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聞：樵客老師的國文教學網站

上圖：有廣泛群眾支持的五四學運，遂為菁英的新文化運動注入新動力。左起魯迅、陳獨秀、胡適、蔡元培（圖片引自網路）


五四運動與中國的現代化

有廣泛群眾支持的五四學運，遂為菁英的新文化運動注入新動力，爾後兩個運動便匯合成一個廣義的「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並徵用了「科學與民主」為口號。

今年（編者註：2019年）是「五四」的百周年紀念，在過去一個世紀的討論當中，不少學者常糾纏在「復興」與「啟蒙」的屬性上，五四究竟是中國版的文藝復興？還是啟蒙運動？但筆者認為，五四的當今意義，應從一個更宏觀的角度去探討，它實是中國整體現代化的一部分，是這個漫長歷程中的一大步、一大站。五四標榜的「科學與民主」，便正正是現代化的首要條件。

中國現代史的開始，中外學者皆有共識，以1840年代的鴉片戰爭為起點，此乃中國歷史與世界史之接軌處、中國現代化的起錨點，而在這歷程當中，筆者認為有如下15個大站：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自強／洋務運動、甲午戰爭、百日維新、辛亥革命、五四、中共建黨、抗日戰爭、解放/國府遷台、兩岸土改、台灣黨外運動、台港晉身亞洲四小龍、國內四個現代化、台灣總統直選。

五四運動是上述15個大站中第七、亦剛好是中途站，有承前啟後的意義。之前的洋務運動，主要着重興辦國防軍工業，而民營工業（亦主要是輕工業），便要等到辛亥革命後、五四運動前，才算是有點成績。只可惜，因隨後60年持續的戰亂與人禍，遲至1980年代，中國仍須要搞「四個現代化」！言則現代化者，總算是有點自知之明，承認比人家落後、要急起直追。現代化不單只是物質「文明」的革新，更應包括「文化」的提升。

不少國人常將文明和文化混淆使用，文明是物質的，如衣食住行的各種工具和載體，是可以更改、與時並進、移植、量化、和作客觀的中外比較，但文化是非物質（精神）的，不可作客觀比較，只可作主觀對比。古代的中原文明，通常比邊族的高是事實，但兩者的文化，只有彼此間的差異，不應用高下之分去闡述。而外國與中國之間的比較亦一樣，只有文明的先後，並沒有文化的高低。五四時期提出的「全盤西化」，其實是指文明載體的落後而要現代化而已，不是文化的西化。文化是一個地域、民族的特性，「文化的西化」便有嚴重語病，西化後便變成洋文化，再不是華文化了。


上圖：五四運動（圖片引自網路）


五四運動的緣起

辛亥至五四之間的8年，乃共和國嬰兒期多事之秋，有袁世凱竊國、孫中山討袁失敗再次流亡海外、日本借一戰藉口出兵佔領山東、袁稱帝、張勳復辟、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而在五四前只兩年的1917，便是俄國的十月革命成功，到了五四前夕，列寧在莫斯科成立共產國際（亦稱第三國際），號召全球發動共產革命，隨即派吳廷康（Voitinsky，1893-1956，原名 Zarkhin，共產國際遠東局高層）到中國，兩年後中國共產黨便成立。

五四原本是一個簡單的反日學運，是一群愛國大學生（3000名來自13所院校），於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天安門和附近遊行示威，抗議中央／北洋政府容忍/縱容日本對華的侵略性舉動，特別是「二十一條」和「山東問題」（一戰後巴黎凡爾賽和會中對華的不合理對待，日本企圖奪取戰敗國德國在華的利益），由此引發起一連串全國性的罷課、罷市、罷工等事件，得到廣泛群眾的注意和支持。約兩個月後、即同年的7月間，學運基本上已完結，學生們準備9月間回校復課，此乃狹義的「五四學運」。

