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聞：樵客老師的國文教學網站

齊柏林──當代的奉獻

齊柏林走了以後，許多人以為我是他最熟悉的好朋友之一。

其實我不是。

如果我選擇對齊柏林身後做一些付出，不是因為朋友，而是在和他接觸、採訪的過程中，我對一個願意奉獻自己生命完成使命感的人，表示我一點心意，盡一份活著的人該盡的義務。

如是而已。

當我年輕時台灣正處於戒嚴時期，我看到許多人只是主張言論自由，要求領導人公佈財產，批評時政言辭文章激烈一點，就成為政治犯：不只他們坐牢，他的家庭，他的下一代也在社會孤立下，成為犧牲品。

年輕時的我，沒有什麼影響力，但是盡可能幫助一切，我辭去高薪，辭去熱愛的工作，幫助政治犯家屬，當他們的助選員，毫不懼怕危險，也不求什麼職場前途。

當時的我認為：這是沒有坐牢的人應盡的義務。

我自己是二二八後代，親眼目睹歷史在外公外婆身上的烙印，親眼看到外公吐血而死。我知道這個社會一直有人在奉獻，也知道這個社會多數人選擇冷漠：「在危險時膽怯，在安全時才談大話」，這是我外公留下的名言。

我從小就明白人的本性都是自保，求自己發財升官，過好日子，等待别人犧牲。我的外婆雖然被迫處於這樣的悲劇，卻從來不教我怨恨，而是理解世間本如此，如果看不慣，不必憤怒，就讓自己別成為相同的人。

「記得，這個世界，妳最不能學習的，就是無情和勢利。」

生在痛的時代，痛的家庭，知道痛的感覺。我盡力扮演我的角色，在不同的時代，理解不同的奉獻。

當代許多人還在談論政黨紛爭，或者舊日時代的不正義。對戒嚴時代長大的我，感受相當奇特。

我覺得所謂過去：是歷史學者的工作，而不是政治人物或帶有強烈政治立場的學者應該介入的政治行動。尤其在一個承平時期，處理這些事情，毫不必付出代價，我看不出有什麼偉大可言。

近日我重讀當年研究所教授Eric Hobsbawm的著作：「論歷史」（On History ）。他的遠見，我節錄一段，做為現在正熱衷者的警惕：

「歷史作為一種民族主義者、種族主義者加以運用的材料，有如罌粟是海洛因的原料一樣。

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學家發現他們居然意外的，成為政治上的主角。

歷史學家於是可以是一個製造炸彈的工廠。例如關於科索沃危機。1389年時科索沃發生了一場戰爭，這場戰役塞爾維亞的勇士被土耳其打敗了，之後便在塞爾維亞人的記憶中烙下傷痕。

但這不能証明塞爾維亞人壓迫人口佔科索沃90%的阿爾巴尼亞人是合理的，也和塞爾維亞是否擁有科索沃主權無關，但在1990年那場戰爭，他們都需要仰賴1389年14世紀，600多年前的歷史事實來証明當下的正義。

歷史並不只是對祖先的種種追憶或是集體性的傳統。人們和歷史的關係，更多是爲了從史學習集體人類文明在歷史中犯下的錯誤，並且認知未來如何避免。

對於歷史學家來說，牢記自己的責任何在，非常重要⋯⋯歷史學家尤其要與認同政治所勾搭的狂熱，勇敢劃清界線。就算我們時時刻刻感受到它，也要堅持清醒。畢竟，歷史學家也是人，如果他也掉入了狂熱的認同政治陷阱，他以為自己很偉大，提供了論述，事實上他正在為時代的不幸，提供炸藥。」

那麼什麼才是當代的奉獻？

什麼是屬於歷史？

許多人總在錯誤的時代，錯失了或者害怕了當時他們該扮演的角色，以致於我們對於當代的「奉獻」定義，既混亂，更遲到。

齊柏林的角色出現，在這個時代可能是偶然，但卻提醒許多人，「奉獻」的內涵，現在已經改變了。在不同的時代，奉獻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內容。

