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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引自網路）


配合課程：中華文化基本教材、馮諼客孟嘗君、史記

天道無親，善不受報──羅龍治：我看伯夷

從前不習靜，夜晚看書，燈昏塵暗。習靜之後數月，忽然另有心境，覺燈白蟲鳴之外，有一世界，進入此世界讀太史公伯夷傳，始見太史生前之像如此。此像非土偶之像，乃是理之像。

伯夷傳中的伯夷，只是道德的形式，並沒有實際的歷史內容。太史公說莊子一書「大抵率寓言也」。我們也可以說：「伯夷傳大抵率寓言也」。寓言就是空言，就是形式之言，亦可以說是「空語無事實」。晉人陶淵明讀伯夷傳，曰：「何事立空言」（飲酒詩之二），即是此意。（編按：「道德形式」在此指「道德理想」，與「真實內容」的歷史事實相對，以下亦同。）

就形上學來說：伯夷傳中之伯夷，與論語孟子中之堯舜，同為「道德」之形式。如果有人認為孔孟道德世界的堯舜，就是歷史事實上的堯舜；伯夷傳中的伯夷，就是歷史事實上的伯夷，則我們可用公孫龍的語氣應之曰：「此人悖」。

孔子孟子在中國「思想史」上之主要地位，是代表知識分子自覺地、徹底地瞭解宇宙和人性之後，肯定了人間道德之形式。此形式即是「知識分子（君子）之行為應求社會之公利而不求回報」。故，知識分子給予社會大眾以幸福，與他人有休戚相關之情感，而絕無要求回報之動機，此稱之曰「仁」，稱之曰「善」。此道德行為是知識分子透過自覺之理解，持之以深厚之學養、試煉，始能臻此境界（層域）。所以，道德行為只有知識分子方能為之，常人不能為之。

孔孟對宇宙和人性透徹理解之後，所肯定的道德形式，乃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之「哲學之突破」。因此，在孔孟之前，中國並無任何一個思想家曾經完成這一「道德之形式」。孔孟的道德形式，須是知識分子有此自覺之理解，方能實踐，而唐虞時代的堯舜，殷商時代的伯夷，並無這樣自覺得理解，所以亦絕不可能有此境界，其理甚明。

如上所論，論語中「求仁得仁」的伯夷，論語中「又何怨」的伯夷，乃是孔子「道德形式」中之伯夷（編按：指孔孟自覺認識後對道德形式投射想像於現實伯夷身上），絕非歷史事實上的伯夷。所以，司馬遷於韓詩外傳、呂氏春秋及古佚詩中所見之歷史上之伯夷，乃是「于嗟徂矣，命之衰矣」的伯夷（編註：于嗟，感嘆詞，徂通殂，死之意），乃是頗有抱怨的伯夷。此二伯夷所以不相符，即道德形式與歷史內容之不相符。

歷史上的伯夷，是有怨的。伯夷之怨，是怨天道反側，善惡無報。他對天道的理解，尚未到達「善不受報」的境界。他對天道的理解，尚停留在宗教境界。伯夷把天道視為「正義之上帝」，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所以伯夷之「讓」，認為上帝會為他主持正義，結果上帝居然沒有看見，居然沒有回報（編按：善無善報），這使伯夷不能不怨。晉慧遠「明報應論」云：「有封於彼我，則私其身而身不忘；有主於善惡，則戀其身而身不絕。」伯夷正是如此。伯夷之「讓」，不是純粹的「為他」，他期待上帝報償，此是對於天道未徹底明白之故。

就哲學的突破來說，孔子孟子的偉大，即在認識天道之無報，並藉此堅決肯定：君子之行義，是求仁得仁，善不受報的。（編按：所謂求仁得仁，仁本身即是目的，背後並無更高更後之目的，如求仁還有為了權位、財富、利益、報償，則追求仁成為工具價值，而非其終極價值。）

戰國時代，李耳、莊周之形上學，認為「天道無知」、「天道無親」、「天地不仁」，此觀念對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有極大的啟示。因此，史紀伯夷傳引李耳「天道無親」，以及莊周「伯夷死名，盜跖死利」之說，以明天道無報之理。伯夷傳略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司馬遷由此肯定：天道如有知，則報應不爽；但天道實無知，故無佑亦無罰。知識分子對此天道若有自覺地理解，行義而不求回報，則此人可謂道德層域的人了。

從天道來說，善不受報；從道德的形式來說，善亦不受報。但從人間社會來說，善不受報之知識分子，湮滅而不傳，則是物論無憑，綱常也自無憑了。所以，站在歷史學家的立場，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司馬遷才為伯夷作傳，立一道德的形式，以斥蝙蝠，以逐狼人。這樣人間才有公道，社會才有秩序。（編按：天道既然無知無親、無佑無罰，則史家秉筆書史，正是代替正義的上帝，成為其化身，傳統史觀以道德臧否人物善惡，令惡行得揭斥，善行得顯揚，使「歷史」與宗教、法律、倫理綱常，同列為建立人間秩序、維護社會公理之機制。）因此，我們說：伯夷傳之伯夷，只具道德形式，而無歷史的內容。

從以上所論，我們說：道德的行為，須是極少數知識分子始能為之。常人對於天道、人性沒有這樣的理解，沒有這樣的學養，所以不能有這樣的行為。常人對於天道、人性沒有這樣的理解，沒有這樣的學養，所以不能有這樣的行為（編按：芻見以為未必只能是「知識分子」方能有此自覺，普通市井之人如有此心，亦可產生此種自覺，而實踐利他而不求回報之行為。）。常人的行為，只是類商人之「投資行為」而已，不是道德層域的行為。

目前國內的知識分子及開明的執政者，對此已稍有自覺。本年三月經濟部趙耀東部長在國民大會憲政研討會上作專題演講。他說：「傳統的歷史與文化，鼓勵大家都做聖人，不要七情六慾，要計利就計天下利，要求名當求萬世名。過去因為讀書人少，才有這種觀念。現在教育普及，每個人都要成為聖賢，絕對辦不到。如果要求萬世名，如何求法？要計天下利，也不夠格。結果弄成雙重人格，表面一套，實際又一套。」這是很沉痛的話。政府應該改變觀念，教育社會大眾，賺取合理的金錢，不要教大家儘是假借道德面具，去賺取邪門、儌倖、變相的骯髒錢。

中國人之雙重人格，是臺灣當前工商社會不能發揮「團隊合作」的絕症。

七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人間副刊

延伸閱讀：
林聰舜：天道的破產與正義法則的追尋----伯夷叔齊怨邪非邪？


上圖：宋．李唐．采薇圖（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片引自網路）


【文章出處】
《歷史的藥鋤》（時報出版）
〈我看伯夷〉
1986-12
作者：羅龍治
【作者簡介】
羅龍治，1942年生，台灣苗栗人，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國家文學博士，曾任輔仁大學歷史系、國立台灣工業技術學院（今台灣科技大學）副教授，現已退休。創作文類包括論述、散文。以歷史系的學院訓練，進出文史領域，其散文創作亦以討論歷史與文學為主，曾自稱著書用意是「使歷史和文學大眾化，藉此普及大學以下的學生和社會群眾的客觀知識。」作品富於現代知識分子的自覺與入世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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