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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史不需「重寫」

看了兩期《上海文論》,知道有些青年文論家在討論「重寫文學史」。參加討論的人不算少,似乎很值得討論。 

我有點不理解。我從來沒有想到過這樣一個問題,也從來沒有想到寫文學史會成為一個問題。 

寫文學史,從來沒有「專利權」。每一個文學史家、文學批評家,都可以自己寫一部文學史。你寫你的,我寫我的,各不相謀,也各不相犯。從黃摩西的《中國文學史》以後,曾毅也寫過《中國文學史》,謝無量寫過《中國大文學史》,王國維有《宋元戲曲史》,魯迅有《中國小說史略》,鄭振鐸有《中國俗文學史》,龍沐勳有《中國韻文史》,到現在,我們已經有了許多「文學史」,每一部都是獨立的著作,表現了作者自己的文學史觀,誰也不是對另一作者的「重寫」。 

只有一部文學史,可以說是「重寫」的「文學史」,那就是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這部文學史,最初是上海淪陷時期作者在幾個私立大學中的講稿。抗戰勝利後,作者在國立暨南大學任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把這個講稿重寫了一部分,即出了第一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作者又重寫了一遍,在一九五○年代印出了一個新版本。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作者為了某種政治需要,又重寫了他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在一九七○年代初期印出了最新版本。在我們的許多文學史著作中,只有這一部是名副其實的「重寫」本,而且是經過三次重寫,但結果卻成了離開了「文學」的「文學史」。 

現在,一些人討論的「重寫」文學史問題,其實這不是「重寫」,而是「另寫」。 

從一些討論的文章中可以知道,有一種或幾種文學史,是他們所不滿意的,因此,他們希望有一本新的、可以滿意的文學史,出來取代那本舊的。因此,才提出「重寫」的呼籲。他們希望「重寫」的文學史,大概是作為教材的那些文學史,它們是全國大專院校中文系學生的必讀書。 

我以為,作為教材的文學史,不是學術性的文學史。一個文學史家,一個文學研究工作者,都不能以文學史教本為主要參考資料。不單是文學史,其他文理各學科,也是一樣。從來沒有一篇學術論文後面所附的參考書目中,提到大專院校教本的。 

因此,我以為,對於作教材用的任何文學史,不必提出「重寫」的呼籲。它們即使重寫、重編一百次,結果還只是一個教本。 

有一位青年文論家說,他之所以要求重寫「現代文學史」,是因為目前對現代文學的評價和分析,各執一辭,觀點紛亂,因此,他希望有一部可以依據的文學史,作為一個標準的研究現代文學發展的框架。 

我以為,每一個文學史家、文論家,在他們的各個課題的研究成果中,都可以累積而構成自己的框架。如果依據一個別人提供的框架,來進行研究,勢必成為別人寫的文學史的註疏家,他的研究成果,只能是發揮別人的觀點。 

一九四九年以前,我們已經有過許多文學史,不論是古典文學史或新文學史,每一本文學史都是作者個人研究的成果。它們有些什麼特點,有些什麼缺點,都只能由讀者去判斷。當時,大專院校的文、史、哲各科教材,沒有教育部頒定的統一教材,一般都是由教師自編講義。既沒有「欽定」的文學史,也沒有「重寫」一說。 

文學史,不論是古代文學史,新文學史,現代文學史,或專題文學史,如小說史,詩史,各個流派史,人人都可以寫,各有千秋,自成一家之言,而不必重寫別人的文學史。 

我看《上海文論》和其他報刊上的有關文章,還是去年臘月中的事。當時有些想法,打算寫出來參加討論,可是給別的事擱下來了。春節中,台灣作家林耀德來訪問,談起這件事,我當時就講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最近,收到台灣《聯合文學》七月號,其中發表了林耀德和我的談話記錄,關於我對「重寫文學史」這個問題的觀點,也透露了一些。因此,我感到不能不把我的全部意見寫出來,供參加討論的人作參考。用了三天時間,寫完此文。天氣太熱,還是沒有暢所欲言。 

一九九○年八月四日 


【文章出處】
〈文學史不需「重寫」〉
文/施蟄存

【作者簡介】
施蟄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名德普,中國作家、文學翻譯家、學者,曾任教於廈門大學(1941年)、暨南大學(1946年)、滬江大學(1952年)、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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