首先我們必須誠實的面對一個真相：在已經全然民主制度的社會，參與政治，已不是犧牲：它更隱含了對權力、權位的爭奪。我們不能假裝現在還是戒嚴或是二二八時期，把站在某一方，當偉大：另一方，當墮落。當下台灣的民主制度，已經提供了絕對人身安全的平台，你可以主張仼何公共政策、國家認同、或者你對過去歷史及未來施政的看法。沒有人會因此坐牢，或是如我年輕時，上班第一天，警總立即拜訪，要求你離職。

參與政治，並不可恥，但也不是什麼高尚：那只是一個人在當下許多職業角色中的扮演與選擇。

它絕對不是當年冒著生命危險的「奉獻」。

當代的奉獻，早已不是政治。

更多是捨下名利，甚至散盡家財，盡力於偏遠地區幫助弱勢兒童，幫助窮困學生，可以有更多機會的公益角色。

他們幫助家庭破碎的孩子，撫平因貧窮帶來的生命創傷，習一技之長，並找到生命價值：或者學好英語，在國際開放式課程中超越偏郷學校教育的資源弱勢，面對未來人工智慧時代。

這個時代的奉獻，更有齊柏林式的：一種不要命、不在乎危險，如當年的政治犯，只為使命感而全力以赴的奉獻。

齊柏林冒著生命危險，只為了提醒土地上的人，珍愛自己所有：而他實質在台灣擁有的地契財產，只是一個沒有繳完貸款的萬芳四十年老公寓。

但在他溫暖的鏡頭下，台灣是一個整體，不是任何人，任何黨派的地契。有本島，有澎湖，有鳥類，有高地野散的牛。在他溫暖的鏡頭下，南端鵝鑾鼻公園如雲門舞者的手，一直延伸入馬尼拉海溝，似乎捨不得告別大洋：北方東北角巨石隆起，清水斷崖峭壁絕決，頑固堅持地守護我們土地的完整。

不必什麼口號，我們在他流動的鏡頭下，看到台灣，看到家鄕，它是我們另一個母親，如此崇高，如此無私。

然後「開發」來了，「挖礦」來了，「鐵皮屋」豎立了。那些我們以為爆破山林鑿造的彎延偉大工程道路，在齊柏林的鏡頭下，如用刀割，刺傷我們的母親。是的，我們残忍地榨取她，凌虐她，同時：我們也喊著「愛台灣」「台灣是我們的母親」口號。

齊柏林的電影沒有使用尖銳如社會運動者的控訴語言。他以純樸又哀傷的情感，把美麗的母親與哀愁的母親並列。

一個母親不會恨她的孩子，她只是默默承受，直到撐不住那一天。這種客觀且非直接控訴的無語呈現，給予視者更強的震撼，更多的省思，更大的沈痛。

所以，一個12歳的純潔孩子曾告訴我，她看著電影從頭哭到尾。

近期為了募資能數位保存齊柏林作品，幾個人奔走下舉辦了北中南同步「齊柏林作品義賣展」。我也因此訪問了齊柏林真正的知己，也是齊柏林所屬電影公司的董事長萬冠麗。

她告訴我，齊柏林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玉里大腳印背後的故事。

2014年齊柏林決定和玉里農民共同合作一個作品，先想像一步一腳印，每個腳印大小必須如二十層樓尺寸，在空中拍攝才有足夠震撼力。

這個構想源自「看見台灣」放映後，許多人沮喪哭泣離開戲院。齊柏林是一個溫暖的人，他想告訴大家，不要哭，我們大家一起努力「一步一腳印」，把台灣大地山河之美，找回來。

他特別喜歡玉里的農田，和玉里鎮公所討論後，一個在鎮公所工作的年輕人用函數算出大腳印草圖，接著在已經快要收成的稻田上，以細桿子框出九個如二十層樓高的平面大腳印。玉里可愛的農民興高采烈依繪圖割稻，大伙開心創造完成了大地藝術。

