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聞：樵客老師的國文教學網站

上圖：余英時普林斯頓住處


中國知識人的特色與演變──記余英時一次講座

二○○八年初，我應一個紐約讀書會成員們的要求，壯著膽子給余英時先生寫了一封信，請問他是否可以給我們紐約的一些讀書會同仁做一個講座，談談他在中國知識分子研究上的一些成就。在信中我偷偷塞進了自己的一點私貨兒──一份我在二○○五年紐約讀書會所作的關於波斯南《美國公共知識分子的衰落》的首次講座摘要，那是為了介紹我們紐約讀書小組的情況。差不多過了一個星期，余先生居然答應了我的請求。他在電話裡告訴我，他現在已不到外面做講座了，但對我們可以破一次例。我真是喜出望外。於是我把時間定在五月份，地點就在我的家裡；因為我們都住在普林斯頓周圍，余先生住校園以南兩英里一個竹林縱深的幽靜區域，我則住在校園以北三英里的一個小鎮上。

講座定於五月二十四日週六下午兩點半開始。那是一個明媚的豔陽天，最高氣溫在攝氏二十二度左右。那個週末也正好是美國將士紀念日長週末。前來參加講座的有我們紐約讀書會學社的精神領袖戴舫（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文學系教授，他曾戲稱我們的讀書會為「食書蠻」學社），寫了多本精美散文集的張宗子，臺灣女作家施淑青，花旗集團的同事吳冰青，費城壇坡大學的社會學教授趙善陽，以及紐約社會科學新大學的社會學博士劉海善先生等約十五人。遺憾的是紐約州立大學普切斯分校的歷史系教授于仁秋先生因教學安排衝突而未能參加，但他請戴舫轉帶了兩個問題。當我把余先生從他家裡接到我家時已差不多是兩點半了，正好我們那批讀書會成員也陸續到齊了。余先生先做了一小時左右關於他中國知識人研究的一個總結性的自由演講。然後由各位參與者提問，余先生再做詳盡的答覆和解釋。這樣的解題答惑又持續了兩小時。下面是筆者根據錄影整理出來的余先生的演說和講解，儘量把口語轉換成了書面文字。


上圖：普林斯頓大學


一、 軸心時代

余先生說：

▲二○○六年十二月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給我終身成就獎時，我在致詞中提到了一個論題，那就是從西元前八世紀到五世紀左右出現了人類文明的一個軸心時期，西方產生了希臘的古典文化（索福克斯的悲劇，畢達哥拉斯的數學，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哲學），中國則出現了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尤其是孔子的儒家和老子的道家哲學）。這時的希臘和中國都首次出現了以遊說為生的「士人」。孔子和柏拉圖就是最著名的代表。這說明軸心時代的中國文明或文化像希臘文明一樣是一種「原創性」的文明，擁有原創性文明的所有潛力。比如西方文藝復興後再度花蕾怒放的人文主義也完全可以在儒家的原始思想裡發掘出來。

▲我不太不喜歡用「知識分子」一詞，因為這個詞充滿了革命火藥味，會使人聯想到「革命分子」或「反動分子」，所以宣導用「知識人」一詞來概括受過大學教育，以傳播知識和闡釋知識為職業的階層；它的前身就是中國古代的「士」或士大夫階層。

▲「知識人」一詞最早是從日本傳播到中國的，也就是說是日本人對「Intellectual」一詞的譯法。同樣，在上世紀初，中國人還從日文中借用了許多其他的翻譯用語，比如像「哲學」、「國粹」和「國學」等等。西方的很多概念不能準確地描述中國古代的歷史事實。比如中國古代就恐怕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哲學，因為中國知識人直到佛教傳入之前，基本上就不關心「形而上」的學問，沒有西方那樣的形而上學。就是像王國維和梁啟超等人的學問，恐怕稱之為「國學」更為合適。

