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有廣泛群眾支持的五四學運,遂為菁英的新文化運動注入新動力。左起魯迅、陳獨秀、胡適、蔡元培(圖片引自網路)
五四運動與中國的現代化
有廣泛群眾支持的五四學運,遂為菁英的新文化運動注入新動力,爾後兩個運動便匯合成一個廣義的「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並徵用了「科學與民主」為口號。
今年(編者註:2019年)是「五四」的百周年紀念,在過去一個世紀的討論當中,不少學者常糾纏在「復興」與「啟蒙」的屬性上,五四究竟是中國版的文藝復興?還是啟蒙運動?但筆者認為,五四的當今意義,應從一個更宏觀的角度去探討,它實是中國整體現代化的一部分,是這個漫長歷程中的一大步、一大站。五四標榜的「科學與民主」,便正正是現代化的首要條件。
中國現代史的開始,中外學者皆有共識,以1840年代的鴉片戰爭為起點,此乃中國歷史與世界史之接軌處、中國現代化的起錨點,而在這歷程當中,筆者認為有如下15個大站: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自強/洋務運動、甲午戰爭、百日維新、辛亥革命、五四、中共建黨、抗日戰爭、解放/國府遷台、兩岸土改、台灣黨外運動、台港晉身亞洲四小龍、國內四個現代化、台灣總統直選。
五四運動是上述15個大站中第七、亦剛好是中途站,有承前啟後的意義。之前的洋務運動,主要着重興辦國防軍工業,而民營工業(亦主要是輕工業),便要等到辛亥革命後、五四運動前,才算是有點成績。只可惜,因隨後60年持續的戰亂與人禍,遲至1980年代,中國仍須要搞「四個現代化」!言則現代化者,總算是有點自知之明,承認比人家落後、要急起直追。現代化不單只是物質「文明」的革新,更應包括「文化」的提升。
不少國人常將文明和文化混淆使用,文明是物質的,如衣食住行的各種工具和載體,是可以更改、與時並進、移植、量化、和作客觀的中外比較,但文化是非物質(精神)的,不可作客觀比較,只可作主觀對比。古代的中原文明,通常比邊族的高是事實,但兩者的文化,只有彼此間的差異,不應用高下之分去闡述。而外國與中國之間的比較亦一樣,只有文明的先後,並沒有文化的高低。五四時期提出的「全盤西化」,其實是指文明載體的落後而要現代化而已,不是文化的西化。文化是一個地域、民族的特性,「文化的西化」便有嚴重語病,西化後便變成洋文化,再不是華文化了。
上圖:五四運動(圖片引自網路)
五四運動的緣起
辛亥至五四之間的8年,乃共和國嬰兒期多事之秋,有袁世凱竊國、孫中山討袁失敗再次流亡海外、日本借一戰藉口出兵佔領山東、袁稱帝、張勳復辟、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而在五四前只兩年的1917,便是俄國的十月革命成功,到了五四前夕,列寧在莫斯科成立共產國際(亦稱第三國際),號召全球發動共產革命,隨即派吳廷康(Voitinsky,1893-1956,原名 Zarkhin,共產國際遠東局高層)到中國,兩年後中國共產黨便成立。
五四原本是一個簡單的反日學運,是一群愛國大學生(3000名來自13所院校),於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天安門和附近遊行示威,抗議中央/北洋政府容忍/縱容日本對華的侵略性舉動,特別是「二十一條」和「山東問題」(一戰後巴黎凡爾賽和會中對華的不合理對待,日本企圖奪取戰敗國德國在華的利益),由此引發起一連串全國性的罷課、罷市、罷工等事件,得到廣泛群眾的注意和支持。約兩個月後、即同年的7月間,學運基本上已完結,學生們準備9月間回校復課,此乃狹義的「五四學運」。
其實,在學運前4年的1915,一個更具長遠意義的「新文化運動」已展開,由一群受過外國教育的知識菁英(筆者認為「知識菁英」是遠比「知識分子」較為合適名詞)包括陳獨秀、胡適、錢玄同、蔡元培、魯迅等發起(他們曾遊學日本、德、法、美等國),是一個「反傳統、反儒家、反文言」的文化/文學革命運動。同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主編《新青年》雜誌(原名《青年雜誌》,自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且用法文為外文名),發表文章提倡科學(賽先生)與民主(德先生),批判傳統中國文化,並開始傳播馬克思主義。
