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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子：《王謝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與索隱》（十五）

《國葬》的象徵性、悲悼性與神秘性

《國葬》是《台北人》的最後一篇，也是較短的一篇，全文大約六千字。這個短篇小說，固然也具有獨立性，自成一個優秀完整的作品，它在《台北人》整體結構中所佔的地位和意義，卻更值得我們注意。如果《永遠的尹雪艷》是《台北人》的序言（prologue），《國葬》，更顯而無疑的，是這本小說的結語（epilogue）。或許，我們甚至可以說，《國葬》一篇，是台北人墓碑上雕刻的志文。 

故事是寫一個力衰體弱的老者秦義方，在一個寒冷的十二月清晨，到台北殯儀館內他舊日長官李浩然陸軍一級上將的靈堂，當時之所見所感，以及隆重的公祭典禮之後，他好不容易登上一輛十輪軍卡車，跟著靈樞啟程赴墓地的情形。小說始終客觀敘述，作者首先把故事的人、地、時，予以客觀描寫，固定下來。可是在秦義方向李將軍的遺像跪拜過後，作者隨著秦義方的內心感觸，很自然地鑽入他的內部意識，於是開始藉由這個老副官的主觀觀點，回敘往事，抒發感慨之情，揭露李將軍的為人。這之間，作者又時而夾入靈堂裏動靜的客觀描述（在秦義方觀察所及範圍內），主要卻是為了繼續刺激引發秦義方的回憶。小說近尾，啟靈時分，又有一段文字，客觀敘述秦義方如何不容易地獲准搭上一輛侍衛卡車去送靈。小說即以他在卡車上興起的一個光榮往事回憶為終結。 

從秦義方的內心自白或嘮叨，我們得知他打北伐那年起，就背了暖水壺跟著李將軍，從廣州打到山海關，之後幾十年間，忠誠服侍他，陪他渡過各種大風大險。可是數年前，由於年紀衰老，又得了哮喘病，李將軍終於叫他退休，到天氣暖和的台南養病。他滿心不願意，一則因為跟了李將軍一輩子，很以自己是他的副官為榮，不願喪失這個身份；二則因為他十分敬愛李將軍，覺得天下只有自己才摸得清楚他的脾氣，知道如何照顧他，極不放心把這個責任交付給別人。可是主人既然已經開了口，他覺得沒臉在公館裏賴下去，只得退休到台南，住在榮民醫院裏養病。從他在靈堂裏興起的一堆內心牢騷，我們得知他把李將軍的心臟病突發死亡，完全歸罪于那些不懂得如何照顧他的年輕侍從，「這些小野種」，「這起吃屎不知香臭的小王八」。他真的相信，「這次要是他秦義方還在公館裏，他就不會出事了」。小說裏，處處呈示出老的一代被年輕一代取替的現象。例如公祭典禮中，「一式大禮服，佩戴得十分堂皇」的三排將官，都是「新升起來的將官」，秦義方「一位都不認識了」。 

秦義方這個人，有優點也有缺點。作者對他，雖然明顯的滿懷溫暖的同情，卻保持客觀寫實，不隱飾他的缺點，沒把他理想化。他詛咒年輕的侍從，就是一例。他怨恨這些年輕侍從，一方面因為他覺得他們沒好好的照顧李將軍，另方面必也因為他們奪走了他的身份地位。他也是個頗有虛榮心的人，人家稱他「李浩然將軍的副官」，他就覺得「光彩得了不得」，後來長官叫他退休養病，他的首一反應，是覺得不「體面」。我們甚至還可說，他頗有點「勢利眼」：不論是抗日勝利那年在南京中山陵，或今日在台北李將軍的靈堂，他都十分注意那許多的「高級將領」，「將級軍官」。對於那些享有高貴地位的將軍──尤其是上一代的──他滿懷敬慕和近乎童稚的好奇。 

