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聞：樵客老師的國文教學網站

語言美好──寫什麼都可以，就是別寫作文

我在小學五年級遇到了俞敏之老師。俞老師教國文，也是班導，辦公桌就在課室後面，她偶爾會坐在那兒抽沒有濾嘴的香菸，夾菸的手指黃黃的。坐在俞老師對面的，是另一位教數學的班導劉美蓉。劉老師在那一年還懷著孕——我對她的記憶不多，似乎總是在俞老師的煙霧中改考卷、以及拿大板子抽打我們的手掌心。

俞老師也打人，不過不用大板子，她的兵器是一根較細的藤條；有的時候抽抽屁股，有的時候抽抽小腿，點到為止。那一年九年國教的政策定案，初中聯考廢止，對我們而言，風中傳來的消息就是一句話：比我們高一班的學長們都毋須聯考就可以進入「國民中學」了。而俞老師卻神色凝重地告訴我們：「你們如果掉以輕心，就『下去』了！」

五年級正式開課之前的暑假裏，學校還是依往例舉辦暑修，教習珠算、作文，還有大段時間的體育課。俞老師使用的課本很特別，是一本有如小說的兒童讀物，國語日報出版，童書作家蘇尚耀寫的《好孩子生活週記》。兩年以後我考進另一所私立初中，才發現蘇尚耀也是一位老師，教的也是國文，長年穿著或深藍、或土綠的中山裝，他也在辦公室裏抽沒有濾嘴的香菸，手指也是黃黃的。

我初見蘇老師，是在中學的校長室裏。那是我和另一位女同學沈冬獲派參加臺北市國中生作文比賽。行前，校長指定高年級的國文老師來為我們「指導一下」。蘇老師點了一支菸，摘下老花眼鏡端端正正插在胸前的口袋裏，問了兩句話，也一口浙江腔：「你們除了讀課本，還讀些甚麼書啊？除了寫作文，還寫過甚麼東西啊？」我在那一刻想起了俞老師，想起了《好孩子生活週記》，想起了小學課堂上煙霧繚繞的日子，但是我連一句話都沒來得及回答——蘇老師沒讓我們說話——他自己回答了：「我想是沒有的！」

在校長室裏，蘇老師並沒有提供甚麼作文功法、修辭秘笈，只是不斷地提醒：要多多替校刊寫稿子，「寫甚麼都可以，就是不要寫作文。」至於我們所關心的比賽，他也只是強調：「參加了就是參加了，得名不得名只是運氣，不必在意。」

我和沈冬運氣不錯，拿了個全市第一。至於為甚麼說「我和沈冬」呢？得名的雖然是我，可是我一直認為，臨場慌急匆忙，忘了檢查座位，很可能我們調換了號次，錯坐彼此的位子。因為我深深相信：自己寫的那篇文章實在是爛到不可能拿任何名次的。然而市府和學校畢竟都頒發了獎勵，我只能把獎品推讓給沈冬，至於注記了我的姓名的獎狀，則收了壓抽屜。從此我對蘇老師那運氣之說深信不疑，若非如此，我還實在無法面對竊取他人名譽這件事。

蘇老師卻從此成為我私心傾慕的偶像。每當我在校園裏、走廊上看他抱著課本踽踽獨行，就會想起他的話：「寫甚麼都可以，就是不要寫作文。」話裏好像有一種很宏大的鼓勵。我的確開始給每月發行的報紙型校刊投稿，每月一篇，一篇稿費十五塊錢；有的時候，一個月甚至可以領到三十塊。每個月都和我一起領稿費的，是另一位女同學，叫黃慶綺。後來她有了很多筆名，有時候叫童大龍、有時候叫李格弟、有時候叫夏宇——是的，就是那位風格獨具而廣受各方讀者敬重的詩人。據我所知，她也沒有代表過任何學校參加作文比賽。

非但寫稿寫得勤，我還央求父親多買些東方出版社少年文庫的書回來，父親起初不同意，他認為那都是小學生的讀物，字邊都還帶著注音符號的。我都上中學了，怎麼回頭看「小人兒書」呢？我說：我要看的那些，都是我的老師寫的。

