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錢大昕著作
錢大昕對社會時蔽的批評
摘要：
本文從錢大昕的思想淵源入手，結合他的生平實踐，通過其文稿折射的信息，對作為清代考據學家的錢大昕對當時社會時弊的批評進行分析。作者認為，錢大昕作為考據家，並不僅僅只知道做學問，他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並形成了務實開放的思想，對時弊有許多獨到的見解，上至封建君主，下至市井百姓，錢大昕都給予了足夠的關注，並提出了很多善意的批評，這些內容，在今天探討還有積極意義。
關鍵詞：錢大昕、時弊、批評
錢大昕被認為是清代乾嘉考據學家的代表之一，他所著《廿二史考異》和趙翼的《廿二史札記》、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被看作考據史學的三大代表作品。對於錢大昕在學術方面的成就，諸如考史、音韻、訓詁、算學、天文、金石等方面的成就，有很多前輩學者都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筆者認為，錢大昕同時也是一位社會實踐家，他有豐富的現實思想，對時政給予了足夠的關注，並對自己看到的社會時弊提出了中肯而切實的批評，這在乾嘉時代是很難能可貴的，為此對錢大昕這方面的思想作些探討，以就教於學界前輩和同仁。
錢大昕（公元1728－1804年），字曉征，又字及之，號辛楣，又號竹汀居士，晚年號潛研老人，江蘇嘉定人。傳世著作有《潛研堂文集》、《潛研堂詩集》、《潛研堂詩續集》、《廿二史考異》等。錢大昕出生在一個清貧的小知識分子家庭，祖父以開館授徒為業，還要靠祖母當賣嫁妝補貼家計，父親也是以教書為生，也要母親紡織補助。錢大昕五歲的時候開始進私塾讀書，十歲以後隨祖父和父親在就聘的私塾學習，十五歲考中秀才，十八歲由於家境貧寒，他自己也當上了教書先生。因為他素有神童之稱，在文風頗重的嘉定有一定名聲，被選送到蘇州紫陽書院讀書，人譽為「天下才」。在蘇州他結識了當地宿儒李果、沈彤、惠棟等著名學者，又與後來成名的王鳴盛、王昶、褚寅亮、曹仁虎等同學，在這個期間，錢大昕和師友們「以古學相策勵」，學問大進。錢大昕於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在乾隆皇帝下江南時「獻賦」，以一篇〈御試韞玉賦〉受到乾隆皇帝的賞識被特賜為舉人，第二年進京任職而步入政途。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考中進士，先後任翰林院庶吉士、右春坊右贊善、翰林院侍讀、侍講學士、詹事府省詹事、山東、湖南、河南、浙江等省鄉試考官。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在宦海沉浮了二十一年的錢大昕，以四十八歲的盛年，以奔父喪為名致仕。此後三十餘年，「歷主鐘山、婁東、紫陽三書院，而在紫陽至十六年之久。門下士積二千餘人，其為台閣、侍從、發名成業者，不可勝計。」（1）一方面是家學和師友思想的影響，另一方面在長期的現實實踐中，錢大昕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思考，這在他的許多論著中都有表述。
上圖：錢大昕著作
一、批評皇帝的拒諫和自滿