▲但是中國古代很早就形成了一種世界任何地方都沒有的知識人傳統。自從春秋戰國以來，作為知識人的士便關心國家大事。他們不太關心「六合之外」的形而上學問題，而是關懷人間的人文現象。關心形而上學一直要到佛教傳到中國之後才開始；宋明的理學家才關心形而上學。中國知識人的特點是人間性，他們的學問「以人為中心」。但我們也不能套用西方的「人文主義」概念來描述中國的儒學，心學或理學。許多西方的概念應用到中國要經過修正。許多中國的人文現實是中國特有的，用西方的概念無法表達。中國古代也沒有西方那樣的神學和宗教。西方的上帝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和無所不在的；但中國知識人則像莊子那樣採取「存六合之外不問」的態度，知道有一個超越於人間的世界，但是存而不問，因為講不清楚。中國人也敬天，但和西方人崇拜上帝是不同的。中國知識人講人心之學，把所有事物都收到心裡，講「內聖」，所以是心學和理學，認為讀書的人明理，從而能夠治理天下。因此「內聖外王」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便成了中國士大夫事業和人生理想。

二、獨特的科舉制度

余先生繼續說：

▲在這種「以人為中心」的觀念引導下，中國在西元前一四○年就建立了一種「太學」制度，經過考試選拔，啟用優秀的讀書人在中央做官，差一點的派到地方做官，從而把治理國家的任務交給了知識上的精英分子。這種制度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的。從「太學」開始的制度以後就演化成了科舉考試制度。這種考試也講究知識人的道德品質，如孝順、賢良等；認為讀書人應當有道德責任，從而在治理百姓時不會過分自私（所謂「天下為公」）。這就是以「士大夫」為代表的中國知識人一直流傳下來的「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傳統。當時的知識人經過科舉選拔以後直接就進入了權力的中心。唐朝的時候一年才幾十個進士，整個唐朝三百年加起來也不過幾千個進士。到了西元十一世紀的北宋時期，二，三十年裡便產生了幾千個進士。宋朝以前法律規定商人不能參加科舉考試。這是因為商人的利益不局限於他們家鄉的地方利益，不像農人那樣代表地方的利益。宋朝以後商人的勢力逐漸壯大。王安石變法後商人也可以參加科舉了。到宋朝時每年的進士名額固定了下來，一直到清朝每年基本上是三百多人，最多時達五百人。到明清時期還產生了幕僚制度，那是一批法律和稅務等方面的專家，他們在判刑、判例和稅收等方面做參謀，供那些年紀輕輕就做了官的進士們聘用。士本來是農家出身，但士的競爭相當激烈，十個人差不多取一個，而從商的成功機會更大一些。到宋朝社會空間突然加大了，商人也有關心國家大事的，也推動文化。宋以後讀書考試也更加花錢，所以有很多商人參加科舉，中進士；而且商人有特別名額，商人也成為國家收入來源，大戶出錢支持讀書人。

▲古代讀書人大都是自己耕種的農人。「耕讀」就是聯在一起使用的。范仲淹就是出身於農人；拜相之後鼓勵宗族捐錢成立「義莊」，以便讓更多的農人參加科舉。同樣，曾國藩家裡也是一個農人。科舉制度也設立了一些公共的規則來限制人的私心。比如考中的舉人或進士不能到自己的家鄉做官。中國的士人制度是超越朝代的，它沒有因朝代的更替而消亡，相反卻在幾千年裡不斷得到完善。它的繼承性更加明顯，到明清時趨於完善。以讀書人治理國家的制度建立在儒家的「修身」理念之上：讀書人必須有文化修養，超越個人私利，「天理人欲」是針對讀書人說的；對百姓來說則是「民以食為天」。

▲因此中國自秦漢統一之後，便逐漸建立起了用讀書人做官的制度，以後發展成科舉考試制度。這是在全世界都沒有的。西方建立的是貴族制度和宗教信仰。西方的知識人要到十八十九世紀之後才出現。在那以前只有牧師才多少起到了知識人的作用。西方因為信仰宗教，關心身後升入天堂，關心人的靈魂和宇宙；牧師則掌握著每個人進入天堂的大門。因此一位近代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葛蘭西曾說：西方的知識人起源於牧師。最早的中國士人也出身於貴族，比如孔子就是貴族出身。

