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聞：樵客老師的國文教學網站

走過舊時的蹊徑

我是個不積極又不果斷的人。生活散漫離亂，得過且過。自己這些年的研究，亦復如此。其實也說不上什麼研究，只是課餘之暇，獨坐書房，閉門造車，東拼西湊，了無章法可言。

至於如何選擇歷史這個營生，說來也很偶然。只緣高中畢業那年，終於留級，但功課未見起色，只有歷史科較出色，但也不過七十來分，其他各科可想而知。不過，我想讀的是新聞，那時臺灣還沒有新聞系。心想沒有新聞，不如讀舊聞。因為昨天的新聞，就是今天的歷史。但不論新與舊都是一樣，我都是妄想，肯定考不取，只藉此臺北一遊。但卻意外僥倖考上了，真是意外的意外。

當年臺大歷史系，在傅斯年先生（編按：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東聊城人。先祖傅以漸是清兵入關以後的首位狀元。歷史學家、學術領導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國語日報社董事長、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國立臺灣大學校長。為人性格耿直，嫉惡如仇，而且文章見解深入，眼光銳利獨到，即使在抗日戰爭期間踏入政壇，公開炮轟孔祥熙、宋子文。其侄傅樂成亦為臺灣大學教授）的調理下，是臺灣大學的第一系。名師如雲，南北混同。但我卻漫步椰林大道，不知歷史為何物，於國計民生何補。不過，後來問題終於來了，因為畢業時要寫篇論文。論文是什麼？怎麼寫？我完全不知道。但不論怎麼說，總得先選個題目。雖然，當年勞榦先生（編按：勞榦，榦音ㄍㄢˋ，中央研究院院士，兼任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高祖父勞崇光曾任清朝兩廣總督，其堂弟勞思光也是著名哲學學者）沒有開魏晉南北朝史，但我們班上包括何啟民、孫同勛、金發根和我，卻都選了這個範圍。後來大家都沒脫離歷史研究和教學的範圍。所以，我們可說是臺灣培植的第一代魏晉南北朝的歷史工作者。

我的題目是〈北魏與西域的關係〉，至於為什麼會選擇這個題目，現在已經記不得了，也許是因為「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吧。關於陽關，四年級時勞先生開了一門「魏晉南北朝史專題」，講的就是陽關，一年的時間徘徊大小方盤城之間。不過，這門課選到最後只有我一個人，還有兩三個旁聽的，使我那一年再也無法逃課。不過，這個問題對我的論文有些幫助，我的論文大概寫得還算不錯，勞先生給了96分。畢業後報考研究所，勞先生為我寫推薦信，說我對白鳥（編按：白鳥庫吉，日本研究西域古代史之權威）、羽田（編按：羽田亨，日本學者，精通元蒙塞外史、西域中亞史、敦煌學、中西交通史）、箭內（編按：箭內亙，日本學者，研究領域主要涉及蒙元制度史和歷史地理學）的著作，有深入的研究，可繼黃文弼樓蘭未竟之業，期許頗高。其實我當時對這些日本學者的著作，略有接觸，但卻不盡了解。而且對於「西征樓蘭」，那是條茫茫的天涯路，實非我能力所及。而且班上同學高手不少，衡量再三，我拿了推薦信，卻沒有報考。




不過，「西域」，對我以後申請香港新亞研究所（編按：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後，張其昀南渡香港決定創立學院，隨後由錢穆、唐君毅等學者辦理，當時名為亞洲文商學院，及後於1950年易名為新亞書院。1953年增設新亞研究所，以中國文學、中國歷史、中國哲學三大範疇為專攻領域，。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新亞書院、聯合書院、崇基學院同為成員學院之一，新亞研究所隨新亞書院成為香港中文大學一員。自唐君毅1968年出任所長後，新亞研究所與中文大學間關係的問題白熱化，1974年新亞書院董事會決議將研究所脫離香港中文大學，之後台灣教育部不再予以補助，且由於唐君毅、牟宗三等名儒任教，吸引有志人士報讀，但在90年代名儒先後退休或去世，後繼無人，經費日益減少，研究所將會面對在停辦的風險），有很大的幫助。我申請新亞研究所，也是非常偶然的。那是退役之後，在歷史博物館研究組工作，負責的業務是國際交換，因和單位主管相處不洽，遞了個「請辭，乞准」四字的呈文，就下鄉教書，開當鋪去了。在鄉下一年，教書尚可，當鋪卻開垮了，又回臺北在個書店當門市。那時我剛結婚，居於陋巷違建之中，生活非常艱苦。一天看到報上一則廣告，香港新亞研究所在臺招生。我妻見我整日沉湎「一劍光寒十四州」（編按：諸葛青雲長篇武俠小說代表作）中，並非長策，總該混個功名，遠了去不起，這裡倒合適。所以，勸我報考，但我興趣缺缺。倒是我的朋友萬家茂非常熱心。那時他正讀臺大醫學院生理研究所，做完實驗，就來窩居，兩人各據一椅，追讀金庸的《萍踪俠影錄》（編按：非金庸，應為梁羽生武俠小說代表作），即《射雕》。他為我到學校申請成績單，為研究計劃找打字行，並且在申請截止前一天晚上，陪我到郵政總局投遞。

