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余英時
拔劍四顧心茫然──敬悼余英時先生
今天中午醒來（編按：原文寫於8月5日），知道余英時先生逝世的消息。
原來那已是八月一日凌晨的事。據悉，余先生當晚還和香港中文大學兩位前輩陳方正先生和金耀基先生通過電話，然後在睡夢中安詳逝去，享壽91歲。余太太和女兒低調，先將余先生安葬於普林斯頓大學他父母的墓旁，然後才通知親友學界。
我上星期才收到余先生的來信。這兩天正在想著要回信給他。我現在捧著他的信，讀著他的字，感覺很不真實。我生命中極為尊敬、信賴、精神上甚為依靠的一個人走了。此刻，我才比較能真切體會，余先生當年驚悉他的老師錢穆先生過世，寫下〈猶記風吹水上鱗〉的心情。
先生的文章會一直在，精神會一直在，他在史學界的崇高地位，也早已備受肯定。可是於我，人世間一個真實的記掛，卻從此斷了。
我不是余先生的學生，一生中只見過一次面，照理不會有這份感受。可是這份感受卻如此實在。我在想，那一定是因為，我和余先生有著太多共享的價值和情懷，包括對知識的信念、對讀書人的期許、對自由主義，以及對中國和香港的態度和關切。這些共享的東西，讓我和余先生一直有著無以名之的精神聯繫。
今年六月，我在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發表了一篇文章〈羅爾斯與中國自由主義〉，紀念羅爾斯誕生百年和《正義論》發表五十年。我當時特別將該文獻給余英時先生。我在文章註腳如此解釋：
余英時先生1995年回香港中文大學參加錢穆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議，我作為新亞書院學生幫忙接待。還記得當天清晨在校園路上，余先生對我說，你對自由主義有興趣，就要好好研究羅爾斯。余先生這番話對我有莫大影響。謹將本文獻給余英時先生，既感謝他當年的鼓勵，也感謝他為推動中國自由主義畢生所做的努力。
按學界慣例，很少有人會將一篇文章獻給一位前輩。我這樣做，有幾個原因。
一來這篇文章對我有特別意義，而余先生在那個意義裡面。我還記得當天清晨，我們走在新亞路上，他告訴我，羅爾斯剛剛出版了一本新書《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1993），和早期理論有很大不同，你一定要找來讀。我記著他的話，1995年秋天去英國約克大學讀碩士時，第一件事就是去書店買羅爾斯這本書，後來還以此作為我的論文題目。二來我覺得余先生也許是今天華人學界最重要的自由主義者，而我相信他會接受我這樣稱呼他。在自由主義於中國極為低潮的今天，我想藉此向他致敬。三來，我心裡暗暗覺得，余先生已經九十一歲，我不能一直等到我滿意的書出版才獻給他。我必須早點讓他知道。
2021年6月24日，《蘋果日報》最後一期。我當天悲憤難言，忍不住給余先生寫了一封三頁長的信，連同我的文章和最後一期《蘋果》，寄到普林斯頓。我在信中告訴余先生：
謝謝你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便在香港出版自由主義的著作，並以一生之力去推動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你的著作和立場，對我影響甚深。
余先生收到我的信，讀了我的文章。我現在真有一種冥冥中注定的感覺。我很慶幸，當時做了那個決定。
7月13日，我收到余先生的傳真回信。余先生從來不用電腦，平時只用傳真機和電話與人聯繫。他怕我沒有收到傳真信，心裡記掛，於是在7月16日，又親自將信用空郵寄來給我。我剛才將信反覆讀了又讀，眼淚不禁掉下來。
我此前沒想過要與別人分享此信，但現在細心體會，開始明白余先生的話，一定不是只想和我一個人說，而是想和所有關心香港命運的人說。我將他的信抄錄如下。
保松先生：
收到賜寄報紙最後一日絕版以及先生大作等，不但感謝而且感動。
香港情況向民主自由相反的方面進展，我早在NY時報、電視等媒體上注意到。在短時間內，大概不易改變，但我始終相信：人類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數自私自利的人長期控制。香港自開始（1843）便享有自由，不在專制王朝手中。以香港人的覺悟程度而言，也決不甘心作奴隸或順民。但人的主觀奮鬥是極重要的，決不能放棄。
我完全同意先生信中一段話： 「但願我們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繼續作一點事。」即以此語互相勉勵吧。
余英時 手上（2021年7月13日）
余英時先生是新亞書院第一屆學生，1952年畢業。他的畢業證書，現在放在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余先生在五十年代於香港的求學和生活經歷，在三年前出版的《余英時回憶錄》有詳細記載。
每年我在新亞書院圓形廣場上課，都會指著廣場上刻著的歷屆新亞畢業生名錄，大聲告訴同學，余英時先生是新亞書院，也可說是中文大學第一人。要瞭解什麼是新亞精神和中大精神，最好去讀余先生的著作。每次這樣說的時候，我都覺得很愉快，很驕傲。
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多歧路。余先生，謝謝您，願您安息。
2021年8月5日哀切中寫於香港中文大學
【余英時簡介】
余英時（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天津人，祖籍安徽潛山，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院士，余氏兒時接受中國傳統私塾教育，1949年就讀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同年肄業轉赴香港，1950年起入讀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國學大師錢穆，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師從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教授，引領思想史研究數十年，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在美國，歷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現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並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國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曾獲得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人文諾貝爾獎）、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余氏的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史，並堅守傳統知識份子一種「單純的倔強」。他自稱對政治僅只「遙遠的興趣」，但時常發文評論時政、文化，積極聲援兩岸民主運動及中國人權，包括香港、台灣的公民抗命，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將「很快」垮台。唐獎的頒獎理由形容余氏「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已推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余英時桃李滿天下，於美任教期間，培養出許多史學研究人才，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黃進興、陳弱水、康樂、王汎森、林富士，以及四川大學的羅志田等人。
上圖：余英時寫給作者書信（作者提供）
【文章出處】
《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
〈拔劍四顧心茫然──敬悼余英時先生〉
2021-08-06
網址：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4686
作者：周保松
【作者簡介】
周保松（1969年－），香港哲學學者，自由主義者，出生於廣東化州，1985年移民香港，1991年入讀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系，大三時決定轉至哲學系，畢業後於英國約克大學取得政治理論文學碩士，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哲學博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研究方向為當代政治哲學、倫理學和社會學，重點在自由主義和社會正義理論，主張自由主義，肯定各人皆可自由選擇自己幸福人生，社會制度亦應如此，以容許社會各人可充分選擇與追求自己之理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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