而以胡適為代表的溫和派,則主張以美國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和歐洲的經驗主義(Empiricism)取代儒家學說、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而這兩個主義的先驅,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胡適、蔣夢麟等人在美國留學時的老師)和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英國哲/數學家、後獲諾貝爾文學獎),不約而同地應邀到中國訪問(1919至1921年間)並親睹五四運動,他們在全國各地的巡迴講學,影響了整整一代學人。
有廣泛群眾支持的五四學運,遂為菁英的新文化運動注入新動力,爾後兩個運動便匯合成一個廣義的「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並徵用了「科學與民主」為口號。科學者,除了標榜要在數、理、化、生、醫、工等各學科的研習外,更表明要用科學的方法和精神,去思考和處理所有包括人文學科的問題。在兩個運動的發起人當中,不少是有師生關係的,如蔡元培便是當時北京大學校長,陳獨秀和胡適皆北大教授,學運旗手傅斯年和羅家倫皆北大學生、胡適的親密戰友。
一般說法,認為五四運動到了北伐(1926至1928年,國民黨軍隊打敗北洋軍閥)便完結,亦有一說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921年)後,便已分裂成左右兩派的各自表述、其後五四更被中共徵用和整容。然而不少人包括筆者,認為五四運動仍在延續中,它的火仍在發光發熱。五四精神緣自歐洲的復興與啟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讓我先作一扼要的簡介。
上圖:達文西(左)及其手稿維特魯威人(圖片引自網路)
歐洲的復興、啟蒙、現代化
歐洲現代史、現代化的起步點,學者多贊成以1500年為界,老天爺!人家早了340年!要追當然要花很大氣力,時至今日的中台港澳,台港澳可以說是追上了、或非常接近,然而中國雖已崛起,但仍有一段距離,它的2017年人均GDP,仍只是香港的四分之一左右,就如前總理溫家寶所言:「中國要達到發達國家水平,還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長期艱苦奮鬥。到2049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的時候,我們將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2003年12月10日溫氏在哈佛大學發表題為《把目光投向中國》的演講)
何解現代史的發展,歐洲與中國有這麼大的差距?這是屬於「李約瑟命題」的範疇,難以在此短文中詳論,但概括而言,歐洲與中國有三大區別:其一是競爭,自西羅馬帝國解體後,歐洲回復多國狀態,多國競爭便有較多的進步機會;其二是歐洲有教權,羅馬教廷和轄下的各地方教堂皆有實際權力,除了教化和教育信眾外(上至君王貴族,下至平民百姓),所有人的生死、婚姻、和繼承安排,教廷均有認證權,它且有尚方寶劍──逐出教會(連君王也可被逐)──教權與王權遂有微妙的互補和制衡關係,並常作拉鋸戰,但中國的宗教組織,便從未成為實際權力中心;其三是中古歐洲主要行封建制,而中國老早在春秋時期已放棄,當時各諸候國相繼改行中央集權/郡縣制,秦大一統後推行全國,之後延續兩千多年至今。中央集權方便王權統治,但民間的自由發揮空間便較窄。
