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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生於清順治五年（1648），是孔子的後裔。此時清廷大規模的鎮壓漢族人民反抗的局勢雖有所緩和，但民族對立和民族仇恨仍很嚴重，尤其是漢族知識分子，他們對明清易代的「輿圖換稿」所帶來的痛苦和悲傷，很難在短期內從心靈深處抹去，「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

孔尚任雖是地道的清朝人，但深受明遺民的思想影響，他於清康熙三十八年（時年五十二歲）撰寫的《桃花扇》，通過對輿圖換稿侯方域與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愛戀故事，反映了南明一代興亡的沉痛歷史和那個時代文士們與風塵女子的悲慘命運。

侯方域和李香君既是《桃花扇》中的戲劇人物，也是歷史人物。歷史上的侯方域才華橫溢，風流倜儻但有殺人嫌疑。李香君聰慧靚麗，才藝超群且識見高遠。孔尚任在劇中基本上沿著史實來描寫他們坎坷悲苦的一生，從中可見這部傳奇的「傷痕內涵。

侯方域（1618—1655年），字朝宗，河南商丘人。主要著作有《壯悔堂文集》、《四憶堂詩集》等。明末，朝宗赴南京參加鄉試，結識了極具才華又雄豪不羈的江南文士方以智、陳貞慧和冒襄，時人稱之為「四公子」。朝宗到了南京，很快就卷入了政治風雲，原來閹黨頭子魏忠賢的黨羽阮大鋮早被定為「逆案」，避居南京，他妄圖翻案，卻為清議所不容。由復社中堅吳應箕（字次尾）等發起的《留都防亂公揭》，將矛頭直指阮大鋮，南京的文士二百多人簽名。阮大鋮企圖通過「年侄」朝宗與吳應箕、陳貞慧等說項，圖謀東山再起。朝宗此時在南京置身燈紅酒綠之中，「每食必以妓侑」，「朝宗素性不耐寂寞」。

經人介紹，他結識了十六歲的李香，人稱香君，居所稱媚香樓。香君第一次接客謂之「梳櫳」，與朝宗扮成夫妻模樣，時下風氣講究排場。這時，有個王將軍願出經費資助，朝宗自然感謝，但引起了香君的懷疑，經香君再三追問，王將軍才道出是阮大鋮的資金，香君正色對朝宗道：「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即陳貞慧），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即吳應箕）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於是「侯生大呼稱善」。

從這件事來看，侯、李兩人的思想和境界，確有高下之分。在《桃花扇．卻奩》中，孔尚任寫得極其充分，香君當即退回妝奩：「脫裙衫，窮不妨，布荊人，名自香！」徹底揭穿了阮大鋮的鬼把戲，朝宗的態度也跟著堅決起來，「不與通，大鋮乃大怒，恨刺骨」。

朝宗雖有文才奇氣，但也有被人指摘的一面，據同時人蘇州名士汪琬寫道：「朝宗本貴公子孫，席祖、父之遺，結納名士，頗以豪俠自命……予又聞朝宗嘗游金陵，挈其稿、數千金寓居桃葉渡上，日夜召故人善酒者挾妓彈琵琶縱飲，所治盤饌甚盛，費輒不貲。有膳夫忤意，急叱出，撾殺之，投其屍秦淮河中。是時侯氏執方張，見者皆咋舌不敢問」。但因汪氏是「又聞」而非實見，所以隻能存疑，但朝宗任俠使氣的性格是存在的。朝宗鄉試落第在南京待了將近一年，離開后侯、李二人從此不復相見。這時漕運總督田仰欲以重金納香君為妾，遭到香君嚴詞拒絕，「媚香卻聘，不負侯生」。