其實不是。他大部分的出版品都是改寫故紙之作。從《孔子》到《諸葛亮》，從《班超》到《鄭和》，以中國歷史名人的傳記為主，也有像《東周列國志》、《聊齋誌異》或《大明英烈傳》之類的古典小說。我曾經非常熟悉的《好孩子生活週記》裏那個充滿現實小康家庭生活細節與倫理教訓的世界不見了，彷彿他從來沒有塑造過那樣的一家人、那樣的一個小學時代。蘇老師後來更多的作品，是把無論多長多短的古典材料修剪或補充成一個獨立完整的中篇故事，總是以主人翁人格上的特色為核心，洋溢著激勵人情志風骨的趣味。

在一篇改編自《聊齋．陸判》的故事裏，有這樣的段落：「朱爾旦立刻跳起來叫著說：『唉呀！我完了！昨晚我冒犯了他，今天他問罪來了！』那判官卻從大鬍子裏發出聲音來說：『不，不！昨天承你好意相邀，今晚有空，特地赴約來的。』」

其中「那判官卻從大鬍子裏發出聲音」既俏皮、又驚悚，令人印象深刻。多年以後我對照原文，才知道原本蒲松齡的文字是這樣的：「判啟濃髯微笑曰」。蘇老師省略了「微笑」，因為在生動地表現大鬍子裏發出的聲音之後，再去表達微笑，就會顯得冗贅；為了微笑而不那樣改寫的話，又無從承接前述朱爾旦的恐懼之情。

在《大明英烈傳》裏，也有匠心獨具的發明痕跡。原著第七十八回〈皇帝廟祭祀先皇〉，說劉基（伯溫）聽見朱元璋咒罵漢代的張良：「不能致君為堯舜，又不能保救功臣，使彼死不瞑目，千載遺恨。你又棄職歸山，來何意、去何意也？」

原本朱元璋一路大用劉基，常常稱許他「吾之相，誠無逾先生」、「吾子房也」，如今指著和尚罵賊禿，其疏賤之心可知，劉基就堅持告病還鄉了。可是在蘇老師改寫的版本裏，橫空多出一段，描寫劉基的老朋友宋濂前來送別，還問他：

「只是你走了以後，我可寂寞呀！你看我應當怎樣做呢？」

「你是一個純良的讀書人，工作也很單純，仍舊做你的官，寫你的文章好了。」

這樣一段老朋友的際會，非徒不見於《大明英烈傳》，亦不見於《明史》，顯然是蘇老師別有領悟，而劉基對於宋濂的勉勵，又何嘗不是蘇老師對於少年讀者的提醒呢？

關鍵字：純良、單純、讀書、寫文章；讀書，寫文章。

而不是寫作文。

但是請容我回頭從寫作文說起。

除了指斥作文中的缺陷，俞敏之老師教書通常都流露著一種「吉人辭寡」的風度。她平時說話扼要明朗，句短意白，從未賣弄過幾十年後非常流行的那些「修辭法則」，也沒有倡導過「如何將作文提升到六級分」的諸般公式。印象中，她最常鼓勵我們多認識成語，不是為了把成語寫進作文，而是因為成語裏面常常「藏著故事」。但是一旦罵上了人，話就無消無歇、無休無止、綿綿無絕期了。我甚至覺得：若不是因為在拈出壞作文時可以痛快罵人，她可能根本不願意上這堂課呢。
有一回我在一篇作文裏用了「載欣載奔」的成語，俞老師給劃了個大紅叉，說：「怕人家不知道你讀過陶淵明嗎？」、「讀過陶淵明就要隨手拿人家的東西嗎？」

「人家的東西拿來你家放著你也不看一眼合不合適嗎？」

直到我活到了當年俞老師那樣的年紀，已經健忘得一塌糊塗，是在甚麼樣的上下文聯繫之間用了這個成語，已經不能想起。只依稀記得有兩個穿著蓑衣在雨中奔跑的農夫——說不定也只是一則簡短的看圖說故事吧？