錢大昕步入政途的第一位知音可以說是乾隆皇帝，他在皇帝江南行在的「獻賦」得到乾隆這位英武皇帝的賞識，被賜予舉人，這是很特殊的榮耀，他對浩蕩皇恩始終都是銘記於心的，寫過不少歌功頌德的文賦，但是，在錢大昕的許多文論中也有不少婉言批評皇帝的言論。乾隆皇帝在歷史上是較有建樹的封建君主，然而卻是一個毛病和缺點很多的人，尤其是晚年，聽信和坤，居功自傲，好大喜功，不聽勸諫。曾在朝中多年任職的錢大昕是親歷這一政治環境的，他在所寫〈梁武帝論〉一文中，有不少暗示乾隆有關過失的。這篇文章開篇就寫道：「治國之道如養生，然養生不能保身之無病，而務求醫以藥之；治國者不能必政之無失，而務求納諫以救之。（2）」很顯然他不是為寫梁武帝而寫梁武帝，是以梁武帝為例，寫的就是封帝王治國的一般道理，在這裡他旗幟鮮明地提出了「納諫」在「治國」過程中具有特別的重要性。他說：「拒諫而自矜者，國雖安必亡。（3）」「雖安必亡」是何其精當言論。梁武帝在位四十餘年，與錢大昕寫這篇文章時乾隆皇帝在位的時間差不多，梁武帝晚年寵幸權臣朱異，而當時乾隆正與和坤的關係非同一般，在歷史上有許多因拒諫而亡國的皇帝，錢大昕偏偏選取擇梁武帝大做文章，顯然不是沒有用意的。「然而，梁何以遽亡？曰：梁之亡，亡於拒諫而自滿也。（4）」今天我們翻開歷史，「拒諫」和「自滿」不正是當年乾隆的弱點嗎？乾隆後期，和坤專權，政治腐敗，那麼，這種責任該由誰來承擔呢？錢大昕借〈梁武帝論〉說：「夫權幸之臣，必乘人主之昏怠淫侈，始得售其奸。（5）」對於影射史學，在我國學術界曾有過爭論，可在封建時代，作為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看到眼前的現實，自己又無條件正面疾呼，當然只能借史發揮，即使不能救時弊，也能留下千古史鑑。作為朝中命官，加之當時的文網甚嚴，錢大昕選擇了一種比較婉曲的表達形式，那就是借古喻今。像這種情況，牟潤孫曾為此專門寫過一篇文章（6），分析得較為深刻而具體。
上圖：錢大昕
二、批評知識分子之間以文相害
康雍乾時期，文字獄為害之烈是眾所周知的，錢大昕一生的主要活動歷經了乾隆和嘉慶二朝，他對文字獄有很透徹的看法，尤其是對有些不良文人借文字獄欺害同行的行徑深惡痛絕。他在〈洛蜀黨論〉一文中，借宋代朱光庭困抱私怨而「摭語言文字之失（7）」陷害蘇東坡一事，暗示文字獄在當代文人中造成的惡劣風氣。認為朱光庭製造文禍，「其禍乃至如此之烈」，「其必特欲為師報怨，而紹述之禍，即此一言啟之，卒之兩敗俱傷。（8）」發生在錢大昕生活前後的不少文字獄就是挾個人私怨而製造的，離錢氏生活時代不遠的《南山集》案就是如此。錢大昕很是痛心地引用《詩經》中的話說：「誰生厲階，至今為梗。（9）」表示了對文字獄的深切不滿。文字獄在我國學界事實上很早就有，但自宋代以後，文人間以文字相害的事越演越烈，開始由師門之爭而起，繼而發展為個人私怨，到後來製造文字事端的則更是五花八門。對宋代「洛蜀黨」因文字造禍一事，錢大昕認為「吾讀李氏《續通鑑長編》，考兩家交惡始末，未嘗不三嘆息也（10）」，將此與錢氏所處時代對照，我們不難發現，錢氏恐怕嘆息的不止是「洛蜀黨」之事。
上圖：錢大昕潛研堂故居
三、批評學界不正常的投拜之風
師道是古代知識分子非常重視的問題，唐朝韓愈一篇〈師說〉成為千古名篇，錢大昕也寫過一篇〈與友人論師書〉，對自己所處時代的師道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自古以來，學界都有投拜之風，然而，每個時代投拜者的動機和目的都不一樣。錢大昕在講到當時的投拜問題時，認為有些人投拜，對被投拜者的學行道德並無所知，而是借重其身份和地位，以圖某一方面的利益。他說：「今之最無謂者，其投拜之師乎！外雅而內俗，名公而實私。師之所求於弟子者，利也，傳道解惑無有也，束修之間，朝至而夕忘之矣；弟子之所籍以師者，勢也，質疑問難無有也，今日得志而明日背其師矣。（11）」錢氏所言，讀來是何其之真切。投拜之風不良，造成的危害當然也大，「士習由此而媮，官方由此而隳，師道由此而壞。（12）」錢大昕自己在當時的政治、學術上的地位都是很高的，當有人帶著功利目的投拜他時，他說：「若欲藉仆以納交一二巨公，俾少為援手，則僕之硜硜自守，不干人以私，友朋所共知，仆固不欲自誤，而亦何忍以誤足下乎！（13）」明確表示自己不會憑師生關係「干人以私」。當然，作為一個學者，他並不是所有情況都會拒人於千里之外，他說：「如以僕粗通經史，可備芻蕘之詢，他日以平交往還足矣！（14）」可以看出錢大昕對學術之間的平等交往還是持肯定態度的，以此表現出對當時世俗的投拜風氣的反感。