申請研究所，研究計劃是必須的。但我卻不知怎麼寫，用些什麼參考書。好在自己在書店門市工作，架上還有幾本通俗可用的書。於是，就以自己的論文為基礎，再以讀過一些湯恩比（編按：湯恩比，二十世紀英國歷史學家，著述頗豐，其中以十二鉅冊的《歷史研究》為最知名。湯恩比評史一反國家至上觀念，主張文明才是歷史的單位；他把世界歷史劃分為26種文明，並斷言文明得以崛起的原因在於它在包含菁英領袖的少數創造者的領導下成功應對環境的挑戰。湯恩比伯父是十九世紀研究經濟發展史的歷史學家阿諾湯恩比，也是首位命名「工業革命」者。為作區隔分別稱為老湯恩比、小湯恩比）文化的挑戰與回應模糊的概念貫穿，寫成〈西域．文明的驛站〉的研究計劃。認為西域環繞沙漠的綠洲地理環境，沒有形成自己的文化體系，早期處於農業與草原文化之間，隨雙方的政治勢力而沉浮。其後界於東西文化交匯之處，由於本身無獨特的文化基礎，因此，東西文明傳遞至此，皆能保持其原有文化的風貌，以待另一種文化的吸取。西域居於其間，緩和了兩種文化接觸與挑戰的衝擊力。計劃寄去四五個月，如石沉大海，我早已忘記這件事。一日突然接到通知錄取了。後來知道這次招生只有一個名額，是亞洲基金會給的。包括臺灣、日本、東南亞各地十九人申請，我竟又僥倖錄取了。據說當時校外委員羅香林先生（編按：羅香林，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非常欣賞這個研究計劃。

進了新亞研究所，拜在牟潤孫先生（編按：牟潤孫，國立臺灣大學國文系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文史系主任、教授、新亞研究所導師，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門下。不過，這個研究計劃只是進階之用，如要再進一步探討，就非能力所及了。那麼，從何處切入，頗費思量。後來想到初入臺大歷史系時，因魯實先先生（編按：魯實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精通文字學、上古曆法、史記）之囑，讀了一部黃善夫刊本的《史記》，接著又讀了半部《漢書》。於是便從《史記》所載高祖「平城之圍」入手，討論漢匈的和戰關係。寫成了一篇七八千字的稿子，注了三四萬字。這篇稿子是自習之作，目的在學習材料的運用與掌握，從來不敢示人。不過，後來研究所月會報告〈試釋論漢匈間之甌脫〉以及對長城問題的探討，和現在寫司馬遷《史記》關於對漢匈問題的解釋，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上圖：錢穆


所謂研究所月會，由錢穆先生親自主持。每次由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與學生各一，提出報告。然後由各導師提出評論，最後錢穆先生作總結，氣氛頗為肅穆。輪到我報告，提出的報告是〈試釋論漢匈間之甌脫（編按：甌脫，立於邊界的土堡崗哨。《史記．匈奴傳》：「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唐．張守節．正義：「境上斥候之室為甌脫也。」也作「區脫」）〉，文章以文言寫成，兩週前已分送諸導師與同學。不過，想想有所不妥。因為和錢先生的《國史大綱》有相左之處。錢先生對甌脫的解釋，取其原始義，即韋昭所謂「界上守屯處」，與顏師古注《漢書．匈奴傳》所云：「境上候望之處」。我則取丁謙《漢書匈奴傳地理考證》的引申義，即「甌脫，閒地也」。擴大為「農業與草原民族間的緩衝地」。因此，我請示師父牟潤孫先生，是否要刪去與錢先生牴觸之處。牟先生說錢先生不一定會記得。但錢先生不僅記得，而且記得很清楚，並且很堅持。對我作了非常嚴厲的批判。最後還是鄭騫先生（編按：鄭騫，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知名詞曲研究者）以辛棄疾的一句詞：「甌脫縱橫」，為我解圍。

