染的急性腸炎而去世。

九死一生的裴毓貞帶著兒女，跟著大隊伍一起逃離戰火，後來在重慶定居下來便繼續操持家務。再之後到了台灣，她還屢屢對忙碌的齊邦媛伸出援手，幫助照看三個外孫。及至一九八三年，裴毓貞在台北內湖的家中安詳離世，習慣了「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齊世英才意識到，妻子這一生是何等辛苦操勞。

兩年後，齊邦媛遭遇了一場嚴重的車禍，在外科病房裡走過「死亡的幽谷」。當時她心中盤旋著一個念頭：「感謝天主，媽媽已經安詳逝世，她不必再為我流這一場眼淚。」

為人妻、為人母，羸弱的肩膀背負著不為人知的重量，似乎註定了一生有數不盡的眼淚。


上圖：小學畢業時的齊邦媛（左）（圖片引自網路）


四、疾病與瑪麗蘇

齊邦媛自己的故事，從開端就很有幾分少女言情的味道。

一九三四年，年方十歲的齊邦媛得了肺炎，被醫生建議去乾燥的北方養病。於是父親齊世英動用關係，將齊邦媛送到北平的德國醫院看病，而後又花費每月三分之一的薪水，將她送到了離城二十裡的西山療養院，在單人間住了足足一年的時間。

每個禮拜六，六十多歲的祖母會坐二十裡路轎子去療養院看望她，每次祖母要走了，她便坐在床上哭喊著：「我跟你回家！我跟你回家！」祖母的淚水便也在皺紋裡橫著流淌，使她忽然明白了古人文章裡所說的「涕淚橫流」是什麼樣的光景。

那時肺病是重症，療養院裡經常有人死去，院方便在死者住過的屋子裡撒石灰。齊邦媛因為愛讀書，和一位有著諸多藏書的張姐姐關係很好，在對方那裡讀到了不少新文學的書，包括林紓的《茶花女》。

直到有一天下午，她看到有人在張姐姐房間裡撒石灰。

年幼的齊邦媛對死亡概念模糊，隱約懂得一些，心中只覺得孤寂恐懼。那段時間她常常哭哭啼啼，給前來探望的祖母造成不少負擔。幾年後在顛沛流亡之際，齊邦媛輾轉聽到祖母去世的消息，卻「始終很難相信，那冬天抱我的溫暖身體會變冷」。

這段療養院的經歷，愈發讓她敏感細膩、終身膽小怕黑，對人世悲歡亦有一套自己的體悟。多年後她與父親談及那段經歷，說：「你們好殘忍，把我一個人送到那荒山上的醫院去。」

父親也只是嘆氣，說在那個時代並不懂得兒童心理學，以為自己所做的已是最好。而多年後的齊邦媛也已懂得自己是幸運的：「父母生我、養我、辛辛苦苦留住我」。

自來文學研究者都熱衷於探討疾病與角色性格之間的關係，若是哪個角色被設定為肺病，那便會被公認為是作者偏愛的角色。因為肺病的癥狀蒼白優雅，是諸多疾病中最體面的一種。這個病不像面色蠟黃的肝病，不像姿態狼狽的腸胃疾病，對於性格的塑造也具有詩化的成分。

由是，在閱讀過程中，我並不是單純藉著齊老師的眼光審視她走過的歲月。她在我眼裡，本身也是一位詩化的主人公。當看到她兒時因虛弱遲緩而被哥哥嫌棄；當看到她在逃亡過程中執意不肯坐車、要跟著男生們一起走路，結果不到一天就發高燒病倒；當看到她一年級讀長沙周南女中時常常暈倒送醫，被校方視作麻煩；當看到她大三那年和曖昧期的男生相約爬山，忽然間因心口疼而走不動路……諸此種種，都會讓我想到自己塑造過的體弱多病的主人公，不由得對她心生憐惜。

後文中還有一段，說齊邦媛大三那年，暫住在上海的男朋友俞同學家裡，後來父親讓她坐運輸物資的軍機去北平和母親、妹妹團聚。男友俞同學便送她上飛機，看她跟著全副武裝的士兵進入停機坪，在半人高的蘆葦叢中奔跑著向她揮手。

飛行一段時間後，齊邦媛恍神想著蘆葦叢中的人，卻也知道鄰座的人一直在看她。

終於，鄰座那人說話了：「小姐，你的安全帶沒有拴緊。」

齊邦媛的體重才四十多公斤，安全帶扣到最後一格仍有鬆動，只好自嘲說自己「不合軍機座位標準」。那人居然大笑起來，引起了整個機艙的注意。隨後那人向她道歉安慰，問了她的姓氏和學歷，便猜到她是齊世英的女兒。

此人是廣東人，名片上寫著「東北保安司令部少校參謀」。

飛機在北平機場降落後，那人堅持用吉普車送齊邦媛到東城大羊宜賓衚衕。母親裴毓貞「看我從天而降似地突然回家，身旁站了一位全副戎裝的漂亮軍官對她立正敬禮，大概差點昏倒」。

這是一個典型的言情小說場景，若放在虛構作品中，齊邦媛一定會和這位漂亮的軍官發生點什麼。然而在嘈雜紛亂的現實中，羅曼蒂克就此戛然而止，這位軍官在後文中再未出現過。

雖說是非虛構作品，但是當她將自己的一生濃縮呈現，她所經歷的某些瞬間，便也無可避免地成了讀者眼中的景觀。或許也是因為有了疾病和災禍的籠罩，夾雜著各種死裡逃生的奇遇，齊老師在書中對於少女時代的回憶和講述，也細膩浪漫得像是一部精緻的年代小說。

王德威老師在後記中評價道：《巨流河》不僅是一本自傳，也是一本文學作品。

在那個「歡樂苦短，憂愁實多」的時代，齊老師這克制內斂的筆觸，已經是一種極致浪漫主義的描摹。


上圖：張大飛（圖片引自網路）


五、她的愛情

全書最濃墨重彩的一段，莫過於齊邦媛與張大飛的緣分（編者註：張大飛（1918—1945），東北遼寧營口人，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原名張乃昌，九一八事變後改名張大非，報考空軍軍官學校時又改名張大飛。其常受齊世英夫婦照顧，在此期間結識齊邦媛。1938年至1944年間與齊邦媛彼此通訊上百封信件）。

最初那個男生有個吉祥的大名，叫做張乃昌。他父親曾是瀋陽縣警察局局長，因接濟並放走地下抗日者，被日本人在廣場上澆油漆燒死。張乃昌喪父後為躲避日本人的追殺，帶著弟妹逃亡到營口投奔姑姑。此後，他將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張大非」。

在此期間他入讀了一所教會中學，為了求得內心的安寧，他信奉了基督教，得以「盡情求告一個父親的保護和愛」。

翌年「滿洲國」成立，十五歲的張大非獨自逃到北平投奔叔叔，在極端困頓時，他看到了齊世英創辦的「國立中山中學」招收東北流亡學生的布告。他考取了初三，食宿皆有公費，終於安定下來。

幾年後的除夕，齊邦媛的哥哥齊振一奉父親的命令，在學校裡找到了大自己三歲的張大非，並帶他回家吃飯。在那個寒夜裡，十八歲的張大非忍住號啕，說出了自己家破人亡的故事。年少的齊邦媛一面聽著，一面看到媽媽種的幾棵小樹在窗外的風雪中搖晃，彎得近於折斷。

