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萬曆十五年（圖片引自網路）
（原）編按： 作家吳曉波，從上千本書中挑選五十本商業經典 ，帶你理解我們所認知的商業世界 。以下摘自新書《當商業開始改變世界：從亞當．斯密到巴菲特，探看近300年世界商業思潮演變與影響》
《萬曆十五年》為何成為經典？
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黃仁宇
「西元一五八七年，在中國為明萬曆十五年，論干支則為丁亥，屬豬。當日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
在當代歷史學者所寫的浩如煙海的書籍中，這可能是最著名的一個開場白了。讀者在開卷的第一刻就被作者帶進了一個懸念：既然這一年「無大事可敘」，又實為平平淡淡，那麼，你為什麼要用一部書的篇幅去寫它呢？
而撲朔迷離的疑問背後，卻又浮出了作者無比的雄心：你即便在大海的任何一個角落勺起一杯水，我都能告訴你整個大海的祕密。
《萬曆十五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作者黃仁宇（1918－2000），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它一直是全國書店銷量排名第一的歷史類書籍。在這本不厚的圖書裡，難以計數的青年人第一次找到了閱讀中國歷史的樂趣。
歷史如舞臺，定格於一時
黃仁宇不是學歷史出身的，他就讀的學校是黃埔軍校成都分校，在砲火瀰漫的二十世紀四○年代，他在國民黨軍隊當排長、代理連長，先是與日本人戰，再與共產黨軍隊戰，曾獲陸海空軍一等獎章，最高的軍銜是少校參謀。
一九四九年後，黃仁宇倉皇逃到美國，在餐廳洗碗碟，在堆棧做小工，為了謀生，意外闖入歷史學界。他的老師是比他小十二歲的余英時，博士論文做的是明朝的漕運與財稅政策。因半路出家，他不被小小的海外中國史學圈所待見，惶惶任教於一些三流的美國大學，如果沒有《萬曆十五年》，他早已寂於芸芸眾生。
也正因為可憐的邊緣化狀態，反倒讓黃仁宇全然沒有了「學術韁繩」的約束，他的寫作掙脫了所謂的「學院圈格」，自成一派，肆意汪洋。
在成名後，他有點得意地寫道：「不時有人說及，黃仁宇著書缺乏歷史的嚴肅性，他們沒有想到，我經過一段時間奮鬥才摒除了所謂嚴肅性。」
《萬曆十五年》共七章，其實是幾個人物特寫，分別是一個皇帝（萬曆）、兩個首輔（申時行和張居正）、一個清官（海瑞）、一個將軍（戚繼光）和一個文人（李贄），描述他們在萬曆十五年前後的行跡。在開篇處，黃仁宇有意無意地給出了一個全球化的視角：「一五八七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英的前一年。」
帝國「無大事可敘」，暗合的是一種無進無退、休眠般的「超穩定結構」。在地理大發現和文藝復興運動已經到來的時刻，地球上人口最多、經濟體量最大的帝國卻毫無進步的生機可言。黃仁宇以細膩的筆觸呈現了種種的細節，從廟堂上的勾心鬥角、後宮裡的杯水波瀾，到禮教的口水爭執及沿海邊境的剿寇行動，歷史如舞臺，定格於一時，各色人物隆重登場，無比地熱鬧，卻又寂寥得令人心慌。
陳從周說，最好的園林應當「疏可跑馬，密不容針」，黃仁宇的歷史寫作近乎矣。
當代制度視野下的歷史剖析
黃仁宇給自己的歷史觀起了一個新名詞，叫「大歷史觀」。迄今，這個名詞如同「圍城」，史學界的人大多嗤之以鼻，而圈外的歷史愛好者們卻似乎津津樂道。
「大歷史觀」的所謂「大」，有兩層含義。一是今人對古人的合理化解讀。
陳寅恪在為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寫審查報告時曾提及：「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錢穆把陳先生的觀點更提煉為「溫情之敬意，同情之理解」。在西方史界也有類似的觀點，經濟史學家熊彼得便認為：「歷史學家鋪陳往事，最重要的任務，是把今人的立場解釋得合理化。」
黃仁宇自己的解釋是：「不斤斤計較書中人物短時片面的賢愚得失，其重點在將這些事蹟與我們今日的處境互相印證。」
另一層含義是當代制度視野下的歷史剖析。
黃仁宇把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形容為「潛水艇夾肉麵包」。上面是一塊長麵包，大而無當，此乃文官集團；下面也是一塊長麵包，也沒有有效的組織，此乃成千上萬的農民；中間則是三個基本組織原則，是為尊卑、男女、老幼，沒有一個涉及經濟、法治和人權。
這樣的一塊「潛水艇夾肉麵包」，以中央集權為特徵，技術不能展開，財政無法核實，軍備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為標準。萬曆十五年是一塊這樣的麵包，此前一千年亦是，此後兩百五十三年遭遇鴉片戰爭的清帝國亦是，而黃仁宇親歷的中華民國竟也同樣如是。
在這樣的描述中，稍有心機的讀者大抵能品出作者的苦心了：一個當代的中國人，我們應如何在自己的身上，揚棄這塊千年不變的「潛水艇夾肉麵包」？
當代中國的前世來路
作為一個經歷了戰亂的歷史學者，黃仁宇對中國現代化的多難與曲折，自有無從掩飾的切膚之痛。他所關心的萬曆十五年，是當代中國的前世來路，若要解開那襲爬滿蝨子的華袍，必須從「制度」的鈕扣上下手。
黃仁宇的博士論文治的是財稅史，他驚奇地發現，偌大帝國的治理，無論是救災還是征戰，均沒有數字的管理：「中國兩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
中國是全世界最早進行職業分工的國家，早在西元前七世紀就有了「士農工商，四民分業」，可是卻在私人產權的認定上，掉進了「道德的陷阱」。
地方官所關心的是他們的考核，而考核的主要標準乃是田賦之能否按時如額繳納，社會秩序之能否清平安定。扶植私人商業的發展，則照例不在他們的職責範圍之內。何況商業的發展，如照資本主義的產權法，必須承認私人財產的絕對性。這絕對性超過傳統的道德觀念，就這一點，即與「四書」所宣導的宗旨相悖。 正是在美國那間侷促的書房裡，幽夜微燭之下，前少校軍官黃仁宇從僵硬的中國歷史身軀中取出一小段，在現代的顯微鏡下細緻觀摩。他眼中含的淚，掌裡握的恨，筆下滴的血，若非本國人，恐難體會。
上圖：萬曆十五年（圖片引自網路）
【文章出處】
《工商時報》
〈《萬曆十五年》為何成為經典？〉
2020-12-01
網址：
https://ctee.com.tw/bookstore/selection/373858.html
作者：吳曉波
【作者簡介】
吳曉波（1968年9月9日—），男，中國浙江寧波人，知名財經作家。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曾任哈佛大學訪問學者，890新商學、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創辦人，長年對中國企業史及公司案例作深入研究。著有大敗局I、II、激盪三十年、歷代經濟變革得失、當商業開始改變世界等書，其中大敗局被評為「影響中國商業界的二十本書」之一，激盪三十年被評為「2007年度中國最佳商業圖書」，作品並曾兩度入選《亞洲週刊》年度十大好書，被譽為「中國最好的財經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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