歐洲1500年間的「航海大探索」和「宗教革命」(分別在1490和1510年代發生),是劃時代的大變遷,讓歐人在現代化的起跑線上,搶先邁開了一大步。其實,比此兩項變革更大的變革,是之前為期500年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1000-1500),和稍後250年的「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1600-850)。
文藝復興,一般字典的定義將它推遲至1300年才開始,其實那只是整個文藝復興的後期,亦稱「意大利文藝復興」(High Renaissance),其主要是在藝術方面,是所謂美術三傑(達文西、米蓋朗基羅、拉斐爾)的全盛期。而整體的復興,實早在1000年已開始(有說更早),是一個歐洲人的索古運動。索古者,即是對古希臘和羅馬學問的探索、發掘、翻譯(成拉丁文)、研究、再加以發揮,有溫故知新的含意,並非純粹的復古。探索有兩個泉源:其一是拜占庭帝國(即是操希臘語、信奉基督教/東正教的前羅馬帝國東半部),特別是首都君士坦丁堡;其二是回教地區,如中東、西亞、北非、和歐洲本土的伊比利亞半島(Iberia)和西西里島(Sicily)等。
上圖:1500年之前歐洲的大學(圖片引自網路)
歐洲的復興、啟蒙、現代化
伊比利亞即日後的西葡二牙,當時被回教摩爾人(Moors)統治近800年(711-1492),它的重鎮哥多芭(Cordoba)、塞維利亞(Seville)和杜麗多(Toledo)等,與回教帝國的大馬士革(Damascus)、巴格達(Baghdad)和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等,全都設有高等學院(madrasa),形成回教勢力範圍內一個傳授和研究學術的大網絡。這些學院保存有古希臘和羅馬的典藉(希臘文和阿拉伯文),而各地的學者(當中有阿拉伯、波斯和猶太人,甚至是基督徒)均可在這網絡中自由往來互訪交流,除神學外,亦有延續發展古希臘和羅馬的學問,尤其是在哲學和科學方面,前者如亞里斯多德學說,後者如天文學、數學、光學、醫學(特別是眼科)等等。在中古後期,這個回教網絡的科技水平實已超越中國,成為全球之冠,更成為歐洲人的學習對象。
與此同時,歐洲亦開展了它的興辦大學運動,由1088年的博濃娜大學(University of Bologna,在北意大利)起至1400年間,全歐便陸續建有約60所有現代意義的大學,所有這些學府都是有王室和教廷支持的,而王室主導索古翻譯和研習,早由法王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已開始。這個大學運動的近因,是古羅馬法典(Corpus Juris Civilis,由拜占庭的查士丁尼大帝在529年編訂)的重新發現,約在1070年起在博濃娜被傳授,所以初時的歐洲大學,是以法學、神學和哲學研習為主的。而這個法典的重新被應用,亦牽涉到當時的一次宗教改革(Gregorian Reforms,1050-1080),即是由教宗額我略七世(Pope Gregory VII)發起的改革,是教權與王權在歐洲長期拔河賽中,教權一次關鍵性的勝利。
歐洲的文藝復興,便是在上述的大環境下,在法學、神學/哲學、科學、文學、藝術等領域的先後復興。而在這時期中,亦有長達近200年的「十字軍東征」(1095-約1272)和蒙古軍進犯(1240年代)同時發生,這有助歐洲人在商業和軍事、包括航海和熱兵器技術方面的發展,且是東西文化交流的一大契機。已故學者黃仁宇的精闢學說之一,指出「用數目字管理」乃現代化的重要指標,而阿拉伯數字(實源自印度)在1000年左右便進入歐洲,複式簿記約在1300年開始在意大利使用,到了哥倫布訪美洲時已成歐洲的會計標準。同樣重要的是,阿拉伯數字是現代數學/科技的必須工具,很難想像今天仍用古羅馬或古中國數字去做數學演算和分析。
