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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應該必讀嗎？ ──又一次爭議

前言

民國100年10月22及23兩日，台灣哲學學會假台北醫學大學舉辦2011年度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除發表六十餘篇專業論文之外，大會也特別設立了「四書納入高中必選教材是否合宜？」哲學論壇，邀請各界賢達各抒己見，並與在場學界人士切磋琢磨，共同探究其中所涉及的議題。

台哲會之所以主辦爭議這麼高、政治性這麼強的論壇，有基本的理念。其一，是相信爭議的背後常有深刻的問題等待探索，其二，是相信不同意見各方之間理性而互相尊重的對話有助於深入問題，甚或尋得共識、得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台哲會無意辯論分出勝負，也不是要在政治或政策上動員或策動哪一方。我們只是相信：帶著理性、開放態度來與會的成員，經過不同意見的激盪之後，能夠形成自己的判斷，在不壓迫對方的前提外，逐步尋得建立共識的可能。

受邀參與論壇的與談人，各有獨特的專業訓練與背景。佛光大學謝大寧教授在中文學界夙享盛名，也是四書納入高中必選教材的重要推動者之一。清華大學祝平次教授同樣來自中文學界，對此一政策期期以為不可。中正大學謝世民教授專精法律與政治哲學，從自由主義的立場反對國家違反中立原則。台灣大學范雲教授，長期耕耘社會學領域，從多元文化、民主程序及女性主義看待此事。嘉義女中卓翠鑾老師是第一線國文教師，大學主修哲學的她，從高中教育現場及自身教學專業，提出精闢見解。東海大學蔡家和教授與台灣大學杜保瑞教授都在哲學系教授中國哲學，對於四書納入高中必選教材，基本上抱持樂觀其成的態度。同樣在哲學系任教，曾受中國哲學吸引的中正大學陳瑞麟教授，則從親身經歷及其他角度持反對立場。透過多樣的背景與不同的立場，我們希望盡可能引發豐富多元的思考。

因為時間有限，論壇設計採書面與會議現場兩者並行。在會議舉辦之前，祝平次與陳瑞麟兩位書面與談人已經先寫好全文，供其他與會者參考。謝大寧、范雲、卓翠鑾與謝世民諸位，則在會議現場陳述主張並回應問題。杜保瑞與蔡家和兩位，是在聽過論壇錄音並讀過逐字紀錄之後，提出會後書面回應文。收錄在此的文字，因此分為會前、現場與會後三部分。若算上現場10位提問者，一共有18人留下思考與對話中的足跡。四書納入高中必選教材是否合宜，我們或許並未找到足以讓各方信服與接受的結論，但對於此一問題所涉及的各個面相，這一論壇相信至少有探賾索隱之功！

台灣哲學學會第六屆祕書長　張忠宏





會前書面與談文

清華大學中文系祝平次教授

各位親愛的與會者：

很感謝台哲會費心安排，讓我有機會以這樣的方式參與這場論壇。這樣的方式，讓我覺得與陌生的你們親近不少。這種親近感，讓我決定寫一封信給你們，來表達我的意見。這種親近的陌生也讓我覺得興奮，類似於一個高中生對於即將面臨與置身其中的世界感到興奮一樣。他即將成為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嘗試這個世界所能夠提供給他的苦楚辛酸與快樂，然而他對這個世界，卻沒有多少的認識，只感覺到陌生，乃至於對於要進入這個世界的事實，一無所覺。但不管有無所覺，卻有一項人生的大事，將使他大大震驚，而這項大事，卻是他花一輩子時間也無法完全掌握的事。

也許我現在講的是我自己的經驗。但就像中國先秦的孔丘、孟軻一樣，他們總是從自己的經驗去推知別人的經驗，總是把辯論的基礎建立在共同的經驗之上，這也是我今天嘗試進行的方式。畢竟對於異見的討論，如果不能有一個可以共同衡量的標準，那這樣的討論注定流於各說各話，雙方無法從這樣的討論得到什麼益處。建立共同的基礎有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我也歡迎執持相反意見的學者，能夠提出他們所偏好的共同基礎。不要像教育部的說帖，理由變來變去的，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像把《四書》說成是什麼都可以醫治的萬靈丹，等別人一質疑，他們又問東答西，使用閃躲戰術。最後終於在總統選舉階段，露出廬山真面目，說是為了「強調台灣是中華文化領航者的優勢地位」，甚至要進一步為台灣的讀經班拍廣告片。這種無益於討論而有益於達成既定政策的作法，對於問題的理解與決定沒有什麼幫助，只是展現出政治權力擁有者的粗暴而已。以下，我就依著自身的經驗、我對於儒學歷史構成的認知、以及我對儒學思想倫理內涵的了解，申論反對在高中教《四書》的理由。

讓我從個人的經驗說起。高中生階段的大事，就是生理上的性成熟。尤其對於男同學來講，性生理要比女同學成熟得晚。在這段時期，他們的身體發生種種的變化。他們開始經歷擬真的夢中性經驗，會因為無法控制的勃起而感覺到尶尬。他們渴求親密關係，發現無法滿足於自身，必須和這個世界有所聯結來達到自己的滿足；即使這樣的滿足已經被實現，也無法預測還有什麼會等在前方。他們的身體跟他們講，從此之後，世界不會再是原來的樣子。對於這樣的高中生，教育可以提供什麼資源去面對未來的一切？所謂的教育他們是怎麼一回事？把他們困在兩千多年前寫成的文字當中，告訴他們自己身體的變化不重要？告訴他們世界的未來其實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被決定，因為最重要的真理已經被揭示，而他們即將被告知，並且被要求遵守或信仰？告訴他們當自己的身體與這些語言無法連結接觸時，有適當的老師會幫他們引渡，讓他們也成為禁欲淨身朝聖的一員？告訴他們，聖境崇高，身體生理的需求是一種低劣的衝動？或是像某位引用經典的「搶救國文聯盟」的女性成員，要告訴他們「小不忍則亂大謀」？中國清代寫成的《紅樓夢》的第五回，就寫入了賈寶玉的夢中性經驗，做為全書討論性、情、欲的起點。《紅樓夢》寫的，就是要說關於身體的事忍也忍不住，那是男性性成熟的事實。文學可以如是坦白、誠實，哲學呢？儒學呢？

做為儒學源頭的開創者，中國先秦的孔丘與孟軻，怎麼解決這問題？他們解決的方式，就如孟軻所謂的「君子遠庖廚」一般，讓社會制度去解決這種人生的急迫性，讓他們所需要的伴侶消失在他們的論述之中，讓他們的學說加入父權社會的一支而使得另一性永遠無法成為文化上的重點。當他們侃侃而談男性士人怎麼在當時的封建貴族政治文化建立自我的時候，他們的性需求早就藉著指定婚配加以解決。更不用說，遠古《詩經》裡，儒家傳統的三代聖人的祖先，也都是與動物交合或是夢中受孕而來，其間充滿了各種神奇鬼怪之事，而孔丘的學生卻記載他「不語怪力亂神」，而且高聲頌揚堯舜三代之治。這種輕忽事實的傳統，下面會提到，現在還是讓我回到性需求的這個重要的人生大事上。關於這件人生大事，在孔、孟弟子所編纂的《論語》與《孟子》裡，只有一句「知好色而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講出了實情。其它，就如孟軻所說的，肉可以吃，不過最好自己不要殺生一樣；性可以愛，但最好閉口不談。

就歷史來看，中國古代先秦封建制度下，這些男性貴族有實際性經驗的時期和他們的性生理成熟時期是互相重疊的。現在台灣的社會，在初高中時期，兩性的交往普遍被壓抑，更不用說性、情、愛在很晚近才被導入教育系統；形成台灣嚴重的遲滯青春期現象。（日前，教育部花了一大筆錢要教導兩性情愛關係，而其鎖定對象年齡是25歲。25歲吔？！有這樣的教育部，難怪會有這樣的高中教育政策！）在實際社會制度不支持解決性情愛問題的情況下，還要利用這些避「欲」唯恐不及的中國儒家文本來達成推崇文化象徵的權威、達成政治意識型態的目的，個人當然是極力反對的。亞里斯多德早就說過，對於性成熟所帶來的身體變化，及其產生的生命力，若不好好引導，將引起個人生命的不良後果。他的建議，其實也是經由家庭的安排，進行早婚。但早婚，在現代社會，對大部分的人來講已經不可能。這也形成了生育率下降、然而教育文化又是極度禁欲的詭異現象。但亞里斯多德至少直面這個問題，儒學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不能為性成熟期的高中生提出什麼協助，還要在這邊討論要不要把兩千多年以前的文本以原封不動的的型態逼它們接受。這是什麼樣的教育？這種不面對人生重大問題的哲學，從一開始就帶有不誠實的特質。或說，它的不誠實的特質其實是它在歷史脈絡裡慢慢形成的；因為把它歷史脈絡裡的「食色性也」之社會背景割除後，再加上後世理學家「存理去欲」的閹割炮製，儒學的倫理思想成為一種極端的道德主義，就使得它更加地不誠實。這些中國宋明時代的士人，披著道德論述的外衣，儼然成為聖人的化身，替聖人立言，但就如宋明時代的帝制歷史所顯現的一樣，那時候的中國並沒有因此而有什麼令我們今天覺得偉大的變化。倒是稱皇帝都要稱「聖」，而精英階級不誠實的程度倒是增加不少；或是讓我們淡化這樣的不誠實，而將之稱為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落差。

就集體現象而言，自從朱熹編訂的《四書》在帝制中國的元代成為最重要的科考內容之後，它一直是帝制中國在廢除科舉前的意識型態。這些士人一方面高談存理去欲，一方面努力用功想要擠過科舉的窄門、一舉成名天下知；當然，雖然他們不說，我們都知道他們也是要一方面解決自己的性需求，所以中國唐代崔鶯鶯的故事才會成為士人間流傳的故事，形成中國文學中的才子佳人傳統，更不用說在中國明代的章回小說裡士人與性的關係更是無所不有。今天在台灣，這些中國文化民族主義者不管意欲如何，他們驅動教育部逼高中生要念《四書》；而教育部因為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意識型態，也樂於與之媒合。造成的結果和帝制中國的科舉不會有太大的差別。只是大家為了考試，都把《四書》知乎也者一番；而且由於沒有政治、社會體制的配合，可以想像就像現在大部分的大學生一樣，一入大學，不用拋棄，就自然而然地置諸腦後。置諸腦後，也許不會造成什麼傷害，但為什麼要讓性成熟期的高中生花那麼多的時間在這種徒然上，只為了證明現在政權可以讓台灣占住中華文化領航者的優勢地位。畢竟，這種抽象的優勢是什麼優勢？和高中生的教育又有什麼關係？當高中生因為生理的關係，亟欲了解自我與世界，卻要他們在考試的威逼之下被鎖進部分人所認定的傳統，這是什麼樣的教育者態度？高中生的時間，難道沒有更好的使用方式嗎？為什麼不讓他們有多一點的時間去認識自身、認識自身所處的世界，以及他們自身與這個現實世界的關係？

就個人的虛偽層次而言，朱熹一方面認為科舉之學不是聖人之學，卻又把自己的長子送給呂祖謙去補習，呂祖謙亦即當時的科舉補習班的補習達人。朱熹再怎麼樣還是希望兒子能夠通過科舉求得一官半職、維持家族是官戶的士人身分。這雖然是人之常情，但對照他所提倡的聖人之學，難免讓人有言行不一的感覺。另外，明代的王守仁（號陽明），一方面講「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仁，卻在一夜之間坑殺了幾千名投降的民間起義士兵。當然，在台灣實施集權統治的蔣介石也自認為是王守仁的信徒，還把草山改成陽明山。而他的政權，就是一方面搞政治鬥爭、奪人性命，一方面又以儒家式的中華文化宣揚者自居。這種種不誠實，在他們現在的追隨者完全以闡揚為詮釋的方法與方向，當然無法提出來反省批判。但難道我們就要讓高中生在這樣的文化之中，消磨掉他們原來充滿活力的青春嗎？難怪魯迅要說，這樣的文化，是一種吃人的文化，把人的生理事實還有一些重要的面向都吃掉了。而魯迅對於要把孩子推入這種文化的火坑中，只有一個呼籲：「救救孩子！」

