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聞：樵客老師的國文教學網站

他在冷肅中有溫熱、輕鬆的一面，在大人的面孔底下，也有孩子天真的性情，並不是不能開玩笑的人。1999年國際筆會在莫斯科舉行，朱炎會長領隊，歐茵西教授是俄國通，安排與會者一行走訪托爾斯泰故居、普希金紀念館、屠格涅夫筆下的老樺樹林……我發現，余先生可以隨興自在地躺在草地或攀著牆柱留影，不時流露一絲頑皮的神采……

余光中先生辭世，我除覺哀傷，還有深沉的感慨。這一學期，在台師大研究所的課堂，我多次講到余先生的成就與影響，希望有學生寫他的研究論文，不論是現代散文或現代詩。國家圖書館明年規畫「跟著詩人遊歷世界」的系列演講，館員問我人選，我推薦了余光中及洛夫、楊牧等人。詩人遽然逝世，最讓我落空的是，不久前我應蔡振念教授邀請去中山大學，還與鄭慧如聊到她的博士指導教授，稍後陳育虹在電話裡談起她要去高雄文藻大學演講，我們相約翻過年一道去探望余先生。然而，終於嫌晚而無法兌現了。

我曾說過「余光中是中文世界最受矚目的宗師型詩人」。華文世界讚揚他的、詆毀他的，加總起來，絕對當得起那一個「最」字。讚揚的人，肯定余先生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新詩論戰的功勞，1960年代迄今他引領或修編台灣現代散文、現代詩的發展，《左手的繆思》、《掌上雨》有多篇擲地有聲的論文；1968年譯作《英美現代詩選》二冊，對戰後世代詩人的影響也大。持續創作至九十歲，意志堅定，思維清晰，文筆雄深雅潔，這世上能有幾人？

然而，余先生卻因四十年前〈狼來了〉一文，遭受長期嚴厲指責，復因五年前為馬英九總統被批評的“bumbler”做「新解」而再次受傷。這兩件事，或與余先生慣於站在風頭、有機趣、好講冷笑話，以及好創新詞的個性有關。若因而抹殺其文學表現，畢竟不公，是脫離了文學範疇。而今因其辭世，余光中的文學史地位，超越這一轉折多變、受意識形態價值主導的社會，一切紛擾的塵埃或可落定，得到較純正的認定。

我開始寫詩的1972年，余先生早已名滿天下。當時我雖熟讀他的詩文，卻無機緣近身接觸，不像與《創世紀》詩人群多有來往。一直到1980年代我在聯合報副刊工作，後來又參加了中華民國筆會、當選理事，才有較多和他通電話或碰面的機會，感覺他在冷肅中有溫熱、輕鬆的一面，在大人的面孔底下，也有孩子天真的性情，並不是不能開玩笑的人。1999年國際筆會在莫斯科舉行，朱炎會長領隊，歐茵西教授是俄國通，安排與會者一行走訪托爾斯泰故居、普希金紀念館、屠格涅夫筆下的老樺樹林……我發現，余先生可以隨興自在地躺在草地或攀著牆柱留影，不時流露一絲頑皮的神采。

1986年我獲得中華文學獎的那首長詩〈出川前紀〉，曾獲余先生好評，那是我第一次在寫作上直接受教於他。1989年我出版《新婚別》（收入了那首得獎作），請余先生作序，是寫作上第二次得余先生指點。余先生把寫序當正式的文學批評看待，不會為了情面而只講優點，總會點明瑕疵，甚至提出修改建議。回想他當年論戰筆鋒之犀利，及作序之認真批評（見其《井然有序》序文集），相對於缺乏嚴肅文評藝評、只送花籃的台灣「文藝圈」，是有典範意義的。