啟蒙運動,是繼文藝復興後,歐洲人對科學和文藝等領域的再次提升,但這個經康德闡釋的啟蒙,與之前的復興有一重大區別。此際歐人已不滿足於現狀,是次變革遂有一定的顛覆性、要破舊立新,如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Reformation)和相對的反宗革(Counter-Reformation)、哲學的理性主義、霍布斯/洛克/盧梭的政治理論、亞當史密夫的經濟理論、文學的白話/寫實/人文主義深化、古典音樂的發展、天文學的太陽中心說、多項科學定律的發現、蒸汽機的發明、工農業的機械化和工廠化、等等,屏棄了羅馬教廷堅持(即被貶為蒙眛)的地球中心說、經院哲學、吃人的禮教、拉丁文、聲樂音樂等的禁忌。緊隨着啟蒙運動,歐洲便進入了澎湃的工商業、政治革命大時代。
歐洲的復興和啟蒙,二者皆有一個重要的前提,便是之前的所謂「黑暗時代」(即中古的前半期,500─1000,西羅馬帝國覆亡後的混亂期)。此500年乃歐洲科技和文藝發展的一大斷層,主因是戰亂,次因是基督教會(不是宗教信仰本身)的威權性。教權在英法等大國中,可算與王權勢均力敵,但在各城邦小國中(佔西歐大半),教權便常凌駕於個別君權之上。故此,任何的文藝和科技發展,必須符合羅馬教廷的準則,一經被定罪為異端邪說,是可以被判處極刑的,遲至啟蒙時期,伽利略(Galileo,1564-1642)的屈膝便是極佳例子。
針對這黑暗,歐洲才有復興和啟蒙。但這樣的黑暗時代在中國是沒有的,儒家思想也好,其他重要諸子思想也好,中國不曾有此長達500年的斷層。百年的元朝,或許有「九儒十丐」之說,但到了元中葉(元仁宗任內),以儒學為主導的科舉取士制度又再恢復,一直維持到清末(1905年)才被取消。
另一個大分別,便是歐洲有一個堅實的科學傳統,就算在黑暗時代,這傳統仍由部分歐洲(如伊比利亞半島、東歐)和周邊的回教地區傳承着。在復興和啟蒙時期,科學家普遍上是受到尊重的(在中國便會被指責為「奇技淫巧」,縱有李約瑟的大作指出古中國之科技實高過歐洲,但不普及、實只是極少數菁英的「武林絕技」),而新發展的工業、科技、和日新月異的日常用品如肥皂、牙膏、眼鏡、手錶、攝影、紙張、等等,皆與歐洲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再加上有如百科全書一類的普及性讀物,故此連一般人對科技都有一個基本認識。
但在五四時期的中國,差不多所有有能力參予公共討論的菁英,都是科技的門外漢(孫文、魯迅和丁文江等是極少數例外),科技絕少是他們的大專本科或專業,就算是,這些少數人充其量亦只算是新丁,他們對科技的認知,可說是「膚淺、貧乏、混亂」的(周策縱語),知識菁英尚且如此,一般民智便可想而知。當時一個所謂「科玄論戰」(編者註:科學與玄學的論戰,簡稱科玄論戰,又名人生觀之論戰、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是於1923-24年發生在中國學術界的一場有關「科學與人生觀」的學術爭論。參與辯論的學者分成「科學派」和「玄學派」兩派。科學派代表丁文江,玄學派代表張君勱,後者為中華民國憲法起草人),便展示出這些菁英(論戰雙方)對科學/科技、文化/文明的膚淺和混淆認知。
上圖:《中國科學技術史》作者李約瑟(圖片引自網路)
中國的啟蒙、復興、現代化
五四是復興和啟蒙的超濃縮中國版,歐洲人用了前後800多年,中國至今才100年,雖有先例可緩(美國和日本的現代化便是),但相信中國的復興和啟蒙,仍有一段長路要走。中國的復/啟次序,剛好與歐洲倒轉,五四是啟蒙在先、復興在後。
五四提倡白話文,它是文言文的顛覆(正如歐洲的拉丁文被取締),而打倒孔家店便是個更大的顛覆(如尼采的《上帝之死》),是一種推倒重來的啟蒙,在五四之前的新文化運動便已開始。當時中國的啟蒙推動者,一來可能厭倦「中體西用」拖泥帶水式的改革、而甲午戰敗便是一大醒覺,二來可能見到日本明治維新「即食麵」(編者註:泡麵)式的成功例子,便偏激地推出啟蒙、全盤西化、「科學萬能」等口號。
而五四後期的復興者,實是部分人對過分顛覆的顛覆:如提倡新詩的胡適,後來多鍾情於古體詩,更樂於整理國故(但仍是用科學方法);不少五四文人如梁啟超、魯迅、林語堂、柳詒徵、張君勱、錢穆、錢鍾書等等,他們的寫作實含頗多文言成分,詩作更多用古體(魯迅的70餘首詩作中只有6首是白話);毛澤東的傳世詩詞,不用說全皆古體;而曾經猛力批孔的人民共和國,現時又正在全球大量興辦孔子學院了。至於有說清代的乾嘉和訓詁學,便是中國文藝復興的濫觴,此仍似是而非、極牽強之說。