只等待空拍。

接下來連續八天，綿綿細雨，飛行員，飛機，攝影助理⋯⋯一行人住在台東小旅館等待，八天，花費驚人，卻等不到天睛片刻。

第九天，天氣預報：颱風來襲，航空公司通知他們，飛機必須撤離。

絕望的齊柏林決定來到玉里，向農民、郷公所一一致歉。然後他走上田埂，準備拍攝平面，當成道別。

或許地太濕濘，或許老天爺想讓他少一點遺憾，齊柏林不小心摔了一跤，腳踩空，摔下，頭剛巧頂上泥地，如對大地行叩禮，全身都是濕泥。

回到旅館，他梳洗了一下，換衣服時，突然覺得雨聲停了，打開窗戶，發現空氣是乾的，天空雲層漸去，立即衝向停機坪，終於拍下了大腳印照片。

一小時之後，豪大雨來了。

而那回飛機停泊之處，也是他人生最後飛行的起飛地點。

大腳印那一回，梅雨綿綿，他安全回來。2017年6月10日，萬里無雲，他先虔誠祭拜，卻仍墜落山谷。

他不知道危險嗎？

齊柏林電影公司的董事長萬冠麗回憶阿布電影公司剛剛草創時期的往事：

齊柏林已經辭職，萬冠麗陪同他向一個單位申請經費，希望讓部分資金進來公司，至少養活齊柏林。

萬冠麗回憶當時約定時間快到了，自己個性急，齊導開車前往開會地點，但開的慢，她怕遲了，叫柏林開車快一點。齊柏林回答她：「萬姐，我必須慢慢開車，空拍的危險是不得已，平常我要小心謹慎。因為我們一家六口，包括父母、太太、子女，都靠我一個人吃飯。」

萬冠麗是齊柏林導演生前最重要的知己，當時齊柏林離開公務員工作前，曾經有一位企業家承諾支持他拍攝「看見台灣」，並購買二千萬左右的陀螺儀攝影機。後來企業家改變了主意，他認為齊柏林「導演」的經驗不足，撤回了支持。但是齊柏林已經辭職了，瞬間人生空了，不曉得怎麼辦？

萬冠麗過去因為平面設計工作與齊柏林長期合作，彼此成為好友近二十多年，在一個場合碰到已經離職的齊柏林，面容無助沮喪：她想了一下，捨不得他，如女中豪傑對齊柏林說：我願意拿出一筆千萬以上的積蓄，支持你。齊導眼中含著涙，不敢置信，因為他知道，萬董只是一個小企業主，她不是經濟上非常寬裕的人。

有了萬冠麗的第一筆資金，加上抵押了齊柏林母親的房子貸款，才湊足了第一筆買陀螺儀攝影機的錢。

阿布電影公司後面的路，當然還是漫漫長路。

在台達電創辦人鄭崇華一口氣掏出三千萬支持齊柏林之前，齊柏林多數是以拍小片養電影紀錄片的方式，持續航拍，同時一步步完成「看見台灣」。

國家公園管理處是他另一個恩人。齊柏林拍攝任何案子，經費固然是一個因素，經費提供的機會，使他可以完成一些夢想才是重點。

2011年他連續拍攝了玉山、龜山島。航拍不只是攝影器材貴，生命危險，也包括每小時12萬飛行費用的天價。當他有機會航拍玉山時，他想的不是如何對「業主」交代，而是：可不可以讓台灣人看到下雪的玉山，使玉山如富士山一樣美？一樣受到崇敬？

齊柏林導演曾告訴他的攝影助理 :「如果你的人生只有一次飛行的機會，那就飛玉山吧 !」

在他的眼中台灣百分之六十是山地：山，本來是台灣土地的主軸。

人飛入群山中，原本引擎與螺旋槳的噪音，被吸入遼闊的高山深谷，頓時一切不再擾人。 置身其中，齊柏林曾經說，那一刻人會真正理解自己多麼渺小，大自然多麽偉大。

為了拍攝一張比美富士山的玉山照片，他一樣吃盡苦頭。他認為有厚雪覆蓋的玉山，和光禿的玉山風景不太相同。後者只是雄偉，前者才潔白崇高如聖山。

但是聖潔的白雪，覆蓋著頑強的高峰時，也是拍攝主峰頂最危險的時候。玉山不是拔地而起的富士山，玉山附近還有其他近距離高聳的中央山脈，彼此崢嶸。航空飛行員必須很有經驗，穿梭其間，避免氣流，且不撞上山谷。