對於他衷心敬愛的，服侍了一輩子的長官，秦義方也不是沒有怨言。他內心咕嗜，李將軍嫌他老，嫌他病，把他「攆出門去」。雖然，事實是，他真的老，真的病，需要休養。 

然而，就是在他咕嚕埋怨的時候，我們從他的抱怨口氣，感覺出來的，還是他對主人死心塌地的「忠」和「愛」。除了忠誠的敬愛，他對李將軍還懷有一種近乎母性的衛護心理。夫人過世後幾年內，冬天夜裏，他常起來替李將軍蓋被，就是一個例子。在靈堂裏，他看到久居美國的李少爺，向弔唁的客人鞠躬答謝。以前少爺從軍校裝病退下來，跑到美國去的時候，李將軍氣得一臉鐵青，喝道：「你以後不必再來見我的面！」過了這許多年，現在又見到已經長成中年人的少爺，秦義方「那張皺成了一團的老臉上，突然綻開了一抹笑容來」。他「伸出手去，他想去拍拍中年男人的肩膀，他想告訴他：父子到底還是父子。他想告訴他：長官晚年，心境並不太好。他很想告訴他：夫人不在了，長官一個人在台灣，也是很寂寞的」。這是作者何等溫暖憐愛的筆觸！亦十足呈示出秦義方對主人的愛護和衛護心理。但當然，秦義方沒能和李少爺達成心靈上的溝通。他只說了「長官──他──」幾個字，便縮回手，因為，「中年男人抬起頭來，瞅了他一眼，臉上漠然，好像不甚相識的模樣」。 

如果他未能和李少爺心靈溝通，他卻在類似的一言半語之中，和小說的另一角色──劉行奇──達成了心靈上的默契。秦義方因為在致祭的人群中，看到章司令和葉副司令兩位久已隱居不出面的老將，而回想到李將軍從前曾舉起三隻手指，十分得意他說過：「我有三員猛將……章健、葉輝、劉行奇。」（小說裏提到，章、葉二人被稱為「鋼軍司令」，劉行奇被稱為「鐵軍司令」。筆者據聞：北伐時期，廣東、廣西軍英勇善戰，有鋼軍鐵軍之譽。）秦義方正回想到此。卻見一位滿面悲容的老和尚──這是作者文字轉接高明自然之一例──站在靈臺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出去。秦義方見和尚後頸上一塊巴掌大的紅疤，記起北伐打孫傳芳龍潭那一仗，劉行奇後頸受過炮傷，這才認出是他，趕忙追上去和他打招呼。 

在緊接的秦義方內心之往事回憶中，我們得知劉行奇跟隨李浩然將軍三十年，從家鄉開始出征，北伐抗日，勇不可當，盡打勝仗，深得李將軍的寵愛。可是在大陸最後撤退的時候，劉行奇和他的兵團被困在廣東，沒能和李將軍等會合一同撤離，卻全軍覆沒，給俘虜了一年，吃盡苦頭，才隻身從廣東逃到台灣。來台灣後，他即被革除軍籍，曾到李公館參拜長官，慚愧慟哭，稱自己「敗軍之將，罪該萬死」。李將軍則「紅著眼睛，一直用手拍著劉行奇的肩」，深嘆道：「這也是大勢所趨，不能深怪你一個人。」 

老和尚認出秦義方，「臉上又漸漸轉為悲慼起來」。說道：「秦義方──唉，你們長官──」便哽咽落淚，不能卒言。過後他又說了一次：「你們長官，他對我──咳──」還是說不下去，搖一搖頭，嘆息一聲，便頭也不回地離去。雖然他連一個完整句子都沒說出口，他和秦義方兩人，由於對李將軍的共同思慕和悲悼，在痛苦無言的片刻卻達企了心靈的匯通。 

作者讓秦義方追憶劉行奇的往事，一方面是為了指示他所以變成和尚的原由，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為了揭露李浩然將軍的人格和沉痛的心情。從秦義方早先的內心嘮叨，我們已知他的長官有「拗脾氣」，性格十分倔強，七十多歲還不肯服老，身體不舒服絕對不肯承認。他當了一輩子軍人，辛亥革命，北伐抗日，轟轟烈烈的建立了偉大功業。可是在台灣，「這些年沒有仗打了，他就去爬山，去打獵」。這樣的敘述，已經呈示出李將軍晚年，對於年歲的壓迫是多麼的不肯屈降，對於現實局勢使他無法施展雄才的事實，又是多麼的心懷悵憾。可是我們必須等到秦義方追憶劉行奇往事的時候，才能確實測探得知李將軍心事沉重的程度，和他愛國愛民的心之廣大。當劉行奇一臉枯黑，毛髮盡摧，逃到台灣來見長官，李將軍和他，兩人相對黯然，半天，李將軍才幽幽說道：

