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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的勝利---《白玉苦瓜》一九七四年大地版初版序

從前有一個小小孩，出生在一塊大大陸，頭上戴的是高高的天，祖先祈禱時仰望的天，腳下踩的是厚厚的土，祖先血汗灌溉的土。但是小小孩並不滿足，每天他怔怔看外國地圖，津津有味地，咀嚼那些奇異的名字，心想哪一天才能走出生我的天地，異鄉異國任我去遨遊？

一晃就是三十年。小小孩變成了中年人，時間，是最好的化妝師，心猶熱，霜髮已冷冷。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走出那一塊大大陸，走破幾雙浪子的鞋子，異鄉異國，走來走去，繞多少空空洞洞的圈子？再回頭，那一塊大大陸可記得從前那小小孩，春，夏，秋，冬，他曾經俯仰於其中？家，真的是一座圍城，裡面的人想出來，外面的人想進去？還是少年想出來，中年想回去？

究竟是什麼在召喚中年人呢？小小孩的記憶，三十年前，后土之寬厚與博大，長江之滾滾千里而長，巨者如是，固長在胸臆，細者即如井邊的一聲蟋蟀，階下的一葉紅楓，於今憶及，亦莫不歷歷皆在心頭。不過中年人的鄉思與孺慕，不僅是空間的，也是時間的，不僅是那一塊大大陸的母體，也是，甚且更是，那上面發生過的一切。土地的意義，因歷史而更形豐富。湖北，只是一省，而楚，便是一部歷史，一個夢，一首歌了。整塊大大陸，是一座露天的巨博物館，一座人去台空的戲台，角色雖已散盡，餘音嫋嫋，氣氛仍然令今人低徊。
 
人是這樣，筆也是這樣。少年時代，筆尖所沾，不是希頗克靈的餘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釀也無非一八四二的葡萄酒。到了中年，憂患傷心，感慨始深，那枝筆才懂得伸回去，伸回那塊大大陸，去沾汨羅的悲濤，易水的寒波，去歌楚臣，哀漢將，隔著千年，跟古代最敏感的心靈，陳子昂在幽州臺上，抬一抬槓。懷古詠史，原是中國古典詩的一大主題。在這類詩中，整個民族的記憶，等於在對鏡自鑑。這樣子的歷史感，是現代詩重認傳統的途徑之一。現代詩的三度空間，或許便是縱的歷史感，橫的地域感，加上縱橫相交而成十字路口的現實感吧。不肯進入民族特有的時空，便泛泛然要「超越時空」，只是一種逃避。以往的現代詩，太像抽象畫了。
 
《白玉苦瓜》容納我四年來的作品五十多篇，是我的第十本詩集。除了前面的六篇是在美國寫成，其餘的都是三年前回國後的作品。書以「白玉苦瓜」為名，也許是因為這一首詩比較接近前面所懸「三度空間」的期望吧。故宮博物院珍藏的白玉苦瓜，滑不留指的瑩白玉肌下，隱隱然透現一片淺綠的光澤，是我最喜歡的玉品之一。我當然也歎賞鬼刀神工的翠玉白菜和青玉蓮藕之類，但是以言象徵的含意，仍以白玉苦瓜最富。瓜而曰苦，正象徵生命的現實。神匠當日臨摹的那隻苦瓜，像所有的苦瓜，所有的生命一樣，終必枯朽，但是經過了白玉也就是藝術的轉化，假的苦瓜不僅延續了，也更提昇了真苦瓜的生命。生命的苦瓜成了藝術的正果，這便是詩的意義。短暫而容易受傷的，在一首歌裡，變成恆久而不可侵犯的，這便是詩的勝利。
 
