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思想史》各章提綱
第一章 先秦學術思想
從春秋末葉到戰國後期，中國在社會、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學術思想也藉此巨變而得以勃興，從而揭開了中國文化史上最光輝的一頁。
當時諸家學說，主要是針對社會、政治與人生等問題而發，但亦包含宇宙論、人性論及知識論等哲學問題的探討，故範圍甚廣。不過，各家派在當時並未有明確的稱號。直至戰國後期，莊周（編按：《莊子．天下》）、荀況（編按：《荀子．非十二子》）、韓非（編按：《韓非子．顯學》）等人出現，才開始把春秋戰國時期流行的學說分成派別。但對先秦學術思想的分派與整理，至漢代始大定。西漢司馬談大別為六家，即：儒、墨、道、法、名、陰陽。東漢班固承襲西漢末劉歆之說（編按：《七略．諸子略》），在《漢書》（編按：《漢書．藝文志》）中，正式把春秋戰國時代的學術派別分成九流十家，九流即：儒、墨、道、法、名、陰陽、縱橫、農、雜；再加上小說家，即為十家。這就是今天我們習慣稱呼的先秦諸子百家。
諸子百家均各執己說以自重，又互相駁難，以博取當時諸侯貴族的相信和重用，遂出現了百家爭鳴之局。
第二章 兩漢學術思想
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到了秦漢時代，已由百家爭鳴的局面漸趨一統。秦相呂不韋所代表的雜家思想與韓非所代表的法家思想（編按：韓非法、術、勢三者並重，為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揉合各家學說而成的。秦始皇用李斯之議，焚書坑儒，以法家思想統治全國。漢承秦後，除了在政治上統一之外；在學術上，亦做了混同百家的工作，此舉實與當時學術發展的自然趨勢吻合。首先是黃老學說的盛行，繼而有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措施。其後儒家內部雖有今、古文之爭，但仍以此作為統治社會的學術思想，歷兩漢而未衰（編按：西漢經學主流（官方）仍以強調陰陽災異的今文經學為主，至東漢古文經學由私學漸興，鄭玄調和今古文之爭而傾向於古文經學，至此古文漸成為儒家經學主流）。
惟漢代儒學，深受陰陽家學說的影響，以致先秦儒學的人文色彩漸褪而神權色彩漸濃，並演變成漢代統治階層最重要的一套統治國家的意識形態（編按：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說，一方面為君權神授提出理論基礎，另一方面以神權制衡君權）。另一方面，先秦以來的民間迷信和荒誕之說，亦因儒學陰陽化的推波助瀾及漢代政府的鼓吹，形成一個龐雜的學說系統──讖緯之學，支配了東漢的思想界，也深深地影響到日後中國下層社會的思想發展。（編按：戰國末期以迄東漢，各家思想均有匯通統一趨勢，與先秦原始思想相較，逐漸走向駁雜不純的發展階段，如法家走向法術勢合一，道家一路走向法家化的黃老思想、另一路走向陰陽家化的道教思想，儒家走向陰陽家化的讖緯（緯與經相對）思想，今文經學尤其崇尚讖緯之學。）
第三章 兩漢學術思想
魏晉至隋唐時代的學術思想的發展，有兩個主要方面：一是玄學；一是經學。
玄學的發展，可粗略分為四期：（一）正始時期（編按：曹魏後期）：在理論上多以《周易》、《老子》為依據，而以何晏、王弼作為代表（編按：貴無派）；（二）元康時期（編按：西晉早期）：在思想上多受《莊子》學說的影響，「激烈派」的思想流行（編按：如無視禮教、縱情任性的竹林七賢），代表人物有阮籍、嵇康；（三）永嘉時期（編按：西晉後期）：至少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時期「溫和派」的態度，而有「新莊學」的出現，以向秀（編按：向秀為竹林七賢之一，死後郭象是否剽竊其莊子注為學界公案）、郭象為代表。另一部分人士則對「激烈派」採相反立場，擁儒反莊，貴有賤無，以裴頠為代表（編按：崇有派）；（四）東晉時期，亦可稱為佛學時期，玄學吸納佛理（編按：以本土玄學解釋外來佛教哲理，專有術語稱為「格義」），和尚、士人大多玄佛兼修。有六家七宗（編按：代表人物如：釋道安（淨土宗初祖）、支道林（世說新語「支公好鶴」的主角）等）的出現。