明亡後，福王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權，奸相馬士英與閹黨余孽阮大鋮瘋狂的鎮壓復社人士，朝宗聞訊逃到江北至史可法軍中，幫其「贊畫軍務」。清軍包圍揚州，攝政王多爾袞勸降，史可法拒降書由朝宗代筆。史在揚州這座無援的孤城堅守七日，城破被俘，不屈死之。清軍入城燒殺搶掠十日才封刀，揚州血流成河，這就是當時極其慘烈的揚州大屠殺。朝宗乘亂亡命，於順治三年（1646年）才輾轉從江南回到家鄉商丘。順治七年（1650），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總督張存仁苦於找不到鎮壓山東榆園農民軍的辦法，特召見朝宗，並幾次致書問計，朝宗寫了《上三省督撫剿撫議》的「弭盜方略」，張存仁「用其計，盜悉平」。

這時朝宗對清廷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大約是他「不耐寂寞」所致。順治八年（1651），地方官趨令朝宗應河南鄉試，如不赴考，便追究他曾幫助史可法固守揚州和抗拒清朝的往事，朝宗懼怕，同意應試，結果隻中副榜（安慰性質的榮譽），實際上是有司玩了朝宗一把，意在令其折節歸附，這件事對朝宗的精神打擊是巨大的。順治十一年（1654），一代文學大家，當年意氣風發的侯方域了卻了痛苦、矛盾和懊悔的一生，終年三十七歲。

時人對李香君的漂亮俊美和多才多藝且又有志節既羨慕又崇拜，「四方才士，爭一識面以為榮」。明末，李香君和柳如是、顧媚等秦淮名妓無論從外表、才藝還是人品來看，都是無可挑剔的，她們雖然出身低微但氣節高尚。

關於香君的歸宿，有幾種說法：一、「不知所終」﹔二、明亡後依道士卞玉京居葆真庵，香君亦隨之出家﹔三、順治二年，朝宗在南京的棲霞山找到香君，她便隨朝宗回到商丘，改姓吳氏，由於受到侯家的藐視和虐待，抑郁而死﹔四、王氏《明末四公子》又寫道：南都亡，香君避難蟄居於卞玉京的道觀中，仍苦苦地打聽侯方域的消息，但得知朝宗應試清廷後，頓然失望，遂在棲霞山的一座寺院出家。五、朝宗離開南京後，香君立志為之守節，後來阮大鋮把香君及眾姐妹掠到宮中為弘光唱戲吟曲，香君大罵，遭到毒打，遂奄奄一息而死，屍體埋在媚香樓後。

上述五種有關李香君的結局，唯陶慕寧經過考証認為亂後「不知所終」較為可信。孔尚任的《桃花扇》寫李香君「入道」了此一生，乃藝術非史實。其餘各說，或屬野老傳聞，或屬漁樵閑話，或屬空穴來風，皆不足為憑。

怎樣評價「秦淮八艷」等風塵女子的青樓生活呢？我們認為，她們在謀求生存的同時，也一直追求著愛。明末是一個才子傾情佳麗，佳麗羨慕才子的時代，是這些才子風流與佳人多藝相結合的時代，由於明清易代的淒風苦雨，斷送了他們和她們的才華和才藝，才子們命運坎坷，佳人們風流雲散。與名妓愛戀相聚的一批名士，有名姓的就有數十人，他們在明清易代的「天崩地坼」之際，有些人以身殉國或被俘不屈死﹔有些人隱居林泉（包括出家）拒絕與清廷合作﹔當然也有少量的名士折節歸降新朝，而名妓們卻都有良好的氣節表現，故清初余懷在撰寫明末秦淮河畔風塵女子的《板橋雜記》的自序中說：此書是「有為而作也」，「即一代之興亡，千秋之感慨係也……豈徒狹邪之是述，艷冶之是傳也哉！」所以「秦淮文化」絕不是「妓女文化」或「脂粉文化」，而是這些有才華的文士和多情的佳人共同構築的「悲情文化」。侯、李的悲情主要由南明的君王昏聵、權奸當道和明清易代造成的，所以他們的心中充滿著無限的痛苦、悲戚和哀傷。

