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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略又沒有特別文采的《三國志》,為什麼可以名列「四史」?

為什麼《三國志》也在「四史」之列呢?


陳壽在西晉時寫《三國志》,遭遇了和范曄寫《後漢書》恰恰相反的問題──他的時代和三國時代太接近了。他沒有足夠的時間消化、深思並安排歷史材料。《三國志》的文本相對粗疏,大部分的〈傳〉都很簡略,也沒有特別的文采,在文學上說不上有什麼傑出的成就。從史學上看,陳壽也不曾在這部書中加添什麼獨特的洞見或創意。

單就文本看,《三國志》和《史記》、《漢書》、《後漢書》實在不在同一個等級上,將它放進四史中很勉強,似乎太抬舉這部書了。那為什麼傳統上會如此高估《三國志》呢?


有一個理由不能不提,作為一部史書,嚴格來說,《三國志》的作者不只陳壽一人。唐代以降的《三國志》,作者名字掛的都是陳壽,然而真正流通的版本,陳壽創作的部分其實不到四分之一。書中占四分之三篇幅的,是由一位大約和范曄同時期的人裴松之完成的。

陳壽運氣好,有裴松之費了大工夫幫《三國志》做了詳密的注釋。在裴松之的那個時代,還看得到許多與三國相關的不同材料;裴松之的那個時代,對於史學觀念有了進一步的探討;裴松之的那個時代,已經和三國拉開一段足以沉澱、客觀評判的距離。這幾個關鍵因素,使得裴松之具備了比陳壽更好的史學條件。

裴松之選擇的,不是自己另外寫一部關於三國的史書,而是為陳壽的《三國志》做詳盡的注釋「傳注」在中國書寫歷史上源遠流長,不過「傳」或「注」,過去都是針對「經」,是解經的重要工具裴松之卻挪用解經的手法,拿來注釋一部史書,光是這樣的做法本身,就抬高了《三國志》的地位。


不過,裴松之為《三國志》所做的注,在寫法上、目的上都和解經的注大異其趣。他的目的不是要讓人讀懂陳壽的原文,或是挖掘陳壽原文中有什麼深意,而是要補充《三國志》的內容,將許多他看到的史料附加到《三國志》裡

裴松之自覺地將他所做的注分為六類:第一類是「引諸家之論,以辯是非」,引用各種不同說法,分辨究竟真正發生了什麼事;第二類是「參諸家之說,以核偽異」,比對各家不同說法,將陳壽書中的錯誤糾舉出來;第三類是「傳所有之事,詳其委屈」,將陳壽寫到的事,利用其他史料將來龍去脈說得更清楚;第四類是「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陳壽沒寫到的事,利用其他史料進行補充;第五類是「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陳壽寫過的人,將其生平描述得更完整;第六類是「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陳壽沒寫到的人,將他們的事蹟附加在相關人士的傳記之後。

從他說的這六類,我們就知道:第一,以裴松之的標準看,陳壽的《三國志》其實寫得很粗,需要以他所掌握的史料,仔細訂正與補充;第二,裴松之主要是用《三國志》當作架構,以便將自己看到、蒐集來的各種材料擺放進去。

等到裴松之將這些材料擺進去,《三國志》實際上變成了另外一部書。而且在裴松之注完《三國志》後,歷經南北朝到隋、唐的大動亂,裴松之看過的許多材料紛紛佚失,於是隨著時間推移,保留在《三國志》注釋中的史料就愈顯珍貴

《三國志》被列入四史,主要功勞不在陳壽,裴松之的貢獻毋寧更大。值得好好讀的,不該只是陳壽的文本,還要讀裴松之蒐羅、附加的豐富注釋。文本加注釋的《三國志》,才算得上具備崇高史學地位的《三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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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處】
《上報》

內容簡略又沒有特別文采的《三國志》,為什麼可以名列「四史」?
(轉引自:《不一樣的中國史5:從清議到清談,門第至上的時代──東漢、魏晉 》(遠流出版))
2020-08-16
網址: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93897
作者:楊照
【作者簡介】
楊照,本名李明駿(1963年4月5日-),台北市立建國中學、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曾獲聯合報文學獎、賴和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吳三連文學獎、洪醒夫年度小說獎、吳魯芹散文獎等多項大獎,作品多次選入中國時報、聯合報年度開卷好書。經歷豐富,曾任大學講師,民進黨黨工、媒體節目主持人、新新聞週刊總主筆、副社長,研究專長為社會人類學。名作家、文學評論家和政論家,作品體裁多元,包括小說、散文、文學評論、翻譯、劇本、傳統經典選讀、現代經典選讀、期刊論文等。外祖父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許錫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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