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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余英時


往事憶舊　依稀如煙──追念余英時先生

淡泊瀟灑離世，福乃大焉

高齡91歲的余英時先生，於睡眠中安然離世。聞之心中惘然若失，卻也有一絲如釋重負的感覺。近年來許多年長的親友因病纏綿床笫經年，一直耗到油盡燈枯，不成人形，才撒手塵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然而終有一人先走。先走是福，如果能瀟灑平靜地告別人世，不拖累伴侶子女，福乃大焉。余夫人陳淑平女士出身書香世家，是文人政治家、心理學家陳雪屏（編按：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曾任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廳長、考選部部長、行政院秘書長、政務委員、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委、國家建設研究委員會主委）的女兒，她自己也是學歷史的，和余先生伉儷情深，不但悉心照料先生的起居，也是先生的精神伴侶和他著作的第一個讀者和批評者。余先生靜悄悄地走了， 大約是愛妻至深，不願在最後一刻驚擾伴他一生的摯愛之人。

張灝悲泣「老大哥」的仙逝

我的姐夫張灝（編按：當代歷史學者，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擅長中國近代思想史，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和余先生有幾十年的深厚友誼，他稱長他數歲的余先生為老大哥，由於都是史學同行，隨著歲月流逝，他們都漸漸減少參加會議，見面的機會少了，但卻經常在電話上談天說地。兩年前姐姐去世，姐夫於是從美東搬到北加州，他的精神和健康也逐漸衰退，但是距離並未拉開他跟余先生的情誼和聯繫。余先生仙逝，想來姐夫心中悲痛，我電話慰問，他說，約一個月前還跟余先生通過話，當時他神清氣爽好好的，誰知那次隔空通話竟成絕響。余英時先生一生治學嚴謹，為人清明正直，名利不羈，人文胸懷，攜掖後進，呵護異議，不跟極權妥協，待人親和雋永，實乃真君子。離開塵世時，也那麼淡泊灑脫，彈指間騰雲駕霧去也。俱往矣，電話中張灝悲不能言，跨越半個世紀的知己之間的交心傾談，往後只能在天外之天再續了。

學貫中西獲殊榮

余英時生於1930年，大陸變色之時，正值青年學子時期，所幸他赴香港，在那裡完成學業並師從國學大師錢穆。50年代中期就赴美留學進入哈佛大學，又師從文史鴻儒楊聯陞，在哈佛期間他跟張灝結識，成為前後同學。余先生研究的史學領域極廣，橫跨近當代思想史、儒家思想對政治社會的指引和浸染、傳統史學的現代詮釋、知識份子在權力架構中的角色、士與商的相互關係、民主思潮的溯源等等。先生是公認的史學界泰斗，學貫中西，他一生從事史學研究和教學，是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平生著作豐沛。2006年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的克魯格獎（Kluge Prize），這項榮譽是只賦予人文社會學科中有終身成就的國際學者。一般認為，這不僅是余先生的殊榮，也代表他的研究方法和論證早已跨出了東方文化的領域，而進入世界學術殿堂，獲得推崇。

到德國訪問講學

余先生治學的優勢和特點，是他用西方的現代學術方法論來詮釋傳統的國學，雖然他也提出天人合一，內向與外向的精神超越，但是卻善用現代平實的語言，把古代的思想和道統闡述梳理得十分清晰明白。他也提出傳統中國的「反智」現象，這或許能解說為何中國近代的發展過程中，國學往往落入「玄學」的空靈，而缺乏真正意義的「格物致知」和科學理性的探索。還記得1993年余先生偕夫人到訪德國，我先生馬漢茂（Helmut Martin）時任波鴻魯爾大學東亞系主任，邀請他來系裡演講。朦朧的記憶中，他講的題目是有關晚明的商賈和士大夫的社會地位。當時我很驚訝，如此重量級的歷史學者竟然對於「經世致用」這樣的課題，能從現代經濟學和社會學的角度來闡釋，原先我們擔心他若搬出「宋明理學」的大學問，我們的學生程度不夠會聽不懂，然而余先生深入淺出，語言簡潔邏輯性強，比喻生動有趣，大家都聽得津津有味。我雖無法追憶他講述的具體內容，但是當時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

余先生對德國的漢學感到興趣，那時漢茂初創一所「衛禮賢翻譯研究中心」（Richard－Wilhelm－Übersetzungszentrum），專門將中國、台灣當代文學的書籍翻譯成德文。我擔任該中心的主任兼《弓橋譯叢》的主編。那時候我正在負責編輯校對錢穆的《歷史與文化論叢》的德文稿（譯者是Chen Chai-hsin, Diethelm Hofstra），感到十分頭疼吃力，因為太多中文的術語和典故是無法翻譯的，只能意譯，這就要看譯者的功力了。加之全書又長，有些地方中文都讀不懂，須得反覆推敲，虧得兩位譯者的專業和敬業，我往往先讀懂了德文，才回過頭來明白錢先生的哲理論述，很覺慚愧。我們請余氏夫婦參觀翻譯中心的藏書，我順便就抱怨了一下手中那沈重的活兒，余先生笑著安慰我說，你們很厲害啊，這麼硬的骨頭都能啃。那的確是我多年來經手過的，最「浩大」的「工程」，雖然功不在我，而在譯者。