孔尚任從困頓經歷和宦海沉浮中，逐漸孳生了「遺民情緒」，其所撰《桃花扇》屬於時代大動蕩、大變遷之際的感傷作品。

明末政治腐敗，經濟幾近崩潰，百姓生計艱難，他們對明王朝已失去信心。公元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明朝滅亡，是年清王朝佔領北京。福王朱由崧由河南逃到南京登基稱弘光。順治二年（1645）清軍揮師南下，但江南似乎沒有感受到江山即將換主的嚴峻現實。蘇州太倉人陸世儀寫道：「塞北旌旗亂，江南採邑多。敷天應有淚，薄海但聞歌。游女拖珠衱，王孫曳玉珂。太平誠足樂，九世仇奈何」。江南人民對興亡悲喜全然丟在腦後，同年4月，清軍攻佔揚州後又包圍南京，弘光出逃，南明亡。但江南的農村姑娘仍「插花尚盈首」。就是對明朝的宮殿、太祖朱元璋的陵寢，江南人民也不放在眼裡。釋讀徹（僧人）寫道：「天壇享殿迥成荒，牧豎樵童上下狂。拾得殿頭黃瓦子，夏天權作枕頭涼」﹔「酒肆茶坊處處開，迎賓館內巧安排。不愁風雨柴薪少，自有鐘陵雜樹來」。可見人民對明王朝的滅亡，毫無惋惜之情。

明王朝滅亡後，當時國內存在幾個政權：李自成政權、張獻忠政權、南明弘光政權、唐王政權、魯王政權、桂王政權、蒙古政權和西藏政權等政治實體，他們既不可能整合在一起，誰也無力統一中國，歷史將統一的重任落在了清王朝的肩上，清王朝比較迅速的統一中國，其豐功偉業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清王朝在統一的進程中和統一的初期，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推行了一系列極其錯誤的政策，例如「剃髮令」，清廷強迫漢族人剃髮，嚴重的踐踏了漢族人民千百年來的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很多漢族人為了維護民族尊嚴，不願剃髮或自殺或被殺，引起社會的極大恐慌和不安，清初文士黃與堅《願學齋文集》之《幸存記》和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之《平定姑蘇始末》，都有詳細的記述。

又如「圈地令」，在河北、河南、山西、山東最殘酷，清軍打著「無主荒田」的幌子，到處搶奪上等良田，「所至村莊相度畎畝，兩騎前後牽部頒繩索以記……圈一定，則廬舍、場圃悉皆所有，而狼藉以除，鳥瞻靡止，唯所駭散，向南多道殣也」﹔「圈田所到，田主登時逐除，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田主）攜去，欲留者（田主）不敢攜」﹔甚至圈佔一過，「所剩民地無幾」。

可見，滿洲八旗不僅圈地，而且圈房，甚至圈人，田主家中端庄漂亮的女人被強行留下，供其奸淫役使，搞得田主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極其野蠻的土地政策，激起了強烈的民族矛盾和民族仇恨，抗清活動此伏彼起。由於社會的激烈動蕩和民心的恐懼不安，嚴重地阻礙了明代中後期出現的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尤其是明末出現的資本主義因素的增長，這種情況直到乾隆年間被阻斷的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才得以緩慢的恢復，中國社會的發展至少倒退一百年。而在康雍乾時期，英國則發生了工業革命，蒸汽機的誕生推動了科學技術的進步，標誌著人類社會跨躍式的發展，從而引起了哲學社會科學的變化，歐洲出現了一批哲學家和思想家，例如亞當·斯密、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和康德等。而十八世紀的中國，正處在所謂的「康乾盛世」，但是，這個「盛世」拿到「工業革命」的坐標上去衡量，則很虛弱，當時清王朝對內鉗制思想，屢興文字獄，知識界人人自危，沒有任何民主空氣和思想活躍可言﹔清王朝對外則以天朝大國自居，採取閉關鎖國政策，期間或有局部的開放，時間也很短暫。康熙從外國傳教士那裡雖然也學習一點科學知識，但並不運用科技發展生產力。因此，中國在全世界前進的洪流中落伍，就始於「康乾盛世」。

