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教授人文學養深厚，並不反對白話文，也主張推廣白話文，要六法全書白話文化，他也重現文言，他稱：白話，要從文言文汲取營養，這我也支持；而：文言文好，白話文才會好，只學白話會切斷了文體的傳承。大致的意思，類似的說法，我不知有無會錯意，不過很多文白並重者都這樣說，這是值得重新商榷。
漢字從漢代開始，大篆小篆到隸書、楷書，字形變化不大，可以說漢字已經傳承了 2000年了，白話文仍用漢字，並沒有特別奇怪。
同時間，由漢字綴合的文章，到20世紀初，這是我們通說的文言文，這是東亞漢字圈各民族的共通書面文章，這是漢字的優點，可以跨越時空。漢字、文言文是中國霸權擴張侵略的重要工具，這個問題暫不說，主要是因為古代漢語是孤立語，又沒有語尾的變化，而使漢字可以不必走向改為拼音字母之路，否則，東亞和歐洲一樣，會有數十數百個語族國家。
古漢語或者是中原的雅言，是統治者及其推動於统治圈的官方共同語言，不是庶民社會的語言。但這個共同語言因民族的混合不斷的變遷，元明之際有了現代漢語，就是入聲字消失，舌上音產生的北京官話。到清代，它也只流行於北方而已。
事實上，中國王朝所統治的民族、族群、語言或方言，太多太多，春秋戰國黃河流域，一國之內語言也要翻譯（見左傳），到20世紀中葉中國的語言，何止百計？上千種也沒有意外！福建一省語言大概就不下十種，往來根本就聽不懂，何況古代？
文言文從官方、從文人寫作流傳，完全脫離自己的實際語言，明末的所謂「唐宋八大家」，宋人偏多，多在長江流域的人，這是自然的發展，南方的語言複雜，三蘇四川人，還有江西人，不同地方的文人作家，語言不通，除非他們能通官話，他們共同能夠傳世的，就是與語言脱節的文言文。
總之，各王朝有通行的官話，但是統治階級所書寫的文言文，也不是官話，更不是與生活密切關聯的母語，母語有關身心、感情、感受和動作、行為的，最細緻、最體貼的語言、詞彙，豐富無比，這也是為什麼明清以後，白話小說逐漸興起的因素｡
我們看紅樓夢，最傑出的是語言而不是當中的詩詞歌賦，這個白話是官話，還不是母語，當然母語還未必能夠表達人真正的情感思維「言不能盡意」的命題，這不是我們要討論的，要談的是，文言文簡短使文意不清晰不明確，用字晦澀，也使文意模稜兩可，它沒有辦法來詮釋深奧的學術論述，攸關人生問題的宗教與哲學的解說、推廣，必須突破。
文言文，盡量用口語來敍述說明，如唐代的變文，宋代佛教徒、理學家的語錄、語類等等，還有個人的記錄筆記，都可以看到白話的痕跡，文言文是帝國表面的包裝紙，裡面是各民族族群生活的語言文字，可惜，歷史大多只留下了華麗的包裝纸。50多年前，我買一本吳康「老莊哲學」老莊並論，我感興趣，可惜，大多是先引了大量的文本，再用文言文注評，我專心閱讀，卻不知所云。
當然，近代北京官話的白話文擴張，一定是一個地區被中原征服，語言被同化後，才能有北京話白話文的出現，今天，台灣在通行白話文，不是日本時代的台灣人所能夠想像的。
台灣有人說：主張白話文是去中國化，毫無知識，正好相反。
我大半輩子與古文為伍，古文的精簡，詞藻的優美，尤其韻文中詩詞，有的百讀不厭，我自知之。2、3百年白話文興起，尤其20世紀的白話文，早就吸取了古文的詞藻成語構句的形式，然而，異地異語產生的白話文未必要相同，受日本統治過的台灣白話文文學、東南亞的白話華文文學和中國有相當的歧異性，也不必然有中國古典文學的元素。
文言文和拉丁文一樣，老早就要退場了，文言古籍是研究中國古典文化文學的專業，是漢學，不是文學。現階段，我們主張不是完全不讀文言文，反對過去選文是忠孝節義的封建思想教條，仍保留為30%。
國文一課，應該改稱「語文」，是語言文學，就是活語言的文學，我們要訓練學生能欣賞多元的、包括外國的現代文學作品，用自己使用的語言來寫作，表達自己的思想意願，甚至可以創作文學作品。中國五四白話文運動，我手寫我口，使中國現代文學與國際合流，而有30年代一流的作家，一流的作品 。
同樣，台灣半世紀以來，湧現非常多傑出的小說家、詩人、散文家，他們之所以傑出，是在戒嚴苦難的日子中，他們的生活經驗融入了土地情感，這就是文學作品的本土化、現代化，也是語文教育的核心價值。
名作家鄭清文，台大商學系畢業，長期在華南銀行工作，他沒有讀文言文，年輕時就以小說聞名，他用字淺白，沒有中國古典的文風，20年前，他得到美國桐山太平洋文學獎，被認為是台灣可能得到諾貝爾獎文學獎的人選之一。
現代文學是建立於現代語文教育的基礎上，台灣這個北京官話的白話文，應該是經過70年的轉換，是屬於台灣本土化的北京話白話文。
文言與白話之爭，是不存在的，是因為當年蔣介石父子將國文課當作灌輸中國儒家倫理教條的工具，不是以語言文學作為教學目標，以致大量的放進古代的經典文言文，而混淆了語文教育的意義。
現在保留30%的文言文，應該是基於文學發展歷史的傳承，以及對本土早期古典文學的認識，而非是文言文比例的理由。
最後，宏觀的歷史。
台灣自古以來是南島民族的住地，500年前，如果台灣有文學作品那是屬於南島語族的白話文，荷蘭時代的新港文書就是西拉雅人的白話文，如果東寧鄭氏時代，建立了holo（河洛）文字，便會產生holo的白話文，而不必等到一百多年前，教會羅馬白話字的出現 。
北京官話的白話文與北京話文教育，居然是含有85% 南島民族血緣的台灣島民，全力打拼要爭取的，這是歷史的偶然嗎？若是台灣人猶停留在使用文言文的時代，那是不是意味著，台灣各族的語言仍然存在，而迥異於北京話呢？
可悲的台灣人，他們不是在爭取同於中原古漢語的HO客語文的復活，和主體性、主導權，而是在爭取受遊牧民族影響的所謂北京官話語文，這是歷史的吊詭與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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