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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文化不鼓勵人們思考真正的大問題
世界上各個文化群落，都有不同的人格範型。榮格說，一切文化最終都沉澱為人格，一點不錯。隨便一數，就能舉出創世人格、英雄人格、先知人格、使徒人格、苦寂人格、紳士人格、騎士人格、武士人格，以及中國人所追求的君子人格。拿破崙雖敗猶榮，也與他所代表的個人範型有關，在我看來，是六分英雄人格，加上四分騎士人格。
從林懷民，到白先勇、余光中，我領略了一種以文化為第一生命的當代君子風範。
他們不背誦古文，不披掛唐裝，不抖擻長髯，不玩弄概念，不展示深奧，不扮演精英，不高談政見，不巴結官場，更不炫耀他們非常精通的英語。只是用慈善的眼神、平穩的語調、謙恭的動作告訴你，這就是文化。
而且，他們順便也告訴大家：什麼是一種古老文化的「現代形態」和「國際接受」。
為什麼天下除了政治家、企業家、科學家之外還要藝術家？因為他們開闢了一個無疆無界的凈土、自由自在的天域，讓大家活得大不一樣。
從那片凈土、那個天域向下俯視，將軍的兵馬、官場的升沉、財富的多寡、學科的進退，確實沒有那麼重要了。根據從屈原到余光中的目光，連故土和鄉愁，都可以交還給文化，交還給藝術。
我們的文化不鼓勵人們思考真正的大問題，而是吸引人們關注一大堆實利瑣事。上學、考試、就業、升遷、賺錢、結婚、貸款、抵押、買車、買房、裝修……層層疊疊，一切都是為了活下去，而且總是企圖按照世俗的標準活得像樣一些，大家似乎已經很不習慣在這樣的思維慣性中後退一步，審視一下自己，問：難道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
當人群失去了尊嚴，他們的文化也無法再有尊嚴。失去尊嚴的文化怎麼可能給失去尊嚴的人群增添點什麼？這是一種可怖的惡性循環。
一代又一代的兵荒馬亂構成了中國人心中的歷史，既然歷史的最精輪廓由暴力來書寫，那麼暴力也就具有了最普及的合理性。中國文化在歷史面前常常處於一種追隨狀態和被動狀態，因此有很大一部分成了對暴力合理性的闡述和肯定。有些暴力確實具有懲惡揚善的正義起點，但很少有人警覺即使是正義的暴力也會失控於報復激情，沉醉於威懾慣性。在這種情況下，少數懷抱文明、固守冷靜的文化人就顯得特別孤獨無助。
小人牽著大師。大師牽著歷史。小人順手把繩索重重一抖，於是大師和歷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國文化史，有很長時間一直把諸多文化大師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擠眉弄眼的小人。
文化以溝通為勝業，文化以傳播為命脈。世上那麼多障礙，人間那麼多隔閡，就靠文化來排解。
歷史轉型常常以權力和經濟開道，但要讓這個轉型真正具有足夠的高度和重量，不可以沒有一大批文化大師的參與。
文化，在它的至高層次上絕不是江水洋洋，終年不息，而是石破天驚，又猛然收煞。最美的樂章不會拖泥帶水，隨著那神秘指揮的一個斷然手勢，鍵停弦靜，萬籟俱寂。
只有到了這時，人們才不再喧譁，開始回憶，開始追悔，開始紀念，開始期待。
人類，要到很多年之後，才會感受到一種文化上的山崩地裂，但那已經是餘震。真正的坍塌發生時，街市尋常，行人匆匆，風輕雲淡，春意闌珊。
文化的最重要部位，只能通過一代代的人格秘藏遺傳下來，並不能通過文字完全傳達。中國經過太長兵荒馬亂的年月，尤其是經過「文革」，這種人格秘藏已經餘留無多，因此必須細細尋訪、輕輕揀拾，然後用自己的人格結構去靜靜磨合。
中華文化曾經有過至正至大的氣魄，那時的文化人生存基座不大，卻在努力地開拓空間：開拓未知空間，開拓創造空間，開拓接受空間，為此不惜一次次挑戰極限。
我最不耐煩的，是對中國文化的幾句簡單概括。哪怕是它最堂皇的一脈，拿來統攝全盤總是霸道，總會把它豐富的生命節律抹殺。那些委屈了的部位也常常以牙還牙，舉著自己的旗幡向大一統的霸座進發。其實，誰都是渺小的。無數渺小的組合，才成偉大的氣象。
