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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

《莊子．天下篇》中曾提到「道術將為天下裂。」原本天下的「術」是完整的全體，但是後世學者不得其全，只能執其一端，導致道術分裂。對此，莊子是以回顧的角度，感傷一個偉大學術傳統的逝去，「道術將為天下裂」反映出知識系統由「混沌」狀態向「細緻」狀態的發展，也顯示從「王官之學」走向「百家之言」的轉化。

德國思想家雅斯培曾經指出，西元前800至西元前200年之間，尤其在西元前600至前300年間，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在中國、猶太、印度、希臘等傳統文明，都不約而同產生了偉大的精神導師。雅斯培將這個偉大的時代稱為「軸心時代」，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人類各個民族由蒙昧走向文明曙光的「啟蒙」時代。

下文對舉「道」「術」二種根本觀念，並對彼此主從關係做出區別，對於理解「全面與局部」「無目的性與功利目的」「原則與技術」「遠見與短視」頗有助益，對於貫通高中國文課文課程，也有啟發性的意義。本站主編借此版面，對這位不知名的作者致上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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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道」與「術」的思考──淺談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

人們對「道」與「術」二字並不陌生，但未能清晰、深入地把握這二字所蘊含的精要內涵、二者之間的關係以及二者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和意義。其實，「道」「術」二字，可以用來解釋紛繁複雜的社會演變之根由。

「道」與「術」實質上代表著人類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道」性思維強調全局性、系統性、原則性，而「術」性思維則強調局部性、功利性、技術性。人們對「道」「術」這兩種不同思維方式的理解、把握和取捨運用，直接影響到人心的變化和社會的變化。換言之，人類思維方式的嬗變導致人心的嬗變，從而影響著人類社會的演變。

幾千年來，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其實就是人心的演變史。所謂「人心」，一般指人的情感、心理、思想、觀念和道德等，其實也包括人類的思維方式。人心有變，即人類的思維方式有變，不同的思維方式會形成不同的意識形態，也就深刻地影響著人類的生活和社會的發展。思維方式、人心與社會，三者相輔相成，互為因果。

古人對人心、社會和思維方式三者演變的規律性，研究得較透徹，但後人對這重大的研究成果卻視而不見，非常遺憾。《莊子．天運》把人心的演變史概括為四個階段：「使民心一」，「使民心親」，「使民心競」，「使民心變」。人心的演變由「一」（淳樸一體、民胞物與、不分你我、彼此是生命的共同體）到「親」（有親疏之別，但不失仁愛之心，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兩階段社會屬於「治」世。由「親」到「競」（人心競爭、世道紛爭）再到「變」（人各有打算和追求，思想不統一，人心變亂，社會混亂），這兩階段屬社會於「亂」世。要判斷社會（世道）是「治」還是「亂」，人心是一個重要標尺。社會治亂的變化反映著人心的變化，人心的變化其實也反映了思維方式的變化。

人類思維方式，主要有兩大方面，一是「道」性思維，一是「術」性思維。人類思維的嬗變，重點是由「道」性思維向「術」性思維裂變，此消彼長，「道」性思維日益衰退，「術」性思維則大行其道。

《莊子．天運》所揭示的這個每況愈下的人心演變歷程（「一」、「親」、「競」、「變」），其實也就反映了人類思維方式的嬗變（「一」與「親」是「道」性思維運用的體現，「競」與「變」是「術」性思維的體現）。人類社會發展史，表面上紛繁複雜，但就其本質而言，其實很簡單，就是人心嬗變的結果，也是人類思維方式嬗變的結果。

「道」「術」二字，在中國傳統哲學中，其內涵特別豐富和複雜，人們對此有多種理解和觀點，出現了見仁見智的局面。所謂「多則惑，少則得」（編者註：《老子．第二十二章》），在這裡我們先明確「道」和「術」的內涵和外延，界定概念，這樣才能更好地發揮道術二字的文化意義。「道」一般指宇宙萬物的本源、事物的根本原則和規律、人的天性，「術」指方法、技巧、技術、人的機心。道是根本，術是枝末，道為術本，術由道生，所謂「樸散則為器」（編者註：《老子．第二十八章》），道散則為術，大原則、大規律可以衍生各種方法、技巧和技術。從思維層面來看，「道」與「術」其實代表著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道」性思維就是一種著眼於全局性（整體性）、統一性、系統性、原則性、全面性、長遠性的思維，而「術」的思維就是一種偏重於技術性、實用性、功利性、局部性、片面性、短近性的思維。