上圖：錢大昕著作
四、對市井陋俗的批判
古代的星算命算有著濃厚的迷信色彩，即使在知識分子中也很流行，錢大昕認為「子平淺術，本不足道。（15）」（子平是古時的一位命算家）。他以親身經歷提醒朋友不要為命算家所迷惑，他說：「今忽忽又四十年，三刑之不驗，予既親試之矣，願公之勿介意也，（16）」這種反命算的思想有一定的唯物主義成份，是錢大昕經世思想在人生觀方面的表現。
對於封建迷信的批判，錢大昕有多方面的論述，在生死觀問題上，他對死後擇地就有過尖銳的批評。他說：「夫鬼之為言歸也，骨肉歸於土，如人之歸室，故禮經謂之宅兆。今乃有數十年傳數代而不克葬者，縱使遲之又久，果得吉壤，而先人之體魄不安甚矣。死者而有知也，方且降譴於子孫，尚能予之福佑乎？（17）」顯然，錢氏對當時有些人為了給先人找一塊福地而等數十年甚至數代的做法不以為然，認為與其在死人身上做文章，還不如在「人理」上下功夫，他說：「地理不可知，而人理終古不能易，然則理順而行，理得而地亦得矣。（18）」他對時人毛稼軒「作文勸人速葬」一事表示贊同，稱其「今讀稼軒是編，喜其實獲我心。（19）」
上圖：錢大昕故居
五、對當時社會上的學風提出了尖銳批評。
在讀書求學的態度上，他強調務實的讀書作風，反對求學道路上的僥倖心理。
隋唐以來，科舉制度吸引了封建時代的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錢氏對此頗有見解，他認為「夫科目之設，聚數千萬人之精神，而決中否於一二人之目。（20）」這是社會的悲劇，這也是造成有些才智之士落魄的原因。有這樣的認識與他本人的經歷有著密切關係，實際上錢大昕一生多次參加舉人考試，都落榜了，如果沒有乾隆皇帝的南巡「獻賦」一事，很難說他不被擋在仕宦的門檻之外。他認為科舉考試有很大的偶然性，因而推重唐朝韓愈所說：「其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21），認為「士誠讀孔孟之書，修程朱之行，而學韓歐之文，能樹立，不因循，神未有不福之者。（22）」錢大昕反對當時學風上的一些不良習氣，尤其對有些人不真正讀書，而是專門在學問方面大搞人際關係，不務實學 ，甚至剽竊他人的成果為己有等學界的不良做法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說：「若夫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徒以揣摩剿襲為功，而僥倖以祈神之我佑，則非予之所知也。（23）」「游談無根」、「揣摩剿襲」歷來為我國學界之大患，錢大昕的這一思想是對宋明以來學界形成的空談心性的學風的反動，是對當時有些士子遊走於權貴之門、徒有虛名的一種批評，是清初顧炎武等務實思想家注重實學思想的繼承。以往說到乾嘉學者，有人以為是鑽故紙堆，從錢大昕的言論來看，他顯然更似乎是一個社會批評家。
錢大昕對科舉制的弊端是看得比較清的。明清時期，科舉考試限制越來越嚴，把讀書人的主要精力都限制在四書五經的範圍之內，使許多有實用價值的優秀古書被束之高閣，錢大昕認為這是很不應該的，他在談到「道藏」時，十分贊同惠松厓（棟）所說的「道藏多儒書古本」，認為「皆吾儒所當讀之書，而科儀、符錄不預焉。（24）」在科舉取士中，將保留在道藏中的古代儒書排除在外，是很不合適的，這實際上是觸及了要提高廣大參加科舉考試者的讀書範圍的問題。