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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三級古蹟蘆洲李宅


建築空間與中國文學敘事傳統

中國文學敘事傳統中最主要、最具有代表性的體裁是章回小說。「小說」概念儘管出現較早，但由於一直被前人視為「小道」而難以成為明確的敘事文體。經過明代文人的努力，章回小說才發展成為中國文學敘事傳統中最主要的體裁，這也最終促成了中國文學傳統的主流從「抒情」到「敘事」的轉變。章回小說最基本的敘事結構是分回立目與單元連綴，而這種結構受到了中國建築空間組合藝術的深刻影響。




一

王國維說得好：「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正因為常見的文學體裁在以前的朝代都取得了難以逾越的成就，所以明代文人就面臨一個巨大的挑戰：如何在幾乎所有的體裁都已被前人寫盡且取得輝煌成就的情況下，創造出足以代表自己時代的文學？最終，他們選擇了一種被前人視為「小道」而加以輕視的文體──小說來加以發展。幾經耕耘和努力，明代文人取得了成功，他們把小說這種敘事性文體從「小道」發展為文學大國，使之成為自己時代的文學代名詞，並最終促成了中國文學傳統的主流從「抒情」到「敘事」的轉變。

明代小說最著名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有「四大奇書」之稱的四部長篇章回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金瓶梅》。如果再加上清代的《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則有所謂明清「六大古典小說」之稱。對於這些作品，「五四」時期的文化旗手們（如胡適、魯迅、鄭振鐸等）為了證明他們的「白話文學」或「俗文學」觀念的合理性，把它們看作是一種源於民間的文體。但如今，人們越來越傾向於認為明清章回小說是一種「文人小說」，是一種高雅的文學藝術作品。

章回小說的體裁慣例、敘事結構和美學典範在明代即已大備，而明代的文人之所以能夠完成這一文學革命，是與他們的建築趣味分不開的。眾所周知，在章回小說誕生之前，中國文學敘事傳統中尚不具備大型的長篇敘事虛構作品，這意味著明代作家沒有現成的文學技巧和敘事結構可以藉鑑。在此關頭，中國建築的空間組合藝術給了明代文人諸多啟示和靈感。而歷史事實證明，明代文人大都具有獨特而典雅的建築趣味。


上圖：國家二級古蹟李騰芳古厝


二

明清章回小說對中國建築藝術的借鑒主要體現在「結構」上。

在結構上，中國古代建築與明清章回小說都體現了一種組合藝術的特點，它們都不是一個單一的「個體」，而是由多個「個體」組成的「群」 ；而且，為了適應各種功能上的需要，它們還可以不斷地重複這種組合而形成更大的結構性的「群」。所以，從結構上來說，無論是作為「空間藝術」的中國古代建築，還是作為「時間藝術」的明清章回小說，其實都是一種利用一定的結構「單元」而進行多重組合的藝術。

從整體上觀察，中國古代建築的「院落式」結構與明清章回小說的那種特殊的組合結構，具有非常明顯的相似之處。

建築的結構或組合模式歸根結底與人類的生活方式緊密相關，而人類的生活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因而對建築的需求也是多方面的，如居住、聚會、祭祀、朝會、遊玩等；而有些人類活動對建築空間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如祭祀、朝會），所以為了滿足人類這方面的需求，就經常需要擴大建築規模。不同文化傳統中的建築，其擴大規模的方式並不相同，但概括起來無非就是兩種，李允鉌在《華夏意匠》中指出：「一種就是『量』的擴大，將更多、更複雜的內容組織在一座房屋裡面，由小屋變大屋，由單層變多層，以單座房屋為基礎，在平面上以至高空中作最大限度的伸展。西方的古典建築和現代建築基本上是採用這種方式的，因此產生了一系列又高又大的建築物，取得了巨大而變化豐富的建築『體量』。另一種就是『數』的增加，將各種不同用途的部分分處在不同的『單座建築』中，由一座變多座，由小組變大組，以建築群為基礎，一個層次接一個層次地廣佈在一個空間之中，構成一個廣闊的有組織的人工環境。中國古典建築基本上是採取這種方式，因此產生了一系列包括座數極多的建築群。」事實也確實如此，與西方重視「單體建築」的體量擴展不同，中國古代高度重視「院落式」群體建築的總平面佈局。從屬於西周早期的陝西岐山鳳雛甲組建築的考古基址復原平面圖來看，就已經是標準的「組合式」院落建築了，後歷經幾千年的發展而不變，到清代的故宮，可謂達到了「組合式」院落建築的頂峰。

與西方建築在單一圍合空間中擴大體量一樣，西方長篇小說也主要在一個情節框架內擴展篇幅；與中國古代建築「院落式」結構相對應的，則是明清長篇章回小說所採用的那種所謂的「綴段性」結構。所謂的「綴段性」，原是一些西方漢學家和一些盲從他們的中國學者依據亞里士多德的關於情節有機統一性的觀點，而對明清章回小說缺乏藝術整體感，也就是缺乏結構意識的一種譏評。可事實上，在《詩學》中，亞里士多德對「綴段性」結構本身也不是全盤否定的，他認為「綴段性」結構只是對簡單情節來說才是最差的，對於複雜情節則並非如此。實際上，對於複雜情節來說，「綴段性」不但沒有壞處，反而頗有好處：如果使用得當的話，它可以起到增加作品長度、豐富作品內容並增加敘事效果的作用。而且，亞里士多德還提出了一種旨在超越「因果律」和「時間律」並照樣可以達到「整體感」和「統一性」的敘事結構，而這種容量更大、情節也更為複雜的敘事結構正是通過「綴段性」來實現的。明清長篇章回小說的所謂「綴段性」結構，其實正是一種超越了「因果律」和「時間律」而同樣具有「整體感」和「統一性」的敘事結構。

