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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廖志峰（左）與余英時（右）於唐奬頒奬禮上合影


出版《余英時回憶錄》允晨文化廖志峰憶一代學人：余老師具備知識分子的士人精神

「以出版作為連繫，我覺得可以更親近去認識一個學者。他的知識在他的書裏都有呈現，我更感受到是人格的光輝，余老師對人的關懷、熱情，溫暖，是我最大的感受，那種對人的尊重，人的價值體現，都是精神的指標，這些比書的書寫更能清楚感覺到的。」作為《余英時回憶錄》的發行人，廖志峰娓娓追憶在余英時身上彰顯的士人風範。


上圖：余英時普林斯頓居所


出版回憶錄之必要

廖志峰早於大學時期，便讀到余英時的研究著作《歷史與思想》，探討思想史的發展與學術史的分析，包括中西史學思想，從中國政治傳統，史學問題到紅學考證運動，也論及西方古典時代的人文思潮，文藝復興再到現代工業文明時代。廖志峰形容：「那本書很有啟發性，帶來一個視野。余老師的重要，是開啟了一種態度與視野。」

直至廖志峰接手出版《余英時回憶錄》，與余英時親身接觸，他在對方身上，看到現時難求的士人精神。

先說《余英時回憶錄》最初成書的由來，是中國記者作家李懷宇的訪談論集出版計劃，余英時於書中序言亦明言「我一向沒有寫自傳的願望」，而是受李懷宇的滿腔熱忱而接受訪問，由對方撰寫「談話錄」。廖志峰則主要與李懷宇聯絡，當中跟余英時的接觸，都是以傳真方式報告出版編務等公事。

「直到二〇一四年唐奬頒奬禮，在中研院的公開講座上，我才跟老師首次面對面的談話。」過往在廖志峰的心目中，余英時作為知名大學者，總被人簇擁包圍，故此廖志峰也一直保持禮貎的距離，「但到了這次碰面，我親身感受到他的熱情，我們聊得很開心。」他說，他們的合照上，笑得十分開懷，那次的碰面也讓他盼望能再次拜訪余先生。

其時，訪談集的寫作內容全由李懷宇跟余英時溝通，余一直審閱和修改訪談稿，經過反覆的討論，最後余英時決定將原稿的「口述自傳」體改變為「回憶錄」體，由自己親自撰寫。一直緊張此書出版的廖志峰，依然記得那一天收到余先生的來電，「他說要交回憶錄給我出版，叫我不要著急。我聽到很驚喜。」談到回憶錄的重要，廖志峰表示：「像一些年輕學者可以看到，余老師哪個階段讀什麼書，哪些書對他有什麼影響，都在回憶錄上寫到，我覺得是個很棒的、重要的經驗傳承。」

「他是九十一高齡，而他整個成長跟時代的變遷是相連的。」廖志峰特別提到余英時在香港的經歷。一九五〇年，余英時在新亞書院師從錢穆，研讀國學。廖志峰指出：「他在香港新亞書院求學時，也是新亞最初開始成立的時間，但也是他那時接受到最完整的一個教育。」除了求學，不少當時流行於香港知識文化界的讀物都對余英時甚有影響，廖志峰也認為當時香港的學術、思想、出版自由，是讓余英時發光發熱，留下很多重要的養分。「余老師在香港的階段，剛好是台灣在思想、政治上最封閉的時候，那時候很多人都用別名在香港發表文章，或把雜誌拿過台灣，這是思想文化的啟蒙。回憶錄談到香港那時有很多精彩的雜誌，也許我也沒看過，但至少可以留下紀錄，讓年輕讀者知道那年代的香港是怎樣充滿文化風華的展現吧。」


上圖：廖志峰赴普林斯頓拜訪余氏夫婦時拍照存念


難忘與余英時在普林斯頓相聚

《余英時回憶錄》於二〇一八年出版，那年的秋天，廖志峰遠赴普林斯頓拜訪余英時，成了他畢生難忘的旅程。匆匆一行只留三天，其中兩天下午他都和余英時夫婦度過。他憶述：「前往拜訪之前很緊張，沒想到余老師就在門口等我，他對後輩很有禮貌。」