自此，每個星期六午後，年少的齊邦媛都會「在哥哥那群喧鬧的同學中，期待他那憂鬱溫和的笑容」。

那年初春，齊邦媛兄妹隨著母親住在板橋的小平房，她常隨著哥哥漫山遍野地跑。有天午後，齊邦媛跟著哥哥一行人去爬不遠處的牛首山，下山時因走得慢而落在後面，在半山處抱著一塊小岩頂進退兩難。聽著尖銳的山風呼嘯，她不由得在恐懼中哭泣。

這時，她發現張大非在回頭看她。

「天已漸漸暗了，他竟然走回頭，往山上攀登，把我牽下山。到了隘口，他用學生的棉大衣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身軀，說：『別哭，到了大路就好了。』他眼中的同情與關懷，是我這個經常轉學的十二歲邊緣人很少看到的。」

到了初夏，他們便搬回到了南京城裡。

再後來，戰爭局勢地動山搖，齊邦媛再也沒有回到那小屋子的緣分。

但在往後數十年間，齊邦媛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到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總記得他在山風裡由隘口回頭看我」。

倘若這一切真的發生在一部言情小說裡，再往後便是青梅竹馬攜手相伴的故事了。

然而這不僅不是小說世界，甚至不是個正常的世界。

隨著七七事變爆發，眾人被迫西逃。中山中學高中部的男生接受了軍事訓練，背著軍隊的步槍，承擔起了護送撤退的職責。哥哥齊振一、表哥裴連舉還有十九歲的張大非，用棉被裹著產後虛弱的裴毓貞抬上火車，然後把齊邦媛和三個妹妹一個個由車窗遞進去。

逃亡的火車上，連車頂都攀滿了難民，過隧道時總有人掉下去，引發旁邊人的哭喊。到蕪湖換船時，在混亂擁擠下，有更多人落水呼救，還有人就這樣沉了下去。「在那個驚險、恐懼的夜晚，混雜著白天火車頂上被刷下的人的哀叫，在我成長至年老的一生中常常回到我的心頭。那些淒厲的哭喊聲在許多無寐之夜震蕩，成為我對國家民族，漸漸由文學的閱讀擴及全人類悲憫的起點。」

好不容易行船到漢口，齊邦媛又經歷了妹妹病逝、母親死裡逃生的接連衝擊。當她獨自站在病房門口，聽著舅舅呼喚母親的名字，張大非忽然從大門處跑著過來了。

他跪在病床前俯首祈禱，然後走出來告訴齊邦媛：他已報名軍校，從此改名為「張大飛」。

隨後他疾步離開醫院，去軍隊報到。臨行前，他交給齊邦媛一本全新的《聖經》──他平時總是隨身帶著一本鑲金邊的《聖經》，年少的齊邦媛常常好奇打量。此刻臨別之際，他送了一本全新的《聖經》給齊邦媛，並且附言道：「祝福你那可愛的前途光明」。

齊邦媛從前只覺得自己的生命病弱磨難，從未聽任何人說過「可愛的前途」這樣的話。

逃亡路上，齊邦媛的哥哥收到張大飛來信，說他已經考進了空軍官校。隨著戰火蔓延，他們經過了湖南、廣西，齊邦媛不斷轉學、不斷躲避空襲，終於來到戰時首都重慶。父親齊世英忙著接送一車車的學生，路途上一次次與家人擦身而過。

在重慶沙坪壩定居下來之後，齊邦媛總算開啟了較為安穩的幾年青春。

初中時的齊邦媛骨瘦如柴，留著男生的短髮，從不照鏡子，日常和同學一起接受童子軍訓練。此時的張大飛已經開始駕駛驅逐機與日軍作戰，有一回他經由重慶去拜訪齊家，對齊邦媛的母親說：「我剛才看到邦媛在校門口站崗，她的胳膊和童子軍棍一樣粗。」

在齊邦媛中學那幾年，在空軍部隊作戰的張大飛一直聯絡不上自己的家人，便時常給齊家寄來家書，儼然將齊家當成了自己的家。而愛寫信的齊邦媛就成了他最穩定的筆友。他們的生活宛如兩條平行線：少女齊邦媛熱絡地分享自己在南開中學孟志蓀老師課上學到的詩詞，張大飛就陪她一起討論，他贊同秦少游（編者註：秦觀）的氣魄，卻不理解少女齊邦媛為何會喜歡皇甫松的蒼涼。

張大飛常常寄來照片，從棉軍服到飛行裝，每一步都是他的成長。後來他被挑選參加了陳納德的飛虎隊赴美受訓，一九四二年由科羅拉多州回國，還專程去沙坪壩拜訪了齊家。此時他已是中尉，生得壯碩精神，常常在雲南各地開飛機作戰。

飛行員休假時常常去喝酒，而張大飛執意不肯去及時行樂，只是在家中讀《聖經》，或是給齊邦媛寫家書，以求得內心安寧。

他在一封信中提及，自己與敵機正面遭遇，清清楚楚看到了對方駕駛艙裡那張驚恐的臉。他只知道自己若不先開槍就必死無疑，但他無論如何也忘不了墜機火焰裡的那張臉。

對於齊邦媛來說，張大飛是符合一切少女憧憬的蓋世英雄。

在齊邦媛高中的假期，張大飛來找她吃飯散步，「太陽耀眼，江水清澄」，她聊著自己讀的課外書，他聊著自己的飛行所見，兩人在江岸邊偷得片刻寧靜，卻並未一語觸及情愛。

一九四三年四月，齊邦媛高中畢業前，忽然有個初中女生跑來告知，有人在操場上等她。

她出去後，只見張大飛由梅林走過來，走到一半忽然站住，說：「邦媛，你怎麼一年就長這麼大，這麼好看了呢。」

「他說，部隊調防在重慶換機，七點半以前要趕回白市驛機場，只想趕來看我一眼，隊友開的吉普車在校門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著他往校門走，走了一半，驟雨落下，他拉著我跑到門口范孫樓，在一塊屋檐下站住，把我攏進他掩蓋全身戎裝的大雨衣裡，摟著我靠近他的胸膛。隔著軍裝和皮帶，我聽見他心跳如鼓聲。只有片刻，他鬆手叫我快回宿舍，說：『我必須走了。』雨中，我看到他半跑步到了門口，上了車，疾馳而去。」

「今生，我未再見他一面。」

讀到這一段，我腦海中不由得浮現出那句歌詞：「就算你壯闊胸膛，不敵天氣，兩鬢斑白都可認得你。（編者註：王菲歌〈約定〉）」

咫尺依偎的溫暖轉瞬即逝，身在其中的主人公卻不知道那已是訣別。

訣別不是一下子到來的。

齊邦媛聯考時填了三個志願：第一志願西南聯大哲學系，第二志願武漢大學哲學系，第三志願西南聯大外文系。

她選擇哲學系，是想向曾經遠赴德國讀哲學的父親挑戰。為了遠行獨立，她刻意沒有填家門口的中央大學。她的第一和第三志願都在離張大飛很近的雲南，偏偏因為數學分數低，而去了第二志願的武漢大學。西南聯大外文系來信鼓勵她就讀，她卻更鍾意哲學專業，沒有接受這根橄欖枝──哪知一年後，在朱光潛老師的勸告下，她仍舊轉入了武漢大學外文系，並且後來以英語教育和多語言文化交流為終身事業。許多事情都像是註定，連偏差也像是註定好了的。