「我以為退到廣東，我們最後還可以背水一戰，章健、葉輝、跟你──這幾個兵團都是我們的子弟兵，跟了我這些年，回到廣東，保衛家鄉，大家死拼一下，或許還能挽回頹勢，沒料到終於一敗塗地──」長官的聲音都哽住了，「十幾萬的廣東子弟，盡喪敵手，說來──咳──真是教人痛心」說著兩行眼淚竟滾了下來。

對於一生倔強好勝、深愛家鄉的李將軍，眼看自己手下幾個兵團一敗塗地，使十幾萬的同鄉子弟盡喪敵手，該是何等難以忍受的痛苦事！可是對著喪失了整個兵團。慚愧得泣不成聲的劉行奇，李將軍沒有一句責備的話，卻紅著眼，拍著他肩膀，說道：「行奇，辛苦你了──」秦義方追憶大陸最後撤退時，李將軍和章司令、葉副司令三人，在海南島龍門港八桂號兵艦上苦等三天，等劉行奇和他的兵團從廣東撤退出來。「天天三個人都並立在甲板上，盼望著，直到下了開船令，長官猶自擎著望遠鏡，頻頻往廣州灣那邊了望。三天他連眼睛也沒合過一下，一臉憔悴，驟然間好像蒼老了十年」。就這樣寥寥數句，作者極端生動有力地表達出李將軍對劉行奇的深厚手足情誼，以及對自己同鄉子弟兵的極端關心和愛護。 

已經去世的李浩然，當然沒能和讀者直接見面。我們對他的認識，一部分是來自作者對靈堂動靜的客觀描述，例如從公祭典禮的隆重場面和主祭官的祭文內容，我們得知他一生功業之大概，得知他是一個不平凡的大將軍。但，我們認識他之為一個人，卻是經由秦義方的意識媒介。而秦義方這個角色，固然被作者勾繪得栩栩如生，活靈活現，他在小說中最主要的作用，也就是做為一個中間人，把李浩然將軍推介給讀者，讓我們一同悼念這位一代巨人的死亡。 

這就使我們聯想起《台北人》中的另外兩篇──《思舊賦》和《梁父吟》。事實上，《國葬》的小說形式，和這兩篇頗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甚至小說裏的人物，隱隱問也仿佛有某種的相關。 

我們記得，《思舊賦》裏那個沒落的貴族之家，也姓李。家長和李浩然同樣，是「李長官」，以前也有過「轟轟烈烈的日子」。夫人也是早幾年去世。那麼，李浩然將軍，是否就是《思舊賦》的李長官？ 

似有此可能。但論起性格，卻又不像。《思舊賦》的李長官，身體虛弱得「脫了形」，任由羅伯娘服侍吃藥睡下。看見女兒墮落，他便鬧著要出家當和尚。完全沒有李浩然將軍那種倔強不肯屈服的氣勢。李浩然如果身體不舒服，「你白問他一聲……他馬上就黑臉」。少爺逃離軍校跑去美國，他生氣的方式，當然不是鬧著要出家，卻是寧可一輩子不見兒子的面。此外，在李將軍靈堂裏披麻戴孝，頻頻向弔唁的客人鞠躬答謝的中年男人，顯然也不是《思舊賦》裏那個變成了白癡的李少爺。 

《梁父吟》裏的翁樸園，致身革命，日後幾十年間又「東征西討」，背景年齡都和李浩然相像。他的夫人也已經先去世。他有一個兒子在美國教書，亦可符合今日在靈堂披麻戴孝的李少爺。特別是樸公那個蒼老的侍者賴副官，「穿了一身褪了色的藍布中山裝……背卻佝僂得成了一把彎弓」，頗符合《國葬》中秦副官的模樣：「身上穿了一套舊的藏青嗶嘰中山裝……腰彎成了一把弓」。兩人都同樣勉強直起腰，做立正的姿勢。那麼，今日接受國葬的李將軍，是否就是樸公？悲悼著長官的秦義方，是否就是賴副官？ 