這次月會從下午2點到晚上6點多，是新亞研究所月會空前絕後的一次。老夫子真的生氣了。以後在新亞研究所的幾年，我不敢再見錢先生。直到他定居外雙溪素書樓，才再親近錢先生，多所請益。月會的第二天，一位沒有參加月會的學長，走進我研究室，他光光的腦門上冒著汗珠，瞪著眼，怒沖沖地指著我說，我不該冒犯錢先生。他說昨天他沒有來，如果來了，我早就躺下了！我說：「甌脫，只是偶爾一脫，昨天已經被脫得光光，以後在新亞一天，決不再脫。離開新亞，我一定還脫。」的確，後來以長城為基線，討論中國歷史文化的變遷，以及拓跋氏從平城到洛陽文化轉變的歷程，就是以甌脫為基點出發的。




漢匈間的甌脫是兩國之間的緩衝地，即長城之外農業與草原的過渡地帶。這個地區既不屬於漢，也不服於匈奴，而徘徊二者之間。若這個地區的均衡可以維持，雙方可以和平相處，若均勢打破則衝突即起。可以藉此對這個地區爭奪與控制，測知漢匈勢力的消長。漢匈衝突兩國關係雖斷絕，草原與農業文化仍涓涓滲透，相互交流，就是甌脫居中的媒介作用。後來，漢控制這個地區，築城屯田，將農業文化移植塞外，匈奴來歸即同樣居住這個地區，胡漢雜處，促使草原文化的轉變。其文化轉變的過程，初則與漢人混居雜處，互相往來，逐漸放棄牧畜，而定居農耕，形成半農半牧的社會形態，等待機會翻長城進入中國。永嘉風暴後，五胡十六國在黃河流域建立統治政權，可說是農業文化在塞外互動發展的結果，並非異族入侵中原。

後來我討論北魏拓跋氏文化的轉變，即以這個論點出發。不過，我對拓跋氏文化轉變的探討，也是幾經周折的。最初因討論漢匈的和戰問題，讀了勞榦先生的《居延漢簡考釋》。因此，想以河西四郡的設立，探討農業文化向長城以外的拓殖，並以此向哈佛燕京社申請研究計劃。計劃沒有批准，但卻附了一封信，說我的研究計劃和用的材料，及預期獲得的結論與他們最近一篇博士論文相似。並附了論文作者的姓名及工作地址，以便聯絡。我細讀之下，發現論文作者竟是張春樹。張春樹是高我一班的學長，對秦漢史的造詣非常深厚。於是，我寫了封信給他，說不知是否是他，如果真的是他，分別七年，海角天涯，沒有想到在此相遇，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不久，春樹來信說，論文是他寫的，並且說當前所有漢簡資料，他搜集齊全，這個問題已無發展的空間。既然不能下河西，我只有向下滑行，回到最初起步的地方魏晉去。