齊邦媛還未入住大學宿舍，淺藍色的航空信就已經寄到了宿舍。二十五歲的張大飛在雲南邊陲溽熱潮濕的備戰室裡，對著搶工修復的飛虎隊跑道，給齊邦媛寫下一封封的家書，叮囑十九歲的她不要因為想家而哭泣，要相信光明的前途。

情難自已時，他也曾在信中寫下：「我無法飛到大佛腳下三江交匯的山城看你，但是，我多麼愛你，多麼想你！」

在這之後，張大飛在一場戰爭中受了傷，對死亡有了更近的認識。此後他不再輕言感情，只是常擺出兄長的成熟態度。而渾渾噩噩讀完大一的齊邦媛，卻起了念頭，想申請轉學到西南聯大外文系去，也可以藉此離張大飛近一點。

張大飛趕忙來信，堅決不贊成齊邦媛轉學去昆明，說自己實在沒能力照顧：「你對我的實際生活，知道的愈少愈好，對我『光榮』的實質情況愈模糊愈好。」

齊邦媛初讀並不懂得，直到很久以後才明白，張大飛便是在此時下定決心，要徹底退回到保護者和兄長的位置。加上導師朱光潛和父母的勸說，「感情大於理性」、不太適合讀哲學的齊邦媛在大二那年轉到了外文系，不過仍舊留在了武漢大學。

在大二的暑假前，她收到了張大飛殉國的消息。

二十六歲的張大飛，在預感自己就快犧牲時，給齊邦媛的哥哥齊振一寄了最後一封信：「……感謝你這些年來給我的友誼。感謝媽媽這些年對我的慈愛關懷，使我在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個可以思念的家。也請你原諒我對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我似乎看得見她由瘦小女孩長成少女，那天看到她由南開的操場走來，我竟然在驚訝中脫口而出說出心意，我怎麼會終於說我愛她呢？這些年中，我一直告訴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則，我死了會害她，我活著也是害她。這些年來我們走著多麼不同的道路，我這些年只會升空作戰，全神貫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詩書之間，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這必死之身，怎能對她說『我愛你』呢？……」

信的最後一句這樣說道：「請你委婉勸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後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齊邦媛收到一整包張大飛退回來的、她曾經寄過去的信，當中有一封汗漬斑斑已經褪色的信，一看即知是張大飛常常隨身攜帶──那是齊邦媛在高三時寫的，純粹的文藝青年的信，說著李白和天上的月亮，說著學幾何多麼難，抱怨說自己現在都不敢看課外書了。

齊邦媛猜想，這封信對於張大飛來說，或許就像他的隊友們去喝酒跳舞一樣，也有幫助忘卻猙獰現實的用處。

在戰爭即將勝利的短短四個月內，羅斯福逝世，陳納德解職，張大飛戰死。

當日本終於投降、盼望已久的勝利終於到來時，滿大街都是狂歡的聲音，齊邦媛卻跑回家，昏天黑地慟哭了一場。她不敢再提張大飛的名字，也不敢再看兩人來往的那些信件。

後來經歷遷移輾轉，那些信件全都丟失湮沒，她再也沒有機會「堅強起來好好看看」。

她只是在這一年正式受洗成為基督徒，用另一種方式紀念心裡的他。

大三那年，齊邦媛開始與一位來自上海的姓俞的男同學約會，卻在假期短暫回南京期間，不經意走近了「紀念張大飛殉國周年」的禮拜堂，頓時猶如刀劍刺入心中。她入場時沒敢簽自己的名字，簽下的是哥哥齊振一的名字。冥冥中，她只覺得這種相遇是註定。

有了這一場衝擊，加上俞同學此後在上海工作生活、思維漸行漸遠，齊邦媛進大四後不久，便退還了俞同學所有的信件，決定和他就此別過。

多年後的一九九九年，齊邦媛佇立在南京紫金山航空烈士紀念碑前，在編號M的碑上找到了寥寥幾行字：「張大飛，上尉，遼寧營口人。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五年殉職。」

五月的陽光照著七十五歲的齊邦媛，她心中恍恍惚惚有個聲音在說：那麼，這一切都是千真萬確的事了。

那被她哭得淚痕斑斑的枕被，那散失在混亂中的來往信件，十八歲那年雨衣裡的心跳聲，十二歲那年山風裡的回眸，這淒美浪漫得如同幻覺一般的緣分，直到白髮老嫗佇立在冰冷的墓碑前，一切回憶才再度有了實感。

人生中有很多瞬間，凝住眼淚才敢細看。


上圖：張大飛（圖片引自網路）


六、真相與同理心

雖然張大飛的故事纏綿悱惻，但是有個細節及時止住了我的感動。

張大飛的遺書裡夾雜著這樣一段，說當他意識到自己「朝不保夕、移防不定」，不願拖累齊邦媛，決心退回到兄長的位置之後：「……我現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二十六歲，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嘗過。從軍以來保持身心潔淨，一心想在戰後去當隨軍牧師。秋天駐防桂林時，在禮拜堂認識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學老師，她到雲南來找我，聖誕節和我在駐地結婚，我死以後撫恤金一半給我弟弟，請他在勝利後回家鄉奉養母親……」

我醞釀著的淚水當場乾涸。

在張大飛的這封信裡──起碼在齊邦媛轉述的張大飛這封信裡，這個「聖誕節在駐地結婚」的中學老師就只出現了短短一瞬。聽上去，這場婚姻甚至像「喝酒跳舞」一樣，只是一個打卡體驗項目，另一位當事人的感受完全就不重要。

我原以為，張大飛是因為意識到自己之後生死未卜，才不願談情說愛拖累別人。難道，恩人家的掌上明珠不能拖累，偶然認識的中學女老師就可以隨意拖累了？

他的撫恤金分一半給弟弟，另一半應該是給太太了吧？

齊邦媛在全書中再未置一詞，關於那個女教師後來過得怎麼樣？沉浸在悲慟中的齊邦媛有關心過她的命運麼？她對那個女教師有過嫉妒麼？有過同情麼？有過愛屋及烏的悲憫麼？

難道說，所有人都默認了這齣戲有且只有一個女主角？於是其他出場角色都可以寥寥幾筆帶過。任憑他們承受失去至親的悲痛，任憑他們獨自承擔世間孤苦，都並不值得牽動主人公的喜怒哀樂？

在《巨流河》出版後，眾人對齊邦媛與張大飛的這段情有諸多討論，更有惡意讀者大罵齊邦媛「瑪麗蘇戀愛腦」。但其實，張大飛妻子的經歷也傳奇得宛如一部言情小說。

根據資料，張大飛的妻子名叫朱鴻影，他們兩人竟然還留下了一個女兒，叫做張川生──大約意為「在四川出生」。在張大飛殉國後的第二年，他的弟弟張大翔找到了嫂子朱鴻影，並且娶她為妻。