似也有此可能。但是，樸公和李將軍，性格還是不很像。兩人雖然同具正直的氣質和貫徹始終的精神，但樸公中和得多，文儒得多。 

在年齡、功業、背景、地位、性格、一生命運，各方面都能和李浩然將軍相符的，卻有一個人，那就是樸公追悼的結拜義弟──王孟養。

王孟養，我們記得，和樸公同是革命元老，日後幾十年間又東征西討，具有超人的才略機智，官位升得最高，當了「總司令」，建功立業，叱吒風雲。我在分析《梁父吟》這篇小說的時候，曾經詳論其中的中國歷史文學典故之運用，談到作者存心把王孟養影射為諸葛亮。在《國葬》裏，我們發現，作者同樣也把李將軍暗喻為諸葛亮。 

李將軍靈堂內，章健的輓聯之「漢賊不兩立」一句，語出諸葛亮《後出師表》。葉輝輓聯中有一句「遽吹五丈秋風」，諸葛亮即死於五丈原。這些顯然都在影射李浩然為諸葛亮，興復漢室而功虧一賞。 

《梁父吟》小說裏，王孟養的國葬儀式，可比李將軍的國葬儀式，十分「風光」，「人到得那麼齊全」。可是王孟養晚年，顯然由於現實情勢的拘囿，和「不合時宜」的剛烈性格，「才智……沒能展盡」，相當不得意的樣子。《國葬》的李將軍，命運似亦相同。作者沒有一句明白的話，可是文中隱藏著絕對不錯的暗示。葉輝的輓聯，下聯後半是：

聞道霸陵夜獵何人願起故將軍

這裡，作者顯然把李浩然暗中比喻為西漢時代防禦匈奴的正直名將李廣。李廣一生汗馬功勞，但運氣不好，晚年征戰無功，屢遭貶黜，最後被迫自殺。李廣被劾落職，家居賦閒，曾經夜獵（李浩然也「這些年沒有仗打了，他就去爬山，去打獵」）。《史記．李將軍列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白先勇引用李「故將軍」夜獵的典故，即影射李浩然晚年之落魄，不得意，以及世態的炎涼。 

如此，就小說人物而言，《國葬》和《思舊賦》，特別和《梁父吟》，確實好像是有關係的。然而這三篇小說更值得注意的共同點，是小說的象徵意義與悲悼氣氛。

討論《思舊賦》的時候，我已解釋，該篇小說真正的主角，不是順恩嫂和羅伯娘，而是殘破的李家與其所象徵之中國傳統社會文化。討論《梁父吟》時，我亦說過，如果我們把王孟養當作諸葛亮來解釋這篇小說，則故事主角不再是翁樸園，而變成王孟養和他所代表的中華民國之精神。同樣，《國葬》一篇的真正主角，也不是秦義方，而是李浩然將軍，和他所象徵的我們國家與文化。 

順恩嫂、羅伯娘、樸公，秦義方諸人，其實只是故事的敘述者，主角的悲悼者。也就是我所說的「中間人」，把過去光輝無比但現在殘敗死亡的主角，推介給我們，讓我們也一同追悼憑弔。 

《思舊賦》之李長官，《梁父吟》之樸公，王孟養，與《國葬》之李浩然將軍，既然或象徵我們文化，或象徵我們國家，無怪乎彼此之間仿佛相關，甚至好像是同一個人。 

李浩然將軍一角之象徵性，是不容置疑的。首先，小說題《國葬》，就似有所暗示。從祭文內容，我們得知他集中華民國之史跡於一身。他最深痛的悲哀，是在緊要關頭，沒能「挽回頹勢」，終於「一敗塗地」而使同胞子弟「盡喪敵手」，秦義方的記憶中，最光榮的一日，是「抗日勝利，還都南京那一年」，他隨長官到紫金山中山陵謁陵那一天。 

李將軍到中山陵去謁陵，也是很有含義的。暗示李浩然這個人，繼承國父的精神和遺志，一生抱持和我們國父同樣的崇高理想。他和國父同是廣東人，也是作者的一個暗示，此外，「廣」「東」二字亦可解為「廣大的東方」，所以好像同時也有文化方面的暗示意義。