其實，在學運前4年的1915，一個更具長遠意義的「新文化運動」已展開，由一群受過外國教育的知識菁英（筆者認為「知識菁英」是遠比「知識分子」較為合適名詞）包括陳獨秀、胡適、錢玄同、蔡元培、魯迅等發起（他們曾遊學日本、德、法、美等國），是一個「反傳統、反儒家、反文言」的文化／文學革命運動。同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主編《新青年》雜誌（原名《青年雜誌》，自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且用法文為外文名），發表文章提倡科學（賽先生）與民主（德先生），批判傳統中國文化，並開始傳播馬克思主義。

而以胡適為代表的溫和派，則主張以美國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和歐洲的經驗主義（Empiricism）取代儒家學說、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而這兩個主義的先驅，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胡適、蔣夢麟等人在美國留學時的老師）和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英國哲/數學家、後獲諾貝爾文學獎），不約而同地應邀到中國訪問（1919至1921年間）並親睹五四運動，他們在全國各地的巡迴講學，影響了整整一代學人。

有廣泛群眾支持的五四學運，遂為菁英的新文化運動注入新動力，爾後兩個運動便匯合成一個廣義的「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並徵用了「科學與民主」為口號。科學者，除了標榜要在數、理、化、生、醫、工等各學科的研習外，更表明要用科學的方法和精神，去思考和處理所有包括人文學科的問題。在兩個運動的發起人當中，不少是有師生關係的，如蔡元培便是當時北京大學校長，陳獨秀和胡適皆北大教授，學運旗手傅斯年和羅家倫皆北大學生、胡適的親密戰友。

一般說法，認為五四運動到了北伐（1926至1928年，國民黨軍隊打敗北洋軍閥）便完結，亦有一說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921年）後，便已分裂成左右兩派的各自表述、其後五四更被中共徵用和整容。然而不少人包括筆者，認為五四運動仍在延續中，它的火仍在發光發熱。五四精神緣自歐洲的復興與啟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讓我先作一扼要的簡介。


上圖：達文西（左）及其手稿維特魯威人（圖片引自網路）


歐洲的復興、啟蒙、現代化

歐洲現代史、現代化的起步點，學者多贊成以1500年為界，老天爺！人家早了340年！要追當然要花很大氣力，時至今日的中台港澳，台港澳可以說是追上了、或非常接近，然而中國雖已崛起，但仍有一段距離，它的2017年人均GDP，仍只是香港的四分之一左右，就如前總理溫家寶所言：「中國要達到發達國家水平，還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長期艱苦奮鬥。到2049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的時候，我們將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2003年12月10日溫氏在哈佛大學發表題為《把目光投向中國》的演講）

何解現代史的發展，歐洲與中國有這麼大的差距？這是屬於「李約瑟命題」的範疇，難以在此短文中詳論，但概括而言，歐洲與中國有三大區別：其一是競爭，自西羅馬帝國解體後，歐洲回復多國狀態，多國競爭便有較多的進步機會；其二是歐洲有教權，羅馬教廷和轄下的各地方教堂皆有實際權力，除了教化和教育信眾外（上至君王貴族，下至平民百姓），所有人的生死、婚姻、和繼承安排，教廷均有認證權，它且有尚方寶劍──逐出教會（連君王也可被逐）──教權與王權遂有微妙的互補和制衡關係，並常作拉鋸戰，但中國的宗教組織，便從未成為實際權力中心；其三是中古歐洲主要行封建制，而中國老早在春秋時期已放棄，當時各諸候國相繼改行中央集權／郡縣制，秦大一統後推行全國，之後延續兩千多年至今。中央集權方便王權統治，但民間的自由發揮空間便較窄。

歐洲1500年間的「航海大探索」和「宗教革命」（分別在1490和1510年代發生），是劃時代的大變遷，讓歐人在現代化的起跑線上，搶先邁開了一大步。其實，比此兩項變革更大的變革，是之前為期500年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1000－1500），和稍後250年的「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1600－850）。