按時間推算，張大飛和朱鴻影的感情發展，應該在他尚與齊邦媛通信時。

由於當時空軍很受歡迎，一見鍾情就閃婚的大有人在。有讀者查閱資料後推斷，朱鴻影應該是一直對張大飛有情：那次張大飛在戰爭中受傷，痊癒後便不再對齊邦媛談及情愛，逐漸退回到兄長位置，應該是因為在他受傷期間，朱鴻影女士曾親自跑去看望照顧。

對於身心脆弱的戰士來說，這種朝夕相處的細緻關懷是極有征服力的，比起純粹的心動和嚮往，另有一番滋味。

一邊是勇赴戰場大膽示愛的女教師，一邊是事事都需要請求父母准允、嚮往著蓋世英雄照顧保護的、柔弱的文藝女青年……張大飛最終做出的婚戀選擇，不全是因為愛情，卻也絕不是自暴自棄的「打卡體驗」，而是出於綜合考慮後的一種更厚重的感情。

張大飛與朱鴻影實際結婚的時間，是在一九四三年年底，即齊邦媛還在讀大一時，也就是他情不自禁地將高三的齊邦媛抱進雨衣裡聆聽心跳的同一年。在此期間他一直隱瞞婚訊、保持與齊邦媛通信，所以翌年夏天，當齊邦媛想要轉校去昆明離他近一點，他才會來信極力勸阻。

直到婚後九個月，他才停止與齊邦媛通信。

少女齊邦媛同時受到張大飛的婚訊和死訊的衝擊，無法處理這種複雜的心情，於是只將自己對張大飛之死的悲慟展開來講，卻將自己對他這場婚姻的態度略過不提。

根據張大飛的遺物和遺書，齊邦媛分明知道自己在對方心中的位置。在張大飛的潛意識裡無疑有一種「放手成全，希望你過得更好」的意味。他選擇和別人結婚，並非因為心裡沒有齊邦媛，而恰恰是因為感情太重不敢拿起──這一點他自己在遺書裡也坦然承認了。

這般深刻隱忍的、帶著仰望和呵護的「愛」，這般帶著一點點不道德的「被愛」，讓齊邦媛心情複雜，但做慣千金小姐的她也坦然接受了。由是，她才敢於放任自己洶湧的思念，甚至會向自己日後的追求者屢屢提起張大飛的名字。

齊邦媛在後文中提到，她之所以知道張大飛的紀念碑所在，是因為張大飛的弟弟曾經寄給她一本紀念碑的冊子。這樣說來，她是知道朱鴻影的後續下落的。在回憶錄裡避而不談，是因為自己無處安放的姿態，也是一種努力維持的體面。

書中也提到，在齊邦媛大學時，學生裡的「讀書會」辦得如火如荼，左右派思想割裂日益嚴重。一些去過左傾讀書會的同學，開始有了莫名其妙針對她的惡意，指責她是「權貴餘孽」，並且當面大聲罵她。她怎麼也想不明白，為什麼政治會給人帶來如此大的改變，為什麼可以煽動起這樣無端的仇恨，愈發決定終身遠離政治。

政治口號對人的思想改變固然可怕，但我也在想，或許身份優渥的齊邦媛自己也未曾意識到，她有時一些理所當然的無心舉動，可能真的曾經刺傷過某些和她身份背景大不相同的人。

她自然對人沒有惡意，但很多她習以為常的概念，一些她感受不到的生活芒刺，一些被她下意識忽略掉的、遙遠他方的眼淚與真實，或許也是造成她忽然間遭受攻訐的原因。

她確實是個細膩敏感聰慧的文藝青年，但她的同理心也就到自己的舒適區為止了。


上圖：張大飛與齊邦媛（圖片引自網路）


七、她的房間

齊邦媛一生住了將近十年的女生宿舍。

她從小就生活在多人聚居的大宅院，最長時間的獨自居住，大約還是十歲那年在黑暗寒冷的西山療養院。

此後她輾轉讀書，便一直和一大群女生們住在一起。剛搬進大學宿舍時，她發現自己的床靠近屋裡唯一的窗子，原本還有些慶幸，但很快就發現，為了安全，窗戶是用木條封住的，連外間天亮都看不到。

當時由於戰時條件簡陋、學校倉促遷到樂山，單薄的木板床總是顫動著，旁邊還沒有欄杆。即便瘦弱如齊邦媛，也擔心自己會不會半夜從上鋪摔下去。

大一暑假結束時，齊邦媛提早一周回到樂山辦理轉系手續，只想早些去登記宿舍房間，希望能得到一個靠窗的書桌。

搬到新宿舍不久後，有些室友受到讀書會左傾思想影響，開始對齊邦媛陰陽怪氣，就連她曾經形影不離的下鋪女生趙曉蘭也漸漸不理她了。便在此時，歷史系的李秀英告訴齊邦媛，自己的室友被未婚夫接回去結婚了。李秀英知道齊邦媛一直羡慕人少的屋子，便邀請她去同室。

齊邦媛連忙辦理了申請手續：「……那小小的木板床、小木桌，頭頂上一尺半見方的天窗，對我簡直是華美的宮殿！」

由於李秀英有固定男友、常常出去約會，所以齊邦媛每晚都能有三個小時獨處，用來清理滿腹的心事。夜深人靜時，透過小小天窗聽著河水洶湧奔流的聲音和對岸的鳥鳴，她只覺得這是一種奢侈的幸福。再後來，她在老水夫的指引下，找到了河岸邊一個幽靜的角落，得以躲在那裡獨自讀書，簡直如獲至寶。

大學畢業前，齊邦媛想繼續讀書進修，還申請到了美國霍利約克學院的入學資格。然而父親齊世英不同意她出國，認為她應該先考慮婚姻，否則以當下的局勢，她一生與家庭隔絕，會成為孤僻的「老姑娘」。

一九四七年，大學畢業後的齊邦媛在北平和上海都未求職成功，輾轉來到台灣大學擔任助教，借住在父母的好友馬廷英叔叔家中。當時的台灣深受日據時期影響，馬家所在的青田街是一條條窄巷，都是可以直接推開的低矮日式房子，入室時要換上草拖鞋，踩上榻榻米，好似走在別人的床鋪上。

剛到台北的那幾個月，齊邦媛只覺得孤獨陌生，心中一直盤旋著「回到爸媽身邊」的念頭。

新年後的某一天，她在車站躲雨時偶遇了武大的校友楊俊賢，很快就被帶去參加了武漢大學旅台校友會，終於在當地建立起自己的社交圈。

校友會上有一位電機系的學長羅裕昌，說是那天見到她，便下決心要娶她回家。

在長輩們的關照下，齊邦媛申請到了一間本該分給台大教授的單身宿舍。她的行李不多，除了一個小皮箱和簡單的枕被，便只有剛來時在騎樓下購入的小梳妝箱──那時常有待遣送的日本人，瑟縮地跪在台北街頭擺地攤，賣著自己帶不走的家當。

齊邦媛對這樣的景觀感情複雜，心中並不同情他們，卻也知道他們不該是仇恨的對象。

搬家之際，羅裕昌殷勤地為齊邦媛送來了被褥和必要的日用品，還在公用廚房為她燒了第一壺開水，灌在暖瓶裡。

時年二十八歲的羅裕昌家境清寒、理工科出身，並不符合齊邦媛從前的愛情幻想。他既不是張大飛那樣令女孩子憧憬的蓋世英雄，也不是上海俞同學那樣時髦俊俏的佳公子。羅裕昌在給她的告白信中鄭重寫道：人應當有計劃、有步驟地去實現理想，先決定生活的重心，講求效率，節省精力，無意義的交談亦應減少……

