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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潰的國族──關漢卿、白樸、張可久散曲中的世隱之悲

曲是元代最具代表性的韻文體式，如同詩與詞般，除受俗樂胡曲、市井娛樂等因素影響外，亦經歷文人化的過程。

但唐詩宋詞文人化所產生高度趨俗入雅的效應，在元曲裡卻不盡如此，反倒呈現「俗」「雅」間雜揉合的現象。鄭騫〈詞曲的特質〉曾指出：「詞是翩翩佳公子，曲則多少有點惡少氣味。」這惡少之喻，正指出元曲與唐詩宋詞最大的不同之處，乃在其直爽、機趣、潑辣的語言風格。為何元曲會發展出這樣仿近於市井俗語，而有別唐宋文人那種重淡雅、富麗、雄奇的語言特色呢？這顯然與元代文人的政治處境有絕對關係。

從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脈絡來看，中國文人往往不單只是一個文學作品的作者，他更具備了知識份子（士）的政治身份。唐宋以降的士階層便是透過投身官方科舉制度的選拔，以確立他們在社會結構上的特殊位階。科舉制度中文化經典（如尚書、春秋）與文學創作（如詩賦）的測試，都使中國知識份子在政治進階上，自然地完成文化文學的雙重建制。因此中國知識份子往往存在「政治—文化—文學」三個緊密重疊的身份，而政治生命中的仕隱問題，以及連帶產生的文化態度都會影響他們文學書寫。

傳統中國文人對仕隱的自處之道其實頗為有趣，他們往往得志時是儒家，不得志時則是道家。由於傳統中國文人在「仕與隱」、「儒與道」間，只存在相當單一的政治路徑進行聯繫，不若現今文人在稿酬與著作權等出版機制保障下尚能成為專職作家。這意味傳統中國文人除了出仕外，能選擇的路其實相當有限，而仕途又端賴掌握政統的政治實體保證。因此一旦自身所屬的朝代政統遭到滅亡，中國文人「政治—文化—文學」的三重身份便會產生一連鎖性的瓦解。

元人由高而下分成『蒙古、色目、漢人、南人』，蒙古、色目僅佔全國總戶數的3﹪，漢人亦不過佔15﹪，南人卻高達82﹪。但在元朝科舉的雙重配額制中，其名額卻與其他族群相同，每科平均產生進士150名，此外仕宦階位又以蒙古、色目為長，漢人、南人居副，可見當時科舉配額制度對漢人知識份子的排擠。

因此原本以漢人為中心的民族國家崩潰後，元代漢族文人遂連帶產生政治理想的喪失，被迫陷入「九儒十丐」的卑瑣處境。從元曲中大量「廟堂/山林」的對照書寫，可看出他們的嘆世情緒。例如張可久（約西元1270-1348年）〈人月圓  山中書事〉這樣寫到：

興亡千古繁華夢，詩眼倦天涯。  
孔林喬木，吳宮蔓草，楚廟寒鴉。
數間茅舍，藏書萬卷，臨投老村家。  
山中何事，松花釀酒，春水煎茶。

此曲為張可久晚年之作，首句便充滿了對時空雙重否定的消極意味。張可久寫千古的興亡更迭只不過是一場繁華的夢境，這是對時間的否定，接著又以倦天涯否定空間，總結了自身早年擔任小吏游離於湘、鄂、皖、蘇、浙南的生命。其中「倦」字實為本曲之曲眼，使全曲瀰漫著對時空的疲憊感。

張可久何以如此厭世？他以喬木幽立的孔林、野草掩蓋的吳宮、寒鴉哀啼的楚廟三個空間地標，隱微地呼應首句。吳宮為春秋時吳王夫差為西施擴建的館娃宮，楚廟為戰國時楚國的宗廟，吳楚俱在南方，其實暗示的是偏安於南的南宋政統。而孔林作為孔子及後裔的墓地，現在也僅餘蒼蒼喬木，一方面暗示了此刻文化的頹敗，另一方面也暗示自己早年欲懷抱儒家道統，佐王而治的理想早已落空。