從文化層面來看，明代後期以來市民文藝較為發達，「話本」空前活躍，例如馮夢龍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和凌蒙初的「二刻」，以及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詞話》的出現，勾勒出資本主義因素萌芽狀態下的社會生活圖景和輪廓。但是，隨著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反映市民生活的市民文藝被切斷了，清初「作為明代新文藝思想基礎的市民文藝不但沒有任何發展，而且還突然萎縮，上層浪漫主義一變而為感傷文學，《桃花扇》、《長生殿》和《聊齋志異》則是這一變易的重要代表和典型傑作」﹔「孔尚任的《桃花扇》，可算是明清戲曲發展中唯一攀上高峰的歷史劇，洪升的《長生殿》雖是借李（唐玄宗）楊（楊貴妃）之情，抒發現實的滄海桑田形同夢幻，有著經歷大刼痛定思痛的感傷情緒。但是，它們的這種『末世』之感，卻正是當時歷史時代歲月的折光」。誕生於乾隆年間的小說《紅樓夢》，被學術界普遍譽為「封建末世的百科全書」，比《紅樓夢》早幾十年的《桃花扇》，孔尚任在《小引》中說：此劇「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矣。」兩者何其相似；《紅樓夢》講述了「鐘鳴鼎食」的賈府的衰敗過程，而《桃花扇》描寫了「寄望東南」的南明政權的衰敗過程，兩者又何其相似；甚至《桃花扇》寫侯方域、李香君雙雙入道，而《紅樓夢》則寫賈寶玉出家，豈不又很相似？故有學者認為，《紅樓夢》中的金陵十二釵有明末「秦淮八艷」的影子，「十二釵的『人格樣本』是來自金陵的，金陵秦淮河上」，「金陵之城，就是傷春悲秋之地，甚至太虛幻境，亦是秦淮縮影圖」。

孔尚任是孔子第六十四代孫（1648—1718年），世居山東曲阜，主要著作有《湖海集》、《長留集》、《出山異數記》等二十三種。儒家的理念向來主張華夏與夷狄之防。孔尚任的父親孔貞璠與其族兄均「絕意仕進」。但孔尚任有自己對前程的考慮，他曾於康熙二十年「典負郭田捐納國子監生」，企圖取得功名。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在南巡歸來途中視察山東曲阜，孔族推薦孔尚任為康熙講經，康熙很滿意，「一日之間，三問臣年」，撩起他萌生進入清王朝「體制內」的想法，康熙賜孔尚任為國子監博士。康熙二十五年，康熙命孔尚任隨工部侍郎孫在豐赴淮揚一帶疏浚河道，由於與上司在治河的問題上發生矛盾，遂使工程一拖再拖，孔尚任在揚州待了三年。揚州曾是抗清名城，孔尚任憑弔了史可法的衣冠塚。孔尚任在淮揚一帶，結識了明亡拒不出山的遺民黃雲、許承欽、杜浚、鄧孝威、冒襄、龔賢、程邃、王弘撰等，孔尚任為什麼不辭勞苦去尋訪明遺民呢？原來他在淮揚治河期間「經荒村」，看到了山河陵替的慘狀：「此地樓台幾刼灰，殘陽滿巷久徘徊。高低石院存僧住，昏曉柴門放燕來。大樹正當行處長，荒坵多屬戰時埋。淒涼廢井尋遺老，舊本薔薇自謝開」。

可見孔氏對明清鼎革后四十多年的鄉村仍破敗不堪異常感嘆，對清王朝療治戰爭創傷的無能很失望。因此，孔氏在思想感情上已向明遺民靠攏，他曾兩次跋涉去江蘇如皋冒襄家，第一次二人見面就「高宴清談，連夕達曙」﹔第二次見面孔索性在冒家住了三十天，可見他與遺民冒襄感情甚篤，孔從冒的口中，獲得了很多明末清初的重要資料，以及秦淮舊院的奇聞軼事。