齊邦媛做慣了敏感好奇的文藝青年，對這種極度理性、井井有條的人生態度感到新奇，甚至是佩服這種理智和堅強。身邊的友人都覺得羅裕昌穩妥可靠，勸她少些幻想，早日安定下來。於是齊邦媛寫信給父親齊世英，希望他來台灣幫忙看看羅裕昌這個人如何。

給父親的信中，齊邦媛詳細列出了羅裕昌的年齡、學歷、工作、家庭條件……看得我無奈扶額。

前文裡那個看著月亮讀著詩、滿腦子浪漫幻想的文藝少女，終於還是被歲月迅速吞噬了。

於是，在相識不到一年之後，齊邦媛便和羅裕昌回上海舉行了婚禮，此後便決定在台北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家。

齊邦媛和羅裕昌在朋友家借住一個月後，搬入了兩人的第一個家──鄰居家有六個小孩，兩家用一塊甘蔗板隔開。台灣糖業公司出產蔗糖，賺來的外匯也是台灣最大的經濟來源之一。榨糖的副產品便會被製成甘蔗板，解決了無數新來人口的住房隔斷問題。

新婚後的羅裕昌常在晚飯後替人修理收音機，而齊邦媛就讀書寫日記。不久後，由於大陸局勢惡化，齊邦媛的母親和妹妹遷來台灣。再之後的一九四八年，這對新婚夫婦便進入了接連不斷的「接船生涯」，常常一起去碼頭等待太平輪靠岸。

他們家離台北火車站只有三百米，便成了一個聯絡站，狹窄的家中總是坐滿等待的客人。這一年，父親齊世英也來到台灣，在她的陋室裡暫住了一段時間之後，終於和哥哥齊振一共同定下了一所日式房子，搬去兩代同住。

在如此忙碌惡劣的生活裡，齊邦媛的身體又日漸羸弱，卻在不久後懷上了身孕，必須改善居住環境。

當時，台大給作為「資深助教」的齊邦媛分配了一戶小型日式住宅，小小的榻榻米房間，配有全扇窗子，開向種了花木的院子。齊邦媛開心地告訴丈夫，沒想到丈夫羅裕昌鄭重地說道：他不能剛結婚就做妻子的眷屬，而且這還會影響他自己以後申請鐵路局的房子。

對於羅裕昌的態度，父親齊世英完全同意。

在齊邦媛新婚時，齊世英便多次鄭重贈言：「不能讓丈夫耽誤公事，也不能傷他尊嚴。」

一九五零年，在齊邦媛懷孕六個月時，羅裕昌見鐵路局台中電務段段長位置空缺，便申請調到居住環境更寬敞的台中。羅裕昌認為，台灣若能安定下來發展，那麼鐵路的樞紐將會在中部而不是台北。

為了隨夫遷移，齊邦媛向台大遞交了辭呈，令同事訝異不已。

當年九月，身體羸弱的齊邦媛在台中生下了第一個兒子，分娩掙扎至第二晚已陷入昏迷。她母親裴毓貞在她的病床前哭泣呼喊，如同當年的她舅舅一般，從死神手中搶回了她的性命。生產之後，她大約二十多天都不能行走。

在嬰兒三個月時，她母親又不得不匆忙趕回台北，幫忙照料她即將生產的嫂子。

母親走後數日，羅裕昌常常下班不按時回家，氣血虛弱的齊邦媛便抱著孩子坐在大門口等待，直到羅裕昌的身影出現在黑暗中的第一盞路燈下，她便與孩子一起哭起來。

饒是如此，齊邦媛竟然在四年內生下了三個兒子，期間一直靠母親往來奔波、伸出援手。

──看得我都要氣死了。

一九五三年，齊邦媛在台中重遇了自己從前在南開中學的同班同學沈增文。對方考取了美國國務院的「戰後文化人員交換計劃」獎學金，需要出國接受半年的英語教學訓練，便介紹齊邦媛去台中一中幫她代課，教高中英文。

去台中一中當老師，用齊邦媛的話來說，「能從菜場、煤爐、奶瓶、尿布中偷得這幾個小時」，使她感到由衷的幸福。

暑假後，沈增文回國，齊邦媛代課期滿，台中一中的校長誠懇邀請她留下繼續任教。

齊邦媛認真評估了自己的困難：她先需要求得丈夫同意，再是求得父母支援──那些年，全靠她母親裴毓貞奔波在台北台中兩地，支援著她在育兒、疾病和丈夫出差時的困頓。家人都擔心她身體羸弱，無法兼顧家庭和工作，但她自恃年輕，終於決定接下這項工作，並且下決心也要申請美國的交換計劃。

在輔導高中生聯考的緊張節奏裡，齊邦媛結識了大她十歲的女教師徐蕙芳。

那時信息資源匱乏，為了自編升學輔導的教材，齊邦媛和徐蕙芳都跑去各處收集英文資料，直到晚上孩子睡了，徐蕙芳便由立德街走到齊邦媛家，在齊邦媛書桌上寫好，齊邦媛再用鋼板刻蠟紙，第二天去教務處印成講義或測驗題。她們的這番合力創作很有效用，後來還被外面的「暢銷升學指南」盜印了不少。

齊邦媛說：在台中居住的十七年，除了家庭生活之外，她記憶最深刻的便是放在走廊盡頭的那張小書桌。她們二人在壓低燈罩的小檯燈旁做題目寫鋼板的情景，「既浪漫又辛酸」。

「多半時間，我們只是兩個家庭主婦，在家人入睡後才能在走廊一隅之地，面對心智的挑戰。」直到後來的一九七二年，齊邦媛在台北麗水街宿舍，才終於有了一間小小的、真正的書房。而之前這些年，齊邦媛作為一個年輕的母親和教師，並沒有自己的工作間。她深夜在小桌邊奮戰工作，還須求得丈夫諒解。

她丈夫羅裕昌為鐵路事業忙碌不休，一周工作七天，經常出差。甚至又是讓齊邦媛幫他聯繫美國、尋找相關參考書，又是認為齊邦媛必會幫忙，便將許多英文內容扔給她幫忙中譯。

齊邦媛對此全無怨言。

作為慷慨的回報，羅裕昌也願意「諒解」齊邦媛，准許她在帶好孩子之後的深夜，可以自己在家中角落加班工作。

是的，男人就是這麼理所當然。

一九五六年初夏，齊邦媛考取了美國的交換計劃，飛到華盛頓特區，接下來在安娜堡密歇根大學訓練了兩個半月。到了冬天，她選擇了去更寒冷的懷俄明州實習教學，一是為了靠近在相鄰的猶他州讀書的小妹，二是為了體驗下老家東三省的寒冷況味。

有一天她突發奇想，在攝氏零下四十度的低溫裡步行感受「冰天雪地之美」，被警車追上押回室內，以「避免愚蠢的死亡」。

此時的齊邦媛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還是偶爾冒出離奇的浪漫念頭，仍依稀可見那個文藝少女的影子。