文藝復興，一般字典的定義將它推遲至1300年才開始，其實那只是整個文藝復興的後期，亦稱「意大利文藝復興」（High Renaissance），其主要是在藝術方面，是所謂美術三傑（達文西、米蓋朗基羅、拉斐爾）的全盛期。而整體的復興，實早在1000年已開始（有說更早），是一個歐洲人的索古運動。索古者，即是對古希臘和羅馬學問的探索、發掘、翻譯（成拉丁文）、研究、再加以發揮，有溫故知新的含意，並非純粹的復古。探索有兩個泉源：其一是拜占庭帝國（即是操希臘語、信奉基督教/東正教的前羅馬帝國東半部），特別是首都君士坦丁堡；其二是回教地區，如中東、西亞、北非、和歐洲本土的伊比利亞半島（Iberia）和西西里島（Sicily）等。


上圖：1500年之前歐洲的大學（圖片引自網路）


歐洲的復興、啟蒙、現代化

伊比利亞即日後的西葡二牙，當時被回教摩爾人（Moors）統治近800年（711－1492），它的重鎮哥多芭（Cordoba）、塞維利亞（Seville）和杜麗多（Toledo）等，與回教帝國的大馬士革（Damascus）、巴格達（Baghdad）和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等，全都設有高等學院（madrasa），形成回教勢力範圍內一個傳授和研究學術的大網絡。這些學院保存有古希臘和羅馬的典藉（希臘文和阿拉伯文），而各地的學者（當中有阿拉伯、波斯和猶太人，甚至是基督徒）均可在這網絡中自由往來互訪交流，除神學外，亦有延續發展古希臘和羅馬的學問，尤其是在哲學和科學方面，前者如亞里斯多德學說，後者如天文學、數學、光學、醫學（特別是眼科）等等。在中古後期，這個回教網絡的科技水平實已超越中國，成為全球之冠，更成為歐洲人的學習對象。

與此同時，歐洲亦開展了它的興辦大學運動，由1088年的博濃娜大學（University of Bologna，在北意大利）起至1400年間，全歐便陸續建有約60所有現代意義的大學，所有這些學府都是有王室和教廷支持的，而王室主導索古翻譯和研習，早由法王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已開始。這個大學運動的近因，是古羅馬法典（Corpus Juris Civilis，由拜占庭的查士丁尼大帝在529年編訂）的重新發現，約在1070年起在博濃娜被傳授，所以初時的歐洲大學，是以法學、神學和哲學研習為主的。而這個法典的重新被應用，亦牽涉到當時的一次宗教改革（Gregorian Reforms，1050-1080），即是由教宗額我略七世（Pope Gregory VII）發起的改革，是教權與王權在歐洲長期拔河賽中，教權一次關鍵性的勝利。

歐洲的文藝復興，便是在上述的大環境下，在法學、神學/哲學、科學、文學、藝術等領域的先後復興。而在這時期中，亦有長達近200年的「十字軍東征」（1095－約1272）和蒙古軍進犯（1240年代）同時發生，這有助歐洲人在商業和軍事、包括航海和熱兵器技術方面的發展，且是東西文化交流的一大契機。已故學者黃仁宇的精闢學說之一，指出「用數目字管理」乃現代化的重要指標，而阿拉伯數字（實源自印度）在1000年左右便進入歐洲，複式簿記約在1300年開始在意大利使用，到了哥倫布訪美洲時已成歐洲的會計標準。同樣重要的是，阿拉伯數字是現代數學/科技的必須工具，很難想像今天仍用古羅馬或古中國數字去做數學演算和分析。

啟蒙運動，是繼文藝復興後，歐洲人對科學和文藝等領域的再次提升，但這個經康德闡釋的啟蒙，與之前的復興有一重大區別。此際歐人已不滿足於現狀，是次變革遂有一定的顛覆性、要破舊立新，如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Reformation）和相對的反宗革（Counter-Reformation）、哲學的理性主義、霍布斯／洛克／盧梭的政治理論、亞當史密夫的經濟理論、文學的白話／寫實／人文主義深化、古典音樂的發展、天文學的太陽中心說、多項科學定律的發現、蒸汽機的發明、工農業的機械化和工廠化、等等，屏棄了羅馬教廷堅持（即被貶為蒙眛）的地球中心說、經院哲學、吃人的禮教、拉丁文、聲樂音樂等的禁忌。緊隨着啟蒙運動，歐洲便進入了澎湃的工商業、政治革命大時代。