魯迅做為一個中國人在中華民國的初年，就已經覺得陳腐的儒家文化不但不合時宜，而且造成人性重大的扭曲與傷害。在今天已然民主化的台灣，我們對於他的批評不但未加以適切的理解，想出對策，反而要把小孩再推入這種吃人的文化裡。這是什麼樣的教育？為什麼要生理上正在經歷重大變化而心理上有著無數困惑的高中學生學習在中國南宋帝制王朝被集結而成的科舉考試內容？《四書》做為一整套的文本，有什麼其它文本所不能取代的地位？而教育部為什麼要違反程序，不敢名正言順地列為必修，在原來的必修與選修之外又創造一個出換湯不換藥的「必選」？又《四書》到底是什麼東西？將之列入高中必選課程，到底是為了語文教育？文化教育？還是品格教育？還是它是全科教育？（在帝制中國，它的確扮演這個角色，而從部分支持者的發言來看，它們也還的確有這樣的信仰。）教育部的說帖一直將重點放在品格教育，但品格教育為什麼用的是語文教育的選修時數？語文比較好的人，道德就比較高嗎？回顧台灣的歷史，有哪位中文系的教授或在中文造詣有公認地位的
人，品格真的為眾人所肯定嗎？

尼采對於傳統的保守主義者有如下的批判：他們只是禁欲的祭司，自己已經遠離生活，卻還要把所有的人變成聽話的羊群之中的一個，他們口口聲聲宣稱傳統的重要，而自己就是這種重要性的具體代表。他們揮舞著法杖，領導羊群，成為群羊的守護者，卻也隨時準備把任何一隻不聽話的羊送上祭壇，做為違逆傳統的代價。當然尼采的批判是一種外部的批判，但這種外部批判指出的就是內部人渾然不覺的權力關係，很容易被外部的人一眼看穿。在西方倫理學兩千多年的傳統，到了尼采才把「道德論述」本身視為一種權力的形式加以揭露。接著這樣的揭露，西方20世紀的下半，可以說是批判的半世紀。各式各樣的理論，試著揭露各式各樣權力與論述的關係。當然，今天自內於儒家傳統的現代學者對於此點避而不談，這樣一方面不會擾動他們的信仰，也讓他們更加安心地繼續享有自己的地位。但當代的倫理學家Agnes Heller就對這個倫理學的後設問題有所警覺。她問：誰有權力去對另一個人做出道德判斷？

今天在這裡談論高中生的教育問題遠遠超過道德判斷的問題。而是比道德判斷遠為嚴重的、透過體制進行道德灌輸的問題。難道不該問問，這樣的權力是什麼樣的權力？我們有什麼立場、教育部有什麼立場、教育部所特聘的課程委員有什麼立場去使用這樣的權力？根據新儒家對於孔孟學說的宣揚，儒學的基礎就是天生、主觀的道德主體性。請問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這些高中生的道德主體性又被置於何種考慮的位置？為什麼它們必須被當做客體來對待？這難道不是理論與實踐差距所形成的虛偽的另一例嗎？權力與權利問題是儒家倫理學沒有反省過的問題，但在今天民主的台灣，這兩者都和現實的倫理情境有著緊密的關係。前面提到的蔣介石就是一個好的例證。由此，也可以見出儒家倫理學不合時宜的一面。他們以為不談論權力就是一種道德，卻不惜在不討論權力與權利的情況之下為所欲為，大動其所能動用的權力而完全不顧及別人的權利。這種儒家式的父權管理，西方學者已多所批評。大家看看新加坡片《小孩不笨》，就可以了解這種父權管理的體系。簡單來講，這種父權邏輯，就是大人怎麼樣處置小孩子都是為了小孩子好。亦即自己的道德信心，就是使用權力、不顧他者權利而對他者進行處置的理由。而這樣的邏輯和中國先秦時代做為法家總結的韓非子一模一樣，也在漢代被漢宣帝一句「雜用儒、法」一語道破儒法之間的正面關係。而中國清末民初的「萬惡孝為首」的口號，可以說就是對於這種過去中國政教合一體制最直接的抗議。

1949年中國共產黨打敗國民黨建立新中國的時候將儒家這套棄置不用。一直到今天，不管是中國還是台灣的大學裡的中文系，能持續提供完整《四書》課程的，個人聽都沒聽過。今年5月，我詢問一個中國的同行，他也說在中國沒有大學在教《四書》。（《論語》、《孟子》的情況不一樣。）這位中國同行，一聽我講台灣的高中課程要植入《四書》時，他馬上說：「要怎麼教？要怎麼考？」連大學都無法教的課程，我們卻要高中生去學習。我們的課綱委員，只顧植入意識型態、文化立場，不顧教學現場要怎麼進行；這也是當代新儒家在詮釋儒學時表現出的重「道德」、輕事實的態度。

在這次的《四書》事件當中，這種態度表現為把很多社會現象連接到缺乏《四書》教育，例如學童不讓座、學校發生霸凌事件。對於這些事件，他們並沒有進行進一步的理解，就以缺乏修讀《四書》做為原因，向社會宣傳。以「霸凌」為例，只要多讀一點台灣的小說，就知道學校霸凌事件一直存在。也許，因為現在社會變動加劇、速度加快，霸凌事件的確比以前未工業化、未商業化的社會來得頻繁。然而，這個現象也是全球化的現象。忽視這種時空的特質，未加以適切的理解，就把閱讀兩千年以前的文本做為解決之道，實在很難看出其中的關聯性是什麼。但只要了解這些提議之人後面的文化信仰，則這種難以了解一下子就變得不解自明。這些人和教育部的政治合拍，也就不是那麼難以理解的事。但真得要為了部分人的文化信仰、政治目的，就葬送高中生的青春嗎？這種輕忽事實而注重自己理念也是儒學的傳統。從孔丘開始就編造堯舜三代理想之治的傳說，而不管實際上的三代歷史是怎麼樣發生的。孟軻更在他的學生根據《詩經》的記載，質疑他所描述的武王伐紂的情況時，就說出了「盡信書不如無書」這樣的辯解。就連現在討論的《四書》，也是中國南宋的朱熹為了宣揚儒家傳承的道統而編造出來的，他把《大學》的作者指認為曾參，把《中庸》的作者指認為孔汲，同時代的葉適就已經指出這種說法違反歷史事實。

歷史可以任意變造，無怪乎帝制中國的皇帝喜歡這一套，在台灣遂行集權統治的蔣介石也喜歡這一套。之後國民黨還要燒掉雷震的獄中日記，將雷先生處決兩次，以滅口來維持政治神話的持續。而這種以主觀詮釋「道德」、「倫理」，不容他人根據事實置喙、質疑正是傳統儒學政教合一的特徵。當代新儒家在挖掘儒家的深意，當然都是把這樣的儒家思想與它們的時代割離，不考慮它們與時代的一致性。解放以後的新中國則把它們與時代緊密結合，將之視為封建遺毒，大加批評聲伐。開放後的新中國則把它當做國家軟實力，打著孔丘的招牌廣設孔子學院，試圖影響全球的中國論述。但也還沒頭腦不清楚到把它引進到教育系統；畢竟，共產黨在〈東方紅〉裡的豪氣還是在的。這種豪氣，簡單來講就是破除舊傳統儒家士人的精英文化，而訴諸大眾的力量。不用說，這在中國的歷史上是一豪舉，而且是成功的豪舉。這只要證諸共產黨成功之後所重述的中國史就可以知道。敗落到台灣的國民黨採取的政治文化路線，卻還是帝制中國孕育下的儒家士人的傳統精英社會的那種體制，亦即與士人和地主結合的體制，在明清時代再加入無法被忽視的商人和後來的企業家以及清末民初所形成的軍閥。當然，掌權後的共產黨很快就發現大眾的政治力量對集權統治的不利影響，想方設法加以控制。之後，毛澤東在內部鬥爭時又應用了一次，那就是近代中國的悲劇之一文化大革命。可以說「民主」在共產黨的歷史裡，後來不幸只成為一種奪權的手段。而逃到台灣的蔣介石繼續他的剷除異己、製造自己的聖王崇拜、並以中華文化的復興者自居，在這個小島上繼續複製儒家政教合一的傳統。這和建立新中國之後的中國共產黨一樣，只是共產黨宣傳的政教和國民黨不一樣。但一向畏懼羣眾力量的國民黨，在這點上也彰顯出儒家精英統治的政治意識型態。這只要比較〈東方紅〉的「東方紅，太陽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和〈蔣公紀念歌〉的「繄惟總統，武嶺蔣公，巍巍蕩蕩，民無能名」，就可以知道原來中國共產黨的精神是與民同治而蔣政權是傳統儒家型態的延續。儒家文化這種士人精英文化，和民主並不一致，這也是我們動不動就會在台灣聽到有些人把「民粹」當做一種貶詞使用的原因。

前幾年當杜維明先生在中央大學宣揚儒學之後，一位哲學系博士班修習政治哲學的同學舉手發問：為什麼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裡，沒有聽說那位儒者抛頭顱、灑熱血的，卻在台灣民主化之後，不斷地利用民主所賦予的權利來批評民選政府？杜先生當然沒有辦法直接而具體的回答，畢竟他長年旅居國外。但縱觀中國儒家的歷史，當代新儒家會討論的儒者，為了抗爭體制的合理性而下獄或被殺頭的，大概是零吧。被皇帝看不順眼而下獄的有一些；為了皇帝而死而不管它是不是好皇帝的而出名的，則有宋代的文天祥與明代的劉宗周等人。大家都知道，金庸《鹿鼎記》裡的韋小寶就是在諷刺這樣的倫理觀。只有為皇帝死的儒者，沒有為民主賣命的儒者，過去的台灣如此，過去的中國也如此，至於現在的中國呢？一樣的，恐怕那位質問杜先生的學生的問題，也可以適用於現在的中國。從六四到現在，在中國提倡儒學的人數非常多，但在中國爭取民主的，
就我所知，一位也沒有。

如果歷史所顯示的是如此，那我們不禁要問：中國儒學裡這種和民主相異的倫理觀，適合在今天的民主台灣教導給高中生嗎？儒家倫理觀與民主相異的部分，對我而言，最重要的有兩點。第一點是儒家所提倡的道德，如前所說，是一種極端人格倫理學，這種倫理學重視自我，而忽視倫理或道德的外在處境；第二點，也就是第一點的外顯結果，就是對於制度的倫理的忽視。而這兩點和我們如何定位儒家倫理學，以及在今天的民主台灣需要什麼樣的倫理╱道德視野密切相關。

就儒家的極端人格倫理學而言，不管是勞思光先生還是牟宗三先生都同樣以康德倫理學來重新衡定儒學。先不論這樣的詮釋合不合理，但有兩件事卻必須特別注意。第一件就是，儒學並沒有所謂的普遍性格準（universal maxim）的問題；第二件就是麥金太爾認為康德倫理學其實是一種「個人主義」倫理的批評。先就第二件來講，康德假設理性的普遍性，因而也就假設個人理性的普遍性，亦即對於倫理性的判斷只要訴諸於個人理性即可。這點麥金太爾認為西方的歷史已經證明為一種失敗的提議。但這樣的假設還有他的普遍性格準對於個人普遍理性所形成的義務動機論的平衡，即使如此，道德╱倫理行為做為一種社會活動的面向，在康德的道德形上學系統還是比較不受到強調和重視，這也引來很多的批評。就中國明代王守仁主張的「良知即天理」來講，雖然「良知」不能說就是康德的理性，但兩者的理論形構的確有類似之處，尤其是因為假設個人良知即具天理的普遍性而可能形成主觀獨斷的傾向。儒學缺乏康德的理性概念，可以從缺乏普遍性格準這點來看；既缺乏普遍性格準，則獨斷的情形就更加嚴重。這點我們只要比較王守仁死前所說「此心光明，夫復何言」與中國先秦時代的曾參死前所說的「啟予足，啟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打開被子看看我的腳，打開被子看看我的手。【因為我沒有犯法，它們都還完好如初。】……今天以後，我知道可以免除它們被傷害的憂慮了)就可以知道，對於自己是否良善，一個訴諸自己的內心，一個訴諸可以被他人檢視的行為。而當代新儒家所背書的，其實是王守仁的哲學。