六十三年詩人節前夕
 
詩之感性的兩個要素---《白玉苦瓜》一九七四年大地版後記
 
一位詩人過了四十五歲居然還出詩集，該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華滋華斯的傑作，多在三十七歲以前完成，四十五歲以後，便真箇江郎才盡了。柯立基和安諾德的情形，也大致如此。繆思，好像是不喜歡中年的，更無論老年了。當然，認真追她的詩人，到了四十、五十以後，倒是真能微聞薌澤的。至於七十歲的詩翁竟贏得繆思青睞屢顧的，也不乏前例。相形之下，西方的詩觀似乎強調青春，中國人就似乎看得淡些。希臘的詩神阿波羅，同時也是青春之神，中國人則強調「庾信文章老更成」，強調老樹著花，大器晚成。華滋華斯和史雲朋，到了晚年，還在詩中津津樂道童年，中國詩人則絕少這種現象。相反地，中國的古典詩歌詠中年的哀樂和老年的感慨，最多傑作。西方的觀念，認為詩應狂放不羈，至於散文，則是一種「文雅的藝術」（a civil art）。中國的詩觀比較講究溫柔敦厚，中年的沉潛和少年的激越同樣受到重視。一般說來，中國的詩人進入成熟期，都比較曠達而自然，不像葉慈那樣既驚且怒，也不像白朗寧那樣虛張聲勢。
 
中國雖有江郎才盡之說，實際的例子反而不像西方多。創作力持續之謎，說得玄祕一點，簡直上通天機，不可思議，說得掃興一點呢，也許下通生理，跟什麼「腺」之類的不無關係，當非靈感派的詩人所願接受。除了人力不能控制的因素而外，主觀的堅持和努力仍是決定性的條件。三年前，我在一篇文章曾經揚言，說什麼「在踏入地獄之前，假使容我選擇帶一個伴侶，則我要選擇的不一定是詩，而且一定不是西洋現代詩」，當時頗令一些學朋詩友懷抱杞憂，擔心從此我將棄繆思而去。事實上，「現代詩與搖滾樂」的那一番話，是激於現代詩之冷與搖滾樂之熱，炎涼對比之下，有感而發。現代詩為什麼冷？搖滾樂為什麼熱？簡單說來，是因為前者的形式不容易讓人親近，內容又不太切合時代與環境，而後者恰恰相反。當時我身在美國，浪蕩已有兩年，心情幽遠而寥落，創作也十分歉收，面對搖滾樂的誘惑，不免怨起現代詩來。前引那一番話，不過是要氣氣繆思，表示天下之美，不盡在卿。那只是情人吵架，當不得真的。
 
我是在六十年六月底回國的。學府和文壇的朋友，熱切的學生和讀者，忙碌的市民和渾厚的鄉人，電話鈴，限時信，門鈴門鈴，一回到這一切的中間，無論是國難之大或私情之小，都覺得十指連心，怎麼也瀟灑不起來。記得回國的第一夜，百感蝟集，時空的輪轉，鄉情的震撼，令我失眠。聽著鄰居後院幽沉的蛙譟和廈門街巷底深邃的犬吠，真真感覺自己是回來了。第二天一大清早的雞啼和賣豆腐女人的呼喊，使回來的感覺更形真切。因為這一切就是中國，從詩經的第一句起就是如此，每次聽到，都令人打心的巷底響起迴聲，嫋嫋難絕。就這樣，人回來了，心回來了，詩，也回來了。
 
我和音樂之間的關係，還需要交代一下。意象與節奏，原來是詩之感性的兩個要素。節奏感與音調感可能因人而有小異，但是詩人而缺乏一隻敏感的耳朵，是不可思議的。音調之高低，節奏之舒疾，句法之長短，語氣之正反順逆，這些，都是詩人必須常加試驗並且善為把握的。自從現代詩反傳統以來，不少作者連中文的基本聲調都忽略了，結果一首詩不是音不副義，甚或音義相左，在聲調上「表錯了情」，便是完全喪失了節奏的張力，成為一首「啞詩」。國語只有四聲，少了一個峭急險驟的入聲，新詩的音域先天上已經比古典詩狹窄。剩下來的四聲，如果還不能充分發揮功用，新詩的音樂性，也就難怪要日趨貧乏。有一次和芳明談詩，曾自稱是新詩人中最愛在情緒的高潮和行末用去聲字的作者。技巧上的這種苦心，論我的文章幾乎從未加以分析。我認為，凡是成功的現代詩人，沒有一位不是在音樂性上別有建樹的。這一點，除了溫任平等極少的評論家外，也幾乎無人論及。
 
詩和音樂結婚，歌乃生。十年前，誰要是為了歌去寫一首詩，就會有追求「流行」的嫌疑。這種為晦澀殉道的高等幻覺，在今日，已經是落伍了。不說搖滾樂正是詩與歌的結合，即使「正宗」的現代詩人如奧登等，也寫過不少歌謠體的詩。如果詩人和作曲家視「流行」為失節，面對唱片，電臺、電視，只曉得退守一隅，自艾自怨，那就只有註定「冷藏」的份了。歌，正如發行刊物和舉辦朗誦會一樣，也是現代詩大眾化的一個途徑。當社會需要歌，好聽又有深度的歌，詩人就應該滿足這需要。
 