歐洲的復興和啟蒙，二者皆有一個重要的前提，便是之前的所謂「黑暗時代」（即中古的前半期，500─1000，西羅馬帝國覆亡後的混亂期）。此500年乃歐洲科技和文藝發展的一大斷層，主因是戰亂，次因是基督教會（不是宗教信仰本身）的威權性。教權在英法等大國中，可算與王權勢均力敵，但在各城邦小國中（佔西歐大半），教權便常凌駕於個別君權之上。故此，任何的文藝和科技發展，必須符合羅馬教廷的準則，一經被定罪為異端邪說，是可以被判處極刑的，遲至啟蒙時期，伽利略（Galileo，1564－1642）的屈膝便是極佳例子。

針對這黑暗，歐洲才有復興和啟蒙。但這樣的黑暗時代在中國是沒有的，儒家思想也好，其他重要諸子思想也好，中國不曾有此長達500年的斷層。百年的元朝，或許有「九儒十丐」之說，但到了元中葉（元仁宗任內），以儒學為主導的科舉取士制度又再恢復，一直維持到清末（1905年）才被取消。

另一個大分別，便是歐洲有一個堅實的科學傳統，就算在黑暗時代，這傳統仍由部分歐洲（如伊比利亞半島、東歐）和周邊的回教地區傳承着。在復興和啟蒙時期，科學家普遍上是受到尊重的（在中國便會被指責為「奇技淫巧」，縱有李約瑟的大作指出古中國之科技實高過歐洲，但不普及、實只是極少數菁英的「武林絕技」），而新發展的工業、科技、和日新月異的日常用品如肥皂、牙膏、眼鏡、手錶、攝影、紙張、等等，皆與歐洲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再加上有如百科全書一類的普及性讀物，故此連一般人對科技都有一個基本認識。

但在五四時期的中國，差不多所有有能力參予公共討論的菁英，都是科技的門外漢（孫文、魯迅和丁文江等是極少數例外），科技絕少是他們的大專本科或專業，就算是，這些少數人充其量亦只算是新丁，他們對科技的認知，可說是「膚淺、貧乏、混亂」的（周策縱語），知識菁英尚且如此，一般民智便可想而知。當時一個所謂「科玄論戰」（編者註：科學與玄學的論戰，簡稱科玄論戰，又名人生觀之論戰、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是於1923－24年發生在中國學術界的一場有關「科學與人生觀」的學術爭論。參與辯論的學者分成「科學派」和「玄學派」兩派。科學派代表丁文江，玄學派代表張君勱，後者為中華民國憲法起草人），便展示出這些菁英（論戰雙方）對科學/科技、文化／文明的膚淺和混淆認知。


上圖：《中國科學技術史》作者李約瑟（圖片引自網路）


中國的啟蒙、復興、現代化

五四是復興和啟蒙的超濃縮中國版，歐洲人用了前後800多年，中國至今才100年，雖有先例可緩（美國和日本的現代化便是），但相信中國的復興和啟蒙，仍有一段長路要走。中國的復／啟次序，剛好與歐洲倒轉，五四是啟蒙在先、復興在後。

五四提倡白話文，它是文言文的顛覆（正如歐洲的拉丁文被取締），而打倒孔家店便是個更大的顛覆（如尼采的《上帝之死》），是一種推倒重來的啟蒙，在五四之前的新文化運動便已開始。當時中國的啟蒙推動者，一來可能厭倦「中體西用」拖泥帶水式的改革、而甲午戰敗便是一大醒覺，二來可能見到日本明治維新「即食麵」（編者註：泡麵）式的成功例子，便偏激地推出啟蒙、全盤西化、「科學萬能」等口號。