尤其嚴寒的冬天，氣流季風必然難免，飛機忽上忽下，往往不容易控制，飛行員得狠狠抓住方向盤。

齊柏林執意要拍攝一張比美富士山的玉山照片，於是在2011年冬季，幾次不斷地嘗試。有一次老天終於給了他機會，天氣夠冷，雪夠多，氣流卻不大，而且陽光灑在白雪山頂，純淨令人想哭。

他拍攝時興奮地好像看到自己久違的另一位母親，如此之美，如此之神聖。

那天，安全回到了地面上，他向飛行員彎腰鞠躬，謝謝他幫忙完成了自己從拍照第一天就許下的夢想。

齊柏林拍攝白色的玉山，讓台灣人終於看到最高峰玉山的真實面貌，不是只在教科書背誦的山高數字：更讓台灣人知道，日本人對富士山的綺麗如此崇拜，我們更應該珍拜玉山的美麗雄壯，它是島嶼大地的主神，守護著台灣。

這竟是他冒著生命危險的惟一理由。

至於秋天的蘭陽平原與龜山島的影像，對於我這樣的蘭陽子女，更是感慨萬千。

齊柏林在2011年遇上一 個清朗的天氣，立即航拍蘭陽平原，留下難得的照片。平原之外，遠方還能看見浸泡在沁涼海洋中的龜山島，庇佑蘭陽。

海岸線外不遠的龜山島，一如所有奇幻故事裡，被追尋著的神秘領域。

龜山島是我的祖父葬身的海域，那一年，我的父親才五歲，之後他日本籍的母親，也因日本戰敗、丈夫喪生，忍痛離開了孩子。我的父親從此變成富裕的孤兒⋯⋯物質的富裕，沒有愛的家。

孤獨，成為他一生最熟悉的味道。

齊柏林的這幅作品，結合了三個要素：溫柔美麗的蘭陽平原，神秘孤零的龜山島，其間泛著陽光的太平洋。洋海波光麟麟，海水上下，溫柔波動。

大海的能量此刻不是吞噬，而是：明白。明白這裡曾經發生的所有故事。

過去每個不同時代，一直有著奉獻的少數人。他們有的至今默默無名，有的在當年成為當朝者結合集體民眾唾棄聲討的對象：有的即使被看到了，例如齊柏林，仍一貧如洗。

我們或許沒有他們的勇氣，沒有他們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使命感，但我們至少要感念，要盡一份心力。

用我外婆的話：「這個世界，你最不能學習的就是無情和勢利。」



【文章出處】
《臉書》（文茜的世界周報 Sisy's World News）
〈齊柏林──當代的奉獻〉
2017-08-11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SisyWorldNews/posts/1462050967205910
文／陳文茜
【作者簡介】
陳文茜，（1958年3月25日－），生於台灣宜蘭縣羅東鎮，父母親均出身望族，外祖父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省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法學組畢業，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研究新學院歷史社會學博士，早期擔任民主進步黨文化宣傳部主任、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發言人，曾任 中華民國第5屆無黨籍立法委員，後由政治轉至媒體，曾擔任「夢想家中文網」董事長，為中天新聞台《文茜的世界周報》、《文茜的世界財經周報》主持人、中國廣播公司《文茜的異想世界》節目主持人，陳文茜曾寫下一段自我介紹：曾經年輕、不認老去。曾經從政，瀟灑告別權力。曾經文藝、不躭溺文藝。她的書寫包含世界財經、國際政治、小品散文、女性與愛情、生活感悟及哲學思辯。人生橫跨學術、電視主持人、廣播主持人、作家、藝術策展人。曾授課台灣大學國企系教授「小人物的國際政治」，在政治大學文學院擔任講座教授，在東海美術研究所教授「儀式美學」。李敖笑她，除了沒唱歌仔戲什麼皆包辦：她回李敖：至少擔任過EMI唱片公司台灣總經理，而且主持一檔「文茜的音樂故事」。問文茜為什麼轉折如此多的人生，她的答案：我只有一生。問她為何活得和許多女人不同？她説：女人的責任就是悦己。成為公眾人物的她，只為自己打扮，不為他人眼光穿衣。文茜的座右銘：亂世中也要當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