上圖：早期香港新亞研究所校舍


回到魏晉，當時的新亞研究所有錢賓四（編按：錢穆，字賓四）、牟潤孫、嚴耕望（編按：嚴耕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中央研究院院士）諸先生都是治魏晉史的大家，的確是一個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好環境。於是先定下研究範圍，從永嘉風暴邊疆民族在長城內的遷徙，到北魏孝文帝遷都華化，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間相互的激盪與調整。但當我材料搜集妥當，準備撰寫論文的時候，接到我同班同學金發根寄來的一本書，他的碩士論文《永嘉之亂後北方的豪族》已經出版。所引用的材料與結論，與我準備寫的前半部分相似，於是我只得放棄這一部分。集中討論拓跋氏漢化的問題，就在這個時候孫同勛的新書《拓拔氏的漢化》又寄到了。孫同勛的論文非常縝密。因此，關於這個問題也無法再做了。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材料已經搜集妥當，論文不能不寫，但更換題目另起爐灶，時間已不允許。因此，如何從這些材料裡另謀出路，就頗費思量了。於是繞室而行，數日不得安眠，最後終於想出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那就是從這些材料中，尋覓漢化中胡化的殘餘。因為即使那些進入長城的邊疆民族，最後放棄自己享有的文化傳統，完全融合於漢文化之中，其歷程往往是非常轉折與艱辛的。因為文化的接觸與融合非常複雜。往往在接觸與融合的過程中，一旦遭遇挫折與阻礙，必須經過不斷地再學習，再適應，再調整之後才能完成。而且不論融合或被融合的雙方，都必須付出很高的代價。甚至被融合的民族，放棄自己的文化傳統，但仍然有某些文化的因子，無法完全被融合而被殘留下來。這些被殘留的文化因子，往往在被吸收後，經過轉變成為一種新的文化成分，不僅增富了漢文化的內容，也增強了漢化的活動力量。


上圖：陽關故址


中國歷史自魏晉以後，由於邊疆民族不斷湧入長城，結束了漢民族在長城之內單獨活動的時期。漢民族不斷和不同的邊疆民族融合，使漢文化增添更多的新內容。在永嘉風暴中，拓跋氏部族是最後進入長城的邊疆民族，不僅收拾了黃河流域的歷史殘局，並且總結了秦漢以來，滲入長城的其他邊疆民族，作了一次融合。然後再以此為基礎，和漢民族作徹底的融合。經過這次融合之後，新的血輪注入漢民族之中，新的文化因子也開始在漢文化中孕育。後來這些新的血輪與新的文化因子，又轉變成支持隋唐帝國建國的基礎。關於這個問題，我先從〈拓跋氏與中原士族的婚姻關係〉開始。因為我去香港之時，魯實先先生希望我能繼承王昶《金石萃編》之業。因此曾仔細地讀了趙萬里的《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所以，應用《集釋》所錄集若干北魏宗室墓誌的碑文，所載的姻婭關係討論這個問題，這是前人所沒有做過的工作。但將這些資料綴集後，可以發現孝文帝如何利用政治力量，斬斷中原士族社會的婚姻關係的鎖鏈，使北方貴族和中原士族通婚，徹底消除草原與農業文化殘餘的矛盾，使其政權得以持續。所謂窮則變變則通，我在山窮水盡已無路之時，經此一變為自己拓展了另一個境地，後來我的《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中的一系列論文就是這樣寫出來的。

至於我對中國長城文化的探索，那是因為一個日本人上了長城。當年中國人民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進入長城，而灑鮮血拋頭顱，現在這個日本人竟大搖大擺登上長城，並大放厥辭。這個日本人就是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因此，我憤怒，於是開始關心那條橫臥在西北邊疆的沉默巨龍。中華民族是個農業民族。築城不僅是農業民族特殊的技巧，也是農業文化發展必經的階段。因此，我以城的形成與發展，將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與演變分成築城、衛城、拆城三個階段，也可以說是我個人對中國歷史分期的看法。所謂築城，從新石器後晚期，農業民族從建築一個小城開始，到秦帝國建立，將西北邊疆許多城連綴起來，築成一座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大城，這座城就是萬里長城。過去討論長城過分突出防胡的消極意義，但最初長城的建立，並不是消極的防衛，而是農業民族向西北拓展的極限。所以長城所表現的意義是多方面的，不僅是一條國防線，同時也是地理的分水嶺，更是分劃農業與草原文化的疆界。最初長城的築構沒有受任何外力的影響，而是農業文化自我發展，自我凝聚，經過長時間累積而成的。然後，長城和中國的歷史、文化融而為一，成為中華民族永恆的象徵。




至於衛城時代，從漢高祖的平城之圍開始。「平城之圍」是成熟的農業文化與草原文化的主力空前遭遇，不幸農業民族失敗了，而且敗得很慘。農業民族不得不將邊疆後撤長城。於是長城不僅是一條文化的分劃界，同時也變成了一條主要的國防線。中國歷史的發展隨著進入了「衛城」的時代。以後千餘年的歷史，至少在中國近代以前，中國歷史都是農業與草原民族，以長城為基線互相衝突與調和的歷史。至於「拆城」，因為近代以後侵略中國的夷狄，不再是從西北騎馬翻越長城而來，而是帶著堅甲利兵從東南海上乘船來的。於是中國面臨著三千年來的一大變局，開始用夷變夏師夷之長技。所謂師夷之長技也就是現代化。中國近代與現代為適應現代化，將長城環抱的許多小的城池拆除。於是中國的歷史發展進入了拆城的時代，在拆城的過程，往往進退失據，中國近代的許多悲劇，便種因於此。