中午時分，聯副主編宇文正告知余先生的消息，匆促之間，我並無法深論他的多元表現、多方成果，僅以下述幾段錄自我過去所寫有關余先生的文字，追思一代詩翁：

余光中是少見的修習西洋文學而精通中國古典文學的詩人，對西洋文學、藝術的涉獵，亦稱全面，所謂「廣義的現代主義」可以從他的這一學養加以解讀。

他融會傳統美學的作品以1964年出版的《蓮的聯想》為代表；論意象的精巧、心識的深沉、想像力的奇崛，則推1969年出版的兩冊詩集：《敲打樂》、《在冷戰的年代》最令人讚賞（按，1970年代的《白玉苦瓜》也是代表作）。這段時期余光中的作品特色，例如傳統的回歸、歷史的觀察、現實經驗的介入、「感時憂國」的主體意識的建立，都是廣義的現代主義的具現。──《聲納：台灣現代主義詩學流變》，頁86-87。

因為余光中，新詩在台灣能廣泛傳播，自邊緣趨向中心，快速取得詩學主流地位。這也是從文化研究角度察探余光中詩與中國古典，很重要的一個因果啟示。……1985年余光中回高雄定居，銜接起1950至1958年在台灣的生活經驗，台灣的地理實境再次化成他筆底風雲，延展出另一條流脈。相對於民族古地圖的饕餮，他對台灣鄉情的描繪，是另一幅新地圖的展開。──《現代詩人結構》，頁72。

在人生現場，余光中以倫理精神強調感受美學，不求超脫避世。他的詩傾向與人交心，而非迂曲幽閉的自我獨語，例如：〈車過枋寮〉歌詠屏東土地的肥美，〈霧社〉禮讚原民酋長，〈你仍在島上〉懷念一位台灣畫家，〈高雄港上〉為他居住的港都寫生，《余光中六十年詩選》中的最後一首〈台東〉，更是南北城鄉互映的一幅寫意畫。在這樣的認知基礎上，我們讀他的詩集《太陽點名》（2015），想像他為何要一祭再祭兩千年前的屈原，一會再會當代人的詩會，登山有詩，讀信有詩，看眼科醫生有詩，吃茂谷柑有詩……，應能體會：人間情懷實是余光中寫詩的立場，呈現的姿態。──《所有動人的故事：文學閱讀與批評》，頁115-116。

余光中創作生涯逾六十年，成詩千首，寫給其妻范我存的詩約40首，或直接抒情告白，或側寫生命情節，論質與量，可單獨成冊。……余光中的詩，業已入了文學史，他與夫人范我存的愛情也已成為傳說。──《風格的誕生：現代詩人專題論稿》，頁73，88。

來不及更深入、細緻地解讀余光中先生的詩、文；來不及找更多機會聽他談文學知識；也來不及向他表示感謝，謝謝他參與、引領的台灣文學堅實的開展！但有幸與如此傑出的創作者身在同一個時代舞台，又是多麼有意義的人生。余先生曾作〈弔濟慈〉詩，說濟慈留下比恆星長壽的詩章，透過時間的雲彩，在高寒的天頂隱隱閃亮。而今他奉召白玉樓，當年弔詩所言，當可借為今人對他的禮讚。


---資料出處：聯合報　2017-12-15　陳義芝　（網址：https://reader.udn.com/reader/story/7048/2875676）  

【報導對象簡介】
余光中（1928年10月21日－2017年12月14日），福建泉州永春人，生於中國江蘇南京，時為農曆九月初九（重陽節），自稱「茱萸的孩子」。來台後，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與覃子豪等人共同創立臺灣藍星詩社，文學成就以散文最高，其次為詩，並有評論、翻譯，著作等身，暮年仍創作不輟，有多首膾炙人口的現代詩傳世，知名度與影響力甚大，梁實秋稱其「右手寫詩，左手寫文，成就之高，一時無兩」，為兩岸三地文學界巨擘。曾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大學、政治大學、淡江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後接任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政治立場傾向藍營，在現代詩論戰與鄉土文學論戰中引起若干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