其實這一年的她也不過才三十出頭而已。

半年訪問結束後，在回台灣的飛機上，齊邦媛與鄰座的一位美國老先生相談甚歡，後來才知那人是華盛頓美國大學的安德森校長。安德森對齊邦媛印象極好，屢屢向台灣教育部稱讚，引得教育部主動聯繫齊邦媛，邀請她去國際文教處工作。

齊邦媛回去跟父親和丈夫商量，果然兩人都不贊同。

後來教育部部長再次來信，說只要她願意入職，可以幫忙將她先生的工作也調回台北。但是羅裕昌「豈是肯受如此安排之人」，於是齊邦媛再次回信謝絕。

到了一九六七年，羅裕昌突然接到調令，要去總局參加鐵路電氣化的研究準備工作，於是他們舉家搬往台灣。也是在同一時間，美國的基金會寄來信函，提供了台灣人文科進修獎助的名額，其中一項要求是「年齡在四十五歲以下」。時年四十四歲的齊邦媛，十年來困於家庭，錯過了許多國際交流學習的機會，此時深感時不我待，於是趕忙申請。

這年夏天他們搬回了台北，有了母親的就近照料，齊邦媛終於開始籌備到美國讀書的事。在台北那三十多坪、沒有冷氣、如蒸籠般的公寓裡，三個兒子煩躁不寧，不甚諒解她遠渡重洋的理想──直到著書的耄耋之年，齊邦媛也覺得三個兒子並沒有諒解她當時的決定。

全書屢屢出現這種理所應當的、對女性的壓迫，令我很是替她委屈憤懣。

四十四歲的齊邦媛到了美國，由於基金會的手續問題，訪問學校一直未落妥。她憑藉自己之前積累的人脈，來到一所美國天主教修會創辦的女子文理學院──「樹林中的聖瑪麗」，受邀教授一門中國文學課。同時，她打算去附近的印第安納大學讀書。

她教書的「聖瑪麗」和打算就讀的印第安納大學之間相距七十邁，沒有直達的公交車，她只能靠平時蹭其他人的車過去，但大家時間配合不易，別人很難做到每周都接送她兩次。

於是她決定先認真教書一學期，然後辭去教學工作，專心住在印第安納大學裡讀書。

進入印第安納大學之後，她讀書異常拚命，因為：「我自己最清楚地知道，每一日都是從妻職母職中偷身得來！」

她不顧性命地修了六門主課，在學期結束考完試之後，一覺睡得昏天黑地，午夜醒來時見到皓月當空，頓時感到滿腔「離開家庭的罪惡感」，又牽掛起年近七旬的父母，含淚寫了一封家書。翌日她把信寄出，隨後坐在校園山坡的草地上哭泣許久。

苦讀之下，她拿到了4.0的最高績點，很快就馬不停蹄地繼續修讀繁重課程，因為一日也捨不得虛度。

這一年是一九六八年，國內的文革剛開始不久，齊邦媛在海外沒有遇到過大陸學生，認識的中國人十分之九都是台灣過去的。她唯一的社交圈子就是幾位中國學生及其家庭，大家輪流開車邀請她出去觀光玩耍，讓她見識到美國中西部的廣袤。

這段充實又幸福的讀書生涯，在一九六八年的寒假被迫戛然而止。

因為交換計劃要求她必須保持一份教書的工作，所以她不能一直全職當學生，必須回到「聖瑪麗」去教學。簽證快到期之時，她只差六個學分就可以拿到碩士學位，便猶豫要不要申請延長半年──便在此時，她父親來信，說她丈夫羅裕昌工作辛勞，要求她馬上回去照顧家庭。

於是她離開了印第安納大學那開花城的春花冬雪，終身也沒有拿到那個近在咫尺的學位。

回到台灣之後，齊邦媛兌現「交換計劃」的約定，在台中的中興大學教書三年。

此時她舉家都定居在台北，她須得每周二早上七點搭乘光華號火車去台中，周五晚上再搭乘自強號回台北。她不在家的兩天時間，便靠一位女傭協助家務。她的父母已經七十多歲，三個兒子都進入青春期，她每周二早上五點多就要起床為家人準備早餐，再頂著殘月去趕火車。

齊邦媛一手促成了中興大學外文系的成立，在家庭和校務之間忙碌不休。三年約定期滿後，她終於向中興大學提出了辭職。對於那幾年，她只覺得「身心俱疲而不敢言倦」，覺得拖累了媽媽太多，心中十分煎熬。這幾年裡，她唯一能靜下心來思考讀書的時間，反而是台北和台中之間、坐在火車上的那三個小時。

齊老師這樣總結道：「那種全屬於自己的獨處三小時，我終身感激！」

維吉尼亞．伍爾夫有言：「一個女人如果打算寫小說的話，必須有錢和一個屬於自己的房間。」當然，這種需求不僅限於寫小說。伍爾夫認為，獲得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房間，是實現女性價值的第一步。只有在自己的獨立空間，女性才能有機會深刻思考，不必依附於父親和丈夫。

誠哉斯言。

我從前並不懂得這個觀點的分量──直到看了齊邦媛老師這一生的妥協隱忍，才意識到對於一個女性來說，「擁有自己的房間」是多麼難的一件事。

社會分工給了她一層又一層的桎梏，即便她出身優越，又在那個時代裡如此幸運地受到了高等教育、有著源源不斷的拓展視野實現價值的機會，但就因為她是一個女性，整個社會總是在合謀剪斷她的羽翼。

她的父親齊世英是個思想先進、關注民生和人權的高級知識分子，但這樣一個人也會習慣性地輕視和踐踏女性的價值。例如他會因為嫌棄妻子的「毓貞」這個名字不好聽，而直接給她改名為「純一」。例如他在女兒大學畢業時，便以「怕耽誤婚姻」為由，不許她赴美進修。例如他一次次勸誡女兒追隨丈夫，後來又以「照顧家庭」為由將女兒召回，使女兒被迫終止她的學業。

齊世英想建立一個人人有尊嚴和人權的理想社會，但那仍舊是個男人心安理得狠狠踩在女人身上的社會。

男人果然是天生的利益共同體，對女人敲骨吸髓吃習慣了，絲毫不以為意。

我同時也在想，對於齊邦媛本人而言，這一生的那麼多錯失和妥協，她自己的性格也是個不可或缺的因素。

例如在她初到印第安納之際，明明教書與讀書的地方才相距七十邁，只要有一輛車就可以解決。以她的家庭條件，買車、租車都是不在話下的，但她似乎從來沒有把「學開車」當做一個可行方案，竟然就因為合不上蹭車時間，而難以兩頭兼顧，以至於簽證到期還沒修完學分。

我甚至在想：若換了是張大飛的妻子朱鴻影女士，以她的執行力，說不定來美國第一個月就學會了開車，許多困境迎刃而解，也不會有「坐在草坪無助哭泣」這樣的畫面了。

整個社會合謀剪斷女性的羽翼，不僅是客觀上迫使她放棄發展事業的機會，也在主觀上引導她們放棄自己成長的可能性。

必得自身有強悍的主觀能動性，才能改變自己的處境。

其實我與齊邦媛老師有很多相似之處，我一直都說自己是非常符合刻板印象的女性：我從小最擅長的科目就是語文、英語、歷史，一直極其討厭數理化，體育和動手能力都是弱項。即使來美國買了車，也自認為馬路殺手，一直不敢開車上路，以至於汽車輪胎的氣都漏光了。