中國傳統文化對道與術的態度是側重於「尊道輕術」，把「道」尊為「大道」，把「術」稱為「小術」「小技」，甚至把技術性發明創造貶抑為「奇技淫巧」。大概是擔心本末倒置，「術」的過度發展會偏離了「正道」、「大道」，破壞「道」的和諧統一。因此，強調以道御術，術歸於道。如反對「人心不古」（過度運用「術」性思維），倡導「返樸歸真」（回歸「道」性思維）。

對於如何對待「道」與「術」的問題，莊子的態度最鮮明，最有代表性。《莊子．應帝王》裡「混沌開七竅」的寓言故事，就揭示了過度發展「術」性思維的危害性。

「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混沌。倏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

故事中的「混沌」喻指「道」性思維；為「混沌」開七竅以「視聽食息」，喻指「術」性思維妨害了「道」性思維，即過度的技術性、功利性、實用性會破壞了事物的整體性、系統性和全局性。

《莊子．天下》篇中還有一則「丈人貶抑機械」的故事，同樣是表明了反對以「術」性思維破壞「道」性思維的態度。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愲愲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

文中的辯論很有意思，很有啟發性，寓意深刻。使用技術和機械會大大提高生產效率，但丈人說這個道理他不是不懂，而是羞於應用。因為使用技術和機械會引發人的機心，有了機心，就會破壞人純樸的天性，從而影響人的精神生活。其實這也是揭示了「術」性思維的運用，雖可促進物質文明的發展，但也會給精神文明帶來不良影響。這個故事暗示了思維方式、人心、社會三個層面的因果關係。其實，莊子並不是反對技術和機械，而是反對以「術」性思維代替「道」性思維。

「道」性思維廣泛地應用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諸多領域，如在哲學上強調「天人合一」的系統性，在政治上強調「為政以德」「大公無私」的原則性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系統性，在社會管理上強調「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全局性，在倫理上強調「民胞物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一體性，在修身上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協同性，在社會理想上強調「大同社會」的統一性和「為萬世開太平」的長遠性，在重大決策上強調「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前瞻性，在教育上強調「有教無類」和「德才兼備」的全面性……

「道」性思維側重於作全盤性考慮，瞻前顧後，注意事物間的內在聯繫，重視協同推進；而「術」性思維側重於單個擊破，以解決眼前實際問題為出發點，目的性強，善用手段（技術、方法、技藝），講求實用實效，求快求多（意圖快速獲取利益最大化），不注重顧及其他方面的聯繫。

與「尊道輕術」的中國傳統文化相比，現代西方文化則「重術輕道」，把「術」性思維發揮到極致。在哲學上強調「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在科學上高度重視科學技術的創造發明，在思想道德方面講求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利益至上，在教育上重視精英教育……

現代西方文化重視發展「術」性思維，在解決人與物的問題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創造了貌似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同時也大大地激發了人們無窮的物質慾望，使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產生了一種近乎不可調和的矛盾和衝突。

近代以來，因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也發生了重大嬗變，由傳統的重道輕術轉為重術輕道，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科學技和物質文明方面成為了「後起之秀」，大有「後來居上」的咄咄逼人之勢，令世界為之刮目相看。但是，在享受「術」性思緒之魚肉的美味的同時，也擺脫不了那魚刺的糾纏，說得不好聽一些，就是嘗到了刀口上的蜂蜜也受到了刀刃的痛割。當然，我們不怕疼痛，我們要嘗到更多的蜂蜜。

當代中國，「術」性思維也大行其道，深深在各領域各層面都打上其鮮明的烙印。「不論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思想觀念是「術」性思維的運用；「量化管理」、「應試教育」、「商品化市場化」、「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城鎮化」、「土地流轉」等理念也都是「術」性思維高度發展的產物。在教育領域，「術」性思維的過度運用令人不安。所謂的教育改革，實質是以「術」性思維代替「道」性思維，教育行為看似很規範，很有創新性，但實質是把教育和學問肢解得支離破碎，使教育考試化，教學技術化，答題模式化，知識碎片化，思維程式化，教師機器化，中小學生作業化，大學生論文化。