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態載體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遇到過一場載體的轉換，即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這場轉換還有一種更本源性的物質基礎，即以「鋼筆文化」代替「毛筆文化」。五四鬥士們自己也使用毛筆，但他們是用毛筆在呼喚著鋼筆文化。毛筆與鋼筆之所以可以稱為文化，是因為它們各自都牽連著一個完整的世界。
這就是可敬而可嘆的中國文化。不能說完全沒有獨立人格，但傳統的磁場緊緊地統攝著全盤，再強悍的文化個性也在前後牽連的網絡中層層損減。本該健全而響亮的文化人格越來越趨向於群體性的互滲和耗散。互滲於空間便變成一種社會性的認同；互滲於時間便變成一種承傳性定勢。個體人格在這兩種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維艱。生命的發射多多少少屈從於群體惰性的薰染，剛直的靈魂被華麗的重擔漸漸壓彎。請看，僅僅是一支毛筆，就負載起了千年文人的如許無奈。
人生命狀態的構建和發射是極其複雜的。中國傳統文人面壁十年，博覽諸子，行跡萬里，宦海沉浮，文化人格的吐納幾乎是一個混沌的秘儀，不可輕易窺探。即如秦檜、蔡京者流，他們的文化人格遠比他們的政治人格曖昧，而當文化人格折射為書法形式時，又會增加幾層別樣的雲靄。
語言方式畢竟只是語言方式，它從屬於思維方式、人生方式。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學一學歐洲的文藝復興。歐洲文藝復興並沒有人提出類似於「國學」的復古主張，卻由達·文西、米開朗基羅、拉斐爾這些形象藝術家，用最感性的方式把古典、宗教中的人性因子激發出來，讓任何人都能感受到其中的美麗和溫度，於是，漫長的、充滿經院論辯的中世紀立即黯然失色，新時代來到了。可惜，我們總是在用巨大的金錢和精力，構築著中華文化復興的反方向。
許多文化現象的發生與戲劇演出不一樣，有多種方式。例如古代經典未必能被廣大民眾直接閱讀，卻因已經滲透在社會體制和生活方式中而成為一種寬闊的發生方式；又如原始岩畫未必被很多人看到過卻作為早期人類的審美驗證而受到今人重視。但是，我們更應該百倍重視那些曾經長久風行的文化現象，因為長久風行使文化變成了一種群體生態，一種文明方式，實際上也使「文化」這個概念上升到了更宏觀、更深刻的等級。
上海文化的光明面歷來包藏著國際文化經典的充分養料，一切斷斷續續的小打小鬧，不可能鑄就上海文化的強力構架。
我這些年轉悠各地，看到廣受讚譽的新加坡領導人因發現市民家裡很少有書架而深深痛心，看到台灣各界為「高消費、低素質」的普遍現象而憂慮重重，看到香港文化人為香港是否已經脫掉了「文化沙漠」的帽子而激烈爭議，深感一座城市的文化形象真正要讓自己和別人滿意，真不容易。
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各種還活著的文化一定能找到一兩個與自己對應最密切的空間，在這些空間中，不管事情還在發生著或者已經發生過，都會以大量的感性因素從整體上讓人體驗那些文化的韻味和奧義，與文本記載互相補充，互相校正，這便是文化現場。作為一個文化人，在自己的腳力尚有裕餘的時候，應該儘量多尋訪一些這樣的地方。
世界上不同文化群落之間的隔閡與溝通，也是以是否互相深入文化現場為契機。玄奘到印度取經，看似著眼於佛經文本，實際上更重要的是深入佛教發生地這麼一個重要的文化現場，這使全部佛教文本都具備了充足的母體依據。在十八世紀，當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終於有規模地狹路相逢的時候，互相都不理解，但相比之下，歐洲對中國文化現場的深入，更為主動也更為提前，這只要讀一讀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留下的通信和英國馬嘎爾尼留下的日記就可明白，因此在後來兩種文明的衝撞中他們也就有利得多，而中國方面，對歐洲的了解則長期處於「海客談瀛洲」的狀態，光憑著可笑的臆想和推斷與對方交涉，自然處處被動，笑話連連。
尋找文化現場，就是尋找那盞能夠照亮對方、照亮環境，於是也隨之照亮自身態度的燈。多一點這種尋找，就少一點歷史的盲目，少一點無謂的消耗。
間接現場是指事件已經過去、地點比較泛化的次現場。對於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度來說，許多重要的文化現象餘緒猶存，但它們的重點爆發期已經告一段落，往昔爆發的現場殘煙繚繞、陳跡斑斑。我們當然不可能趕上一切文化的爆發期，既然如此，何妨退而求其次，去尋訪遺蹟的現場。