在清幽的大宅裏，他們的話題當然離不開書，討論不同作者，流亡作家，也論台灣歷史和近況，兩岸局勢，「天南地北，什麼都談。那時香港的局勢還沒那麼緊張。」他指自己是以晚輩和編輯的身份去見面，「余老師跟我很真心地交流，不是研討學術般。我確實有如沐春風的感覺。」余英時在回憶錄的序言末段中，也提到與廖志峰相聚的這兩個下午：「我們一見如故，溝通流暢，在許多問題上都不謀而合，片言即決。這是我近年來和朋友聚會最感愉快的兩天。」

《余英時回憶錄》寫到余英時於哈佛大學求學階段便結束。當時在普林斯頓，廖志峰也跟余英時討論過回憶錄的續篇出版，「像余老師還有很多人生轉折，學術重點，他也想寫。有談過續篇的大方向，像流亡學生，在美國名校任教，或者學術重點，但沒有談細節，畢竟是老師自己的回憶錄，我不想參與太多。只是我想出書是一種鼓勵老師寫作的動力。」不過，他也坦言：「寫第一本回憶錄他已經八十八歲，花了很多年時間寫，我想如果他還要再寫（續篇）差不多也需要花四年，都九十多歲。所以我出版第一本的時候，沒有特別分是上、下集，或一二三四，怕他寫不下去。」後來，廖志峰也詢問過余英時寫作的情況，「但他沒有再寫過續篇。」

他認為，以出版作為連繫，能更親近去認識一個學者。「人格的光輝，對人的關懷，尊重，人的價值體現，都是精神的指標，這些比書的書寫更能清楚感覺到的。這些人文關懷是不變的，好像很簡單，但很難有人做到。我覺得余老師存在就是精神的指標，一個知識分子的士人精神，傳統的，現時很少看到的或很難彰顯的，都在余老師身上還是看到。」

余英時對廖志峰影響深遠，二人其中一個對話，廖志峰依然印象猶深。關於那年他到訪余家之前，余太太順道帶他去了余英時雙親的墓園。於是他對余英時說：「我剛去了墓園，探望你的父母。」

余英時回覆：「以後我也會葬在那裏。」

「我以後也會來看你。」


上圖：余英時父母之墓


【余英時簡介】
余英時（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天津人，祖籍安徽潛山，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院士，余氏兒時接受中國傳統私塾教育，1949年就讀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同年肄業轉赴香港，1950年起入讀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國學大師錢穆，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師從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教授，引領思想史研究數十年，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在美國，歷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現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並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國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曾獲得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人文諾貝爾獎）、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余氏的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史，並堅守傳統知識份子一種「單純的倔強」。他自稱對政治僅只「遙遠的興趣」，但時常發文評論時政、文化，積極聲援兩岸民主運動及中國人權，包括香港、台灣的公民抗命，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將「很快」垮台。唐獎的頒獎理由形容余氏「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已推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余英時桃李滿天下，於美任教期間，培養出許多史學研究人才，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黃進興、陳弱水、康樂、王汎森、林富士，以及四川大學的羅志田等人。


上圖：余英時回憶錄


【文章出處】
《明周文化》
〈出版《余英時回憶錄》　允晨文化廖志峰憶一代學人：余老師具備知識分子的士人精神〉
網址：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e4%bd%99%e8%8b%b1%e6%99%82-%e4%bd%99%e8%8b%b1%e6%99%82%e5%9b%9e%e6%86%b6%e9%8c%84-%e5%bb%96%e5%bf%97%e5%b3%b0-187744
受訪者：廖志峰
記者：黃靜美智子
【受訪者簡介】
廖志峰，生於台灣台北市，淡江大學中文系畢，國立師範大學教育學分班結業，曾任廣告公司文案、國會助理、編輯，現任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府負責人。喜歡旅遊、看電影、漫步和攝影，文章隨筆散見報章雜誌，於《文訊》撰寫專欄「書時間」，著有《書，記憶著時光》、《流光──我的中年生活》。
【作者簡介】
黃靜美智子，信報副刊記者，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