王守仁哲學的發展後來成了極端的人格倫理學，亦即以成為聖人的正確方法為第一義，不對的方法或認為自己無法成為聖人都是被指斥的。這樣的倫理學，一方面沒有相對應的外在事實可以做為討論的基礎，亦即我們無法判斷另一個人的內心光不光明？乃至於另一個人是不是聖人？宋明理學雖被認為是成聖之學，但從中國宋代以降一千年之內，沒有出現那一位真正被公認的聖人。這就說明宋明理學這種訴諸個人格物窮理或現在良知的內在能力，無法和客觀現實做有效的聯結，基本上不是一種社會倫理。另一方面這種哲學則會讓一個人以為了解或掌握了這樣的倫理原理，自己的道德地位就高人一等（或好幾等）。例如熊十力就認為自己的存活與「道」有著密切的關係，而妻女的則否，所以在危困的時候，自己應該有吃雞肉的優先權。這樣的觀念，在講究平權的民主時代，也應該被棄置。關於這兩點，前者和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外在規範並不一致，後者則讓人常以道德為名而蔑視制度的重要性；例如很容易形成沒有道德的人就沒有人權的想法，而因為沒有相對應的外在事實，有沒有道德也是出於個人判斷，而這和民主普遍人權、以明文規範共同生活的原則也是相違背的。

當代新儒家強調的宋明理學，只強調個人內在的主觀道德，也就輕忽了制度倫理性的重要性。現在的台灣政壇喜歡對個人進行道德指控，而不重視制度的改革，就是最好的表徵。而在中國南宋時代的朱熹，也是動不動就指責別人討論外在事務為「事功」、「功利」之說；而他自己對於外在事物的關心，則是另一回事，也彰顯出對於自己認定的道德的自信與對他人的貶抑。然而，這種注重內心、不重視制度改革的特質正是為什麼今天儒學可以在中國興盛的原因，因為它絕對不會對中國共產黨的集權統治產生任何威脅，就中國民主化而言，直到今天，我們可以說儒家的貢獻遠遠不及法輪功；或說根本沒法比，因為儒家是零。

就當代新儒家對於儒學的詮釋，他們承接宋明理學的傳統，把儒家倫理學的詮釋方向導向內在心性，而不是外在制度性的思考。內在自我的道德性，和自我的認同密切相關，不管是在個人的倫理成長，或個人對於自我的道德存在都很重要。這樣的關懷，也是泰勒的《自我的根源》全書的主題。泰勒的書也是從思想史的角度來寫，可見這樣的關懷並不是宋明理學所獨有，然而把對這個問題的關心放大成人生唯一一件大事的，可能是宋明理學的特點。

這裡可以簡單比較一下中西「道德自我」的構設。就亞里斯多德而言，自己和自己的關係就像是把自己當做一個朋友；而藉由這種類比，自我和自我的關係可以和外在的友誼產生對應和關聯，自我對於自我的審視也得以和外在世界產生關聯。而友誼又和共同參與社會的成員的關係可以類比。這也是亞里斯多德對於自我、朋友、政治之間關聯的構想。但18世紀康德的構想，則顯示出一種理性的嚴酷，它把理性放在道德生活最重要的地位，從而讓道德自我只和理性發生關聯，自我其它的部分則和道德沒有什麼太密切的關係，這是康德受到批評的一點，卻也是牟、勞選擇以康德詮釋儒學的原因。就儒學來講，在孔丘的時代，其貴族政治的背景和亞里斯多德類似，故兩人也有相同的提議。孔丘也以人己關係定義「仁」，也說「君子以友輔仁」。然而，自我的概念還未產生明顯的分化或被清楚地分析。整體而言，孔丘還是比較注重對於自我的審視，而沒有作為「另外的自我」的朋友概念。然而這種對於自我的省視是以「君子」為自我的人格理想，而「君子」並不是極端的概念。到了孟軻「人人皆可以為堯舜」，荀況「塗之人可以為禹」，這種人格倫理學開始極端化，亦即每個人都應該以「聖人」為自己生命歷程的目標。雖然這是戰國時期的用語和普遍思想，不同的學派都以「聖人」來稱謂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但是因為儒學和後來帝制中國統治階層的士人關係密切，也就有不同的歷史意義。孟、荀雖然強調終極目標，但至少肯定到終極目標還有一些正面的階段。到了宋明理學，講究「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的去欲思想，要每個人都有「學為聖人之志」。一方面對於心性工夫越來越沉溺，一方面又把這種沈溺和「為聖」連結起來。這種型態的極端人格倫理學，加上其後設的道德形上學，使得個人的成聖在理論上並不必與外在的世界或其它人有所連結。（雖然在實際上，他們形成了內聚力很強的師生關係與學術群體。）所以劉子健先生寫了一本書，就叫《中國向內轉》來描述理學的思想特性。問題是，在一個人在追求自己的成聖過程當中，他怎麼樣看待其它的人？在這樣不需外在世界涉入即可以成聖的理論裡，他又是怎麼看待制度的問題？反過來，在一個民主的社會裡，我們又應該怎麼看待他？道德自我的形成真得可以在閱讀聖人的典籍中就形成嗎？經過閱讀、被教導，人就可以站在道德的頂峰、下視人群嗎？或是我們真得要激勵高中生透過儒家文本而有成聖之心嗎？

道德自我的問題雖然重要，但如前面所說，不同的文化傳統有不同方式提供資源給予其群體的成員。多元的社會應該尊重各個不同傳統所能給予的資源，不應該透過制度的安排獨尊儒家。民主的社會也不應該去監控、操縱個人內在的生活，而應注重大家是否遵行可以共同生存的外在規範。儒家的極端人格倫理學所能提供的就是不斷加強一個人對於自己成為極端人格的信念，卻不關心這種信念和外在現實的關係，以及和外在世界怎麼協調合作的問題。它主張只要能確定自己的理想人格，自己的外在作為就不會有問題；不只這樣，它還主張要「明明德於天下」，亦即推擴自我道德的信念於他人。這樣的「聖人」性格，就像羅蒂已經指出的：歷史上凡是要把自己的終極敘述強加到世界加以實施的，最後總是造成人類的悲劇。簡單來講，這就是一種法西斯性格，共產黨如是、法西斯、納粹亦如是。這次《四書》事件，雖然教育部行禮如儀地部分遵照民主制度的程序來走，但從其對課程委員的安排、從其決定的時程以及和上次歷史課綱事件的對照來看，我們都可以確定這次也只是以部分民主的程序來表面合理化其獨斷的決定。而這樣的方式，也和儒家道德自我的外顯有關，因為只要自己的道德動機純正，自己要做的事的道德性也就不用懷疑。不但自己不用懷疑，別人也不應該置喙。這種推理，完全不符合民主制度重視程序的精神，可以說就是以獨斷的道德自我合理化外在行為最好的例子。然而，這種儒家式的道德自我的外在化，是民主台灣所需要的嗎？

民主的台灣所最需要的，不就是對於民主程序的尊重、對於民主社會其它成員的尊重嗎？至於各人的道德自我，國家不應該過問，不管是種族、家庭、宗教、文化，不同的群體自有其提供資源的內容與方向，這些不同的內容與方向應該在民主的程序之下，一方面有自己發展的方向，一方面也必須遵守共同生活的規範。現在的政府卻獨尊儒家，利用教育來達到其政教合一的目的。但我們真得要提倡儒家的道德自我的構想、和這種道德自我外顯的結果嗎？可以想像這樣的道德自我不會重視與尊重外在的制度規範。雖然聽起來，這和孔丘一開始以禮著稱的現象對比有點反諷，但儒學史的發展事實就是如此。

今天民主的台灣所需要的，絕對不是儒家的聖人，而是能夠籌畫自己的未來、籌畫台灣作為一個未來生存之地的公民。對於儒學極度重視內在心性而輕乎外在制度的情形，西方20世紀的倫理學學者對與儒學類似的康德哲學有很多的反省。羅蒂認為傳統倫理語彙已經無法再提供新的突破，所以他一方面劃開公、私做為倫理的界線，不願意以倫理、道德為名來破壞個人的創造力，另一方面則提倡以「團結」來取代傳統的善、倫理、道德。他所謂的「團結」，和麥金太爾想要藉由亞里斯多德的社會性「美德」來重新確定倫理學可以做出的貢獻一樣。即使兩個人的構想內容有所不同，但同樣認為道德╱倫理必須以與外在社會的連結作為基礎。這也和我們生活在民主制度下，不再把內在道德做為生活、學術的重點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只要制度是道德的、符合倫理的，個人即不用整天活在自己是否是道德的心理疑慮之下，我們可以把大部分的判斷交由制度的安排去進行。當制度出了問題，就加以改變。而民主的實質內含，也就是經由制度的參與去展現共同生存的意志。尤其要確保制度不會發生問題，更應該把參與社會視為是公民道德的重點。這也和亞里斯多德的想法一樣。而真正道德自我的形塑，其實就是在不斷地和社會接觸之中，慢慢形成。這樣當然也不會像中國宋明理學家一樣，老是活在一種不能成為聖人的內在緊張裡，而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時間花在豐富自己的生活、和參與大眾的事務上。更不用說，這種內在的緊張，在一個被性欲所驅迫的高中生身上會是如何地巨大。而在看網路色情影像已成半公開的高中文化之時，這種不必要的緊張無疑也是一種形成內心極大反差的殘酷。

相較於內在自我的道德，就民主生活而言，進步制度的重要性才是我們應該向高中生說明以供採擇、思考的重點。亞里斯多德忽視奴隸問題、孔丘孟軻都是男性沙豬，這樣批評他們自然是有點超脫歷史脈絡，但這正顯示我們價值觀的改變，而這種改變就植基在我們的制度裡。現在的一個小學生，可能在奴隸問題、性別問題兩方面都比亞里斯多德、孔丘、孟軻來得進步，這當然不是說它們比亞里斯多德、孔丘、孟軻來得聰明、偉大，而是拜制度之賜；但即使是拜制度之賜，我們還是應該肯定它們的性別視野、平等觀比亞里斯多德、孔丘孟軻來得高明。藉由這種肯定，同時讓他們肯定自己，也讓他們了解自己生活於其中的制度是怎麼一回事。高中生即將參與這個社會，我們要向他們說明的，不是我們這個制度因何可以如此進步、這個制度的正面價值是什麼、在過去實施時出現過什麼缺點，將來可能出現的缺點是什麼。民主難道不是居住在台灣的人共同擁有的資產嗎？如果，有一種急需建立、分享、檢討的倫理制度，那不就是關於民主生活各個層面的倫理與道德嗎？為什麼要教他們學古代的中國士人不斷地省視自己的內心，用兩千年之久的古老語彙系統去格義現實生活？太過彰顯過去就是否定現在，太過突顯理想就是否定現實。為什麼不能讓高中生先肯定它們自己，而要用一種不存在的理想來否定它們？為什麼我們不能讓他們先肯定自己目前的生活基礎，再在這個基礎上去比較、批評、吸納現在和過去的異同與長短？這種先否定他們，肯定某些人所認定的傳統，不就是一種違背生活而教育的作法嗎？對於這樣的教育，我當然是持反對的態度。

總之，我覺得問題的癥結就是：是要高中學生去護衛過去某些人的傳統，還是面向他們自己的未來而活著？帝制中國《四書》成立的歷史背景和目前民主的台灣很不一樣，其內容與高中生生活的現實落差很大、而困難度連大學中文系都不教了還要教高中生，最後中國儒家的倫理觀也和現在台灣的民主理念不一致。除了一些中國文化傳統保守主義者護衛傳統的意志和教育部的政治目的之外，我實在很難想像，這種集權時代的文化教育政策為什麼會出現在今日的台灣。

以上，就是我從經驗、歷史事實與思想理論三方面，反對在高中階段強迫學生修習《四書》的意見；若是把它當做真正的選修，在學生自由意志和考慮自己的狀況之下加以選擇，並不列入學測範圍，則我並不反對。祝大家與會愉快。




中正大學哲學系陳瑞麟教授

儒殤

如果可以，我寧願不要有這場論壇，我也不必寫這篇文章。但是我不得不提筆為文，因為我有一個小孩，他未來「必選」四書。他還小，雖然我預期這個課程政策將曇花一現，但是仍然憂心忡忡。理論上他可以不選四書，但是學測必考，他不得不讀，否則競爭力不足。結果，必選形同必修。他將重蹈他父親渾渾噩噩的舊路。一百年了，從民初魯迅吶喊到今天，一代又一代地走回頭路，漢語族群似乎陷於永劫循環的惡夢？

