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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余光中（圖片引自網路）


詩人余光中（1928－2017）於12月14日病逝高雄，享年九十歲。余光中兼擅詩歌、散文、翻譯，也因詩作經楊弦譜曲傳唱，開啟了台灣民歌運動。今日刊出學者陳芳明的追憶文字，析剖余光中畢生對詩的求索，並回顧兩人長達半世紀的文學緣分。

詩的志業──悼念余光中

余光中老師對詩的追求，終其一生。他是台灣社會所延伸出來的藝術觸鬚，總是為我們探索陌生的水域。直到他生命的最後階段，也從未懈怠下來。從十六歲出發，到九十歲之際，始終都在開拓生命的新感覺、新語言、新境界。縱然進入晚年，他的靈魂依然維持在年輕的狀態。他那勤奮的姿態，我在年少時期就已經見證過。如今，我也到了向晚歲月，卻還是看到他持續書寫，持續閱讀。他曾經對我說過，如果不是在寫散文，就是在寫詩，或者是在寫書評，或甚至在做翻譯的工作。他的生命特別生動活潑，只因為他一直在擴展生命的邊界。

反叛傳統不如利用傳統

我認識余老師那年，我才二十歲。那時我就見識了他埋首書寫的背影，與他訂交五十年，到今天，他的背影仍然是我所熟悉。身為歷史系的學生，卻有一位外文系教授為我指點。這可能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幸運的亮點，我始終看到余老師的背影，因為他永遠都走在我道路的前頭。如果我對詩的信仰從未動搖，如果我對文學的信仰日益加深，那一定是受到余老師的引導。半世紀的幅度有多大？這不是用語言可以輕易形容。

如果台灣文學曾經受到現代主義運動的衝擊，那麼余老師就是這個運動的先驅者之一。我在《台灣新文學史》說過，如果白話文是第一次文學革命，那麼現代主義就是第二次的文學革命。如果白話文是注重在日常生活的描寫，那麼現代主義則是偏向內心世界的探索。在這個意義上，余老師做了許多大膽的冒險。他在1960年代，不僅發表過〈降五四的半旗〉，也寫過〈儒家鴕鳥的錢穆〉。那種對中國文化傳統挑戰的身姿，到今天還是令人難忘。這並不是說，他完全否定五四以降的新文學運動。他的主要精神在於強調文字變革的重要。

我年輕時看到他顧盼自雄的身段，頗為訝異。但是目睹他不斷自我挖掘，不斷自我挑戰時，我在內心告訴自己，有一天我也要成為那樣的人。但是，余老師並非是全盤否定論者，而是採取批判性的接受。在蕪雜的文學傳統裡，他仔細挑出一些能夠繼承的美學與美感。在香港教書時，他公開說過，他擁有兩個文學傳統，一是自詩經以降的古典文學傳統，一是自五四以降的新文學傳統。當他開始重新追認時，他自己的文學創作與文學知識已經進入另外一個境界了。他給自己的思維找到了一個出口，那就是「反叛傳統不如利用傳統」。

出入於東方與西方之間

如果說，他的散文是詩藝的延伸，亦不為過。或換過來說，詩是他散文的濃縮，而散文是他詩的解放。兩者之間，互通有無、互通聲息。

在台灣現代主義運動的陣營裡，他用功之深，書寫之勤，似乎少有出其右者。能夠臻於如此境界的原因，乃在於他不只熟悉傳統與現代，也在於他同時能夠出入於東方與西方之間。他擅長做對位式的閱讀（contrapuntal reading），與貫通式的閱讀（comprehensive reading）。前者屬於空間的涉獵，後者則偏重時間的鑽研。

余老師曾經寫過一篇長文〈龔自珍與雪萊〉，為我們示範了什麼是對位式的閱讀。雪萊是西方浪漫主義運動的健將，龔定盦則是晚清「詩界革命」的重要旗手。能夠完成這樣的比較，必須對於中西兩個不同文學傳統瞭若指掌，才有可能到達這樣的境界。他所做的可能是學術研究，卻帶給我們一個啟示。詩的完成，並非只是倚賴天分而已，還要透過不斷的閱讀，透過持續的知識累積。他具備了過人的領悟，以及大量閱讀，終於為自己釀造敏銳的鑑識力。一切都齊備之後，他才恰當注入自己的豐富想像，既可完成創作，也可以建構知識。

余老師在詩藝上的重大突破，可能發生於1962年與洛夫之間的「天狼星論戰」。洛夫強調現代詩必須反傳統，余老師則堅持他維護傳統的立場。經過那次論戰後，他才到達了《蓮的聯想》，也更進一步到達《敲打樂》與《在冷戰的年代》。從此以後，他已經確立了穩定的詩風。很少有這樣的創作者，汲汲於尋找自我定位。他在藝術範疇與知識領域之間，找到相互結盟的關鍵。我仍然記得他在《逍遙遊》的〈後記〉說，當時他正在撰寫唐代詩人李賀作品的研究。由於非常入神，他這樣形容自己的專注：「我寫到整個台北盆地已經睡著，而李賀從唐朝醒過來。」這段散文之靈活，讓我年輕的眼睛為之一亮。