孔尚任又到了南京，拜謁明故宮、孝陵，目睹了明宮殿和陵寢的衰敗。孔尚任在淮揚、南京等地的實地考察和與明遺民的交談中，了解掌握了大量的有關南明興亡的資料，遺民的思想對他影響很大，例如他在《桃花扇．哭主》中寫道：當鎮守湖北長江一線的左良玉聽說崇禎自縊煤山便北向叩首哭道：「我的聖主呀，我的崇禎主子呀」，他命令將士「換了白衣」，對著大行皇帝在天之靈，慟哭祭拜，然後大呼：「這恨怎平，有皇天作證，從今後戮力奔命，報國仇早復神京！」在《桃花扇．誓師》中，史可法孤軍鎮守揚州，發出「哭聲祖宗，哭聲百姓」的呼喊，他仍不忘「日日經略中原」的恢復之志。

又如《沉江》，史可法在揚州城破後「沉江自殺」，眾人驚呼：「好一個盡情忠臣！」部將稱他將「故國苦戀」，「吳頭楚尾路三千，盡歸別姓，雨翻雲變」。康熙年間，清王朝仍定史可法為「抗拒王師」的「逆臣」，《桃花扇》借史可法的部眾之口歌頌史是「忠臣」，是頗有膽量的。

又如《入道》，當侯、李二人仍留戀「花月情根」時，張瑤星罵道：「啊呸！兩個痴虫，你看國在哪裡？家在哪裡？君在哪裡？父在哪裡？」其中的「國」、「家」、「君」、「父」都有很強的遺民意識。

尤其在這一出中，明朝開國功臣魏國公徐達的後裔現為清朝皂隸的徐青君上場時穿著「清裝」，拖著辮子，任務是「訪拿山林隱逸」，自嘲道：「開國元勛留狗尾，換朝逸老縮龜頭」。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孔尚任對故國先朝的留戀和緬懷。《桃花扇》頌揚了史可法、左良玉、黃得功忠於故國先君的忠臣，批判了劉良佐、劉澤清、田雄等人投降清朝的叛臣，「流露了明末遺民的感慨與哀思」。所以，《桃花扇》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脫稿後的第二年，孔尚任便因「疑案」罷官，有專家認為所謂的「疑案」很可能是《桃花扇》惹惱了康熙及其統治集團而使孔氏丟官。但是，孔尚任並不是由明入清的遺民，他是標準的清朝人，由於康熙視察山東曲阜，一時間使孔府熱鬧起來，孔尚任更是受寵若驚，他感激康熙對他起用出山，這與明遺民隱居泉下拒不出山是不同的，然而他的官運並不順利，他隨孫在豐治淮，一待就是三年，三年之後回到北京，仍居閑曹冷衙，生活十分困頓，「早餐大於軍國謀」，這時孔尚任對官場的莫測和自己的命運，認識得比較清楚了。因此，他的遺民心結也更加堅固。

縱觀孔尚任當年出山時滿腔熱情，想實現自己的抱負，但宦海沉浮，使他頭腦由熱逐漸變冷，於是，「他跟清朝統治者的關係，就有可能由合而漸離。不然，他為什麼終於被排斥出清朝統治集團，而且一蹶不起呢」。