從最初漢匈間的「甌脫」，最後擴展到中國文化疆界的長城，其中經歷了許多的轉折，但並沒有因外在環境改變我的初衷，漸漸形成對歷史考察的自我體系。至於後來再轉向魏晉史學的領域，也和我這個歷史考察體系有關。因為我認為當長城邊界受外力的影響，被迫消逝的時候，是中國政治社會動盪紛亂的時代，也是中國文化自我反省後開始蛻變的時期，同時也是中國史學的黃金時代。中國文化形成迄今，曾經歷三次文化的蛻變，一在魏晉、一在兩宋、一在近現代。這三個時代同時也是中國史學的黃金時代。因為史學必須在政治權威干預減少，而且文化理想又超越政治權威之時，才有蓬勃發展的生機。魏晉正是中國史學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不過，我由魏晉的歷史轉向魏晉史學的探索，也是非常偶然的。那年從香港回來渡暑假，閒著沒事。我的同學孫同勛急著赴美留學，他教一個洋人的《三國志》，一時找不到替手，臨時拉上我。不過，那個洋人讀《三國志》，只是從尋找曹操為什麼不做皇帝的資料，寫他的畢業論文，當時中國大陸為曹操翻案不久，他跟上了這股風。因此，我們意見常相左，而且我覺得為他人作嫁是非常無聊的事。於是晚上備課之餘，順便統計裴松之注所引的魏晉材料。後來回香港翻查資料，發現清代學者錢大昕、錢大昭兄弟、趙翼、沈家本都有裴注引書目之作。而且《三國志》與裴注在乾嘉之際是顯學。趙一清、林國贊也有裴注的專著。不過他們都集中於裴松之保存魏晉史料之功，卻很少論及裴注本身的性質和價值，以及其對後來史學的影響。當時我還有其他工作要做，暇餘之時就梳理裴注。然後發現裴松之注《三國志》，不僅補陳壽之闕，同時更對魏晉史學作了總結的討論與批評。劉知幾的史學批評，或即出於裴松之。後來報考臺大歷史系博士班，就以這個無心插柳的成果，寫成〈裴松之《三國志注》研究〉的研究計劃提出申請。那已是三十年前的舊事了。

報考臺大博士班，是我回臺灣大學任教一年後的事。我回臺大歷史系任教也是很偶然的事。新亞研究所的畢業論文，不知為什麼被校外委員饒宗頤（編按：饒宗頤，廣東省潮安縣（今潮州市潮安區）人，香港漢學家在中國研究、東方學及藝術文化多方面成就卓著，普遍尊稱其為饒公，與季羨林齊名，學界稱為「南饒北季」）打了剛及格的七十分。不過，包括錢先生在內的研究所諸先生，都認為我的論文寫得頗有見地。因此，留所任助理研究員。當時新亞研究所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助理研究員留所五年，必須自謀生路。不過，這個規定對我也有很大幫助，使我三更燈火五更雞，讀了不少雜書。所謂雜書，就是自己研究範圍以外的書，以備將來謀職所需。有段很長的時間就睡在研究室裡，冬天一床廉價的尼龍被裹身，就地而臥，如街旁的流浪漢，其中艱辛是很難言講的。後來我又返臺渡假，開學仍繫留未歸。臺大歷史系的一位先生得了病，系主任許倬雲（編按：許倬雲，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系主任，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學系榮休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臨時找我代開他的「中國近代史」，時間只有一個多月，但反應卻非常熱烈，也許因此結下第二年回歷史系任教的因緣。以我在學成績之差，又和諸位老先生素無淵源，且不是本系研究所畢業，能回母校教書，已是意外的意外。更意外是回來的第二年歷史系為了培養師資，設立博士班。系裡的講師大部分報考，我也跟著湊熱鬧報了名。但後來前思後想，如果考不上，連好不容易得來的飯碗也砸了，實在不划算。妻在旁笑言：「常是只報名，不考試。」於是，我又開始準備考試，沒想到竟又僥倖錄取了，而且只錄取我一人。