悼念我已逝的空白青春

我們這一代台灣人國中高中必修「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一共讀了六年。我從未萌生任何反抗意識，行禮如儀地死記孔子言論，雖然今天我也忘了一大半。《孟子》太長了，背不起來，不過梁惠王章的「利義之辨」論證，倒是被我用為大學《邏輯與思考》教科書的習題。《中庸》幾乎沒有印象，只記得「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三句話大概是日後讀中國哲學時不斷看到的。《大學》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咒語似的格言國中就記住了，因為寫作文常常引用。但是我記憶最深的仍然是國文與歷史教科書不斷強調中華文化一脈相承的道統：從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回、曾子、孟子……一直到（空一格）國父孫中山先生、「永恆的」（空一格）先總統蔣公（最好不必講他的名諱「中正」，更不能叫「介石」）、蔣總統（空一格）經國先生，「吾道一以貫之」。

國小已讓我接受了六年黨化教育。我是喜歡閱讀的人，12歲前就讀過不少人物傳記，崇景國父、蔣公等「偉人」，感嘆自己生不逢時，不能追隨他們投入動盪的大時代。我曾立志當飛行員，躋身反攻大陸的第一線，消滅萬惡共匪。

拜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之賜，中學開始孺慕「偉大」的中國文化，為「中華民族花果飄零」感傷，立志成為道統的繼承者，復興中華文化，自然也是不折不扣儒家和三民主義的信徒。（那個年代，哪個中學生誰能區分中華文化、儒家和三民主義？）一個乖乖牌的小孩，沒有青春騷動、常常憂國憂民，黑框眼鏡中的稚嫰面容，卻散發老學究的氣息，隨時隨地「三省吾身」，省察自己的內心。

高中時曾一度政治「越軌」，「偷看」黨外雜誌，深受震撼，真的嗎？我看到一個和教育完全不同的世界。很深的罪惡感再次襲擊我。後來說服自己，黨外雜誌講的都是假的，他們是陰謀的暴力分子，我回到了自己安穩的信念世界中。1988年蔣經國去世，我在一個思想性社團留下哀傷悼念的文字，不料被學長和學姊狠狠嘲笑。我很難堪，足足有一年不再進入該社團。天佑台灣！天佑我！台灣很快地朝向民主的道路大步前進，大環境資訊一點一滴地滲入我的眼簾鼓膜，我不能再假裝鴕鳥。鼓起勇氣回到社團並投入校園民主運動，參與1990年3月學運──台灣民主化啟蒙了我的心智。

回想這一段難堪的過去：我究竟接受的是什麼樣的教育啊？一個中華文化、儒家思想、民族主義、黨國意識型態(國民黨〔ChineseNationalist Party〕──中國民族主義黨)四合一的威權結構，鋪天漫地籠罩，令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幸運地，我走出來了。這當然不是我自己的能力，是民主化的台灣（以及為民主化奮鬥的前輩）救了我。我猜想自己的經驗是我們四、五十歲這一代人的共同記憶。

今天我成為一個哲學教授，鑽研各種思想與理論，也作過許多系統之間的反思與比較，我的哲學判斷告訴我：即使儒家思想沒有與現代不相容，也無法成為民主社會和文化的基石──所以，當然不能成為「文化基本教材」（稍後我會再回來談這一點）。對照於此時強推四書為高中「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必選課程」，三點教訓歷歷在目：

第一、從我們這一代人過去的經驗可知，在一個多元社會中，強推四書為必選教材，即使形式上達陣（今年國三生下年度升上高中就要必選了），終歸要失敗，無法達到推動者假想的目標（即使他們的目標是理想的），反而強烈偏離高中教育的目的。那麼，為什麼要讓下一代的高中生浪費青春去學習日後終究會拋諸腦後的東西？我敢斷言，這個政策推行之後，只會增加學生負擔，強化記誦教育，妨礙現代公民的培養，延遲台灣社會的民主進程！這是推動者想要的？還是這的確是推動者想要的？

第二、強推四書為高中必選教材，其實在傷害儒家！因為一來它製造對立與對抗，強化廣大學術界對儒家思想的父權與威權印象，看看我們的強烈反彈可知。推動越急越強，反彈力道越大。所以，這個政策再度為儒家思想塗上反民主的脂粉，破壞當代新儒家把儒學與民主連結的努力。任何真心愛護儒家的人都應該站出來反對這項政策。

第三、如果在如此強烈高漲的異議和反對聲音中，推動者仍不為所動，堅持到底，我們只好合理懷疑這個政策是「中華文化、儒家思想、民族主義、黨國意識型態」四合一結構的復辟，是出於政治動機而非教育動機。這個動機如此頑固，是因為強制性的灌輸仍然部分有效，它可以在高中生思想未定時期培養一些四合一威權結構的信徒，因為不是所有人都能幸運地接觸其它思想並加以比較，「沒有比較，就沒有判斷」。在缺乏比較之下，仍然可以把一些生活與思想較封閉的年輕世代成功洗腦！

請停止傷害儒家

1991年，我就讀於台大哲研所碩士班。剛受哲學啟蒙不久，仍然徘徊在五花八門的哲學思想中，不知何處是歸宿。一日在校園裡，我看到清矍的牟宗三先生，一襲長袍，在他人的陪伴下，於醉月湖畔散步。我很興奮，趕快跑回研究室，拿出他翻譯的德國大哲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一路上很擔心他走了。幸好他仍留在原地，我向前自我介紹，希望他為我題字勉勵。他很爽快地同意，拿筆在扉頁上題辭，並問我那是何人所言。我答不出來，有點尷尬。他沒有為難我，很快地解圍：孟子！他的題辭是：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是啊，如果儒家思想是大智慧、真智慧，如日月昭昭般，不必強推也能普照大地；不必強推，也能讓許多人「雖不能至，心嚮往焉」。需要政治力和政策強推的思想與信仰就不會是好思想與真智慧，例如納粹思想、種族主義、史達林主義、毛主義、各種宗教的基本教義派……儒家過去已有許多被利用的不良記錄，儒家學者希望它繼續依附政治力，被工具化，然後被列入上一串低劣思想的名單嗎？

在我的哲學追尋過程中，牟宗三先生曾是我的啟蒙人之一，我一度很受他的思想文字吸引。雖然日後我沒有成為儒家信徒、儒家學者，也沒有成為儒家思想研究者，但是情感上我仍感念牟先生的啟蒙之功。雖然我無法同意他的論點，我總是十分敬佩他整合康德哲學與中國哲學並構造大系統的成就，他的「新外王論」努力在哲學根基上連結儒家與民主和科學，為其在現代社會的生存保住了一線生機。

如果在實踐上，儒家思想真要相容於民主社會，請信仰者根據民主的價值、原理和制度行事，否則新儒家的一切努力終究只是理論高空。具體言之，不管儒家思想再怎樣有價值，也不適合在高中必選並納入學測的範圍──這種政策違反民主社會的多元文化價值：試想，如果釋昭慧教授和其他佛教高僧教授可以被邀請進入國文課綱委員，她們可以強推在高中必選《金剛經》、《阿含經》、《大藏經》嗎？如果天主教的于斌樞機主教和基督教長老教會牧師教授們被邀請進入國文課綱委員，他們可以強推在高中必選《新舊約聖經》嗎？儒家思想對於信仰者很有價值沒錯，努力推廣儒家智慧也體現「推己及人」的教誨，但是推己及人要服從民主原則，不是強制推行。孔子說得好：「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請倡議者先修文德，讓人們自動景仰，例如學習證嚴法師的宏願志業，讓人們自動投入慈濟志業、自動讀佛經和《靜思語》。

或許應該質問教育部：為何獨尊儒家和四書？佛經、基督教思想對於佛教、基督教的信仰者同樣也是無上智慧，他們同樣也有普渡眾生和博愛世人的胸懷。佛經、聖經、古蘭經、道德經……等台灣社會中被閱讀的經典，為什麼就不可以納入高中必選文化教材？撇開聖經和古蘭經不講，佛教和道教不是中華文化嗎？墨家呢？法家呢？為什麼「獨尊儒家」、「獨尊四書」？

身為一個哲學教授，儒家哲學對我來說，是一個有缺陷的思想和信仰體系（當然，沒有思想體系是完美的，因為沒有人是完美的）。這並不代表它全無價值，但是它的價值也不能太過高估。儒家思想提供一些人安身立命的根基，猶如佛教徒在佛經與佛陀信仰中找到安慰、基督徒在聖經與耶穌懷中得到救贖。儒家是一個信仰，但是信仰不能越界成為民主社會高中教育的「文化基本教材」，正如佛經、聖經、古蘭經、道德經不能成為高中教材一樣。請不必再為儒家思想不是宗教辯護──雖然從教主、聖徒、護教者、經典、信徒、教團各個判準來看，儒家都是不折不扣的宗教，但我不想在這兒糾纏，就算儒家不是宗教吧！即使不是宗教，它仍然是一個信仰體系，最重要的是，現代社會的儒家信徒已經很少了。把少數人的信仰經典當成公民教育的基本文化教材，這是多元的民主社會該做的事嗎？

要推廣儒家的價值理念，現行選修課程「論孟選讀」已經足夠了，而且這已經是儒家的特權了，這個民主社會給予儒家思想的優惠。如果真的「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儒者根本不必擔心「論孟選讀」乏人問津，正如許多家長送子女去「讀經班」，也會有許多家長老師鼓勵子女學生修習。然後，留下非儒家信徒、甚至反儒家者（民主社會必須容忍和接受反儒家的思想與言論）不必選修的自由。皆大歡喜！教育部和推動者卻逆其道而行，違反社會共識，強推儒家信仰，把「論孟」擴大為四書，把不知云何的《大學》、《中庸》納入，甚至宣稱它們都是學測必考範圍，掀起社會軒然大波。

《論語》和《孟子》雖有傳達道德常識的價值，但並非無可替代，更不必一定要讀過它們才能變成儒家型的君子。對我一生影響至深的人之中，就有一位是真正儒家型的君子：我的爺爺──一位儒醫。我的性格仍然深受他的教誨的塑造。他深惕自抑、不苟言笑，對子孫管教嚴厲，但不失寬厚。他總是要求我們時時反省自己，不能占人便宜。他教我明哲保身、謙沖自抑、不要強出頭（遺憾的是，我從來沒有做到）。他賣中藥並幫人開藥，只賺取五角一毛的微薄利潤。有人告訴他可以多賺一點，他答說：有賺就好、錢夠用就好，何必讓別人花太多。他當然不可能是有錢人，卻樂善好施。然而，他一生從未讀過論語孟子。他是中國舊社會培養出來的謙謙君子？不。他前半生是日本帝國的公民，只有日本公學校小學畢業的學歷，他只會說日語和台語。他是吳念真筆下的「多桑」世代。

相反地，我受過十二年的四合一結構之教育，讀過四書，甚至更多中國儒家經典，但是我從來沒有、也不想變成一位儒家型的君子。儘管我感念爺爺，但他是舊時代的人格典型，不是現代社會的模範，那典型已隨著他、隨著舊時代而消逝了。我們的民主社會也許歡迎少數人是這樣的君子，但是不能期待滿街望之儼然的聖人。這不是說要我們變成貪婪的商人，而是我們應該培養下一代成為創意十足、勇於表現並關心社會正義的現代公民。

走筆至此，我鄭重呼籲教育部和推動者懸崖勒馬，回到正軌，恢復現行「論孟選讀」的選修課程，而且不可將之納入學測範圍內。如同前述，這已是我們這多元民主社會，相對於其它思想和信仰體系，給予儒家思想的特權了。雖然我不是儒家信奉者，也在理性上批判它，但對它仍懷有情感，實在不願看到有人「愛之適足以害之」地傷害它、看到它一步一步走向墮落。