最近我在一點點克服自己的恐懼，每周都開車出門。同時我也在想：這究竟是不同性別的天賦使然，還是整個社會都在潛移默化地給女性洗腦，從兒時就設定了無形的標準？

齊邦媛老師晚年將自己一生的經歷梳理出來，看到自己因為父親和丈夫的命令而眼睜睜錯過了那麼多機會，心中恐怕也不是沒有憾恨。

王德威老師在後記中說道：對於齊世英先生而言，當年參與郭松齡兵諫，渡不過巨流河是他一生的遺憾。在他的巨流河裡，有著史詩般的波濤洶湧。而對於齊邦媛而言，她渡不過的那條巨流河，卻是賢妻良母的守則、日復一日的家庭責任，瑣碎而漫長，「艱難處未必亞於一次戰役、一場政爭」。

齊邦媛老師如她父親一樣，知道自己有能力渡到河的對岸，但對岸卻終究可望而不可即。

生活在那樣一個時代，沒有思想上的啟蒙引導，一個女性想推翻這種約定俗成的壓迫、將命運和生活節奏掌握在自己手中，是極為艱難的事。

好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思維已經大不相同了。

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房間」，學會為自己的每個人生決定負責，不依附於他人的保護，也不妥協於他人的施壓──這是當代每個女性都需要渡過的巨流河。


上圖：齊邦媛（右）與妹妹（左）（圖片引自網路）


八、海外孤臣

齊邦媛老師無疑是頂尖幸運的人。

我原本起了一個小標題叫做「孤臣孽子之思」，得自於白先勇。但我想了一下，流亡台灣的那批人皆可稱為「孤臣」，卻未必個個都是孽子。起碼溫馴的齊邦媛老師一定不是。

齊邦媛從來沒有真正的反叛意識的覺醒。一直保護她、引導她、同時也順理成章擠壓她成長空間的父親齊世英，是她一生的精神偶像。

她中學就讀於南開，受教於孟志蓀這樣的國文名師。進入武漢大學後，有朱光潛親自指導她轉系，並且擔任她的導師。她在語言、文學和審美上受到的啟蒙，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這不僅為她奠定了一生的職業生涯，也成為她在無數次挫折和苦難當中的精神力量來源。

她的恩師朱光潛、吳宓在文革期間受盡凌辱，她的老同學們各自經受了重大考驗，而她卻安安穩穩成家立室，遊歷世界各地，還參與編纂教材和文學作品翻譯，大大實現了自我價值。

她這一生與同儕相比，已然獲得了足夠多的幸運和寵愛，正沒有什麼可反叛的。

她因時代而感受到的痛苦，更像是一種迷惘。這是那代人共同承受的一種時代的捐棄。

初到台灣時，她是個十足的「外省人」，對受日據時代影響的榻榻米感到不習慣，甚至在出國訪學還會想要到更寒冷的地方，去感受與家鄉東北相似的氣息。後來幾十年倏忽而過，她幫著丈夫一起使台灣自動化鐵路系統從無到有，她參與多項文化教育活動、與各個國家地區的大人物交流會晤，更在素書樓的石階上與大師錢穆先生建立起十八年的密切友誼。

幾十年下來，她已經徹底成了一個「台灣人」。

在大陸一片荒漠的時期，她努力推廣「台灣文學」走向世界，卻每每在自我介紹時難以定位──她是來自中華民國？來自東北？來自台灣？外國人應當如何理解這種複雜的關係？

對於所有台灣人來說，談及identity時都有種「霧中奔跑」的感覺，最初的鄉愁和失落慢慢被時間沖淡，便成了一種長久的流亡之感。

從一九八零年代開始，齊邦媛漸漸在國際文化交流活動上見到中國大陸的作家，當中也不乏她極為欣賞的創作者。她一開始很熱情地向她欽佩的作家張賢亮打招呼，卻引來了幾位大陸作家的詫異表情。後來才逐漸意識到，兩岸作家對許多文革主題的作品態度不盡相同，「凡事稍涉政治觀點，人與人之間立刻保持相當距離」。

漸漸地，也會有大陸的作家去台灣參加活動。「雖然彼此認識一些可以交談的朋友，但是『他們』和『我們』內心都明白，路是不同的了。誠如福斯特《印度之旅》結尾所說：全忘記創傷，『還不是此時，也不是此地』。」

一九八五年，齊邦媛在西柏林自由大學教授台灣文學，白先勇、陳若曦、鍾玲、李歐梵和鄭樹森受邀來柏林參加「地平線世界文學會議」，齊邦媛竭誠招待。但很快他們發現，來參加這場會議的大陸作家，名字都印在了會議大廳的大型看板上，而五位台灣作家卻沒有姓名。眾人都對此感到憤慨，無奈形勢比人強，此時整個世界都對這些由「文革」後的中國來的作家充滿好奇。到了一九九零年代以後，歐洲的台灣文學研究也漸漸熱情不再，注意力被中國大陸占據。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台灣和大陸之間開放了探親，但齊邦媛一直等了六年才回去。當時，「熾熱的探親文學已由重逢相擁的痛哭激情漸漸冷卻，甚至開始出現了幻滅的敘述。隔著台灣海峽，漂流者日思夜想的是故國山川和年輕的親友，即使父母也應尚在中年，隔了四十年，回去時所見多是美夢的骨骸。」

齊邦媛既覺得自己無親可探，也有「近鄉情怯」的感覺。

直到得知學生時代的摯友魯巧珍肺癌末期，齊邦媛才匆忙趕往上海，此時才知自己當年的男友俞同學已於一年前因心臟病去世，當年的許多舊友也都已經去世了。

她到了醫院，魯巧珍被扶著坐起來，說道：「知道你要來，我一直等著。」

魯巧珍從枕下拿出一張紙，隆重地念起了杜甫的《贈衛八處士》：「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

這首詩放在這個情境下，實在是再合適也沒有了。

魯巧珍對齊邦媛這些年在台灣的生活表示由衷羨慕，齊邦媛淚落不止，心知此番重逢便是訣別。

齊邦媛對於上海並無逗留的心情，從醫院出來後，她坐車駛過原先最繁華的街道，想起自己半世紀前來到此處的場景，啼笑從無。她很慶幸自己的人生選擇：若當年留在上海，她在文革時期早就因出身而被鬥死，「即使倖存，也必須耗盡一生否定真正的自我」，就像她那幾位尊嚴盡失的恩師一樣。

此番返鄉，她也回了一趟東北老家，所坐的火車途經巨流河鐵橋時，天已經全黑了，她未能看見這條他父親心中流淌一生的巨流河的全貌。

在軟臥車廂內，她與幾個來自俄國的工程師相談甚歡，對方對她很是友善，還提出要護送保護她。她想到三十多年來「反共抗俄」的口號──腦海中模糊的仇恨概念，與眼前具體的、善良的人相聯結，很具有象徵意味。

暮春三月，齊邦媛來北京參加同學聚會，負責聯絡接待的是當年他們南開中學的校花邢文衛。曾經，冷艷矜持的邢文衛是整個男生宿舍「遙望受彤樓」的焦點，此時已經年邁，卻依舊與眾不同。聚會前，齊邦媛申明道：「此行專為歡聚，一不談病痛健身靈藥，二不談台灣回歸祖國之事。」