正因為註重「組合」，所以中國古代建築以「院」而不是以「間」作為意義單位。在描述一個建築群的規模時，中國古人一般不用「單座」的「座」，而是常用「幾間幾院」。所謂「間」(或「開間」) ，是指在平行的縱向的柱網線之間的面積。「間」往往用於計算「單座建築」的大小，其實就是最小的房屋計量單位。至於「院」，則是用來表示建築群的概念，也是建築最小的意義單位。幾個「單座建築」圍繞一個中心空間（院子）從東南西北四方進行圍合，就形成了一個最基本的建築群──「院」，更大的建築群則是多個「院」的組合和勾連。在中國古代建築中，哪怕是最簡單的「院」也可以表現出長幼、尊卑之序，更可以為一家人的日常生活提供起碼的生活空間，所以「院」也就成為了最基本的意義單位。一些大型建築群，看上去非常複雜，但只要我們抓住「院」這個基本單位，就可以很好地理解其組合原則和設計理念。

在明清章回小說中，與「間」對應的是「回」。「回」在章回小說中，就像「間」在古典建築中一樣，僅僅是一個「計量單位」，其作用性並不明顯。在明清章回小說中，也存在一個類似「院」一樣的意義單位。多個「院」構成的「院落式」結構，正是明清章回小說的所謂「綴段性」結構，而這正是中國文學敘事傳統有別於西方的典型特徵。

俄國漢學家李福清說得好，「回」僅僅能用作章回小說的「計量單位」，「對於《三國演義》，我們卻需要找出它的更大一些的單位，……它是一個相對完整的、其大小是繼某一舉動之後依次進行的一個『建築』故事的單位。」其實，李福清要找出的也就是敘事文本中類似「院」一樣的結構單位。在考察明清章回小說部分與整體的組合或連綴關係方面，美國學者浦安迪做了很多工作。他認為，明清章回小說整體形成了所謂的「百回」定型結構，而「更為重要的是，明清文人小說家們又把慣用的『百回』的總輪廓劃分為十個十回，形成一種特殊的節奏律動」。在「十回」主結構中，還存在「次結構」的問題，即每十回中的第五、第九、第十回在佈局中都具有特定的功能；在「十回」之上，則還有更大的組合單元，這種組合最典型的有兩種，第一種是所謂「把全書劃分為前後兩半截的寫法」，第二種是所謂「富有對稱感的20－60－20敘述程式」。

仔細分析起來，中國古代建築的「院落式」結構與明清章回小說的「綴段性」結構，其實是一回事，只是前者存在於建築裡，而後者存在於敘事文本中。


上圖：北京故宮


三

當代華裔漢學家林順夫認為：「所有中國傳統小說都顯示出一種由不同成分組成的、由鬆鬆散散地連在一起的片段綴合而成的情節特性。……而且，這種綴段組合的特性，也為中國敘事文體的其他種類，如歷史散文、傳記文學、古典故事（傳奇）和白話小說所共有。因此我們必須將這一結構特性視為中國傳統敘事文體的顯著特徵。」中國的敘事文學之所以會呈現這種特性，其根源在於中國人特殊的宇宙觀，而這種宇宙觀則歸結為其獨特的思想方法（思維方法）。這種和西方「從屬思想」迥異的思想方法叫做「關聯思維」，「在關聯思維裡，整體一致性的維持，不是靠使所有部分從屬於一個外部的初始原因，而是靠使它們通過內在的協調、平衡和一致而相互關聯。」

如此看來，無論是中國建築的「院落式」結構，還是明清章回小說的「綴段性」結構，其實都是中國特殊的宇宙觀及其「關聯式」思想方法的產物。但「宇宙觀」「思想方法」這樣高度抽象的說法（而且還是今天的研究者們重構的產物），對於明清時期急於找到一種合理而又適用的結構方式，以便架構起像「章回小說」這樣前所未有的文學敘事大廈的小說家來說，實在是顯得有點空洞和遙遠。而建築是「一個民族的文化最具體的表現」，「建築還是一個思想的範疇」，所以，我們認為：富有建築藝術修養的明清文人小說家從建築的空間組合模式中，尋找到了架構章回小說這一「新文體」的敘事結構。

考慮到中國的敘事文學一直要等到明清章回小說的出現，才可算得上是形成了真正屬於自己的敘事傳統，而這種敘事傳統的形成與建築空間息息相關。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建築空間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的形成。




上圖：北京故宮


【文章出處】
《中國作家網》
〈建築空間與中國文學敘事傳統〉
2016-01-08
網址：
http://www.chinawriter.com.cn/theory/2016/2016-01-08/262751.html
作者：龍迪勇
【作者簡介】
龍迪勇，男，中國江西宜春人，1995年畢業於四川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南京大學博士後，現為江西省社會科學院中國敘事學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江西社會科學》副主編，研究員，從事文藝學及敘事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