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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鴻門宴的坐次

史記項羽本紀云：

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

這是太史公描寫鴻門宴中極精采而又極重要的一幕，但是漢書項籍傳不載其事，而高帝本紀記鴻門宴又略去了有關坐次這一段。其實太史公詳述當時坐次決非泛泛之筆，其中隱藏了一條關係甚為重大的消息。前人讀史記者，多少也注意到坐次問題。茲引瀧川龜太郎（編者註：日本漢學家，作有名著《史記會注考證》）的史記會注考證之文以為討論的基礎。考證在「亞父者，范增也」下云：

黃淳耀曰：古人尚右，故宗廟之制皆南向，而廟主則東向，主賓之禮亦然。儀禮鄉飲酒禮篇：賓復位，當西序東面，是也。韓信傳，廣武君東面坐，西嚮對而師之。項羽得王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周勃不好文學，每招諸生說事，東向坐貴之。皆以東為尊。然則鴻門宴坐次，首項王、項伯，次亞父，次沛公也。中井積德曰：堂上之位對堂下者，南嚮為貴；不對堂下者，惟東嚮為尊，不復以南面為尊。

黃氏與中井氏為說雖有別，但都主張東嚮為尊，而黃氏所敘坐次之尊卑更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古代至兩漢坐席以東嚮為尊，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八「東向坐」一條，博引經史，言之最審，惜會注考證失引。近人楊樹達（注1）、尚秉和（注2）兩先生亦均主是說，殆已成定論。唯禮記曲禮上曰：

請席何鄉（按：即嚮字）？……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

據此文，則有兩種不同的排位法，與中井氏所言者為近，而復有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方」與「嚮」有別，「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應該就是東嚮為尊。但是「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是不是可以瞭解為北嚮為尊呢？這似乎大有問題。所以關於這一點，我們姑且存疑。以下我們還是根據歷史實例來討論鴻門宴的坐次的意義。

史記孝文本紀記文帝（代王）謙辭天子位之事云：

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漢書同）

集解引如淳曰：

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向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迴坐示變，即位之漸也。

這是說文帝最初堅持以主人西嚮之禮見羣臣，後來改為南嚮，雖然口頭謙辭，已是表示要接受帝位了。這個例子最可以看出東嚮、南嚮為尊的禮節。胡三省不同意如淳的解釋。資治通鑑卷十三高后八年條胡注云：

余謂如說以代王南鄉坐為即君位之漸，恐非代王所以再讓之意。蓋王入代邸而漢廷羣臣繼至，王以賓主禮接之，故西鄉；群臣勸進，王凡三讓，群臣遂扶王正南面之位，王又讓者三；則南鄉非王之得已也，羣臣扶之使南鄉耳。遽以為南向坐，可乎！

胡注以為代王南向坐是羣臣扶之使然的，這在史文上並無明證，但卻是富於歷史想像的最好例範。經過這樣一解釋，當時的情景宛然如在目前，這比如淳假定代王自己移至南向而再讓者，要合理得多。如淳也許道中了代王的心事，胡三省則把當時漢廷君臣的行動如實地刻劃出來了。

如淳注中所引「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之語很可以用來說明鴻門宴的坐次。根據「賓主位，東西面」的原則，鴻門宴中劉邦是客人，項羽是主人，何以項羽反而東向坐呢？蓋是時（公元前二０六年）天下未定而劉、項也都不曾稱王，鴻門之會正所以決定領導權誰屬。劉邦不得已冒奇險來會，便是表示願意接受項羽的領導，以示無他；而項羽則是要藉此機會收服劉邦。政治上尊卑的考慮，使鴻門宴不復是一個普通賓主飲宴的場合。史記卷一Ｏ七魏其武安君列傳記武安侯田蚡宴客情形曰：