明明是分享過最珍貴青春的昔日舊友，打起交道來卻有了這麼多無法觸及的雷區。

聚會時，眾人唱起了當年由十八歲的齊邦媛創作的班歌，一句「而今一九四三春風遠」令人唏噓不已。

「這些當年精英中的精英，因為政治的對立，婚姻的牽絆，失去了許多正常生活的歲月，成為失落的一代，吞沒在『春風遠』這麼簡單直率的嘆息之中，無須記憶，也無法遺忘。」

兩年後，齊邦媛在台灣收到校友傳來的「邢文衛病逝」的消息，才知道在聚會時邢文衛就已經生病。當時她不知情，竟對邢文衛沒有一句慰問，而這時邢文衛的死訊是由簡體字宣告，齊邦媛甚至不認識這個名字。

齊邦媛猶記得聚會那天中午，眾人從邢文衛家走到巷外大街的飯館吃飯，四月柳絮飄飛，齊邦媛忽然想起當年孟志蓀老師教過的蘇東坡的〈水龍吟〉。

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
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

人與人的每一場分道揚鑣，都有可能是一生的訣別。縱使他朝再相逢，彼此間也隔著茫茫歲月，終究再也無法回到青春的彼岸。當年去了台灣的這些人，幸運地避開了許多摧殘傷害，卻終身都無法擺脫「被拋棄」的流亡之感。

而這一份流亡與失落，或許還要延續世世代代。

又或許，下一代早已在無聲的歲月裡，流亡了「流亡」，失落了「失落」。


上圖：齊邦媛（左）、林海音（左二）、林文月（右二）（圖片引自網路）


九、江河萬古流

這本書讀到最後，有一處忽然令我熱淚盈眶。

那是一九九三年齊邦媛回到遼寧鐵嶺，來到小西山的村莊舊址，詢問「鬼哭狼嚎山在哪裡」。結果所有人都從未聽說過這個山名。直到此時齊邦媛才知道，幼年時聽母親說的「鬼哭狼嚎山」，原來是母親當時的心情。

當是時，她的一生已經走到暮年，她父母也都魂歸九泉。她漂泊了這麼久回到原點，才發現這樣一個微末的真相。

由於她父親齊世英為國民黨政府做事，他們家的祖居莊院已被摧毀，祖墳也被犁平為田。她童年奔跑過的山野、她採過的芍藥花，早已沒了昔日存在的痕跡。此番萬裡還鄉，唯見沃野良田伸向默默穹蒼，她終於確認，父祖的故鄉早已沒有了她的立足之地。

她南開中學的好友潘英茂，後來定居在加拿大，在七十歲那年曾經主動寄明信片與她恢復聯繫。齊邦媛去紐約辦公時，曾想過順便去加拿大看望潘英茂，但當時正逢美國感恩節、公路繁忙，她便想著下一年再去。哪裡知道下一年她便得知了潘英茂因病去世的消息。

最後，她只能給已故的潘英茂寫了一封無法寄出的信。

她在信中回憶起當年高中畢業的夏天，她們一行五人牽著手往車站走，忽然一輛吉普車衝來，將她們衝散。當時的潘英茂用一貫沉靜的聲音說道：「我們以後恐怕不能再見面了，我母親的法國迷信說，牽著的手被人從中沖開，就是分散的預兆。」

那次離別的場景，偶爾還會浮現在齊邦媛腦海中。她未曾想到當年的預兆這樣準確，大家竟然分散得如此徹底。

或許只有快走到盡頭時，才能將人生每個細微處的線索完整地銜接起來。

此之謂人生的讖語。

陪著齊邦媛老師見證了她一生的歷程，跳脫出特定的時代回看過去，也可以發現很多相似的事情都是在重複發生。例如當某個國家、某個政黨做出不人道的行為，國際社會一定會予以聲援譴責：如郭松齡反戰兵諫時曾獲得各方的讚許；如在南京大屠殺之際，科學家愛因斯坦、英國哲學家羅素、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和美國哲學家杜威，聯名發表宣言籲請各國人民自動組織抵制日貨──這與今年國際社會對烏克蘭的聲援一般無二。

每個時代都總有一些人在努力做正確的事，這也是讓人感到「世界有希望」的地方。

雖然，每個時代也都有被沙塵蒙了眼的人，他們構成了一個時代的殘忍，最終那殘忍也落在他們自己身上。

《巨流河》這本書出版於2009年，書裡書外的學者都在感嘆文化環境越來越好、兩岸的聯繫日益緊密，大家都勇於直視「昨日之非」，共同祈願明天會更好。然而在十多年後的今天，局勢再度緊張起來，不知所謂的喊打喊殺之聲甚囂塵上，許多的話題又成了諱言──歷史就像是一個曲折的輪迴。

倘若樂觀點，將自己的所見所聞zoom out（編者註：鏡頭縮小、推遠）到足夠遙遠的距離，將歷史的跌宕輪迴放進時間的長河裡，似乎一切都並沒有那麼糟糕，再多的荒謬也終究會被歲月撫平。

倘若悲觀地想：每個人在自己有限的人生裡，迎面遭遇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卻是一件不可選擇的事。即使荒謬終將被歲月撫平、一切終將重新恢復欣欣向榮，那又如何呢？生活在時代夾縫裡的人，已然在這場荒謬中耗盡了一生的青春。

那麼究竟是該樂觀一點還是悲觀一點？

我在讀這本書的時候，看到有那麼一些真實存在的人──在那樣艱難的歲月裡，他們仍然保全了肉身和精神世界的完滿，使我頓感欣慰。我忽然意識到，無論在多麼糟糕的時代，也總有人可以倖免於難，既不必同流合污，還可以獨善其身、肉體與尊嚴都不受摧殘。

在悠悠不斷的歲月裡，我們都知道這樣一個道理：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編者註：語出杜甫〈戲為六絕句．其二〉）。

而在我們自己有限的人生裡，惟願我們都可以獨善其身。人生的巨流河，或是寂靜無聲，或是波濤洶湧，唯有身在其中才知道，自己總是需要一刻不停地航行、竭力躲開風浪和暗礁，才能有機會抓住人生的果實。

願你我都能抵達內心的彼岸。

【齊邦媛簡介】
齊邦媛（1924年1月15日—2024年3月28日），女，漢族，遼寧鐵嶺人，國民黨政治人物齊世英長女，國立武漢大學外文系畢業，1947年來到台灣，1968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研究，1969年出任中興大學新成立之外文系系主任，1988年從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任內退休，受聘為台大榮譽教授。曾任美國聖瑪麗學院、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訪問教授，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教學著作論述嚴謹，編選翻譯出版文學評論多種，對引介西方文學到台灣，將台灣代表性文學作品英譯推介至西方世界，卓有貢獻。81歲起以四年完成代表作《巨流河》，記述縱貫百年、橫跨兩岸的大時代故事。


上圖：齊邦媛（圖片引自網路）


【文章出處】
《豆瓣讀書》
〈人生的讖語：讀齊邦媛《巨流河》〉
2022-09-15
網址：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4650568/
作者：林探惜
【作者簡介】
林探惜，中國湖南長沙人，網路作家，留學紐約，大學就讀語文科系，研究所攻讀電影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