在後段張可久雖寫歸隱山村後的恬雅生活，但在前段荒廢的帝王宮闕與聖賢墓窘相映襯下，只更凸顯其內心的矛盾與虛無。故其隱於山林，卻隱而不逸，末段書酒茶相伴的生活表面雅致，亦不見其真曠達。這正是元代漢族文人的普遍寫照：他們從不是致仕而隱的王維，而是不仕亦不甘於隱的屈原。白樸（約西元1226-1285年）〈沈醉東風  漁父詞〉這樣寫到：

黃蘆岸白蘋渡口，綠楊隄紅蓼灘頭。
雖無刎頸交，卻有忘機友，點秋江白鷺沙鷗。
傲煞人間萬戶侯，不識字煙波釣叟。

尾句這「不識字煙波釣叟」，可說是白樸條貫全曲以及藉此自況的重要形象。釣叟即漁父，在古典文學書寫中漁父通常可與袖手慣看人間風月的隱士相溝通。且漁父與江水亦往往「形影不離」，主要乃是江水的一往不返的流逝性，正暗示大歷史那盛衰更迭，然終不免如過往雲煙的時間定律。

這漁父形象其實最早可追溯到屈原〈漁父〉中，那與屈原辯證仕隱課題的漁父。元曲中大量出現的漁父形象，呈現元代漢族文人不斷重返屈原漁父辭裡那屈原與漁父間的對話語境，一再面對「仕與隱」的兩難選擇。儘管他們看似灑脫地選擇漁父形象，但從字裡行間乃至於文本之外的政治處境，都傳達了他們不得不然的矛盾。特別是在此曲中，白樸又特別為漁父安上「不識字」之名。

在傳統社會中文字實為知識份子專掌的文化符號，其閱讀與書寫都代表一種知識權力。白樸為自己選擇了漁父身份，其實正變相否定原本文人與俗夫相別的知識權力，及其本身的價值與地位，藉此凸顯漢族文人在元代政治社會的無能與缺席。因此「不識字煙波釣叟」可說是隱士與俗夫的結合物，以及元代漢族文人擠壓在政治困局中，所產生自我貶抑的畸形意識。

由絕世而玩世的心態轉變，關漢卿（西元1241-1250年）〈四塊玉  閑適〉便這樣寫到：

南畝耕，東山臥。
世態人情經歷多，閑將往事思量過。
賢的是他，愚的是我，爭什麼？

首句之南畝、東山，典故出於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遂躬耕南畝，及謝安隱於東山不赴朝廷徵召，暗示作者不願同流合污的態度。參照關漢卿一生雜混於勾欄瓦舍倡優間維生的經歷，可知此曲南畝、東山那絕世之隱，其實只是他隱於市井飽歷世態炎涼的喟嘆與想望。故尾句那他我賢愚之辨不只毫無曠達之感，「爭什麼」更飽含了曲家憤謾潑辣之氣。

從以上分析可知，在漢族文人散曲中由「廟堂」、「山林」與「市井」共築的世界空間裡，他們總陷入時空、理想與現實的多重否定，不斷在漁父屈原的語境中進行仕隱辯證。元代對漢族文人的歧視與限制，使他們多數被迫成為民間遊士，他們在散曲中表面選擇了漁父這個兼具隱士俗夫的身份，只是更激顯了他們游離於破敗廟堂、孤寂山林、卑俗市井的不堪處境。這樣世隱之悲的意識也正是為何元曲在文人化後，在語言上卻仍展現雜揉雅俗特性的原因。

【文章出處】
《幼獅文藝》第621期
〈崩潰的國族──關漢卿、白樸、張可久散曲中的世隱之悲〉
2005-09
文／解昆樺
【作者簡介】
解昆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研究專長為現代詩，現代文學文化，當代電影研究，數位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