余先生和馬漢茂

漢茂和余先生談得十分投契，當時「六四」過去才4年，所以話題很自然地轉到大陸的政權、那裡的學術研究、學者受到的迫害（猶記談到錢鐘（鍾）書、陳寅恪、王蒙等人）。提到天安門屠殺，據聞余先生在美國學界發起聲援，並在《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支持北京的民主運動。剛巧馬漢茂在大屠殺當晚深夜聽聞消息之後，心意難平，連夜和次日跟近百個德國學界，特別是漢學界的同仁電話聯繫，發起一個德國學術界聯署簽名安撫受害者聲明，譴責李鵬政府的暴行，要求問責追兇。聲明發表在《法蘭克福匯報》的一整個版面，可見他和余先生英雄所見略同，行事作風不謀而合。余先生態度非常明確，他說，這種摧殘文化、迫害知識份子、屠殺人民的政權，是不會長久的，「我反正是不會去那裡的。」

著作在大陸風行後被下架

後來我才知道，余英時的學術著作在大陸風氣開始開放的八十年代，曾十分受到推崇，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他學術中的自由主義精神和不拘一格的灑脫境界，是手腦都被箝制禁錮的大陸同行們夢寐以求的。那些被封口、禁言、禁筆的同行們，讀余氏關於「民主制度」、「民主革命」、知識份子在歷史轉型時期及在文化和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些主題的論述，無異「望梅止渴」，能安慰啟發他們已經乾枯的心靈和思緒。當然「六四」之後，他的作品暫時消失，但據說到了本世紀初，余先生的著作又在大陸大量出版風行。可惜近年來他的書再度被強迫下架。這種現象正好說明他的學術成就和影響，超越時空，直達中國的知識界，極權政府越怕越禁，但是思想和文字無疆界，只要有心，人們總是能閱讀到的。

不向極權妥協，不為鄉愁所動

余先生說到做到，他1978年從美國到中國進行過學術訪問之後，就再也沒有重新踏上大陸這片土地。由於他在國際社會的聲譽和學界的影響力，中共早就用統戰手段向這位「反共學人」伸出橄欖枝，並且百般誘惑。海外華人中太多的文人、科學家甚至異議份子、民運人士，公開或秘密地被極權政府招攬或收編，許多人即便不被收編變成「特務」，卻也手持外國護照進出國門，沾沾自喜，以為自己「衣錦還鄉」，可以驕其鄰人。還有些人更是矯情地稱自己有「鄉愁」，為了名利，放下身段投入極權「祖國」懷抱，的確丟人。而為了「鄉愁」還鄉探親，或是落葉歸根返國定居，這類人自喻是文人雅士的選擇。

少兒時代的農村生活，見證了「階級」理論之誤

余先生與眾不同，他公開說自己沒有「鄉愁」，而且他在少兒時代就對共產主義有所體驗，因此不曾對之抱有幻想。在他的《回憶錄》中，余英時說，他在7歲至16歲那九年之間，住在故鄉安徽的鄉下潛山，那是個窮鄉僻壤的農村──官莊鄉，融入了那裡鄉親之間的原始農村生活，對傳統的社會有了切身而親切的認識。他所看到的地主和農民之間，並不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宣傳所說的那樣：「只存在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是兩個互相仇視的階級。就我所見，地主和農民並不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階級，彼此不能容忍、對立的。在我們安徽那一帶，實行永佃制，佃戶只要租了地主的田，地主便不能趕走他，也不能欺負他；佃戶上交得不多，也就算了。」地主和佃農之間即便有衝突，似乎也不能提到「階級鬥爭」的高度。他說，這少年時代的經驗對他後來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有很大幫助。這也是他認為「拿共產主義救亡，中國付出可怕代價」的原因之一。

仗義協助流亡人士

千禧年開始那十年，我離開德國到華盛頓工作，曾多次再跟余先生見面，一次是在劉賓雁先生的追悼會上。余先生親切又謙虛，在人多的場合往往悄不作聲，遠遠坐著，靜靜觀察。但我知道他對民運人士十分關懷並提供幫助，「六四」之後，很多異議份子逃到美國，余先生奔走籌款，得到一位普林斯頓校友的贊助，成立了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在此基礎上幫助了二十多位流亡人士，讓他們能初來乍到美國的時刻，獲得暫時的經濟支援，渡過難關。