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

會注考證云：

漢書南鄉作北鄉，非是。古人之坐以東向為尊，故宗廟之祭，太祖之位東向。即交際之禮亦賓東向，主人西向。

這個實例使我們確知，在宴飲的場合，東向要比南向為尊。按：「漢書」卷三十八「齊悼惠王傳」云：

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

顏師古注曰：

以兄弟齒列，不從君臣之禮，故曰家人也。

齊王年長於惠帝（注3），故惠帝延之上坐；上坐當即東向坐。惠帝尚敘兄弟齒列，而田蚡竟自恃相位至廢家人尊卑之禮，可見「史記」此處特書坐次，乃所以刻劃武安侯的驕縱。

司馬遷詳載鴻門宴的坐次也同樣是有作用的。項羽居東向尊位而不辭，正如武安侯一樣，是以政治地位作為標準，但心理更為強烈耳。

漢代長官宴請部屬往往自居尊位，不循通常賓主之禮。這一點在石刻畫像上面表現得最清楚。勞貞一先生討論西武梁祠和孝堂山石刻的宴飲圖，曾接觸到坐次的問題。他說：

至主人之位則或左或右初無定向。蓋武氏祠牆壁方位今已失考，無從辨東向西向以西方為上，南向北向以南方為上之意矣。其猶有可辨者，則武氏祠主位大抵在左，而孝堂山主位皆在右，此或者武氏祠為宴賓友，故主人在下位，而孝堂山則不然歟？按漢代守長於部屬有君臣之分，故太守府亦可稱朝。今按武氏三君仕不過執金吾丞、西域長史、州從事、原皆為人部屬，不得臣吏人，則其宴會時自居主位當無疑義。孝堂山決非郭巨祠，依隸續所稱則或當為朱浮祠堂，或當為仲家祠堂；若為朱浮祠，則朱浮固久為府主，若為仲家祠，今雖不知其歷官如何，然能自居上位而賓客多人來朝，則必曾歷牧守，始可如此也（注4）。

一九五九年在河南密縣打虎亭發現的兩座漢墓皆有豐富的石刻壁畫；其中第一號墓北耳室西壁有一幅宴飲圖，長一．五三米，高一．一四米。此畫主人（亦即墓主）之席位也在右，與孝堂山同。客人已入席坐定者有三人，分在主人兩側（上方一人，下方兩人）：另有兩客正來赴宴。畫中共有僕役四人，各有所事，其一做迎賓狀，且似以手示來客以席次。坐次的方向當然看不出來，但主人自處於尊位則一目瞭然。據考證，墓主似即是「水經注」洧水注中之宏農太守張德，字伯雅。張德的確切年代尚待考，但考古學家根據墓的結構、壁畫題材和畫像內容，斷定其建造年代當屬東漢晚期（注5）。張伯雅既為府主，則賓客必是他的部屬，故圖中主人自居上席也。此畫可為勞氏之說添一有力的新證。

以上所引文獻的和考古的資料都足以說明鴻門宴中項羽東向而坐是一項有意識的行動，他並不把劉邦當作一位平等的賓客看待，而毋寧把它看成自己的部屬。項羽這樣做也是有根據的。沛公初起事時曾從屬於項羽的叔父項梁；項梁既戰死，項羽自然繼承了他叔父的領導權。何況鴻門宴之時項羽已名正言順地是「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呢？

但在鴻門宴的坐次中，沛公的「北向坐」則更值得注意。依如淳「君臣位，南北面」之說，劉邦顯然是正式表示臣服於項羽之意。劉向說苑卷一君道篇記郭隗語燕昭王之言有云：

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

這個故事的本身雖未必足信，但所言坐次之尊卑必是戰國秦漢間的通行習慣，斷無可疑。從這一段文字中，我們可確知如淳所引，「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說法是當時的通義。劉邦居北向而不居西向席，乃因北向坐是最卑的臣位，而西向坐尚是「等禮相亢」的朋友地位也。張良雖據西向之位，但史文明說他是「侍」，身分次第一絲不紊如此，斯太史公之筆所以卓絕千古歟？

史記中還有一處敘坐次與鴻門宴相近者，事在南越列傳，足資比較參證。武帝時南越王年少，太后臨朝，而越相呂嘉年長且得民心。太后欲借漢使者之力置酒宴以謀誅嘉。史文云：

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按：漢書僅作「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

這一坐次的安排也涵有微妙的政治意義。並且是與整個宴會的性質相配合的。南越太后是極力主張內屬於漢的，因此她請漢使（不止一人）坐東向的尊席；她自己是南越的最高統治者，故居南向次尊之位；南越王北向而坐則所以表示臣服於漢之意。這也正是鴻門宴中劉邦的坐位。丞相呂嘉及大臣則「西鄉、侍、坐飲」，與張良的地位完全相同。史文接著說：

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史者。

可見這次宴飲是太后一手佈置的，其用意便在擺出一個向漢廷歸屬的場面。所以行酒一開始，太后便單刀直入地向呂嘉提出了一個最使他窘迫的「內屬」問題，因為呂嘉正是堅決反對內屬政策的南越領袖。很顯然地，在這個以內屬為主題而殺機四伏的宴飲場面中，坐次的排列發揮了決定整個宴會的基本氣氛的效力。