「術」性思維的廣泛應用，導致物質主義、實用主義和功利思想風行天下。社會各領域各階層都為了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而不擇手段，共同奔向「無所不用其極」的境界。權衡利弊、急功近利成為人們的思想常態。

「道」性思維和「術」性思維是人類不同的思維方式，它們影響著人心的變化和社會的演變。「公天下」「公有制」「共同富裕」「生態文明」是「道」性思維運用的結果。「家天下」「私有制」「富N代」「物質文明」是「術」性思維運用的結果。

在當今複雜多變的社會形勢下，應如何平衡「道」性思維與「術」性思維這兩種不同思維方式的運用呢？有識之士應當做出深入的思考和智慧的抉擇。

梁漱溟先生在《人心與人生》一書中把人類心理結構三分為本能、理智和理性，並把「人類生命廓然與物同體，其情無所不到」的理性看作是人類的本質特徵。他指出：「科學技術之發明創造，人得以制勝乎物而利用之者在理智；社會人情漸以宏通開朗而社會組織單位益見拓大以至『天下一家』者則要在理性。」這裡所謂的「理智」其實就相當於「術」性思維，而「理性」就相當於「道」性思維。他認為理智（「術」性思維）能促進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有助於人類解決物質生活問題；而要使社會人情「宏通開朗」而走向「天下一家」，就必須要靠「理性」（「道」性思維）。這是很有啟發性的觀點。

作家雪漠在《西方的術和東方的道》一文中指出：「中國文化重『道』，西方文化重『術』，所以在『術』的應用與發展方面，西方文化遠遠超過東方文化。但是，缺乏東方文化中『道』的滋養，使西方社會出現了很多用『術』解決不了的問題，這也是現在很多西方哲學家都在思考的東西。……單純發展術的科學家很容易讓人類陷入一種非常可怕的境地，很多國家就是因為信仰了這樣一種重術而不重道的哲學，才招致了極大的災難。所以，我認為，術非常重要，道也非常重要，重道的同時要重術，重術的同時也不能忘了重道。」

「道」性思維與「術」性思維各有其價值和意義，「道」「術」並行，應該是可以行得通的，但要以道統術，以道御術，才更能發揮術的積極意義而避免其弊端。其實，在二千多前，莊子對此就有「溫馨提示」。在《莊子．養生主》裡有一則世人比較熟悉的「庖丁解牛」故事，庖丁解牛的技藝可能說是無以倫比的，自古及今，無人不肯定讚揚。由此可見，中國人並不是一味地反對「術」，而且很欣賞「術」。但莊子在故事中強調「術」必須要以「道」為宗，「術」不能脫離「道」而妄行。「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這句話就點明了「道」與「術」（技）的關係。在未掌握「道」性思維之前，庖丁也像良庖、族庖一樣每一年每一月就要換一把刀，因為還沒了解和把握牛的生理結構和天然規律，亂砍亂割，刀子自然被損壞了。但在真正掌握了「道」性思維之後，目無全牛，已清晰地整體地把握了牛的生理結構和天然規律，再運用「術」性思維，解牛就遊刃有餘了。「良庖歲更刀，族庖月更刀」，喻指脫離「道」性思維，單憑「術」性思維就會招致挫折和失敗；只有在真正掌握「道」性思維的基礎上運用「術」性思維，才能有效地攻堅克難，把事情做得圓滿。同時，莊子強調要審慎地運用「術」性思維，「善刀而藏之」就表明要慎用「術」性思維，因為「術」性思維就是一把雙刃劍。

我們要不能一味貪用西方文化的「雙刃劍」，而忘記老祖宗的「解牛刀」。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充滿大智慧，值得我們深入學習，汲取其精華，有益於解決當今和未來的諸多疑難問題。

「術」性思維雖然可以給人類帶來發達的物質文明，但沒有「道」性思維的滋養，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又將會把人類帶向何方呢？「術」性思維要回歸於「道」性思維，以道統術，道術並行，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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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處】
《每日頭條》
〈對「道」與「術」的思考〉
（編者註：原標題下題目另作〈對「道」與「術」的思考──淺談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
網址：
https://kknews.cc/zh-tw/culture/mbq4y9.html
http://bbs.tianya.cn/post-no01-509850-1.shtml
作者：不詳（半床詩教育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