▲一九○五年之後科舉制度被廢除了，中國知識人也由權力的中心而落到了社會的邊緣。一九○五年以來，中國的知識人經歷了不斷的邊緣化過程。但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人傳統卻一直延續了下來。康有為的「公車上書」、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及上世紀八○年代末的風波，都是由知識人搞起來的。所謂「匹夫有責」也是一種知識人意識。西方人不懂為什麼中國的民主特別與知識人有關；「社會良知」實際上也是一種知識人的傳統。

三、從儒家思想中開發「民主觀念」

費城壇坡（Temple）大學的社會學教授趙善陽問：中國在清朝以前是否也有「民主」思想？

余先生回答說：

▲孟子就曾說過：「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尚書．泰誓》）「民為本，君為輕」。這與西方人說的"Voice of the people is voice of the God"（民意即是神意）是一個意思。不過這些都是個別的言論，沒有像西方那樣形成系統的民主思想。但是儒家思想中擁有豐富的人本主義思想，所以我相信，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可以與西方的民主思想接軌。中國的傳統官員也必須為民請命，為民說話。雖然中國沒有選舉的制度，但在中國傳統制度裡，有一種議政的制度：諫官可以對皇帝的政策提出各種意見；可以批評其他官員的政策措施。宋朝以後的皇帝實際上受到很多的牽制：比如有專門給皇帝提意見的諫官（御史台），他們也專門檢舉其他官吏。所以在一個比較開明的皇朝，就是皇帝也不是可以為所欲為的。到了一八四○年以後，提出民主改革的都是儒家官員，最早是王韜，後來有香港的鄭觀應，再後來就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君主立憲；他們都是從小受儒家思想薰陶的，成年之後也沒有放棄儒家思想。如果儒家思想與民主制度是相衝突的，那就不可能有那麼多儒家官員提出民主改革的主張了。

紐約市的社會學博士劉海善問：知識人的定位有時給人以某種困惑感，是否一定要有「使命感」，「以天下為己任」才能成為知識人呢？

余先生說：

▲道可道，非常道。知識人在專業上（Occupation）作貢獻，通過職業對社會作出貢獻，便實現了一個知識人的作用。如果人人有使命感，社會必將大亂了。我不認為沒有使命感就沒有貢獻，每人照顧好自己的家庭就是對社會的貢獻。在美國有想法就去市政廳舉行的集會（Town hall meeting）。孫中山曾經說過，大志不是立志做官，而是做事，建立小秩序。所以，大道必須包容小道。作為普世價值，自由和平等之間也是有衝突的，自由如果不受到一定的限制，就會導致社會不平等；相反，過度的強制性平等則導致個人失去自由；所以最為重要的是要在自由與平等之間取得一種最佳的平衡。各種最為基本的普世價值要相互共存，有些價值（比如自由與平等）也只能是作為一種人間的最高理想。但是社會要有自我糾正的功能和自我完善的機制。個人自由不會，也不應該導致動亂。我不贊成革命，因為革命就是先自殺，再投胎，但自殺了之後不一定能投胎。（眾人大笑）

▲另外還有一點，現在大陸上很多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非常強烈，動不動就用非常激烈的情緒化方式排斥國外的批評和某種政策。在一個文明社會裡，一定要學會容忍，容忍不同的意見和價值觀念；用中國人的說法，就是要有「雅量」，像當年梁漱溟對毛澤東所提出的。我們知道，極端的民族主義往往導致民粹主義（Populism），而民粹主義則一向被專制統治者所利用；辛丑年間的義和團運動便是最典型的民粹主義案例，是下層民眾排外情緒的一種大爆發，被當時的統治者利用了。以後多次的中國歷史事件都反覆證明了：極端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情緒的大爆發都造成了中華民族的大災難。