經學方面，整個時代是以古文經學居於主流地位。然治經的方法，則與東漢訓詁章句之學大異，除了注釋經義趨向簡易化之外，更吸收了某種程度的老、莊與佛家的思想。到了唐代乃集其大成，統一經義。中唐以降，韓愈、李翱出，儒、釋、道三家思想正式融合，遂下開宋明的理學。
第四章 宋明學術思想
自漢武帝以後，儒家之學成了中國學術思想的主流。從這時開始，研究儒家經籍，便出現了不同流派的治學傳統，西漢盛行今文經學，專講微言大義（編按：言外之意引申），東漢則以古文經學見勝，多詳章句訓詁（編按：字面本義註解）。魏晉南北朝時期有南學、北學之分，兩者雖同以古文經學為根基，但治學風格不同：南學尚簡易，以己見疏明經義為主（編按：彈性創造），北學重繁博，力求保持兩漢傳注的舊說（編按：保守傳承）。唐代統一南北經學，調和二者，但仍以古文經學為本，而參用南北兩地的訓詁義疏，編成《五經正義》，故唐代經學仍可說是漢代注疏之學的支流。到了宋代，研究儒家經典的學者一反漢唐的訓詁義疏傳統，拋開傳注，直接從經文中尋求義理（編按：拋開傳統，隨人體悟，發揮己見，詮釋思想），繼承和發揚思（子思）孟（孟軻）學派的性命義理之學，而以理、欲、心、性等問題為其論學的主要內容。
理學於宋、元、明、清各代都列為官學（編按：學指學校，官學即官方（公立）學校，分為中央官學（如國子監、太學）、地方官學（如府學、州學、縣學）），居主流學術思想的位置。而宋、明兩代更是理學發展的輝煌時代。儒學經此兩代學者的改造，已成功地由外王之學變為內聖之學。
第五章 清代學術思想
清代學術思想的發展，有兩大重點：一是復古；另一是仿西。在鴉片戰爭以前，學術思想的演進，大體以復古為主流（編按：以樸學取代理學）；鴉片戰爭以後，學術思想的演進，則以效西趨新為標誌。
就清代學術思想演變的歷程看，可以分為四期，即：一、啟蒙期；二、全盛期；三、蛻變期；四、創新期。前三期基本上由清初至鴉片戰爭前後，學術思想發展的特點為復古，學者治學的範圍，由明返宋，再由宋返漢唐以至於先秦（編按：主張治經學必須從古文字入手，重視古音及訓詁）。後一期從鴉片戰爭起至清末時期，學術思想的發展，主要受西學的影響，直至今日，其餘波仍在盪漾。
啟蒙期的代表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他們提倡經世致用之學，力矯宋明理學（尤其陸、王心學）的流弊，以實證考據（編按：講求證據，章句訓詁）的方法研治經書，探討治國安民之道，提出了「捨經學無理學」的口號。
全盛期的代表學者有惠棟、王鳴盛、戴震（編按：號東原，著《孟子字義疏證》）、段玉裁（編按：著《說文解字注》）、錢大昕、趙翼（編按：著《二十二史劄記》）、崔述等人，他們提倡考證之學，主張無論治經治史，都要重訓詁，講證據。對古籍的整理和解釋，力求真確。惠、王、戴、段等在考據經學方面貢獻甚大，而錢、趙、崔等在考據史學方面成就亦多。他們提出了「無徵不信」的口號。
蛻變期的代表學者有莊存輿、劉逢祿、龔自珍、魏源（編按：著《海國圖志》，宣揚「師夷長技以制夷」）和康有為（編按：著《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人。他們提倡重新重視今文經學（當時稱為公羊學），講求經書中的微言大義，藉以批判現實社會和政治的積弊，探求變革的良方。他們治學的基本精神是「託古改制」。
在全盛期與蛻變期之間，出了一位獨特的學者章學誠（編按：字實齋，著《文史通義》）。章氏以浙東學派（編按：浙東學派代表人物（黃宗羲、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等）均來自浙江東部人，為「宋學」及明清學術中研究經學兼史學的經史學派）的學者自居。他既不滿於餖飣瑣屑的考據之學，也對公羊學的放言高論，表示異議。認為治經必兼治史，離開歷史就無法正確掌握經義。提出了「六經皆史」的重要主張。
創新期為西學的輸入及發生重大影響的時期，代表學者像梁啟超、嚴復（編按：翻譯《天演論》）、章太炎（編按：章炳麟，號太炎）等，均屬民國人物，已入近代史範圍，本章從略。
第六章 五四新文化運動
中國學術思想，在經歷鴉片戰爭以後，已隨著中國社會政治發生的巨變而產生根本的變化。