狹隘的「文化基本教材」與「品格教育」

教育部宣布「四書必選」的政策時，適逢新聞媒體炒作「蹺腿姐」事件(一位女生在公車上不讓座，還與老先生對嗆)，那一陣子，「校園霸凌」事件也沸沸揚揚。在出面說明教育部新政策的記者會中，有國文課綱委員董金裕、謝大寧等出席。其中一位課綱委員搭順風車，宣稱青少年禮儀品格漸淡、不尊重師長，並以「蹺腿姐」為例（註1：《自由時報》6月17日，網頁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jun/17/today-t3.htm；另6月17日各報皆有相關報導。）。請問：一個蹺腿姐的個案能證明什麼？就算再加上擋救護車的「中指蕭」，又能證明多少？躁鬱、緊張、壓力都有可能使修養之士突發反常行為，有哪個人青春年少時期沒有一時失控、忤逆父母、頂撞師長、與陌生人衝突？課綱委員避而不談的是，當「蹺腿姐」、「中指蕭」的事件被披露時，有多少網友發動網路搜索，要找出這些行為失當的年輕人，施予強大的公共輿論譴責──這樣的行為不正是體現出道德義憤──一種強烈的道德感嗎？那些展現道德義憤的網友，不也同樣是青少年、青年嗎？為什麼只因為要推動一個自知會引發反對的政策時，就貶抑當今青少年的道德水準，再為他們添加課業上的負擔？

無怪乎，全國家長團體憂心忡忡，很多有識的高中教師也群起反對，特別是藝能科教師，因為他們已經預見此舉勢必將排擠到其他課程的正常教學。面對家長團體擔心增加學生考試負擔的質疑時，報載教育部中教司長張明文宣稱：「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不單獨列為大考考試科目，四書內容原本就是國文科考試範圍，不會加重學生負擔。」最後兩句話非但不能釋疑，還明明白白地使四書成為必修！因為台灣的現實是考試領導教學，如果四書全部是考試範圍，對於分數斤斤計較的家長，誰敢讓子弟不修四書？為考試而被迫去記誦四書課文，又能達成什麼樣的品格和道德教育？

事實上，迫使高中生去強記那些孔孟言論，違反孔子本人的觀察和初衷。孔子也是古代偉大的人類生涯發展觀察家，「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大家耳熟能詳（也不必讀論語就可學到）。孔子知道人類在十五歲到三十歲的階段應該多方學習、追求事業、成家立業，才能進入四十不惑的階段。不惑什麼？當然是不惑於道德。一個人在而立之年前後，進入社會歷練，從社會互動中學到為人處事的道德圭臬，經歷十年光陰才能臻於不惑之境。換言之，道德人格只有在四十歲之後才能養成。如果孔子是對的，那麼要高中生「必選」四書，究竟是為了什麼？

道德品格或人格的塑造從來無法依靠閱讀像《論語》、《孟子》裡那種直截了當的道德箴言就能達成的。因為它是家庭、社會制度、文化環境、國家政治、經濟狀況的共同產物。納粹德國的制度讓許多一般好人變成殘害猶太人的幫凶，今天霸氣十足的中國政客成長於文化大革命時期，明朝是儒學發達的朝代、以四書為科舉考科，卻也是中國歷朝產生宦官特務（東西廠）亂政、官箴敗壞最嚴重的黑暗朝代。任何人只要真誠面對歷史，就可以知道要提升道德品格的方向是什麼：朝向更民主、更平等、更正義、更富足、分配更平均、更法制化（相同的行為會有相同的獎懲）、容許更多自我實現的空間、更寬廣的政治參與權利和機會。我敢肯定地說：生活在民主制度與社會下的一般人民，其道德品格是人類歷史上水準最高的一群。這不是說民主社會沒有作姦犯科的人，也不是我們已處在理想社會中，而是不道德的行為在民主社會發生的機率，是人類各種制度的社會中最低的。我們所需要的是永遠地監控統治者，因為他們面對最大的金權誘惑，最有可能墮落。

同樣在宣達教育部四書必選政策的課綱委員記者會中，報載有課綱委員宣稱「四書教法將不重記誦，強調的是『時代性、在地性、實踐性』，例如提到典範人物時，可舉林懷民或陳樹菊。」（註2：《自由時報》6月17日，網頁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jun/17/today-t3.htm；謝大寧教授澄清這不是他的言論。另參看當天《國語日報》相關報導指出其為另一委員的談話。）林懷民是懷有儒家情懷的藝術工作者，在舞蹈上成就非凡。但是陳樹菊與儒家有什麼關係？以她為例反而顯出強烈的反諷：陳樹菊也沒有讀過四書，仍然可以成就長期施與、行善不欲人知的道德人格，那為什麼實行品格教育，卻要在語文課程裡讀四書？更重要的是，支持陳樹菊善行的信念，恐怕是台灣民間佛教的「施捨福報」而不是儒家教條。提到佛教，我們就不能不談到證嚴法師與慈濟現象。如果要高中生認識當代台灣道德人格高尚的典範人物，如何能不提證嚴法師？但是，證嚴法師又要如何與儒家和四書扯上關係？

如果林懷民這位藝術家可以成為高中生需要認識的道德典範人物，台灣歷史上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藝術家可能更多，過去有228事件中為民請願而被國民黨政府處決的畫家陳澄波和許多台灣士紳，最近則有拍出台灣第一部史詩電影《賽德克‧巴萊》的魏德聖導演，他的逐夢、他的堅持以及窮困下仍不改其志的品格，不正是青少年最佳的勵志模範？最重要的是他透過《賽德克‧巴萊》而呈現的文化與道德理念：他讓我們發現了原住民文化與典範人物：莫那魯道、花岡一郎與花岡二郎。電影中令人熱血沸騰的台詞：「如果文明是要我們卑躬曲膝，那麼我就讓你們看到野蠻的驕傲。」這當然是魏德聖導演對於莫那魯道和原住民文化的「現代詮釋」。請問四書如何被詮釋以涵蓋這樣的理念？（對照儒家強烈的中原正統觀，孔子的「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這樣的文化又要如何被納入「中華文化」內？還是說這些例子注定要被排除？

上述討論顯示出「中華文化」與「儒家思想」(四書)這看似理所當然的組合是多麼地狹隘，多麼局限了當代台灣人的視野。這組合也顯示出中華文化是多麼狹隘地被理解與被定義，以及把「中華文化」套用在當代台灣活生生的文化創造中，是多麼地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文化基本教材」被簡化成「道德與品格教育」，又是多麼地窄化了「文化」的寬廣意義。

道德教育不是只有高尚的典範人物就夠了。一些在道德兩難中掙扎的悲劇英雄人物可能更具啟發性。在《賽德克‧巴萊》之前我只能想到金庸武俠小說《天龍八部》的契丹人蕭峰(喬峰)，在胡漢恩仇之間難以抉擇。蕭峰是虛構人物，契丹也可以算「中華文化」？《賽德克‧巴萊》讓我們發現了花岡一郎和花岡二郎──他們是真實的歷史人物。他們是賽德克族，從小被日本人收養並受日本教育，認識了「文明」，當莫那魯道要舉事時，花岡一郎和花岡二郎夾在賽德克族身分與日本人的養育和文明兩難之中，選擇結束全家生命。寫到這裡，我感到很慚愧，居然活到不惑與知天命的中點時，才能認識台灣歷史上真實的悲劇英雄。但是，這也讓我們進一步反省，過去教育所談的文化是多麼地偏狹。

如果高中生需要某種道德教育，什麼樣的形式才能幫助他們？首先，我們不是應該先了解高中時期的青少年會面對什麼樣的道德問題嗎？15歲的青少女受到至親或長輩的性侵害時，或者學校師長的性騷擾時，她如何判斷和決定應該採取什麼適當行為？血氣方剛的男生該如何面對同儕好友混黑幫的引誘？友情義氣與陌生人的權利熟重？情竇初開的少男少女要如何面對異性？又該對性採取什麼樣的道德態度？對於劈腿、一夜情這些常見的社會現象該有什麼正確認識？在尊敬師長的原則與師長的不當管教之間，高中生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如何認識情境並作正確判斷？當發現自己的性傾向與他人不同時，該如何面對？如何形成正面態度？

孔孟言論與儒家典範人物能幫助他們面對與解決這些日常生活會萌生的問題嗎？儒家學者如何對「四書」作現代詮釋，以解決上述高中生的道德問題？我們不能「先驗地」斷言說不能，但是，請支持四書必選的朋友，先展示儒家和四書確實可以提供資源以啟發高中生的道德推理和判斷能力。請先寫出這樣的論著或教科書，說服社會大眾，平息疑慮，再來推動必選還不遲。不圖此舉，政策先訂，再宣稱要編寫合於現代社會的教科書，違反合理程序，引發社會不安，「不教而殺謂之虐」，你們真的是孔子信徒嗎？

錯亂的「中華文化」

一位朋友一再地勸告我不要輕易談及政治動機，如此將陷於無生產力的政治對抗之中，我接受他的勸告，不在此深入分析動機。但是「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與「四書」這樣的配套，仍然指向「中華文化、儒家思想、中華民族主義、黨國意識型態」這四合一結構──一個「文化大違建」，現在是著手拆除它的時候了。這個工程浩大，非一篇文章能竟其功，可能需要幾代人的集體努力，才能把我們（台灣）從這個文化桎梏中解放出來。我在此能作的，只是稍微鬆動它的根基，讓大家了解它盤根錯節的複雜性，以及此拆解工程的困難度。

在這四合一的文化大違建中，儒家思想是被綁架的，前文已經述及。討伐「黨國意識型態」必談及政治動機，有違上述自我設限，因此存而不論。「中華民族主義」牽涉困難的族群認同，也無法在短短篇幅內談清楚，剩下就是「中華文化」的問題。關鍵是：什麼是中華文化？誰來、誰能定義中華文化？這又預設一個先行問題：什麼是文化？

教育部在說帖中宣稱要「建立包容、開放、深邃、豐富的臺灣主體意識」，又說要「落實中華文化傳承的精髓……透過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強調個人與自己、個人與社會及個人與自然等內涵，可奠定實踐生活素養、生涯發展及生命價值的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目標的基礎。」做為推動四書必選為「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的說帖，這裡隱藏著許多嚴重的缺失：

第一、化窄化成道德。

第二、把中華文化窄化成儒家道德思想。

第三、錯誤地假定台灣主體意識要透過中華文化傳承來達成。

第四、錯誤地以為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可以奠定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目標的基礎。（此點前文已多所論述，此處不贅。）

第五、錯誤地以為「中華文化」是「五千年」歷史的傳承，或者錯誤地以為他們定義的「中華文化」是真正的中華文化。

什麼是中華文化？文化是處在某個時空下的某個社會人們的生活整體表現，因此文化包括思想、藝術表現、器物、典章制度、生活風格等等，我們很難羅列出一張完整的清單，因為文化不斷地被創造，不斷地有新型態元素產生。簡言之，文化是一個社會人群的集體創作。然而，社會會變遷，世代會交替，舊世代消逝、新世代誕生，新的文化產物不斷地被創造出來，使得文化的形貌總是不斷地在改變。當然文化會傳承，但不能把被傳承的東西當成全部。讓學生認識文化，是讓他們認識當代的、正在發生的、活生生的創造，不是把他們鎖入古老塵封的舊紙堆中。認識文化更不能簡化成認識「道德」。

支持者會辯護，重點是「基本」與「精髓」，道德是文化、四書是中華文化的精髓和基本元素。但是，誰來定義文化或中華文化的基本和精髓是什麼？儒家是中華文化的核心、精髓、骨幹、基本等等這種宣稱本身，就是儒家典型的偏見、一種儒家沙文主義。為什麼佛家和道家就不是中華文化的基本和精髓？為什麼器物和藝術不是文化的基本和精髓？如果它們不是的話，那麼西方人到故宮博物院領略「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又是指什麼？

透過四書來「建立包容、開放、深邃、豐富的台灣主體意識」更令人匪夷所思。是的，可以了解說帖的執筆人預設了「台灣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台灣文化要有主體意識只能透過中華文化來展現──又是一種「中華文化的沙文主義」。姑且不談認同問題，這樣的觀點完全漠視台灣自己的歷史經驗，排除了五十年的日本統治影響（例如日本統治培養了我祖父那種典型的儒家君子）、原住民文化（例如莫那魯道）、戰後的自由主義和反傳統思想、持續影響台灣的日本與歐美流行文化，以及1980年代後在台灣生根的各種西方思潮。漠視自己的歷史經驗，何能夸言建立「包容和豐富」的台灣主體意識？

我不是在否認台灣擁有中華文化的傳承，但是「認識文化」不應該只引導學生認識一小部分的「文化傳承」，而忽略活生生的當代創造。最重要的是，那種說法預設了「一脈相承的中華文化道統」這個錯誤的文化觀、這個被蔣介石威權統治下黨國意識型態定義的「中華文化」。究竟什麼是中華文化？如果沒有釐清這個概念，獲得共識，奢言要「落實中華文化傳承的精髓」注定要失敗。