四、知識人的困境和未來

余先生又說：

▲自從一九○五年廢除科舉制度以來，中國的知識人逐漸從權力的中心淪落到了社會的邊緣。這是因為政治革命的浪潮泥沙遽下，各種社會底層人物，尤其是無業遊民，都加入了革命隊伍，成為政黨的領導，我稱之為「黨棍」。這些黨棍往往帶有一種來自下層民眾的民粹主義思想傾向和情緒，看不起知識人，排斥知識人。知識人的邊緣化在現代中國一浪高過一浪的革命中不斷深化，而在大陸的文化大革命中達到了頂峰，那時知識人的人格徹底威風掃地，成為勞動改造的對象。但中國知識人仍然抱著公共關懷，仍然擁有社會良知和「匹夫有責」的知識人意識，因而都是某種意義上的公共知識人。

▲在西方社會，從一九七○年代以來，知識人也出現了不斷邊緣化的現象。英國學者斯諾寫過一本《兩種文化》，指出從事人文學科的知識人與從事自然科學的知識人彷彿生活在兩個世界裡，相互之間根本沒有聯繫，老死不相往來。事實上他已經最先看到了知識界不斷專業化的趨勢。另一位學者彼特。瓦特生（Waltson）在《現代心靈》（二○○一）一書中則認為公共知識人來自於自然科學，事實上也反映了專業化的情況。總之，隨著社會空間的增大，知識專業的不斷深化，大學生都局限在自己的專業裡，知識人在現代活動中已經不起重要作用了。在西方，知識人相對起作用的兩個領域是新聞和律師行業，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是受到法律保護的。這也不是說，現在知識人在其他方面都不起作用了，而只是說，現在知識人沒有以前那種「一呼百應」的影響作用了。但作為具體的知識人，我們還是要提高自己的知識素養和道德品格，做自己能夠做的事情，在自己的領域裡對社會作出貢獻。

▲近年來美國政治也有走向極端化的趨勢，但是正像哈佛的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所說的：只要擁有一種「重疊的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那麼各種看似政見極端不同的政黨仍然可以凝聚在一起，保護共同的制度和價值。因為他們都共同信奉自由、平等、人的尊嚴、憲法神聖這類共同的價值。這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根本保障。在一個多元價值社會中追尋基本價值，避免價值虛無的方法就是「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也就是從普世價值出發保護做人的基本道德和尊嚴，歸根結柢，所謂普世價值就是保障做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只要守住這個底線，中西知識人最終都會走出自己所處的困境。


上圖：余英時


【文章出處】
《文章出處》
〈中國知識人的特色與演變──記余英時一次講座〉
網址：
https://www.storm.mg/article/3557366?mode=whole
受訪者：余英時
記錄者：傅鏗
【受訪者簡介】
余英時（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天津人，祖籍安徽潛山，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院士，余氏兒時接受中國傳統私塾教育，1949年就讀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同年肄業轉赴香港，1950年起入讀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國學大師錢穆，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師從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教授，引領思想史研究數十年，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在美國，歷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現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並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國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曾獲得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人文諾貝爾獎）、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余氏的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史，並堅守傳統知識份子一種「單純的倔強」。他自稱對政治僅只「遙遠的興趣」，但時常發文評論時政、文化，積極聲援兩岸民主運動及中國人權，包括香港、台灣的公民抗命，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將「很快」垮台。唐獎的頒獎理由形容余氏「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已推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余英時桃李滿天下，於美任教期間，培養出許多史學研究人才，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黃進興、陳弱水、康樂、王汎森、林富士，以及四川大學的羅志田等人。
【記錄者簡介】
傅鏗，祖籍中國浙江奉化，出生於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曾任上海社科院社會學所助理研究員，赴美國紐約州西拉丘斯大學攻讀文化人類學博士學位，現為自由撰稿人，旅居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