他所完成的詩集《敲打樂》，余老師毫不否認自己是受到美國熱門音樂歌手的影響。他藉由音樂的節奏，嘗試把內在的家國憂患置入詩行之間。這冊詩集是余老師罕見的藝術表演，在寫詩之前，他優先聆聽巴布．狄倫（Bob Dylan）與瓊．拜茲（Joan Baez），熟悉他們的創作背景與寫歌的手法。他可能是第一位台灣詩人如此貼近美國年輕樂壇。他有一篇散文〈那一窩夜鶯〉，便是介紹當時的敲打世代的女性歌手。縱然只是短短的接觸，他用功甚勤，讓我們看見他的詩風如何轉變。那是他對政治與歷史的抗議時期，也顯現了中國所帶給他的憂愁與焦慮。沒有經過那個複雜的時期，余老師可能無法到達後來的《白玉苦瓜》。

敞開胸懷，擁抱知音

在散文創作的精進，也在那段時期產生變化。從《望鄉的牧神》到《聽聽那冷雨》，可以讓讀者發現他的文字營造也與詩藝同步呼應。身為他的讀者，我從年輕時期就開始追隨他的每一部作品。我走上詩評的道路，後來又發展成為文學批評，其中最重要的影響關鍵可以說完全來自余老師。對於他的藝術成就無法在短短的篇幅裡完全概括，但可以理解的是我對文學的信仰未曾發生過任何動搖，有很大的原因都是來自余老師的提攜與鼓勵。即使見面的時間愈來愈稀少，但是偶爾透過長途電話給他問候，或者有時他會寄書或寄信給我。那熟悉的鋼筆字，常常為我帶來一種非比尋常的穩定感。

我無法忘懷那年他邀請我南下與他對談。當時中山大學為他成立「余光中數位文學館」，希望找到恰當的人選來介紹余老師的文學。那天到達時，整個演講廳已經坐滿聽眾。台上司儀介紹我時說，「我們特地邀請政治大學台文所教授陳芳明來與余老師對談，他也是余老師的粉絲。」我上台之後，余老師就說，「在對談之前先讓我說幾句話。粉絲是一大票的人，陳芳明不是我的粉絲，他是我的知音。」他這樣解釋時，整個廳堂響起了掌聲。這是我第一次發現余老師是如此看待我，縱然過去與他斷交二十年，他完全不放在心裡，總是敞開他的胸懷與我友善地對話。

上星期我遠赴捷克的布拉格演講，那是一個寒天欲雪的城市，我很早就關機睡覺。第二天清晨醒來，開機之後才驚覺有那麼多訊息與電話進來，每一個訊息都傳來余老師去世的消息。坐在異鄉的床前，一時情緒特別複雜混亂，我不知道如何去整理。面對窗外冰涼的冬天景色，看見蜿蜒的石板小路，一直延伸到街頭的轉折處。我好像是一個人，孤獨被遺棄在寒冷的遠方。我終於失去與他最後的對話，落寞坐在旅館裡，我想起了我偏愛的一首余老師詩作〈後半夜〉：

此岸和彼岸是一樣的浪潮
前半生無非水上的倒影
無風的後半夜格外地分明
他知道自己是誰了，對著
滿穹的星宿，以淡淡的苦笑
終於原諒了躲在那上面的
無論是哪一尊神

我寧願相信他是毫無負擔地離開人間，如果上面無論是哪一尊神都可以得到他的原諒，那麼對於紛擾人間的任何一個靈魂，他也應該以同樣的態度看待吧。我以被放逐的心情來懷念余老師，我很早就已經放下世間的任何恩怨。老師走了，我更加要選擇放下所有的愛恨情仇。


上圖：余光中（左）與陳芳明（右）（圖片引自網路）


【文章出處】
《自由藝文》
〈詩的志業──悼念余光中〉
2017-12-24
網址：
https://art.ltn.com.tw/article/paper/1162705
作者：陳芳明
【作者簡介】
陳芳明（1947年6月10日－），台灣高雄左營人，筆名施敏輝，作家，當代台灣文學的研究學者，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專任教授。陳芳明在1988年以前流亡海外多年，在美國時曾經是台灣獨立運動的重要推手。曾投身政治，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曾赴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任教。在文學上與曾經有所批判的余光中、洛夫修好，並在政大台文所所長任內舉辦余光中研討會。因不滿民進黨籍總統陳水扁執政後期的表現，表示「我不會因為我是『綠色』（泛綠）支持者，就看不到綠色的缺點！」持續以「台灣獨立」意識進行社會反省批判。
【余光中簡介】
余光中（1928年10月21日－2017年12月14日），福建泉州永春人，生於中國江蘇南京，時為農曆九月初九（重陽節），自稱「茱萸的孩子」。來台後，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與覃子豪等人共同創立臺灣藍星詩社，文學成就以散文最高，其次為詩，並有評論、翻譯，著作等身，暮年仍創作不輟，有多首膾炙人口的現代詩傳世，知名度與影響力甚大，梁實秋稱其「右手寫詩，左手寫文，成就之高，一時無兩」，為兩岸三地文學界巨擘。曾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大學、政治大學、淡江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後接任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政治立場傾向藍營，在現代詩論戰與鄉土文學論戰中引起若干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