當然，並不是每一位詩人都必須寫歌，也不必每一首詩都為歌而寫。可以想見，有許多必須熟讀深思的現代詩，那意境只容慢慢咀嚼，那形式也只有眼耳並賞，原不必與歌強為配合。中國詩的古風和律詩，西洋詩的十四行和無韻體等等，都是與歌無涉的。我們不能想像杜甫的「北征」怎麼唱法。我只是覺得，一位詩人的創作，不妨在幾個不同的層次上進行，既可以寫深刻的詩，也可以寫平易的歌。
 
至於我自己，對於詩與音樂的結合，是頗有興趣與信心的。《白玉苦瓜》之中，和歌有關係的作品，竟然將近十首，便是最好的說明。譬如〈鄉愁四韻〉一首，便是音樂家戴洪軒要我寫的，據戴先生說，已經有四五位作曲家譜成了歌。另有青年歌手楊弦將它譜成了民謠，在今年六月一日的「胡德夫民謠演唱會」上，和胡德夫、李敏合唱，並且伴以鄧豫德的鋼琴，陳雪霞的古箏，和周嘉倫的提琴，聽眾千餘人的反應很是熱烈。此外，音樂家李泰祥曾將〈民歌〉與〈海棠紋身〉譜曲，還有一位劉文六先生也將一首〈雲〉（未收集中）編成了歌；可惜我自己都還沒聽到。歌的生命不應該僅止於五線譜上或演奏會中，它應該傳誦於街頭巷尾，活在廣大青年的唇間。看來詩人和音樂家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我向來不記日記，一來因為已經太忙，二來因為作品便是最真實的記錄了。在付印的前夕，把這些記錄再翻閱一遍，感覺之中，四年的經驗，個人的，希望也是民族的，似乎在這留下了一泓倒影。其中〈小時候〉和〈蒙特瑞半島〉四年前發表在紐約一份留學生的刊物上，沒有再在國內的刊物登載。〈落磯大山〉和〈大江東去〉兩首，發表以後，自己頗不滿意，在付印前夕乃大加修改，現在的形式和當日發表時，已有甚大差別。以前我沒有這樣的習慣，現在才發現，如果改得好，是可以把一首壞詩救活過來的。
 
這本集子的不少作品，發表以後，曾引起或大或小或正或反的反應。四年來，對我的詩鼓勵有加而且形於文字披諸報刊的，包括陳芳明、碧竹、梅新、楊子、管管、關雲、石公、孫同勛、陳鼎環、姚一葦、陳克環、羅青、劉紹銘、李元貞、溫任平、林亨泰、林鍾隆、馮雲濤，和香港的楊晉、凝凝、也斯、蕭艾、凡妮、連心、雅倫等多位先生，當時不及一一致意，現在請容我利用《白玉苦瓜》出版的機會，向他們說一聲謝謝。對於寫信給我而竟然不獲回信的部份讀者，也請在這接受我的歉意：我所以如此無禮，不是因為當時太忙，太累，便是因為來信的要求已超出我的能力之外，使我答覆為難。
 
另有某些讀者來信，說要閱讀或者評析我全部的詩作，問我一共有多少作品。我只能簡單地說，到《白玉苦瓜》為止，我一共出版了十卷詩集，俱見書末所附單行本一覽。其中的前四種已經絕版。至於早應問世而迄未出版的，尚有兩種：其一為創作年代介於《天國的夜市》和《鐘乳石》之間的一卷《跳高者》；另一則為包括〈天狼星〉，〈大度山〉和〈憂鬱狂想曲〉的長篇詩集，寫作時期約當《蓮的聯想》前後。《跳高者》的剪稿散失殆盡，事隔十多年，風格亦已嫌舊，除了滿足某些讀者的「收集癖」之外，恐怕已無多大出版的價值了。至於那部長篇詩集，價值應當略高，但是短期內也出不來了。
 