在這個南越的宮廷宴會的對照之下，我們更有理由相信鴻門宴的坐次也是為了適應當時的政治需要而特別安排出來的。那麼是誰安排這一座次的呢？史記既無明文，我們便不能不學胡三省一樣，運用一點歷史的想像了。鴻門宴在座的五個人之中，劉邦、張良為來賓，不可能主動地安排坐次；范增是陪客，而且他是極力主張殺沛公的，所以也不可能安排這種有利於劉邦的坐次。剩下的便祇有項羽和項伯兩人了。照理說，項羽以主人的身分是最可能決定座次的人，前人已有疑及此點者，清初的吳見思評點項羽本紀，在「項王、項伯東嚮坐」之下說：

是時東向為尊，見項王自大（注6）。

這是把座次安排之責歸之項羽本人。但項羽雖甚粗豪，畢竟出身貴族階級，絕不像劉邦那樣的傲慢無禮。韓信曾分析過項羽的性格，史記卷九十二淮陰侯列傳記他對劉邦說：

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

可見項羽的最大毛病是政治的器量太小，但絕不至於自大到不顧禮節的程度。以「見人恭敬慈愛」之語推之，他斷無自據最尊的東向坐而同時又把劉邦安排在最卑的面北的席位之理。因此從鴻門宴的背景和全部發展過程來看，我們必須承認坐次的最後排定當以項伯在入席前的斡旋調停之力為多，而暗地裡則劉邦的隱忍和張良的智謀也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即使認為項、劉、張三人事先對坐次的安排已有默契，也是情理中所可有之事。針對著項羽的坦率和自負而言，這是袪其疑而息其怒最巧妙的一著棋。項羽最後同意自己「東鄉坐」和劉邦「北鄉坐」，這說明他已把劉邦看作他的部屬，並正式接受了劉邦的臣服表示。所以當主客都入坐之時，項羽已不復有殺劉邦之心。史記緊接著說：「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上文敘座次的排列便恰恰是這句話的最確切的解說。范增的暗號當然也是和項羽事前約好的，但是他萬萬料不到他的殺人計畫竟被對方如此不落痕跡地化解了。

鴻門宴是中國歷史上最重大而同時也是最富於戲劇性的事件之一（注7）。劉邦既全身而遁，從此龍歸大海，項羽再也沒有翦除他的機會了。短短四年之後（公元前二０二年）劉邦終於取得了項羽的天下。事後回顧，劉、項的成敗雖然最後決定於戰場之上，但我們也不妨說，當鴻門宴坐席既定之際，雙方的勝負已分了。劉邦對項羽說：「吾寧鬪智，不能鬪力。」而項羽臨死也說：「天亡我，非戰之罪。」他們兩人已道破了楚漢興亡的關鍵所在。所不同者，劉邦的話是笑著說的，這大概是因為他心裡浮起了鴻門宴坐席的一幕，而項羽則似乎一直到死都是糊塗的，因此他祇能諉罪於天。但是如果沒有司馬遷的一支絕妙的史筆，我們今天最多只能看到項羽在鴻門宴中所暴露的「婦人之仁」，卻無法知道劉邦、張良怎樣巧妙地利用了項羽的貴族政治的侷限性，竟在觥籌交錯之間給予項羽以致命的打擊。

延伸閱讀：
古人座次的尊卑和堂室制度——從鴻門宴的座次談起


上圖：爵（圖片引自網路）


【文章出處】
《史學與傳統》（時報文化出版）
〈說鴻門宴的坐次〉
作者：余英時
【作者簡介】
余英時（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天津人，祖籍安徽潛山，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院士，余氏兒時接受中國傳統私塾教育，1949年就讀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同年肄業轉赴香港，1950年起入讀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國學大師錢穆，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師從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教授，引領思想史研究數十年，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在美國，歷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現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並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國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曾獲得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人文諾貝爾獎）、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余氏的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史，並堅守傳統知識份子一種「單純的倔強」。他自稱對政治僅只「遙遠的興趣」，但時常發文評論時政、文化，積極聲援兩岸民主運動及中國人權，包括香港、台灣的公民抗命，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將「很快」垮台。唐獎的頒獎理由形容余氏「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已推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余英時桃李滿天下，於美任教期間，培養出許多史學研究人才，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黃進興、陳弱水、康樂、王汎森、林富士，以及四川大學的羅志田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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