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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余英時著作


台灣人文研究的未來──學習與科學溝通：余英時經典作品選摘（3）

台灣由於受到世界一般觀念的影響，很久以來便有重科技而輕人文的明顯傾向。一般來說，自然科學已成為基本模式，人文研究必須跟隨自然科學，亦步亦趨。

我聽人說目前台灣學界在評估人文研究方面似乎也採用自然科學為基本模式，中央研究院也是如此。譬如自然科學領域，以用外文發表文章於國際學報為最高成績。這當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人文研究，特別是關於中國文、史、哲學研究，是否也必須追隨此模式，則大可商榷了。

例如研究中國文學也得用英文發表在西方公認的雜誌上，就太過頭了。不可否認，西方的漢學家用英文、德文、法文發表了不少第一流的論著，但是中國學人的中文研究也有不少是第一流的。人文與自然科學應當各得其所，大家都不應該受委屈。台灣應當努力克服科技當令，視人文為無足輕重的心態。這一心態雖不易改，但卻不能不改。西方固然也有此趨向，但人文學術的地位仍然崇高，不像台灣這樣懸殊。

1959年英國科學家兼作家史諾（C. P. Snow, 1905－1980）發表了「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象徵著科學已佔上風。依他所言，英國以往管理國家、學術與文化政策者，均為人文科學出身，不懂科學就做決策。此論一出引發很大的爭端，最後變成轟動一時的大辯論。2000年英國最著名的文化記者華特生（Peter Watson））寫了一部《現代心靈：二十世紀知識思想史》（The Modern Min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時間橫跨1900年至2000年，從科學到人文研究都包括在內。在這部大書中他敘述了20世紀科學漸漸取代人文而建立了霸權的經過，其中特別分析了「2種文化」的爭論。但他同時也指出：人文在西方仍然有其尊嚴，並未被科學所吞沒，否則何能與科學並稱「兩種文化」？華特生在全書之末展望前景，還是寄望於「新人文」（New Humanities）的出現，即人文與自然最後融合為一。

記得80年代在《中國時報》的故董事長余紀忠先生邀請下，我與吳大猷先生有過一場自然與人文科學的座談，由余董事長親自主持，當時我們也就是談這「兩個文化」的問題，我們都承認科學當令是明顯現象，也是現實所迫的，但人文與社會科學還是有應盡的責任，其功能絕不在科學之下，二者互相支援，我們才能有一個合理的社會。

過去，人文與科學在一部分中國知識人的心中似乎是互相排斥的，在台灣恐怕也有相似的情況。我希望這一誤解可以早日消除，我們必須認清人文與科學其實各有領域而又互相補充，所以彼此溝通是當務之急。西方第一流科學家自愛因斯坦以下無不對人文修養保持一種真誠的敬意。我想有識度的中國科學家也是一樣，另一方面，人文學者也應盡量學習著去吸收科學成果，只有如此，人文研究才能更充實，並且與時俱進。

找自己的文化傳統，不隨西學起舞

王國維有2句詩：「人生過後唯存悔，知識增時轉益疑。」我們可以用來代表他對求知的基本態度。扼要地說，這便是一種開放的態度。一個人的知識不斷去增加，因此必須隨時修正自己前面所得到的論斷。梁啟超也宣稱，他在知識上不惜以今日之我來批評昨日之我。他不贊成他的老師康有為的「太有成見」，三十歲以後便死守早年的學說，一字不肯改變。這一開放的心態，早在宋、明時期便已發展得很普遍了。明末顧憲成論朱熹和陸象山的不同，提出朱常常覺得自己在認知上可能有錯誤，陸象山則常常自以為是，不承認有任何錯誤的可能。顧氏分別稱之為「有我」與「無我」。即是說，朱熹已擺脫了孔子所反對的「我執」，而象山則未免尚有「我執」。我覺得中國傳統學者這種開放態度和西方哲人大致是相通的。姑舉卡爾．波柏（Karl Popper, 1902－1994）為例，他強調知識並無止境，我們永遠不斷在嘗試與錯誤之中向前摸索。如果理論與經驗不合，我們只能尊重客觀經驗，修改或放棄錯誤的理論。能夠證明為錯誤的才是知識的對象。他以「證誤」（falsification）原則取代邏輯實證論者的「證實」（verification）原則，道理便在這裡。因此波柏將科學與宗教及形而上學嚴格地區別開來，後二者追求的是永恆不變的「真理」，也沒有任何「經驗」可以修正宗教的信仰或形而上的論斷（也就是不可能「證誤」的）。波柏所說的知識雖以自然科學為主，但也包括社會科學和史學。我們所談的人文研究，既是「研究」，當然也和「科學知識」同一性質，最多不過精確的程度不同而已。