上圖：台大文學院


系裡的老先生對設立博士班的態度是非常嚴謹的。雖然只錄取我一個人，卻針對我研究的範圍，設計了一系列的課程，包括李宗侗先生（編按：李宗侗，清末大臣李鴻藻之孫，早年隨叔父李石曾赴法國留學，畢業於巴黎大學。返國後曾在中央大學、北京大學、中法大學任教，曾任故宮博物院秘書長，抗日戰爭期間參與護送故宮文物南遷南京、上海、重慶。故宮文物遷往台灣，李宗侗參與清點及整理，後擔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的「中國史學史專題」，姚從吾先生（編按：姚從吾，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研究蒙古秘史及遼金元史，曾參與護送故宮第三批文物來台）的「史學方法專題」，夏德儀先生的「史部要籍專題」，楊雲萍先生的「日本史學名著專題」。我的論文由沈剛伯、李宗侗、姚從吾三位先生共同指導，似乎有意將我培養成一個中國史學史的專業人才。我想我該是非常幸運的。在大學時沒有機會，同時也不敢和這些先生接近，現在他們竟專為我單對單的開課，我有更多的機會和時間親近他們。尤其後來剛伯先生（編按：沈剛伯，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於傅斯年去世後，曾任代理校長到錢思亮接任。沈剛伯教授會在上西洋史時，藉機教授在當時言論自由受到箝制下仍為禁忌的國共內戰史，例如黑版上寫波希戰爭但其實講授的是徐蚌會戰，被楊照譽為臺大的「人格典型」）擺脫了二十五年文學院院長的俗務以後，我有更多時間向他請益。並且旁聽他的「中國上古史學專題」，「魏晉史學專題」。雖然我的論文由三位先生共同指導，後來我到日本搜集論文資料期間，從吾先生遽歸道山。從日本回來，玄伯先生（編按：李宗侗，字玄伯）又臥病在床。所以，有問題就向剛伯先生請示。剛伯先生對我不僅是學術知識的傳授，並且有更多做人處世的啟迪。這些年來我一直以他的「量才適性」作為座右銘，才使我得以不陷身塵網，而自致於紛紜之外。今年是剛伯先生百齡，也是逝世二十週年，又是歷史系博士班成立三十週年，我竭力舉辦了一個紀念學術研討會，聊表對剛伯先生的感念。

學科考試及格後，有一年出國搜集材料與撰寫論文的機會。我選擇去日本，到京都人文研究所的平岡武夫先生（編按：平岡武夫，日本知名漢學家，留學中國時為史學大師顧頡剛學生）研究室掛單。我所以作這個選擇，因為平岡先生曾在北京大學顧頡剛門下讀過書，並且寫了一本《中國經學史》。因為當時我認為魏晉時期的經注與新興的史注不同。經注透過訓詁或音義明其義理，史注則是詳其事實。但裴松之的《三國志注》的形式，又與當時新興的史注不同，其淵源或與漢晉間經注的轉變有關，尤其是杜預的《左傳集解》。可能平岡先生可以幫助我解決這個問題。但這時平岡先生的研究已轉向白居易。中國經學對他已經是非常遙遠的名詞。所以，一次在平岡先生研究室，遇見當時日本漢學研究的活國寶吉川幸次郎，他聽了我的研究情況，就說：「你的研究，我們無法幫助。」我隨即回答：「我知道，我原本也沒有打算你們幫助！」的確，我的想法已經改變，如果將裴注和經學糾纏在一起，是非常麻煩的事，首先必須轉向經學研究。不過，一旦陷於經學就難以自拔了。所以，以後在京都的一段日子，除了整理過去搜集的材料，並且翻閱幾套人文研究所所藏的明清刊本的《三國志》，餘下的時間就去逛廟。