出殯的行列向墓地進發，到南京東路，路旁有一部隊正在行軍。部隊長看見靈車，馬上發出一聲號令：「敬禮！」聽到這聲號令，看到士兵倏然行注目禮，秦義方瞬間回想起當年到中山陵去謁陵時的情形。那時他年輕力壯，跟在十分英俊豪邁的李將軍身後，那些駐衛部隊，排列在陵前，一見他們走上來，便轟雷般地喊起：「敬禮──」。相隔二十餘年的今昔兩景，看來頗相似，都是士兵在通往墓地的路上，向李將軍致敬。可是當年李將軍去中山陵，顯然是為了向國父的在天之靈報告交代抗日成功的喜訊。而今日，他的遺體被移往墓地，情況又是多麼的不同！ 

作者的悲哀和感慨是明顯的。事實上，作者的心情是如此的沉重，他似乎沒有多少餘力對小說人物加以慣常的反諷。上述今昔兩景的對比，固然不無反諷含義，但一般說來，《國葬》一篇的反諷意味著相當微弱的（當然，小反諷還是時常出現，譬如秦義方認為沒有「良心」的年輕侍從，卻很健康，有「良」好的「心」臟：而他認為很有良心的李將軍，卻因心臟不良而亡故）。 

可是，我們卻不能把作者這份悲感，誤解為頹廢性質的悲觀。《國葬》作者所要傳達的意旨是：活在今日這個偏重肉體現實的世界裏，我們的惟一精神滋養，和對靈魂的救贖，即是對於光榮過去的記憶和禮敬。我們人類，若要維持人性的尊嚴，繼續做「萬物之靈」，就必須不遺忘，不斬斷過去。保持一份記憶。一份禮敬。

有一點我們不能忽略，《國葬》一篇的最後一句，也就是《台北人》這本書的最後一句，是士兵轟雷般喊出的「敬禮──」二字。另又值得注意的是，今日國葬，部隊士兵行禮的對象，是「靈」車。行禮的地點，是「南京」「東路」。路上又有一座用「松枝」扎成的「高大」牌樓。這些都是有雙關暗示含義的。如此，當部隊長高聲發號：「敬禮！」就好比《台北人》的作者，從肺腑深處，用靈魂的全部力量，呼籲號召我們全體一同，向人類的靈性光輝，以及我們一度燦爛無比的國家文化，致上最高最深的敬意。 

白先勇對於「靈」或「精神」的信仰與崇拜，在《台北人》的這個未篇小說裏，達到了最高潮。我們讀《國葬》，從頭至尾，一直感覺到「靈」的存在。首先，小說主角李將軍，就是已經脫離了肉體的「靈」。小說情節發展的地點，是「靈」堂。而「殯儀館」、「白簇簇」「祭奠的花圈」、「牌坊」、「靈臺」、，「遺像」、「致祭」、「黑布鞋」、「白髮如雪」、「白鬚白髯」、「陰霾……冷峭」、「哀樂」、「啟靈」、「靈柩」、「靈車」、「黑色……汽車」、「白菊」、「白麻孝帶」、「靈堂裏黑壓壓」、「凝神摒氣」、「交通已經斷絕」，等等的文字，一再的使我們感觸到死亡，或靈與肉的永別。挂滿于靈堂四壁的輓聯，「拖到地面，給風吹得飄拂了起來」；靈臺的正中，懸著一幅「李浩然將軍穿軍禮服滿身佩挂勳章的遺像」；「香筒裏的檀香，早已氤氳的升了起來了」。這樣的描寫，使人覺得李將軍的靈魂，好像真的遊回在空氣裏，統攝著整個靈堂，統攝著整篇小說。 

《國葬》的神秘性質或氣氛，主要成因固然就是李將軍已經去世的事實，和作者的文字技巧，但還有其他情節上的因素，譬如秦義方住在台南榮民醫院，一夜夢見李將軍騎馬奔過來，向他喊道：「秦副官，我的指揮刀不見了。」嚇得他一身冷汗滾下床，心裏就知道：「長官不好了！」我們記得，李將軍到中山陵去謁陵時，「一柄閃亮的指揮刀斜挂在腰際」，指揮刀影射生命的活力，所以指揮刀之遺失，即暗示生命之喪亡。李將軍的靈魂托夢向秦副官告別，亦增添小說的神秘性質。 