六十三年端午之夜

破除現代詩沒有讀者的謠言---《白玉苦瓜》一九七四年大地版三版序
 
《白玉苦瓜》初版於去年七月，迄今十三個月，即將三版面世，作者頗感欣慰。「現代詩沒有讀者」這謠言，想來甚是可笑。
 
一本書出版後，立刻面對兩項考驗。第一項是市場，以量取勝。第二項是批評，以質為準。到了這時，名義上這本書仍屬於作者，但是自身的命運，已不是作者所能控制的了。《白玉苦瓜》出版之後，不但臺港兩地有評多篇，香港出現了海盜版，而且直接間接還催生了一場民謠演唱會，現在又正準備三版，上述兩項考驗似乎勉可通過。這本書，先天的稟賦來自作者，後天的養育則有賴出版人姚宜瑛女士。再版三版，出版人當然「與有功焉」。
 
第三版的《白玉苦瓜》，是名副其實的新版。本書初版是在去年七月，我去香港中文大學教書則在去年八月底，其間我曾去霧社山上主持「復興文藝營」。該地原為四十六年前山胞抗日壯烈事件的遺址，於今烈士碑前，英雄坊下，忠魂義魄，猶令人低迴不能自己。三版增列的這兩首〈霧社〉與〈碧湖〉，正是當日感奮之作，算是有詩為證吧。
 
六十四年八月於臺北
 
杜甫有折舊率嗎？---《白玉苦瓜》一九八三年大地版十版序
 
《白玉苦瓜》出版迄今不到九年，即將十版，出版人姚宜瑛女士要我發表一點感想。
 
安迪瓦荷說：在大眾傳播的現代社會，每人輪流出名五分鐘。流行的東西有一個共同的致命傷，就是既快又高的折舊率。詩，從來不是什麼流行的東西，所以也沒有什麼折舊率的問題。對於屈原或杜甫，折舊率似乎毫無作用。
 
《白玉苦瓜》快要十歲了，這孩子身體好像不錯。平均一年一版，表示讀者對他相當照顧。銷路當然不是健康的唯一標準，幸喜詩選家、詩評家、作曲家等等對他也不算冷淡。即以「入樂」一項而言，先後把這些作品譜曲甚至出唱片的，就有戴洪軒、楊弦、李泰祥、羅大佑、張炫文、鄭華娟等幾位先生。這也可說相當「小眾化」了。對這些小眾，我很感謝。
 
十版以後，甚至二十世紀以後，又如何呢？身為母親，我早已盡了心血。在未來的風霜雨露，我相信《白玉苦瓜》能夠照顧自己。
 
七十二年一月於沙田

成果而甘---《白玉苦瓜》九歌最新版序

《白玉苦瓜》是我的第十本詩集，初版於一九七四年，也就是三十四年前，正當我的盛年，可稱我的代表作。生命走到這一站，詩藝探到這一層，我自覺已達成熟的穩境，以後無論怎麼發展，自信已有相當的把握。這些作品都寫於我赴港定居之前，對於我以前的詩集可以算一個結論：
 
一首詩，曾經是瓜而苦 
被永恆引渡，成果而甘
 
當年決定去香港，多少有一點冒險：環境變了很多，挑戰當然不少，好在生命正旺，詩興不竭，不久也就進入了情況，找到了新的座標，在大陸與島嶼之間定了位。
 
《白玉苦瓜》的五十多首詩，主題與詩體相當多元，其中有好多首格律工整，語言單純，有意無意之間近乎歌詞，頗受我在丹佛那兩年愛聽美國民謠與搖滾樂的啟發。當時我發現：現代詩主知多年，太冷了，怎麼能比搖滾樂的熱力。所以就半自覺地寫下了從〈鄉愁〉、〈鄉愁四韻〉、〈民歌〉到〈江湖上〉、〈民歌手〉、〈搖搖民謠〉的系列作品；結果竟引起了戴洪軒、楊弦、李泰祥等音樂家的共鳴，並轉而激發了所謂現代民歌與校園歌曲的運動。

詩與音樂結婚，乃生歌，與繪畫相戀，乃有意象與比喻。紀弦當年大聲疾呼，強調詩是詩，歌是歌，兩者必須分家。他強調現代詩該用散文來寫，當時的用意原在挽救新月派單調而淺顯的「韻文化」，有其文學史發展的背景，無可厚非。但是當年「自由詩」對「格律詩」的反動，不免矯枉過正，所以一面雖然跳出了「韻文化」，另一面卻又陷入了「散文化」。其結果是迷途至今，大半的所謂「自由詩」不幸都擺脫不了「散文化」，不但讀來無味，在朗誦會上也欠缺效果。今日的現代詩喪失讀者，尤其是聽眾，這也是一大原因。現代詩要成功，在詩藝上必須兼顧情與意。意，見於主題的呈現，而情，則有賴感性的訴求，也就是音調與意象的經營加交配。目前的現代詩仍耽於鋪張意象而疏於安排音調，結果是意象龐雜，節奏散漫，主題不清。