從日本回來，向剛伯先生報告，我所遭遇的問題，除了裴注和經學的問題外，還有一個問題；裴松之在一年之內，完成這部龐雜的著作，可能如溫公修《通鑑》，由一批助手協助下完成的。這兩個問題，都不是一時可以解決的。所以，我決定改換題目。剛伯先生沉默了一會，然後問道：「還剩半年時間，來得及嗎？」我說來得及。於是，我就從裴松之研究轉向魏晉史學的探討。雖然，我暫時放下裴松之，但這兩個問題始終在心裡盤旋著。關於裴松之助手的問題，二十年後在《勞貞一先生（編按：勞榦，字貞一）八十壽頌集》，寫了篇〈《三國志注》與裴松之《三國志》自注〉，討論這個問題。關於裴松之注的淵源問題，這幾年我集中研究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的問題，在討論《史記》「太史公曰」與史傳論贊關係時，突然發現裴松之自注出於司馬遷的「太史公曰」，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這個偶然的發現，著實使我高興了好幾天。不久前，為祝鄧廣銘先生九十壽辰，寫成〈司馬光《通鑑考異》與裴松之《三國志注》〉，裴氏自注源於司馬遷的「太史公曰」，司馬光的《通鑑考異》則受裴氏自注的影響，前後是有跡可尋的。


上圖：新亞研究所


我的論文轉為魏晉史學領域，並向剛伯先生保證在半年之內完成。因為我心裡已經有了個譜。在我統計裴松之引書資料時，發現裴松之所引用的魏晉史學著作中，其中有許多是《隋書．經籍志》所沒有著錄的，尤其是別傳。這種別於正史列傳的個人傳記，出現於東漢末期，盛行於兩晉。裴松之《三國志注》引用了眾多的別傳。別傳在《隋書．經籍志》史部分類中，納入雜傳一類，雜傳包括了別傳、類傳、家傳、地域性人物傳記，以及超越現實世界的志異小說。劉知幾將這類著作稱為「雜述」，是魏晉時期新興的史學寫作形式，正反映了魏晉史學特殊的時代性格。因為一個時代的史學，生存在一個時代之中，和這個時代發生交互的影響。所以透過一個時代的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變遷，可以了解這個時代的史學的演變與發展，同時從一個時代的史學發展情況，也可以了解這個時代實際的歷史面貌。因此，我準備以魏晉時期的社會與思想變遷為基礎，探討這批在正統史學以外的新興史學著作，形成的背景及特殊的性格。關於這個問題我已作了許多準備工作，因為在統計裴松之引用魏晉史學資料時，已經透過《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唐書．經籍志》，以及唐宋類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藝文類聚》、《世說》與《文選》注，並輔以章宗元、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對這一部分史學著作作了集釋。所以，對這部分資料可以完全掌握；另一方面，過去一段很長的時期研究的範圍是魏晉，回到臺北後，又分別在臺大、輔仁歷史系講授「魏晉南北朝史」，這是我對剛伯先生說換了題目，在半年內可以完成論文的原因。

轉換題目既定，開始整理行裝，準備到香港去撰寫論文。香港紅塵滾滾，並不適合研究工作，但對我來說卻不同。因為在新亞研究所圖書館進出五六年，架上的圖書非常熟悉，我所需要的材料又非武林秘笈，舉手可取，非常方便。而且牟潤孫、嚴耕望先生就近可以請教。不過當時牟先生任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已無暇和我討論。不過嚴耕望先生對我卻啟迪良多，這是我決定到香港撰寫論文的原因。於是，我又去了香港，在尖沙咀的重慶大廈的高層，租了一間房子安頓下來。這是半島最繁華的地區，人車喧雜，尤其白天，地基打樁的震撼，電鑽穿破柏油路的尖嘶，使人窒息，無法著筆寫一個字。只有到研究所翻閱資料，工作的時間改在晚上，從華燈初上時分開始，一直工作到第二天破曉，然後和衣蒙被而臥。這樣連續工作了三個月，終將論文趕成。其間，大廈失火，列為危樓，無水無電，我必須依賴燭火維持工作。檯上幾支燭火不停躍動，燭涕隨著躍動的燭火淌下來，點點滴滴在檯子上凝住了。我在燭火下奮筆疾書，稿成之日，最後寫下：「斗室一燭熒熒，與窗外五彩繽紛霓虹燈相映，觀案頭積稿盈尺，寫的竟是魏晉衰世，撫昔思今，感慨世事如棋，不覺百感交集，泫然欲涕……」。