而五四後期的復興者，實是部分人對過分顛覆的顛覆：如提倡新詩的胡適，後來多鍾情於古體詩，更樂於整理國故（但仍是用科學方法）；不少五四文人如梁啟超、魯迅、林語堂、柳詒徵、張君勱、錢穆、錢鍾書等等，他們的寫作實含頗多文言成分，詩作更多用古體（魯迅的70餘首詩作中只有6首是白話）；毛澤東的傳世詩詞，不用說全皆古體；而曾經猛力批孔的人民共和國，現時又正在全球大量興辦孔子學院了。至於有說清代的乾嘉和訓詁學，便是中國文藝復興的濫觴，此仍似是而非、極牽強之說。

毫無疑問，啟蒙與復興亦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取向，啟蒙者傾左、復興者傾右。啟蒙的激進者視復興為保守、反動，更將五四升級為政治運動，把西方的社會進化論、馬克思/共產主義引入，陳獨秀便是中國共產黨的首任總書記。而這邊廂的復興激進者，便將五四推向國粹和復古的方向，把華文化帶去訓詁、國故、新舊儒家的幽徑中，更吶喊出「科學破產」的口號。1960年代，針對國內的「文化大革命」，台灣便推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那麼「科學與民主」呢？五四精神至今尚有無餘熱？有無用？若從宏觀的中國現代化去考量，當然有，對科技、文藝、民主的未來提升，更可能是極重要的能量。中國的現代化，正如溫總理所言，尚有一段漫漫長路，鄧小平講的讓一些人先富起來已做到了，但遊客只須行遠半步，到大都市主要通道旁邊的內街坊里、或到農村去看看，國內的人均GDP現實便一覽無遺，不少地區的民智仍待開發。同志尚須努力、現代化尚未成功！

相對台灣而言，中國內地一直都是五四擁躉，馬共主義者更自視為五四啟蒙的承繼人，改稱五四運動為「五四文化運動」、「新啟蒙運動」，並將5月4日訂為「中國青年節」，對岸的台灣則訂為「文藝節」（在國府遷台前的1944年已訂）。無論是青年節也好、文藝節也好、文藝青年節也好，但望兩岸三地對五四的熱忱能延續下去，確確實實地把五四精神納入華文化的一部分，將五四推廣為全球華人一致共慶的日子，便功德無量。

中國的現代化和真正的五四精神，應該是啟蒙復興並用的，一些落後的物質文明東西，便應除舊迎新，自創或直接引進外國的科技和經驗，而某些非物質的文化東西，應以復興的態度去保育或更新，如儒家思想中的「個人修身哲學」部分。崇洋、西化等詞彙，在這一人一智能手機、資訊以光速傳播的時代已極度過時，這是一個全人類互相學習的新紀元，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出現的新事物，其訊息很快便會傳遞到另一角落，有用的便會有人跟進研究，正如鄧公（編者註：指等小平）的實用主義名言：「不管白貓黑貓，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上圖：1919年5月4日天安門前的五四運動（圖片引自網路）


【文章出處】
《灼見名家》
１．〈五四運動與中國的現代化〉
2019-04-15
網址：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4%BA%94%E5%9B%9B%E9%81%8B%E5%8B%95%E8%88%87%E4%B8%AD%E5%9C%8B%E7%9A%84%E7%8F%BE%E4%BB%A3%E5%8C%96/
２．〈歐洲與中國的復興、啟蒙、現代化〉
2019-04-16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6%ad%90%e6%b4%b2%e8%88%87%e4%b8%ad%e5%9c%8b%e7%9a%84%e5%be%a9%e8%88%88%e3%80%81%e5%95%9f%e8%92%99%e3%80%81%e7%8f%be%e4%bb%a3%e5%8c%96/
作者：馮應標
【作者簡介】
馮應標，加籍華人，退休加拿大職業工程師，祖籍廣東中山，香港出生長大，畢業於九龍聖芳濟書院和加拿大亞省省立大學工程學系，其後在加拿大工作至退休，1980年代開始在香港的報刊上發表文章，寫作興趣是文化、歷史、時政，如世界史、加美英、中港台和海外華人的研究，著作有《李小龍年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