但是俞老師足足罵掉我一整節的下課時間，必然有她的道理。她強調的是文言語感和白話語感的融合。同樣是「載……載……」我們在使用「載歌載舞」的時候或許不會感到突兀；而用「載欣載奔」形容高興奔跑，卻難掩那雅不可耐的彆扭。

五年級下學期的某次月考，俞老師出了個作文題：〈放學後〉。我得到的等第是「丙」。非但成績空前地差，在發還作文簿的時候，俞老師還特地用我的那一篇當反面教材，聲色俱厲，顯得浙江鄉音更濃重：「第一行跟第二行，意思差個十萬八千里，翻甚麼鬼筋斗啊？」

我的第一行寫的是四個字、四個標點符號：「打啊！殺啊！」——這當然是指放學之後校車上最常聽見的打鬧聲。之後的第二行，另起一段，第一句如此寫道：「我是坐校車上下學的……」

俞老師搖晃著我的作文簿，接著再罵：「打啊殺啊跟你坐校車有甚麼關係？文從字順是甚麼意思你不懂嗎？上面一個字跟下面一個字可以沒關係嘛，上面一個詞跟下面一個詞也可以沒關係嘛，上面一句話跟下面一句話也可以沒關係嘛，上面一段文章和下面一段文章也可以沒關係嘛！」——你已經聽出來了，老太太說的是反話！接著，隔了五六個同學，她把作文簿扔過來了，全班同學一時俱回頭，都知道是我寫的了。他們當然也都立刻明白：俞老師是因為失望而生氣的。

「我看你是要下去了！」她說。

從俞老師帳下，一直到高三，前後八年，教過我國文的還有孫硯方老師、陳翠香老師、申伯楷老師、林學禮老師、胡達霄老師、魏開瑜老師；幾乎每一位國文老師都當堂朗讀過我的作文。那些一時為老師激賞、同學讚歎的東西究竟是些甚麼東西？我連一句、一字都記不得了，五十年春秋華髮到如今，印象深刻的偏只「載欣載奔」和〈放學後〉那蹩腳的起手式。兩番痛切的斥責，則字字灌耳，不敢或忘。想來興許有些沉重，卻在我成為專職寫作之人的時候，時刻作用著。無論我日後寫甚麼、也無論使用甚麼書寫工具，時刻在我眼前浮起的，總是米黃色打著綠格子的摺頁毛邊紙，也總是那濃重的浙江腔的提醒：「上面一段和下面一段……」

說得雅馴一點，俞老師講究的就是語感協調、結構嚴密，但是教人寫作，雅馴之言雖簡明扼要，卻顯得空洞、飄忽。我很慶幸，在我求學的過程裏，那麼些老師裏面沒有一個教我甚麼是類疊法？甚麼是排比法？甚麼是映襯法？他們只要帶著飽滿的情感朗誦課文，在上下文相互呼應之際，遞出一個心領神會的眼神，就足以讓學子體會：甚麼是語言的美好。

初中畢業前夕，高中聯考在即，卻由於不大受管束，又浮盪著那種不知道哪天就再也不會踏進校門的惆悵情緒，我們在校園各個角落裏尋找著偷看了三年的女生班同學。有的拿出紀念冊，要個題款或贈言；有的伺機遞上自覺帥氣的照片，要求交換留影。我則帶著那本珍藏了五年的《好孩子生活週記》，在理化教室旁的樓梯上攔住了蘇尚耀老師，請他給簽個名。他從中山裝胸前的口袋裏拔出老花鏡戴上，工整地簽下了名字。我問他：「為甚麼老師說：『寫甚麼都可以，就是不要寫作文』？」

他乍沒聽清，我又問了一次，他沉吟了一會兒，才說：「作文是人家給你出題目；真正寫文章，是自己找題目；還不要找人家寫的題目。」

我是在那一刻，感覺小學、中學一起畢了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