比這個夢更具有重要意義的神秘情節，就是老和尚劉行奇的突然出現于靈堂，以及隨後的突然飄逝。和尚「滿面悲容」，「身披玄色袈裟，足登芒鞋，脖子上挂著一串殷紅念珠，站在靈臺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了出去」。秦義方追上去，和他招呼談話，他卻只吐出兩半句話，掉下幾滴眼淚，搖一搖頭，嘆息一聲，便「頭也不回，一襲玄色袈裟，在寒風裏飄飄曳曳，轉瞬間，只剩下了一團黑影」。如此之描寫，暗示這個和尚，已經解脫成仙。因為他自己親身經歷過極端痛苦考驗，他體悟到人世之無限悲苦，於是生出菩薩心腸，以廣大的慈悲，憫憐受苦的眾生。 

這位老和尚，到最後一篇《國葬》才出現，是深具含義的。這指示出《台北人》的作者自己，在寫作這本小說的過程中，心靈上的發展和轉變。我們記得，《台北人》首篇之尹雪艷，也不是凡人，也是超自然的「靈」，可是她冰冷無情，毫無慈悲心腸，所以她是死神，而非菩薩。白先勇開始寫作《台北人》的時候，心情可能就像尹雪艷，打算冷冷地，完全客觀地，高高在上而不付予絲毫感情地，寫幾個諷刺社會的小說。可是才寫完第一篇，他就已經心軟；接著一篇篇下來，在文學創作過程中，他一次又一次，隨同小說人物，在心理上親歷了他們個人的生命悲劇，終於徹悟人生是茫無邊際的苦海。如此，寫至最後一篇《國葬》時，作者彷彿已看破紅塵，超升解脫而變得大慈大悲。正如老和尚劉行奇，在兩半句話和幾滴眼淚裏，替芸芸眾生擔當著無限的憂苦。 

所以，《國葬》這篇小說，題材雖然和《永遠的尹雪艷》同樣涉及死亡，兩篇小說的含義、語調和氣氛，卻都迥然不同。《永遠的尹雪艷》冷酷而悲觀地呈示出人類的卑微；《國葬》則溫和而達觀地呈示出人類的尊嚴。 

李將軍一生，倔強不屈，保住人性尊嚴，所以雖然身死，精神尚存，堅留不去。正如章健輓聯上所題，「豈容青史盡成灰」。如此，李浩然的死亡，異於尹雪艷魔掌下客人之死亡，不令人頹廢喪氣，卻予人一種壯烈的悲劇感。 

有生必有死。這是絕對改變不了的事實。由於時光永不休止地流逝，「世事無常」是必然的現象：年輕的人終將老死，貴族之家終將沒落，興盛的國家終將衰亡，燦爛的文化終將失色。在這無可奈何的自然定律控制下，我們人類，只要能夠畢生保持住一點靈性的光輝，不喪失人性的尊嚴，也就算是沒有在人世在活了一場。

死神，當然，是無可抗拒的，然而死神的魔力，只能操縱結束我們的肉體生命，未必管轄控制得了我們的精神生命。比如白先勇。和大家一樣，他的血肉之軀很快就會化為白骨灰燼，可是他的精神，由於《台北人》這一部偉大小說的創作，已經超越時間的限制，達企了永恒。


上圖：空軍儀隊


【文章出處】
《歐陽子：《王謝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與索隱》（十五）》
〈《國葬》的象徵性、悲悼性與神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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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歐陽子
【作者簡介】
歐陽子（1939年－），本名洪智惠，生於日本廣島，台灣南投縣人，台灣女作家。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與同學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李歐梵、劉紹銘等人創辦《現代文學》，開始以「歐陽子」的筆名在《現代文學》寫小說。畢業後前往美國愛荷華大學小說創作班攻讀碩士，後進入伊利諾大學進修，以評論白先勇小說聞名，《王謝堂前的燕子》（1976年）一書就是以評論《台北人》各章小說的總評。現旅居美國德州，專事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