當年楊弦、李泰祥發軔於先，羅大佑、侯德健發揚於後，其他的作曲家與歌手風起雲湧，頗能擴充現代詩的領域，其餘韻嫋嫋迄今。近年我在台灣各地演講，仍然有中年聽眾告訴我，他們沒有忘記李泰祥與楊弦的歌曲。上月我應黃敏惠市長之請去嘉義訪問，她的晚宴別出心裁，設在一家叫「玩美煮藝」的餐館，席上的八道菜都以我的詩命名，內容也巧妙地配合詩意。例如〈鄉愁四韻〉就用分成四格的別緻淺盤來盛，而〈白玉苦瓜〉更廣求苦搜，用有機農場的清純苦瓜，剖成兩半，填以米飯烤成。黃市長為了證明她當年不但讀過我的詩，而且至今還記得如何吟唱，席間真的就唱了起來，令我十分感動。

〈鄉愁〉、〈鄉愁四韻〉、〈民歌〉幾首，多年來引起廣泛的共鳴，並一再收入各種選集與台灣、大陸、香港、新加坡的語文課本。〈鄉愁〉一首在各地轉載之頻，不下千次。我到各地講學，常有學生、歌手或演員登台朗誦或演唱。為此詩作曲者，包括楊弦、王洛賓、沈亞威、鄭文德等，不止十人。上海的呂詠鳴將它譜成蘇州評彈，並獲頒二○○四年的「中國曲藝牡丹獎」。南京的晁岱健為之譜曲，今年一月更在北京保利戲院盛大發表，由男高音戴玉強，女高音湯燦，二胡王行科，薩克斯風范聖琦，鋼琴神童龔天鵬，分別領著中國歌劇舞劇交響樂團演出。我常笑說：〈鄉愁〉流傳之廣，簡直成了我的名片，但是名片太大了，幾乎把我遮住了。

大陸的媒體常稱我為「鄉愁詩人」，這名號原是褒詞，卻「小看」了我。迄今我已成詩千首，其中以鄉情與懷古為主題者不下百首，但是詠歎其他主題，如親情、友情、愛情、人物、詠物、自述、世局、造化等等的，還有更多。就算我一首鄉愁之作都沒有寫過，我仍然算得上多產、多元的詩人吧。

譬如本書的主題詩〈白玉苦瓜〉，說它寫的是鄉愁固然不錯，但它同時也是一首詠物詩。又如〈飛將軍〉，寫的是李廣，可稱懷古，也可稱詠史，但它挑動的一根心弦卻是整個民族的大記憶，隱隱仍是時間的鄉愁。又如〈老戰士〉，正面寫的雖是晚近的歷史，但〈八卦〉面所寫的就複雜得多，似乎包含了遠古與晚近，又像在回憶，又像在預言，又像用玄學的自然現象來影射人事。

另一方面，因台灣而觸發的主題也包括了〈車過枋寮〉、〈慈雲寺俯眺台北〉、〈起飛〉、〈降落〉、〈西出陽關〉、〈斷奶〉、〈虎年〉、〈霧社〉、〈碧湖〉等幾首。至於〈江湖上〉、〈小時候〉、〈蓮花落〉、〈收藏家〉、〈海棠紋身〉、〈積木〉、〈盲丐〉、〈呼喚〉、〈樓頭〉、〈守夜人〉、〈投胎〉、〈詩人〉等作，則是向一具多面體的水晶尋找自我定位與心靈歸宿的諸般投影了。

最後，對於三十四年前出版此書的姚宜瑛女士，仍應深深致謝。《白玉苦瓜》在大地出版社已印了十九版。隔了這麼多年，詩人與出版人都老了，但那隻白玉苦瓜仍靜靜地夢著，醒著，在故宮博物院。世界在外面變了太多，但那隻苦瓜應仍不改其甘吧。
 
九十七年三月
 
---資料出處：歷年各版本《白玉苦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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