我在上面特別講了求知態度的問題。為什麼呢？因為我想對人文研究的未來提出一點個人的意見。大概自20世紀初年開始，中國便有不少為西方理論所折服的知識人，所以《國粹學報》（1905至1911年）已諷刺「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的風氣。大概因為震於達爾文進化論的緣故，清末知識人對於19世紀西方的社會進化說──如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和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都幾乎抱著一種盲目信仰的態度。他們認為西方社會學家已發現人群進化的普遍規律，中國歷史進展的階段也逃不出這一普遍規律的籠罩。崇拜西方理論的心理早始於清代末葉，這是最明白的證據。但是這一心理在「五四」以後愈來愈深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歷史階段論竟能在中國稱霸數十年，至今仍無人敢公開挑戰，除了政治原因之外，也不能不歸咎於這一心理根源。台灣人文學界對西方社會科學、哲學、文學、歷史種種新理論也往往趨之若鶩。大概於1970年代起，台灣人文研究方面的青年學人已明顯地表現出這一傾向。我記得70年代末嚴耕望先生到耶魯訪問半年，他曾一再和我談到西方理論為什麼會被新一代的中國治史者奉為金科玉律？可見他深為當時的學弊所困惑，中國文、史、哲研究之所以遲至今日尚未能自成格局，恐怕和崇拜西方理論有關。在有意無意之間我們已把西方文化看作標準的範式，凡是西方見長而中國相形見絀的部分，我們都說這是因為中國「落後」的緣故。例如中國沒有西方式的「資本主義」，也沒有西方式的「科學」」，一般的看法認定這是西方跑在前面，我們尚未追上。這種說法首先假定歷史進程具有普遍性，中國和西方都依照同一模式和階段前進。我們似乎沒有考慮到：也許中國與西方各自走了一條獨特的道路，根本談不上誰「先進」誰「落後」的問題。

事實上，無論是斯賓塞或馬克思都是根據西方的歷史經驗來建立他們的社會演進的理論的；他們並沒有說此理論可以普遍應用於一切文化與社會。馬克思甚至堅決否定他對西歐歷史的理論觀察可以用之於俄國。今天的情況當然已完全變了，無論是史學家或社會科學家似乎再也不說我們已發現了人群演化的普遍的規律，「放之四海而皆準，行之百世而不惑。」與此同時，西方人文社會學者現在也十分自覺地要跳出「西方中心論」的陷阱，不再將西方歷史進展的模式強加於非西方社會、文化之上。這是一個新的起點，我們可以直接面對中國資料所透顯的歷史內部脈絡，去試著重建中國文化的獨特形態及其成長歷程，而不必把中國史研究勉強納入西方任何整齊的公式之中。必須聲明，我並不是反對「理論」，更不是強調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特殊性，認為它完全不能接受西方理論與方法的處理。相反地，我很尊重西方第一流學人關於人文、社會、歷史現象所提出的許多啟發性的假說（即理論），也欣賞他們常常發展出新方法、新觀點，足以開拓人文研究的視野。我僅僅堅持一點，一切已普遍流行的理論或假說，都是建立在特定的經驗事實上面，因此其有效性終究是有限度的，不能視為「天經地義」，而且再高明的理論，只要與經驗事實相違背，便不能不做修正。

展望台灣的未來，中國文、史、哲的研究應該是新一代中國學人的重點。中國人研究自己的文化和歷史總是占有一定的優勢。如果我們不再為西方既有的理論所震懾，又能拋棄以西方文化為普遍模式的偏見，我相信不出2、30年台灣便有可能成為中國人文研究的中心之一。研究中國文、史、哲的人不會太多，也不需太多。關鍵在於培養高質量的少數人才，富於獨立的判斷力，不致因西方風吹草動便跟著腳步虛浮起來，那麼一個堅實的人文研究的傳統便會慢慢形成了。

附記：這是我2008年6月28日在國立政治大學的一次談話。題目是政大方面建議的。我當時沒有時間預先寫出講稿，只好即席發言，因此講詞不免鬆懈，這次讀到整理出來的紀錄之後，我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和重寫，思想脈絡仍舊，但表達和實例方面變動較多。


上圖：余英時


【文章出處】
《風傳媒》
〈台灣人文研究的未來──學習與科學溝通：余英時經典作品選摘（3）〉
（轉引自《人文與民主》（時報出版））
2022-08-22
網址：
https://www.storm.mg/article/4469470?mode=whole
作者：余英時
【作者簡介】
余英時（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天津人，祖籍安徽潛山，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院士，余氏兒時接受中國傳統私塾教育，1949年就讀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同年肄業轉赴香港，1950年起入讀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國學大師錢穆，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師從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教授，引領思想史研究數十年，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在美國，歷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現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並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國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曾獲得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人文諾貝爾獎）、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余氏的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史，並堅守傳統知識份子一種「單純的倔強」。他自稱對政治僅只「遙遠的興趣」，但時常發文評論時政、文化，積極聲援兩岸民主運動及中國人權，包括香港、台灣的公民抗命，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將「很快」垮台。唐獎的頒獎理由形容余氏「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已推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余英時桃李滿天下，於美任教期間，培養出許多史學研究人才，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黃進興、陳弱水、康樂、王汎森、林富士，以及四川大學的羅志田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