「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概念相關，它們其實都是晚清的創造，更精確地說，是被梁啟超創造出來的。在晚清之前，壓根兒沒有「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概念。當然，有人會說，即使名詞和概念是後來創造的，但是不能否認在中國大地上，一個文化實體傳承了幾千年，「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就是指涉這個連續不斷的文化實體，這一點也可以由二十五（或二十六）史的傳承來證明。沒有錯，一直有很多人生活在中國大地上（他們是否世世代代延續則是可疑的），但是，何以見得這幾千年的人們構成「一個文化實體」？二十五史的保存不過證明幾千年人們的活動在相近範圍的土地，以及後來的王朝宣稱它繼承了前朝的「天命」與「正統」，又如何能證明存在一個文化連續實體？如果文化是動態的、持續演變的，如果文化是某一時空人們生活的整體，是人們創造的產物，則不同世代會創造不同的文化，如此何來源遠流長的連續不斷？

雖然文化有傳承，但是也有變遷。制度變革、動亂、新器物發明、異族入侵、生活方式變動、革命與改朝換代、甚至自然災害（大饑荒或大瘟疫），都會造成文化變遷，打斷傳承與連續。清末民初的中國革命，難道沒有讓中國大地上的人們從此生活在截然不同的文化中？難道沒有讓「共和中國的文化」與「清帝國的文化」明顯有別？共產革命難道沒有讓「共產中國文化」與「共和中國文化」天差地遠？當然更不必說清帝國、明帝國…等等歷朝。如果中華文化是所謂的二十五朝一脈相承的道統，那麼和這個道統徹底絕裂的「共產中國文化」不是「中國（華）文化」？

共和中國在清末民初產生了一個文化實體，雖然時間上仍連續著清帝國文化，也傳承許多清帝國以及歷朝的文化要素，沒有一個明確的時間點可以一刀兩斷，但是它的整體明顯不同於清帝國盛世與衰敗時期的形貌。「中華文化」被創造出來，不管它原初意圖指涉的是什麼，它總是名正言順地配合由「中華民國」的締造而自動形成的文化。這個文化實體只在中國大地上生存了四五十年，1949年被共產革命終結，流亡到台灣，也把「中華文化」的傳承帶來，改變了台灣文化，並與台灣其它文化傳承，共同創造一個台灣文化的新實體。所以，我們應該視中華文化是當代台灣文化實體的一部分，而不是反過來把台灣文化塞入中華文化的籠框下。

雖然思想不是一個文化唯一的基本和精髓，我們卻可以談及一個文化的思想基本與精髓。「中華文化」的思想精髓是什麼？「中華文化」其實誕生於動盪與革命之際，夾雜在傳統與現代、古老帝國與西方帝國之間，傳統與反傳統並行，然而，它是中國大地上的人們擺脫舊帝國傳統束縛，走向民主新時代的關鍵時期，最重要的文化印記無疑是白話文學運動和五四運動！因此，「中華文化」的思想精髓當然是孕育民主種子的白話文學、自由主義和反傳統思潮！這些思潮隨著胡適、張佛泉、夏道平、殷海光而被播遷到台灣來，也是當代台灣文化中的「五四遺產」。如果我們真的需要「文化基本教材」來告訴高中生「中華文化的思想精髓」的話，其主角人物絕不會是春秋戰國的孔孟和宋明四書，而是五四時期的胡適、魯迅、陳獨秀、蔡元培、羅家倫、傅斯年等，以及五四後期的胡適、張佛泉、夏道平、殷海光。當然我同意努力把儒學民主化的徐復觀和牟宗三等新儒家，也應該在這文化教材中占有一席之地（學生可以透過他們認識儒家思想）。然而，即使名正言順，這樣的「民主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仍然不該是必選課程和考試範圍，否則就違背了「民主中華」的基本信念。

「中華文化傳承」終究只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學生更有必要認識的是當代活生生的台灣文化創造。我們需要的文化基本教材（暫時仍然只是選修），必須能夠培養民主社會下具備基本文化認識的現代公民，它必須完整反映台灣的歷史經驗，容納各式各樣的多元文化要素，體現真正包容、開放、豐富、活潑的台灣主體意識，涵養公民的文化創造能力。它需要長期構想、集思廣益、多方溝通，這是我們未來的挑戰。




論壇會議紀錄

主席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主任戴華教授

歡迎各位參與這次的論壇，這次的題目是「《四書》納入高中必選教材是否合宜？」，想必大家都很關切，我們希望能夠提供這樣的一個論壇，讓不同的見解能夠給大家作參考。這個論壇很榮幸地請到了台大社會系的范雲老師，佛光大學文學系的謝大寧教授，他同時也代表中研院文哲所李明輝老師。另外，在我右手邊是中正哲學系謝世民教授，以及嘉義女中的國文老師卓翠鑾。我們發言的次序由謝大寧教授開始，讓我們歡迎他。

佛光大學文學系謝大寧教授

今天我帶著沉重的心情來到這個地方，來談這樣子的一個主題。這是一個高度爭議性的話題，我個人因為一些因緣，有機會參與教育部這個政策形成的過程，主辦單位希望我來代表這個問題的正方立場。不過我想事先說明一下，我來到這裡，不代表任何官方，更不代表我一定認同官方在訂定這個政策的時候的觀點以及思維。官方怎麼思考這個政策，我不知道；我是基於自己的理念參與這件工作，所以我今天只代表我個人的立場。剛剛戴老師也提到，李明輝老師今天沒有辦法出席，他有一些觀點，希望我能夠在這個地方代他稍微陳述一下。至於我能不能陳述準確，當然還是由我來負責，在此先跟各位作簡短的說明。

在我進入論點之前，請先容我在這邊引述一大段話。我引述的是一位美國影評人大衛‧鄧比，他寫了一部書叫做《華麗的探險：西方經典的當代閱讀》，裡頭講說他在1961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當時哥大有一類課程是經典閱讀，後來他在1991年的時候重新進入了哥倫比亞大學，再去上了一遍這個課，而有一些感想。鄧比提到，他早年念大學時，完全沒有想到這些課程後來會忽而被譴責為不公的壓迫，忽而被崇敬為西方文化的堡壘。而我們今天好像在複製同樣的過程，容我在這邊先讀一大段給各位聽，因為我覺得今天有很多論點在這一大段當中已經出現了：

在一個文明不僅來自歐洲、更來自世界其他各地（例如非洲奴隸的後代、印地安人等等）的國家裡，西方的經典作品和歐洲中心的課程安排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是否應該要求過去基於弱勢的團體，如女性和少數民族，去讀遍由死掉的歐洲白種男人所寫的東西？這些問題本身並非不合理，但現在看來委實難以相信的是，任何十六歲以上的人居然會用『死掉的歐洲白種男人』一詞來表達責怪之意。這些怨言通常來自學院內的左派，尤其是一些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非洲裔美國人的學者們，而回應他們的則是保守派的人士，理直氣壯、冠冕堂皇地指出西方傳統對於美國國家精神的重要性。那麼在這些討論當中，我們會看到一些保守主義者，他們把這些東西說成神聖的不可言傳，而且是根本上固定的一套價值，可以而且也應該將之灌輸到每一代的美國學生腦袋裡。

接下來鄧比講到：「越深入這場辯論，我就越來越苦於一種不真實感。這些人，他們在討論這些書本身的方式，不管是文學、哲學、政治理論的作品，都是面目模糊、虛無飄渺的，把書僅僅當成了一場意識型態之爭裡頭的兵器。」他問：「莎士比亞為殖民主義的喉舌嗎？盧梭是霸權論述的一分子嗎？希臘經典是民主的堡壘嗎？人們用這些字詞討論的，真的是文學和哲學嗎？如此的經典作品，真的可能會像右派說的那麼有趣，或是像左派說的那麼邪惡嗎？」

這些話，也適用於我們今天這個辯論中的一些分歧觀點。在我個人參與這個政策形成的過程當中，的確看到了報載記者會中某些教育官員推動這個課程時所持的理由。這些理由在今天在場的很多位大概都有強烈的批判，比如說有人把文化基本教材宣傳的好像無所不能，說有了它我們的道德教育就有救了，這當然是一個非常誇張的論述。有人說它可以反霸凌，我想在座的一些朋友，都會對這種論點嗤之以鼻。這固然是我們一部分官員的觀點，但當初我們在政策討論過程的當中，也曾在會議當中對這些觀點作了強烈的批駁。所以在我提交給這個論壇的一份呈給教育部課發會參考的說帖中，並沒有採取這些觀點；一些部會官員對外宣稱某觀點時，他們所持的立場，或許沒有經過一個比較詳細的討論過程。至少我們小組內部的共識，是不把這一門課程定位在道德教育，也不僅僅將之當作語文教育的附屬品。

我們看到，行之有年的「文化基本教材」，在實踐過程當中可以說成效不彰，基本上是失敗的課程設計。我記得有一次在會議裡頭，台灣大學的黃俊傑教授曾經開過一個很有趣的玩笑，他說「文化基本教材在台灣的教育裡頭只達成了一個功能──讓反對孔子的年齡降低到十五歲。」那時候全場大笑，很多人頻頻點頭。在文化基本教材的實踐過程當中，曾經出現過非常大的逆流：民國五十幾年時，突然出現以陳立夫先生的《四書道貫》作為背景的文化基本教材的教本。那個教材很顯然就是今天在座各位很多人批判的，是一種「黨國的意識型態」、一種「官方的介入」。所有對經典有點了解的人，包括我在內，大概全部都會反對這一套。果然，過不兩年，這套教材就消失了。

文化基本教材過去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呈現呢？過去呈現的方式，其實跟國文教育沒有什麼兩樣。它被拿來當作語文教育，一樣講文本、講解釋、講翻譯。這樣矮化的作法，當然沒有思想教育的成分在其中。我覺得這是對基本文化教材過去在台灣教育的發展過程當中所做的客觀描述。它所扮演的角色，除了《四書道貫》這段很短時間內是標準的政治運作之外，其實只是一個語文教育的附屬品而已。如果大家把這樣子的文化基本教材形容為一種黨國體制，我認為過於誇張了。

以上是我對於這個課程在之前歷史發展當中的一些描述，底下就要進入到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主題。首先，是李明輝教授希望我帶來的一個觀點。在他看來，祝平次教授與陳瑞麟教授所呈現的看起來最強的論點，在於主張儒學基本上有一個反民主的本質。此外，一般常見的反對論點，則是主張國家這個機器在文化的議題上應該採取中立的立場，不應該介入任何特定文化思想的立場去作傳播。我相信今天在座很多朋友，大概都基於這兩點，認為教育部不應該介入這次的課程設計。

這樣的立論是不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李明輝教授與我都同樣認為，這樣的觀點其實是建立在一個比較純粹的自由主義的立場之上。依照這樣的自由主義的觀點，在儒學當中我們不容易發現純自由主義式的自我，也就是祝平次教授一再提起的，這些新儒家對於國家權力的警覺不夠、敏感度不夠。但問題是，我們是不是只有按照這種自由主義式的「對權力的敏感度」才能稱作對權力的敏感度呢？這裡頭有沒有其他的可能的思考觀點？

李明輝老師特別要我在這邊代他陳述兩位外國學者的講法。一個是狄百瑞先生在一篇談到儒家思想跟社群主義的文章裡頭提到，在近年來有關亞洲價值的爭論當中，出現了一種以亞洲社群主義來對比西方個人主義的趨勢。狄百瑞認為，就儒家思想中並無一種完全獨立而自主的個人概念而言，儒家思想被當做亞洲社群主義代表的說法好像不無道理。然而，狄百瑞先生反對將儒家的社群主義傳統理解為一種重群體而輕個人的集體主義傳統；他認為儒家的社群主義傳統是在承認個人與群體相互依賴的前提下，肯定個人的真正尊嚴。因此，他把儒家的這種立場稱為一種人格主義，以別於現代西方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另外，德國的卜松山（Karl-Heinz Pohl）教授，也注意到儒家對於個人的看法跟西方社群主義的觀點有些一致的地方。他認為：「如果我們從現代人類原子觀的意義上將『個人』理解為一個自治的實體，作為其標誌，這個實體具有對同等對象自由選擇的能力和權利，以及不受限制地實現自我的潛力，那麼，我們在儒家學說中則找不到與現代西方個性觀念之對等之處。但我們發現在儒家思想中個人其實站在所有社會和道德考慮的最前端；儒家的自我不是一個『無負荷的自我』，而比較確切地說，是由他
所身處的並賴以形成其個性的社會機制及社會關係來定義。同時，它也被視為一種傳遞公共利益之觀念的敘述連續性──即活傳統──的一部分。」這是李明輝先生希望我在這邊引述的兩段話。他認為，從自由主義的觀點來看，儒學的的確確不太容易發現西方這種個人主義，但是這是否就表示儒學是所謂的（如祝平次教授所講的）「反自由民主」？同樣地，西方也有批判這種自由主義式的民主的說法，一種社群主義式的民主，就不認為國家一定非要在這個問題上頭採取一種中立的立場不可。如此，國家在四書納入高中必選這個問題上真的要持守中立嗎？國家真的在這個地方不可以有任何形式的介入嗎？這樣的論證一定是必然的真理嗎？