上圖：新亞研究所圖書館


《魏晉史學的特色──以雜傳作範圍所作的分析》的論文，終於寫成了。經過學校、教育部兩次考試，塵土功名也取得了。但論文寫得匆匆草草，自己並不滿意。置於篋中，不願再看一眼。論文寫成六年後，牟潤孫、嚴耕望先生自中大歷史系退休，我去接替他們留下的一部分課程，於是帶了一本論文再去香江。準備拔足於風塵之中，自逐於紛紜之外後，對這篇論文進行徹底改寫。但適逢文革風暴乍歇，過去在香港，我曾關注中國大陸史學，也是最早將中國大陸史學作為研究對象的人。後來因返臺資料搜集不易，且事關涉敏感，暫輟，現在許多資料再現，於是我又開始重理舊業，反而將準備改寫論文的工作擱下了。但擱下並不是放棄，只是中間斷續改寫。寫的過程中發現許多的觀點已和過去不同，而且也比較成熟，對兩漢至隋唐間，史學脫離經學而獨立的過程，獲得一個較接近的解釋。關於這一部分較嚴肅的學術的論文，將另集為一編，名為《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納入《糊塗齋史學論稿》之中。

從一個歷史的學徒開始，在史學領域裡拾荒已經四十年了。因為起初沒有辛勤耕耘自己的土地，並播下種子。所以，現在也不祈求獲得豐收。不過，走過舊時蹊徑，驀然回首，過去走過的路上，卻也留下些新的足跡。這些新的足跡，都是在前人收割過的土地裡，撿拾剩餘的穗粒留下的。現在將這些穗粒貫穿起來，發現其中卻有我個人對歷史考察的體系。這個歷史考察體系是長久時間積累，幾經轉折逐漸形成的，雖然也曾作了某些修正，但在修正過程中卻獲得更多的自我肯定。所以，最初基本觀念並沒有改變。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從開始就學習對歷史獨立與尊嚴的堅持。同時也學會對個人獨立思考與判斷的堅持，以及個人尊嚴的維護與自我肯定。這種尊嚴的維護與自我肯定，使我踽踽獨行在史學的道路上，並不孤獨與寂寞。因此在舉世滔滔之中，我並沒有隨波逐流，一如陳寅恪先生所說沒有「曲學阿世」。

現在將這些年在史學領域裡，撿拾穗粒的材料穿串，集為《糊塗齋史學論稿》出版，《魏晉史學及其他》列為論稿的第一冊。將陸續整理準備出版其他各冊。《魏晉史學及其他》不是一本嚴肅的學術著作，只是我這些年在史學領域裡踟躕些微的痕跡。直到現在，我覺得走上這條路，是非常僥倖的。如果沒有師長的指引，也許我會迷失。如果沒有我妻在旁默默相扶與容忍，也許我無法堅持下去。我還要感謝三民書局、東大圖書的劉振強先生，如果沒有他的慨允與相促，《糊塗齋史學論稿》與即將準備編輯的《糊塗齋文稿》是不會出現的。這兩套書現在和將來由編輯部費神企劃，李廣健、陳以愛、陳識仁、蔡瑄瑾諸弟細心校閱，並此致謝。

雖然，走過舊時蹊徑，也會留下新的腳跡。不過能在這條並不平坦的路上，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來，的確要感謝在路上相遇的許多人。但除了我自己，因為我既懶散又雜亂無章，且糊塗。所以，我知足又感恩！


上圖：逯耀東


【文章出處】
《風傳媒》
〈逯耀東專文：走過舊時的蹊徑〉
網址：
https://www.storm.mg/article/1593124?mode=whole
作者：逯耀東
【作者簡介】
逯耀東（1932年7月29日－2006年2月13日），江蘇豐縣人，歷史學者、散文家及美食評論家。1949年五月遷至台灣嘉義以逃離戰禍，同年九月進入員林中學後，曾因〈致前方將士書〉一文嚐到牢獄之災，繫獄三月餘，出來後轉入嘉義中學。1957年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1961年考入錢穆創辦的香港新亞研究所念碩士，畢業後留任助理研究員，1968年回到台灣，成為第一屆台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班學生，師從沈剛伯、李宗侗、姚從吾等學者，獲頒國家文學博士。並同時擔任新亞研究所副研究員，畢業後在台灣大學、輔仁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國立政治大學等校教書。1977年赴香港新亞書院任教，1991年再重返台灣大學，畢生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特別專注魏晉史學與近代史學，直到1998年退休，晚近則傾心於飲食文化研究，發表許多談論飲食的隨筆，2006年病逝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