毫無疑問,啟蒙與復興亦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取向,啟蒙者傾左、復興者傾右。啟蒙的激進者視復興為保守、反動,更將五四升級為政治運動,把西方的社會進化論、馬克思/共產主義引入,陳獨秀便是中國共產黨的首任總書記。而這邊廂的復興激進者,便將五四推向國粹和復古的方向,把華文化帶去訓詁、國故、新舊儒家的幽徑中,更吶喊出「科學破產」的口號。1960年代,針對國內的「文化大革命」,台灣便推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那麼「科學與民主」呢?五四精神至今尚有無餘熱?有無用?若從宏觀的中國現代化去考量,當然有,對科技、文藝、民主的未來提升,更可能是極重要的能量。中國的現代化,正如溫總理所言,尚有一段漫漫長路,鄧小平講的讓一些人先富起來已做到了,但遊客只須行遠半步,到大都市主要通道旁邊的內街坊里、或到農村去看看,國內的人均GDP現實便一覽無遺,不少地區的民智仍待開發。同志尚須努力、現代化尚未成功!
相對台灣而言,中國內地一直都是五四擁躉,馬共主義者更自視為五四啟蒙的承繼人,改稱五四運動為「五四文化運動」、「新啟蒙運動」,並將5月4日訂為「中國青年節」,對岸的台灣則訂為「文藝節」(在國府遷台前的1944年已訂)。無論是青年節也好、文藝節也好、文藝青年節也好,但望兩岸三地對五四的熱忱能延續下去,確確實實地把五四精神納入華文化的一部分,將五四推廣為全球華人一致共慶的日子,便功德無量。
中國的現代化和真正的五四精神,應該是啟蒙復興並用的,一些落後的物質文明東西,便應除舊迎新,自創或直接引進外國的科技和經驗,而某些非物質的文化東西,應以復興的態度去保育或更新,如儒家思想中的「個人修身哲學」部分。崇洋、西化等詞彙,在這一人一智能手機、資訊以光速傳播的時代已極度過時,這是一個全人類互相學習的新紀元,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出現的新事物,其訊息很快便會傳遞到另一角落,有用的便會有人跟進研究,正如鄧公(編者註:指等小平)的實用主義名言:「不管白貓黑貓,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上圖:1919年5月4日天安門前的五四運動(圖片引自網路)
【文章出處】
《灼見名家》
1.〈五四運動與中國的現代化〉
2019-04-15
網址: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4%BA%94%E5%9B%9B%E9%81%8B%E5%8B%95%E8%88%87%E4%B8%AD%E5%9C%8B%E7%9A%84%E7%8F%BE%E4%BB%A3%E5%8C%96/
2.〈歐洲與中國的復興、啟蒙、現代化〉
2019-04-16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6%ad%90%e6%b4%b2%e8%88%87%e4%b8%ad%e5%9c%8b%e7%9a%84%e5%be%a9%e8%88%88%e3%80%81%e5%95%9f%e8%92%99%e3%80%81%e7%8f%be%e4%bb%a3%e5%8c%96/
作者:馮應標
【作者簡介】
馮應標,加籍華人,退休加拿大職業工程師,祖籍廣東中山,香港出生長大,畢業於九龍聖芳濟書院和加拿大亞省省立大學工程學系,其後在加拿大工作至退休,1980年代開始在香港的報刊上發表文章,寫作興趣是文化、歷史、時政,如世界史、加美英、中港台和海外華人的研究,著作有《李小龍年譜》。
- Apr 25 Thu 2024 17:20
▲馮應標:五四運動與中國的現代化;歐洲與中國的復興、啟蒙、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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