反對者似乎很喜歡沿襲某一些從五四以來就被用來批判儒學的觀點，簡單把儒學跟真實的人性對立起來。各位如果讀到祝平次先生那篇大作的話，就可以看到他在某種意味上象徵式地把儒學跟真實的人性對立起來。這樣子的批判，放到今天的中國哲學的研究傳統裡頭來，願意接受的人恐怕不會太多。以一般人最喜歡講的宋明理學的「存天理，去人欲」為例。這句話從字面上理解好像把人欲視為洪水猛獸，但是即使是在宋明理學當中，對於人欲的講法，也是非常豐富而多元的。你可以說，也許在傳統宋明理學的相關討論當中，某些東西說得不夠，它的知識語言不足等等。這些我都承認，但是如果要說儒學違反人性，就不能光引朱熹作例子，至少跟朱熹同時代的胡五峰，當他在講「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的時候，這裡頭就可能存在豐富的理解空間。我們能夠輕易地下「儒學跟人性是相對立的」的結論嗎？

時間不夠，但以上的說明還沒有真正進入我自己的觀點。我自己一個很重要的觀點是：很多人把「經典」跟「儒學」這兩個概念混在一起。這當然因為是《四書》所承擔的特殊色彩，但到底反對者是在攻擊儒學還是在攻擊經典？在我看來這是不同的兩個概念。在小組討論的時候，如同在給教育部的那份說帖裡頭所呈現的，我們其實是把它放到「經典教育」的脈絡裡頭，而不是儒學思想傳承。我知道這裡頭的挑戰非常多，以現在來講，它要面對的不只是各位從許多政治觀點來作的質疑，也包括今天在整個教育體制裡頭升學主義的抵抗。想要在當前環境中推動真正的「經典教育」，其實有相當的困難度，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我們當時看到了文化基本教材這一門課以前在實踐上頭失敗的經驗，認為應該給它作一個明確的定位，把它放回「經典教育」的脈絡裡頭來。從這個脈絡來說，經典是一個文本，文本意義的展開不見得是通過思想體系的展開那樣的模式。文本意義的展開可以非常靈活，甚至不必然通過一個詮釋的過程。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我有一個朋友，不是學界中人，是一個基督徒，他每天早上起來會作禱告，然後讀一段經，在信教的人來說這是「晨更」。然後他每天把他自己行程表上頭的重要事情拿出來，跟他今天早上所讀的這一段經文構成一種聯繫，他試著用這一段經文來理解他今天所要做的事情。我想這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經典教育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個純粹生命的一個過程，這裡頭不一定涉及到「權力的反省」、「權力的敏感度」，不見得是這些問題啊！我們的生命怎麼跟一個意義的來源相勾連，我覺得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在教育裡頭把這個關懷放進去有什麼不對呢？時間的關係，我先講到這裡。




主席戴華教授

感謝謝教授的陳述，因為時間的關係，無法讓謝教授暢所欲言，等下確實還會有機會補充。接下來請范雲范老師發言。

台灣大學社會系范雲教授

大家好，我沒有哲學的背景，《四書》也讀得不太好，也許我可以嘗試從社會學的訓練提出看法。

這個新政策出來時就有許多反對聲浪。第一是民主程序的問題，大家的質疑是，前一個政權才剛定案的綱要，在理論上不應在那個時間點改變；為什麼教育部在中學老師普遍抱怨時數不夠時，可以用這樣的方式通過，還創造出新的「必選」課程？我們在大學教書，知道必選事實上形同必修。關於這個問題，因為謝世民將會針對民主程序與必選討論，我就先不處理。

我所參與的民間組織「民主平台」對此事很關切，我之前從公民教育與性別的角度，曾寫了一篇文章刊登於蘋果日報。剛聽了謝大寧老師的觀點，我想提醒的是，教育部公文「普通高級中學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理念與特色」中詳細地說明了為什麼教育部在這個時間點上要強化這個課程、為什麼要作這個修正，它的確是從「經典教育」的角度來談，這公文中講的四個訴求是：第一個，「經典教育」的不可或缺性；第二個，「經典」是所有學科的基礎；第三個，「經典」的理念要融入生活實踐；第四個，「經典」是文化創新的源頭。我要提醒的是，這個經典教育關切的並不是語文的問題，它有兩個重要的東西，一個是品格教育，一個是民族主義的教育，這個公文在第四點「經典」是文化創新的源頭中，白紙黑字地說：「台灣如果真想做為中華文化的領航者，經典教育就絕對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如果教育部要學生必讀四書是為了品格教育以及民族主義的教育，我的疑問是為什麼這只是少數幾位中文系教授決定？如果經典教育為的是品格教育，為什麼哲學系的老師卻幾乎缺席？如果經典為的是民族主義的教育，社會學及政治學者研究民族主義的很多，為什麼都沒有在政策過程中被諮詢呢？

就民族主義作為經典教育的目的來說，我沒有要論斷當前的台灣需要哪一種民族主義教育。從我們由小到大的成長過程來理解，民族主義的現實內涵其實是與時俱進的。只是，許多國家的經驗與政治哲學都提醒我們，如果沒有民主價值作為上位價值，任何一種民族主義的教育都是危險的。因此，我覺得民主教育必需是民族主義教育的前提。

非常遺憾地，「四書」成為必修的過程在民主程序上就沒有被尊重。更根本的問題是，即使四書可能與民主理念並容，卻也沒有人可以說服我們，高中老師能否從民主的價值帶領學生解讀《四書》。也因此，在台灣公民與民主教育都仍未打下基礎的條件下，我個人相當懷疑，也反對貿然地以民族主義為目的，要全國所有的高中生必讀《四書》。

回到品格教育。作為一個社會學者，我相當懷疑，有什麼經驗證據可以知道，人們品格淪喪是因為不讀《四書》？如果中學生讀了《四書》，是否有助於品格提升？教育部宣揚政策的記者會上是以校園霸凌頻繁作為學生品格不佳的表徵，我個人對霸凌現象的解讀是，我們的文化中缺乏對弱勢者的尊重。台灣其實只有選舉的民主，並沒有尊重弱勢的民主。我們的文化傳統中一直缺乏對正義的反省。剛剛謝教授談到西方從女性主義與種族提出的對經典的批判以及那本《華麗的探險》所提出的「批判的批判」，我想，如果我們對西方經典辯論理解就會知道，在台灣，我們所謂的「經典」，從來就不曾被真正挑戰過，更遑論多元對話。

如果我們同意，可以用「經典」來解決品格問題的話，我的疑問是，所謂經典是由誰定義才算，以及什麼樣的經典可以有助於涵養品格？

我個人主張，如果只讀《四書》，還不如讀女書。為什麼我要說讀《四書》不如讀女書呢？

我高中剛好讀的就是《四書道貫》，我後來回想，為什麼我這麼不喜歡它，很可能是因為它讓我覺得是一個很疏離的思想體系。四書的理想世界是一個「君子」的世界，但這個君子的典範，總是以男性作為想像，對一個中學女生而言，那是一個非常疏離的倫理世界。雖然考大學時我的中文可以考高分，可是這些所謂「經典」，很快就被我丟棄，真正對我思辨與品格具有啟蒙意涵是大學時所讀的社會學與女性主義的經典。

中學生裡面有一半是女生，她們正處於人生與性別經驗成長的關鍵徬徨期，除非教育部可以告訴我們，所有的高中老師都能以性別與多元的視角教育高中生。調查一下，在座聽過「女書」的人是否可以舉一下手？很高興還有一些人有聽過。

根據中研院學者的研究，「女書」是大陸學者宮哲兵1982年時在湖南江永所發現的書寫系統（後來由女書研究者鄭至慧引介到台灣）。它字體像菱形，與漢字不同，寫在布面上，字跡娟秀、筆觸纖細，當地人說那是女書，因為是由女子專用，男人看不懂。女書研究者認為，這套語言是百年來當地被拒絕在學堂外的農村婦女，用來紀載女性生命歷程，並得以互訴悲苦、締結姊妹情衷的文字記錄。在女書裡，我們看到漢人社會以男性為中心的秩序下，貞節牌坊背後的苦情與女性連結。

女書呈現的世界，是一個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四書倫理秩序所排除並遺忘的世界。用社會學的語言來說，閱讀女書，是去理解一個被系統性壓迫的受壓迫者的空間與情感經驗。為什麼我說只讀《四書》倒不如讀女書？因為我們的社會所缺乏的是對正義的理解。要學習思辨正義，必須先學習如何聽到弱勢者的聲音。

如果各位對女性主義哲學有些理解的話，女書的世界，就像Nancy Fraser所說的，是一個“subaltern counterpublic”（賤民的反公
共）。如果我們的中學生真能有機會閱讀這樣的經典，他們或許更能更能思辨，從家國民族主義到父權體制，到底是誰的秩序？又排除了誰？日常生活的秩序裡，擱置了哪些不平等？以及，如何對待一個真實世界中的人？所以，如果教育部真得要做好品格教育，不如把這樣一個華人文化裡的重要資產，重新帶回我們的視野。

其實我的主要目的，倒不是倡議女書成為唯一必讀經典。我還說的是，與其辯論哪些經典必讀必修，我想丟給在座朋友的一個根本的問題是───「《四書》事件如果有什麼值得反思的話，應該是，我們到底要給年輕人什麼樣的公民與哲學教育？」

我並不反對道德教育，也不反對教育部政策背後想要尋找基本價值與世界觀的苦心。當中華文化跟台灣文化在政治選舉上還在競逐霸權，當年輕世代頻頻在網路上以自己的正義觀代行公理的時候，我覺得最遺憾的問題是，作為教育者的我們(我在社會學、各位在是哲學)，能不能夠提出在這個時代，在下一代的教育中，需要什麼樣的公民跟哲學教育？

在場各位都是哲學家，沙特跟西蒙．波娃在中學的時候就開始他們的哲學課程。我記得在沙特傳記中讀到，他是因為中學學校裡的哲學課而從文學走向哲學，之後，當代有了一位重要的哲學家。《四書》事件反映出，這是一個社會學家跟哲學家都嚴重缺席的時代。這讓人憂慮。

很高興台灣哲學學會舉辦了這樣的論壇，在這之後，我們可以一起思考，如果必選《四書》不好或不夠好，那，我們想要給高中生什麼樣的哲學教育？




主席戴華教授

感謝范雲教授，從一個帶有女性主義敏感度的社會學家的觀點，對於今天的議題提出對照的立場。接下來要轉到卓翠鑾老師，她是實際在高中教授中文課程的老師，我們來聽聽她的觀點，歡迎她。

嘉義女中國文科卓翠鑾老師

有一次學生問我：「老師，如果顏回活在今天這個時代，他會不會加入占領華爾街或包圍台北101的行列？」我說：「如果他真心安貧樂道，應該不會。」學生說：「哪是安貧樂道？他明明『宅』慣了，根本不知有101，遑論華爾街。……」這段「學貫中西」的對話，正好凸顯四書教育所面臨新世紀學子的質疑與挑戰。在這段對話裡，我用「如果……應該」語帶保留的方式來陳述，某種程度是不想抽離儒家信仰的價值，而學生的「顏回、101、華爾街」則是跨時空的思想跳躍、甚至是斷裂，這是目前高中生普遍的思考型態。假使古代的顏回今日現身，要加入占領華爾街的行列，他必須先被新時代改變，且將原先的價值信仰全盤摧毀。