歷史並不僅僅是中學、大學裡的一門課程，而是一種無法擺脫的背景，一種無法抗拒的遺傳，文化人的使命是自覺地幫助自己和他人整理這種背景和遺傳，力圖使它們經過優化選擇而達到良性組合。這一切，僅僅在今天發生的文化事實中尋找資料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回過身去踏訪千年。千年何在？茫茫大地，可以用空間補時間。這種可以兌換為時間的空間，就是我們所說的間接現場即複雜現場。一個人的歷史文化素養，在很大程度上就看他曾被多少這樣的文化現場融化過。
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哪一個真正的大文化人不是為了人類的和平、友好而東奔西走、四處遊說的？世事荒亂，文化人的學園、講壇一次次構建著有可能的和諧；人心浮動，文化人的著作、演說又努力撫平著社會躁動的神經，使之安定。文化人也有爭論，爭論的最終歸向也無非是用何種方法才能更有效地使社會和諧和安定。直到二十一世紀，文化的至高層次都仍然是如此。記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在歐洲那些滿目瓦礫、遍地廢墟的城市裡，音樂會已經開始，衣衫襤褸、傷痕累累、家破人亡的人們走進尚未整修的音樂廳，在神聖潔淨的樂聲中，精神立即獲得修補，當他們走出音樂廳時，不再是一群疲憊的可憐人，很快，由於他們，歐洲也漸漸地恢復了元氣。這件事讓我一直難以忘懷，因為它使文化在戰爭的餘燼中又一次展現了自己的原始使命。
文化，永久地尋求和祈禱著世間的無傷害，而一旦傷害形成，它又挺身而出進行治療。治療好了還要繼續追訪、善後，預防傷害的再次產生。
但是，眾所周知，事情並不都是這樣樂觀。文化在很多時候並沒有起到消除互相傷害的作用，有時反而加劇了互相傷害，這種情形，尤以二十一世紀為最。
我們這些人，身處兩個時代的溝壑間，又因經歷過太多的苦難而自作自受地承擔了太多責任，因此只能壓抑住自己心底許多聖潔的文化夢，橫下一條心去起一種近似於橋樑的作用。
一時的橋樑，不得已的橋樑，無可奈何的橋樑，最後，一次次的自我安慰和自我論證，終於成了自得其樂的橋樑，自鳴得意的橋樑。
但是，橋樑終究是橋樑。它的全部構建是一種等待，等待通過，等待踩踏。
消耗得低，也就朽逝得慢。質樸，常常比豪華更有長時間的生命力。中國廣大世俗觀眾對於低消耗的低熵文化有長時間的習慣，他們一直難以適應在一個黑暗的演出空間裡正襟危坐幾個小時那種沉重的審美方式。他們希望在欣賞過程中有遨遊的自由，而不太樂意接受強力的精神蒸騰。
文化轉型就像老屋拆遷，粗粗一看確實是一片混亂，頑童、乞丐、盜賊和那些看熱鬧的閒漢擠在一起，更是亂上添亂。但是這一切都會過去，因為人世間總還有一種更大的力量，形成新的秩序。人們不會因為拆遷而長久地棲存於瓦礫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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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處】
《內在的星空：余秋雨人文創想》
〈我們的文化不鼓勵人們思考真正的大問題〉
作者：余秋雨
【作者簡介】
余秋雨，中國浙江餘姚市人，1946年生。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上海大學等校兼職教授。為中國當代著名的戲劇、美學理論學者、散文作家。余秋雨出身農村，從小親近山川自然，青年時對歷史文化多所思考，加上喜歡到處旅行，使他的散文作品具有宏觀的史識、人文的關懷，對傳統歷史文化、知識分子的處境都有獨到的體會，文筆清新流暢，理性兼具感性，深富感染力。曾獲上海優秀文學作品獎、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等多項榮譽。著有文化苦旅、山居筆記、千年一嘆等書。
---余秋雨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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