所以，我們認為孔尚任撰寫的《桃花扇》感慨江山的陵替，從此，「那烏衣巷不姓王」，「不信這輿圖換稿」，不信也得信，這是嚴酷的現實。但是，通觀孔尚任的幾部詩文集和其他著述，以及《桃花扇》中反映的主旨思想來看，孔尚任並沒有反清思想，更沒有復明意圖。由於一次偶然的機會被康熙欣賞和任用，他感恩戴德，企圖報效朝廷，但他在京供職十五年並不得志，遂使他心灰意冷。但由於康熙當年對他的擢拔，則「沖淡了、擠掉了遺民們在他頭腦中留下的影響，那麼淮揚治下河三年，由於朝議齟齬，工程時起時停，他處於閑散、困苦的境遇中，客觀上又使他與揚州一帶的遺民們發生了廣泛的接觸……樂於傾聽他們緬懷往事，也每每為之感動，這就又一次受到遺老們思想情緒的影響，應當說，擁護清王朝，也希望在新王朝中取得功名，與對明王朝的滅亡感到痛惜、悲哀，在孔尚任身上是同時存在的」。但是，孔尚任在撰寫《桃花扇》的前前後後，他在官場多年的困頓和冷遇，以及他對朝廷的失望，於是，在對明清認識的天平上，則向明亡的感嘆做了更多的傾斜，正因為《桃花扇》表現了強烈的遺民情緒，傳達了故國之思，亡國之痛，展現出極大的傷感情懷，遂使其成為明清易代後「傷痕文學」的代表作。

《桃花扇》中「離合之情」與「興亡之感」的關係

孔尚任在傳奇中明確指出「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但侯、李的「離合之情」只是該劇一個引由。康熙版沈默在《桃花扇》的「跋」中說：「《桃花扇》一書全由國家興亡大處感慨結想而成，非正為兒女細事作也。大凡傳奇皆主意於風月而起波於軍興之亂，《桃花扇》乃先痛恨於山河變遷而借波折於侯、李，讀者不可錯會」﹔乾隆版葉長元在「跋」中說：「稼部（指孔尚任）以至聖後裔，備悉時艱，欲抒其勃勃不平之氣，而時多忌諱，勢難指斥，舊人尚在，更未如何，不得已，尋一段風流佳話，寫其感憤，故敘兒女之事少，述興亡之事多。」可見孔氏是「借離合之情」為線索，其要旨是「寫興亡之感」。因此傳奇中「離合之情」所佔篇幅較少，全劇四十二出而侯、李共同在場或分別在場的共十一出，其餘三十一出均表現「興亡之感」。

但侯、李的「離合之情」在傳奇中寫得很精彩，尤其是那把桃花扇，我們從侯方域自己的詩文集和他去世後諸家的傳記中，均未提及侯贈李扇之事，但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卻聲稱：「獨香君面血濺扇，楊龍友以畫筆點之，此則龍友小史（即書童）言於方訓公（即孔氏族兄）者，雖不見諸別集，其事則新奇可傳。」我們認為這把桃花扇根本就沒有，所謂「龍友小史言於方訓公」云云，實為孔氏故做有憑，倒是朝宗的「同裡社弟」宋犖在《桃花扇．題辭》中揭示了：「憑空杜撰桃花扇，一段風流也自佳。」這裡的「桃花扇」不是劇名而是扇名，全劇有史有據，宋犖是清楚的，他認為梨園演出的實為侯、李的「遺事」。

可見這把扇子是虛構的，然而卻是神來之筆，它增加了侯、李二人「離合之情」的曲折性、復雜性和傳奇性。而且，這把扇子既抒發了「離合之情」，又連接著「興亡之感」，從而很好地完成了《桃花扇》作為「傷痕文學」代表作的戲劇張力。

【文章出處】
《光明日報》（五版）
〈《桃花扇》是傷痕文學代表作〉
2013-04-29
網址：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3-04/29/nw.D110000gmrb_20130429_1-05.htm
【作者簡介】
薛若琳，中國戲曲學會會長、中國戲劇家協會顧問、中國藝術研究院原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長期研究歷史劇、宗教儀式戲劇和明末清初戲劇，著有《尤侗論稿》、《藝苑叢談》，主編《中國巫儺面具藝術》。以十六年時間從事《中國戲曲志》編撰，任副主編，共30卷，3000餘萬字，與同仁一道創建了「戲曲方志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