這個變化，一部分的動力來自傳統學術思想本身蛻變的結果，而更大的動力是由於西方學術文化對近代中國帶來的衝擊所致。
近代中國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由於接觸到形質均與傳統中國有重大差異的西方學術思想文化（編按：即使今日學院中仍作為傳統學術大本營的中文系，包括論文著述的寫作、發表、方法、工具（電腦網路），均無不接受西方學術研究方法），痛感中國如仍要屹立於當代世界之列的話，就必須納人之長以補己之短，這就促成了十九世紀中葉以還，中國知識界倡議步武西方與學取西學的潮流。西方學術思想文化的輸入，是中國近代學術思想發生巨變的關鍵，中西文化的比較與取捨，則成了中國近代學術思想的主要課題。
自洋務運動以來，中國知識界一直糾纏於洋學與國學、西學與中學、新學與舊學之間孰優孰劣的論爭，以及如何取捨的問題上（編按：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學」欲由傳統儒學開出民主科學之西學，亦是基於維護中國文化傳統之基本目的）。直至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這個經歷數十年的學術爭論才獲得解決（編按：二次戰後迄今台灣陸續幾次文言白話之爭，仍可見爭論仍餘波盪漾，尚未完全平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方面把清末以來的西學（學習西方文化思想）潮流帶進歷史的最高峰，使西學的權威地位正式確立；另一方面，它又把傳統中國的一切舊學術、舊思想、舊文化痛加貶斥、棄如敝屣，使代表中國傳統學術思想主流的儒學，結束獨尊的地位。若要締造近代的新中國，必須建立一套屬於近代中國的新文化，這成為五四時期知識分子要努力完成的目標。
五四時期知識分子，雖然深明民主與科學是中國文化重獲生命的關鍵元素，可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中，十之八九只停留在意識形態的鼓吹或空喊口號的層次上，而沒有切實地對中國民眾進行細微、耐心和持久的教育與啟蒙的工作（編按：中國清末民初由專制走向民主改革之路顛簸的主要原因，即在上層政治革命與中下層教育文化之間落差，兩者未能銜接）。最後他們仍然是靠政治力量和政治途徑去解決中國文化與社會的出路問題。五四運動以後，原先從事啟蒙工作的知識群急激地政治化，便是這方面的明證。
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民主與科學理念的提倡上，雖有功勞，但在實踐和發展二者基礎的工作上，卻顯得用力不足。整個運動在文化方面的建樹可謂甚少，相反破壞卻過多，其中稍可稱道的成就，大抵只有發展白話文學一項。至於論「新民」工作的調理周詳，似不如清末的梁啟超；論評介西學的精華，似不及嚴復的思慮慎密；論實踐民主的忠誠與堅定，亦不及黃興、宋教仁輩。整個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可以稱得上真正的文化巨人，惟蔡元培（編按：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時銳意改革北大，首開「學術」與「自由」之風，任內爆發五四運動，後接任首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直到逝世）一人而已。
【文章出處】
《中國學術思想史》（書林出版）
〈第一～六章提綱〉
1994
作者：林啟彥
【作者簡介】
林啟彥，原籍廣東番禺，1947年生。日本廣島大學東洋史系博士課程修業完結，香港大學歷史系哲學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近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從事近現代中國政治思想、中日關係及學術文化史方面的教學與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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