由於受到知識視野的限制，所以許多讀書人為讀書而讀書，讀過書之後，只知道賣弄一些書本知識以博取功名利祿，根本不注重自己真正學與行的同步提高，「科舉法行，士大夫習其業者」，「粗涉章句，即從事於應舉之文，父師所講授，無過庸輀骫骳之詞，得其形似，便可以至功名，（25）」指出讀書人「志在乞食，而不在修行，（26）」從而發出「蒙竊憂焉（27）」的感嘆。錢大昕十分尖銳地指出科舉士子「所誦者禮義，所好者名利」，這是「何其相戾之甚也！（28）」客觀地說，錢大昕並不從根本上反對科舉制度，因為當時還不可能找到比科舉更公正的選撥人才的方法，他一生的經歷，包括為學、仕宦、講學，無不與科舉有著密切的聯繫，所以他對當時考試對讀書人知識視野的限制和士子相習的流風的認識是深刻的，批評也非常精闢。
錢大昕對不務實學的投機取巧行為深惡痛絕，當時有些人「胸無萬卷書，臆決唱聲，自誇心得，縱其筆鋒，亦足快一時，（29）」，錢大昕說這是一種急功近利的行為，必定沒有什麼根基，這只能是「溝澮之盈，涸可立待。小夫驚而舌括，識者笑且齒冷，此固難於入作者之林矣。（30）」寫出來的東西嚇唬那些「小夫」，見笑於「識者」，然而，時風如是，識者幾何，當然也就可以「取快一時」。雖然是「溝澮之盈，涸可立待」，但為之者卻是歷代都有。錢大昕在提倡「多」讀的同時，還強調「善」讀，指出「善讀」與「多讀」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錢大昕所說的「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那就是反對在讀書過程中憑自己的主觀隨意猜測和評價古人，他說：「亦有涉獵今古，聞見奧博，而性情偏僻，喜與前哲相齟齠（31）」的人，認為這種人有意地標新立異，是「強詞以求勝者，特出於門戶之私，未可謂之善讀書也。（32）」在錢大昕看來，「多」讀與「善」讀是一種辯證關係，兩者只有結合起來，才能達到真正的讀書目的。
錢大昕作為一個乾嘉時代的學者，因其考據成就而使其有關的與現實有關的思想沒有彰顯於世，近年來，有一些學者對其經世思想作過一些探討。筆者因十餘年前做學位論文對錢大昕的經世思想進行專題研究的時候，對錢大昕對現實的批判思想有所了解，後來因工作方面的原因沒有在這方面作深入探析，近來偶翻舊稿，覺得錢氏這方面的思想有不少值得今天我們重新審視，因而結合現實的思考，再翻錢氏舊書，草就此稿，以期與學界同仁交流心得而已。
上圖：錢大昕著作
註釋
（1）王昶〈錢大昕墓志銘〉（《春融堂集》卷五十五）
（2）（3）（4）（5）錢大昕《潛研堂文集》（以下簡稱《文集》）卷二《梁武帝論》
（6）牟潤孫〈錢大昕論著中批評清王朝封建主的微言〉（見北師大紀念陳垣誕辰百周年《史學論文集》）
（7）（8）（9）（10）《文集》卷二〈洛蜀黨論〉
（11）（12）（13）（14）《文集》卷三十三〈與友人論師書〉
（15）（16）《文集》卷三《星命說》
（17）（18）（19）《文集》卷二十五〈毛家軒地理書序〉
（20）（21）（22）（23）《文集》卷二十〈饒陽縣新建文昌閣記〉
（24）《文集》卷二十九〈跋道藏闕經目錄〉
（25）（26）（27）（28）《文集》卷四十九〈布衣陳君墓碣〉
（29）（30）（31）（32）《文集》卷二十五〈嚴久能娛親雅言序〉
上圖：錢大昕
【文章出處】
《壹讀》
〈錢大昕對社會時蔽的批評〉
2019-04-18
網址：
https://read01.com/d0nzdkP.html#.YG13cKgzZPZ
作者：陳典松
【作者簡介】
陳典松（1967－），江西都昌人，浙江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碩士，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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