書香、菜香中談論「幽暗意識」

我也曾同張灝和融融姐姐從華府開車到余先生夫婦家作客，他們的家溫馨典雅，書香四溢，環屋是青青草地、綠樹成蔭、蟬聲裊繞。對於知識人來說，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故鄉。就如湯瑪士曼（Thomas Mann 1875〜1955）1938年逃離納粹德國，抵達紐約時所說的：「我在哪兒，哪兒就是德國。」對於余英時來說，他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他的情感、心靈和精神都深植於中國文化，所以此言不虛。跟余英時相比，張灝更多一點民族主義的情結，他的「幽暗意識」理論在華人文化圈廣為流傳，對大陸的知識界也頗有影響。張灝認為東西方文明裡，對人性之「惡」的認識不同，特別是基督教裡的「原罪」觀念，更是支持了人性易於墮落的認知。但是儒家所宣揚的「人皆可以為聖賢」的樂觀性，導致人們總強調「性本善」。西方原罪式的「幽暗意識」，孕育了「民主傳統」，簡易地說，「權力必須受到控制」，不要迷信「聖賢」。這個理論和余先生的某些觀點既吻合卻又有不同，聽他們的辯論和交談著實有趣。余夫人淑平才藝過人，平日酷愛讀書，經常手不釋卷。她有深度近視，閱讀時，幾乎把書貼在臉上，她自嘲地說，她是聞香閱讀。她經常把剛讀過的好書或文章介紹給融融或我。淑平姐的烹飪手藝極佳，做的菜不但口味絕妙，而且飯桌的佈局、菜餚的擺設就如藝術品，讓人先飽足眼福，有時簡直不忍下筷。

長途探友，笑傲人生

余先生雖是忙人，也經常被「文字債」纏身，但是他重情重義。有一年，張灝生病住院，余先生夫婦不聲不響，兩人悄然而至，來到醫院探訪。上面提到，淑平大姐眼睛高度近視（後來她鐳射手術矯正過來，驚呼世界如此多彩而美麗），不能長途開車，所以二老是輾轉坐火車、搭出租，經過半日的顛簸，才從普林斯頓趕到維吉尼亞的醫院來探視病人的。回想那時他們都是快接近80歲的年紀了，如此「長途出征」探訪病友，盛情令人感動。兩個老友常愛開玩笑，細說從前。其中一個故事是：他們跟友人們在飯店吃飯，滿滿一桌，歡聲笑語，杯觥交錯，坐在旁邊的余英時一本正經，從胸前口袋摸出一張小紙條，默默遞給張灝，低頭一看，三個字：「風聲緊！」兩人相顧大笑。他倆都是原籍安徽，說話帶點土音，一次談天，說到抗戰時期逃難的情景，用過這個詞，後來余先生就開玩笑，在小紙片上寫下這幾個字，總是放在皮夾裡，時不時拿出來「唬唬人」取樂。

如今，斯人已逝，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在眼前浮動。蘇格拉底飲下毒菫酒之前說：「我將死，而你們還會活下去，唯有上帝知道我們眾人中，誰的去處更好。」是的，死亡不是壞事，也許余先生已經到了更好的地方了，那裡有他的故人親友，我最親愛的人也在那裡。在這個世界的離別，也許是在另一個世界的重逢呢，願君安息。

【余英時簡介】
余英時（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天津人，祖籍安徽潛山，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院士，余氏兒時接受中國傳統私塾教育，1949年就讀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同年肄業轉赴香港，1950年起入讀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國學大師錢穆，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師從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教授，引領思想史研究數十年，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在美國，歷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現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並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國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曾獲得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人文諾貝爾獎）、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余氏的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史，並堅守傳統知識份子一種「單純的倔強」。他自稱對政治僅只「遙遠的興趣」，但時常發文評論時政、文化，積極聲援兩岸民主運動及中國人權，包括香港、台灣的公民抗命，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將「很快」垮台。唐獎的頒獎理由形容余氏「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已推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余英時桃李滿天下，於美任教期間，培養出許多史學研究人才，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黃進興、陳弱水、康樂、王汎森、林富士，以及四川大學的羅志田等人。


上圖：余英時


【文章出處】
《民報》
〈往事憶舊　依稀如煙──追念余英時先生〉
2021-08-09
網址：
https://tw.news.yahoo.com/%E6%AD%90%E6%B4%B2%E4%B9%8B%E8%81%B2-%E5%BE%80%E4%BA%8B%E6%86%B6%E8%88%8A-%E4%BE%9D%E7%A8%80%E5%A6%82%E7%85%99-%E8%BF%BD%E5%BF%B5%E4%BD%99%E8%8B%B1%E6%99%82%E5%85%88%E7%94%9F-073000905.html
作者：廖天琪
【作者簡介】
廖天琪，生於中國大陸南京市，成長於台灣。國立台灣大學英文系畢業。1969年隨德國漢學家馬漢茂結婚後赴德國定居，曾任德國漢堡亞洲研究所任研究員，波鴻魯爾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後任教該校，主持衛禮賢翻譯研究中心，擔任中國文學德譯叢書《弓橋譯叢》（Arcus Chinatexte）主編，長期從事新聞評論等的寫作，文章發表於港台報刊雜誌。廖天琪姊夫為知名歷史學者張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