我多數的學生認為顏回是「大宅男」，安貧樂道，只是自我美化的修辭而已，無能兼善天下，「宅在家」也是「獨善其身」，無所謂的道德修養或價值信仰。學生詮釋的觀點之所以另類，關鍵在於時代氛圍的改變，以及新舊時代價值認知的差異。今日學生所處的時空環境與儒家思想「產出」的時代、甚至《四書》獨尊的時代已全然不同，因此，大人、小孩對於「經典」、「主流」的認定自難劃一。如果《四書》的主流價值可以被顛覆，如果《四書》的經典地位容受質疑，那麼，教育部還會不會將它納入高中必選教材呢？

我的論題分二部分：其一是必選政策合宜性的反省；其二是教材合宜性的反省。

一、必選政策合宜性的反省

人終其一生為維護自己的信仰或信念而活，理當獲得尊重。但將個人或名義上的多數人的信仰或信念，透過政治力納入教育體制，企圖轉化為集體的信念、信仰，這樣的作為，我認為是非常不好的教育示範。如果尊重、維護個人思想信仰是普世的價值，那麼高舉民主人權的國家，就不應框限所謂的「主流」而排他，若要將「文化思想」納入教育體制，則應以尊重多元為前提，「獨尊」顯然不恰當。

今日的高中生未來必要迎向世界，那麼中國崛起，他們要不要面對？當中國大陸的孔子學院在歐美世界普遍設立的時候，當「華文熱」是一種世界潮流的時候，他們要不要迎合？我個人認為：他們一旦迎合，必然會在一個共同基礎之上，才能與國際社會包括中國大陸展開對話，而這基礎之一就是中國文化。現在問題來了，我今天教導學生讀《四書》、認識中國文化，算不算是「中國化」？我今天不敎學生認識中國文化，是不是叫「去中國化」？常有人問「中華文化是誰的文化」，其實我更想問的是「即便民主或共產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不管彼此相互承認與否，有沒有可能根源於同一個文化？」「文化的認同」是否就相等於「國家認同」？這是我今天到底在敎「中國文化思想教材」或「中華文化思想教材」講不清楚說不明白的夢魘。甚至懷疑自己，能否如教育部所期待，透過《四書》教學，肩負起確保台灣為「中華文化正統、領航地位」的重責大任。

此外，《四書》課程屬性的認定也可關乎政策的合宜性：如果它是道德倫理教材，是否因為今天台灣社會道德淪喪？所以才要積極提倡。依老子的說法「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那麼，今日道德仁義淪喪，該負責的是大人還是小孩？如果它是語文教材，將與國文科重疊，豈不欲蓋彌彰地變相提高文言文的比例？同樣是語文詞章之學，卻又獨立一門，或有疊床架屋之嫌。如果它屬文化思想教材，孔子強調「有敎無類」，意思是什麼樣的學生都要教，那麼不同天賦秉性、思想信仰的學生也應有平等的受教權。換句話說，要尊重學生的多元思想、性向發展並予以教導，那麼各家思想理當兼容才對。嚴格說來，儒家學說適合作官階級，也適合向這些官人叩頭的庶民階級，但是也有人不作官，不向人叩頭，而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如道家信徒，自創一種獨特的生命價值取向。古代中國，九流思想各自分立，卻彼此辯證性地相互滲透，因而構成文化精深搏大的底蘊，因此，「獨尊一家」的文化教育政策，顯然有所偏頗。

再者，學界與社會大眾反對《四書》必選的理由，除了政治立場、意識型態、法理爭辯、文白之爭、學生壓力之外，還有部分因素是個人國文學習經驗不佳。這也說明一般對於國文教學的刻板印象，對於高中國文教師能否勝任四書教學，有相當程度的不信任。誠如筆者對敝校三、四十歲以上的教師所做的抽樣問卷結果，除了對於「必選」贊成與否有任教科別差異之外，極大多數老師對於台灣《四書》教學「得以取得中華文化的正統地位」、或將《四書》作為高中學生必讀的唯一經典，都不表贊同，甚且對自己過去學習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印象，多半仍以「字詞章句的解釋與背誦」為主。坦白說，身在教育現場，如果傳統記問背誦的教材教法不改變，對於「必選」的《四書》教學，我也不樂觀。因為時數有限，因為不是所有老師都認同《四書》是「唯一的經典」，也不是所有的學生，都能迅速有效地學習這套文言文的教材，（尤其《孟子》、《大學》、《中庸》），這樣的師生共同進入《四書》教學現場，很容易兩敗俱傷。甚且一週一節課，能敎的分量有限，遑論教學的深度與質感？如此的經典教育政策，宣示的意義遠大於實質效益，這也是我不贊成「必選」的理由。

二、教材合宜性的反省

信仰儒家教義者，若違反儒家教義，其將四書納入教育政策，也沒有說服力。我無意衝撞課綱委員的儒家信仰，我也尊重積極維護、發揚儒家文化思想的人，但是此次改變課綱，在程序或技術層面，給人觀感不佳，朝令夕改既粗糙又無禮，豈是克己復禮之儒者所應為？

再就教材核心來談，董金裕老師說：教材編選與教學方式要顧及在地性、時代性及實踐性，他說：「講解不是重點，實踐才是」謝大寧老師也說：「經典理念皆融入生活實踐中……經典是放在生活實踐中才成為其經典的……」那我們就來檢視一下當前信仰《四書》的社會精英的實踐的狀況如何？有人說「社會精英的人格感召力，遠大於他的知識、理論的感召力 」因此，要說服這一代年輕人讀《四書》有魅力，就必然要檢驗讀過《四書》的社會精英的人格有否這種魅力。那精英中的精英，就是我們的中央、地方的執政者了。儒家強調「修身正己」才能正人、才能「上行下效」、「風行草偃」。遺憾的是我們今天的國家領導人或地方政府官員，甚至是教育工作者，大部分都讀過文化基本教材，有因貪腐坐牢的、有收學童營養午餐賄賂而吃官司的、有欠健保費不還的、還有在媒體面前流利地背誦「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的執政者，卻全然無視於苗栗大埔農地被地方政府強行徵收的不公不義之舉。這些一時的精英「淑世愛人」的精神實踐在哪裡？張作錦先生說：「受東方儒教文化影響的國家則倡『恥感文化』，以為人性本善，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做了錯事內心會自責，也會受他人的抨譏，這一套形而上的規範，叫作『內疚神明，外慚清議』。神明不是神祇，而是良心。孔子教人一個檢驗良心的簡易方法──『汝安，則為之。』安不安，騙不了自己……」，所以「心安不安」可以成為道德檢驗的標準。如果這些讀過《四書》卻貪腐、收賄賂坐牢的、欠健保費不還的、言行不一的「大人們」心也能安，我們如何教導孩子「內省、誠實、知恥」的可貴呢！《四書》理念，若不被學過《四書》且有能力擬定、執行《四書》教育決策的相關人等所實踐，這還能成為經典嗎？既然經典的「可實踐性」被質疑，我們如何說服高中生《四書》是向古人學習生命智慧、道德倫理的唯一，所以非讀不可呢？

《四書》經典實踐性的檢驗如果成立，就可以清楚看到《四書》教育理想與現實的衝突，而這衝突也正凸顯一個問題，亦即道德認知與道德實踐的背離，這就是今日的高中生學習《四書》必須承受的衝擊。深入來看，也是他們必須面對的生命課題──如何正視人生現實，直面虛矯偽善的人性，進而從中學習反躬自省、安身立命。如此看來，教育部希望透過四書教育減少校園霸凌、提升學生道德品行，其認知與實際顯然有極大的差異。

儘管以上針對政策合宜性有所質疑，我認為《四書》還是有選修的空間，但選修《四書》不必然是因應教育部所提的空泛的教學目標。對我而言，高中是大學的預備教育，也是學術能力養成的基礎教育。文化思想教材，可以用來訓練學生基本的學術能力。

如果以上我「用儒家觀點檢驗《四書》教育政策」得出的結論可以接受，那麼《四書》納入教材的合宜性就具備了。因為做為一套「經典」教材，它的合宜性就是取決於它的「可思辨性」，因為它具可思辨性，就可以拿來訓練學生的思辨能力，學生有了思辨能力，再回過頭來檢驗這套經典理論，他們會有各自的理解、判斷、評價或詮釋，就不會人云亦云，也不會盲從。在這個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社會裡，思辨能力何其重要！學生有思辨能力，就可以培養他們對公共事務的關心和批判，甚至對人群的關懷，不論是透過網路社群或直接走入人群，這也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或者所謂的公民必備的能力跟涵養。我個人認為，這才是當代「《四書》教育」的價值所在。當然我還要強調一點，如果第一線的老師本身不具思辨能力且意識型態先行，「獨尊」一家的教育政策，對學生而言形同災難。




主席戴華教授

感謝卓老師。聽了前面三位的意見之後，我覺得今天的討論不止只討論四書這個議題，因為三位講者都提出了更進一步的問題，而就這些進一步的問題，大家其實還是有一些共識的。從這些有共識的地方來談起，或許最後對這個論壇的議題，大家心中就有一個清楚的答案。我們最後請中正大學謝教授，謝世民老師。

中正大學哲學系謝世民教授

謝謝台哲會張忠宏秘書長，為這個論壇花很多時間，湊集了我們四個。其實還有四位沒有來，就是祝平次老師跟陳瑞麟老師，但他們已經有蠻長的文章在網路上發表，至於杜保瑞老師跟蔡家和老師也會寫文章，到時候也都會掛在台哲會的網頁上。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下載仔細閱讀。

我今天的主要論點是：教育部訂高中必選《四書》是違背了「政教分離」原則，也就是違反了國家不刻意獨尊或鼓吹任何特定宗教的這項原則，這是上綱到很高的層次。

就政治道德而言，「政教分離」是憲政民主國家必須謹守的基本誡命。我想大家應該都會同意，根據「政教分離」原則，教育部不可以要求高中學生或任何階段的學生必選《聖經》或是《壇經》。同理，如果《四書》作為儒教的經典，其地位就像《聖經》或《壇經》一樣，那麼，教育部也不可以要求高中生必選《四書》。當然，儒家的信仰者也許會辯解說，《四書》並不是宗教的聖典、儒教不是宗教。但是從基督徒和佛教徒的立場而言，如果政教分離是大家都必須遵守的原則，那麼，在高中課程設計的層次上，《四書》其實就像《聖經》和《壇經》。這是我的主要論點。

我的論點絕對不是說讀《四書》有害，絕對沒有，我自己讀過我知道。讀《四書》有害嗎？我不認同。所以我的論點絕對沒有說讀四書有害。另外我的論點也沒有說教育部這項政策「違憲」。到底這項政策是否違憲，台大法律系的顏厥安教授主張：「憲法未提獨尊中華文化，反而強調多元文化，強推該課程明顯違憲」；但是高中課綱委員謝大寧教授則認為：「憲法第158條明訂發揚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不推動中華文化才違憲」。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對於推動這個政策違憲不違憲，有兩個不同的立場，而對於「如何論證憲法真義」，這是很複雜的問題，我沒有能力處理。所以我沒有說這個政策違背「政教分離」是等於違憲，沒有這個意思。

第三，我說它違背「政教分離」原則也並不是說，各級教師因此沒有在課堂上實施「品格教育」、「經典教育」的自由。教師在課堂上有一定的程度的教學自由跟言論自由，那麼一個教師在課堂上恪盡了他的教學義務，即把學生應該學的、課程設計應該要教的東西清楚地教給學生之後，他當然可以在黑板上寫「君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然後講道理給同學聽，若這位教師覺得這樣子教導學生有助於學生品格的端正。老師在恪盡了他的教學職責之後，當然可以在課堂上講這類哲學觀點，這是他的學術自由跟言論自由的範圍。但是我們要注意，在課堂上正當不代表可以拿來考試，當然學生是被強迫要聽，不過那並不等於強迫學生接受或相信。

我說「必選四書」這個政策悖離「政教分離」原則，並不蘊含說國家不得推動文化建設或資助藝文活動，也沒有說國家因此就不得設立教授儒學的哲學系，而這就涉及到李明輝教授的稿子裡觸及的中立性原則。我自己接受中立性原則，也覺得國家應該在很多基本問題上保持中立，然而國家可以拿所謂的「公共資源」去推動各種文化建設，關鍵就在於怎麼推動。推動文化建設是基於什麼目標才具有正當性？這問題相當複雜，而就這方面哲學界其實也累積了相當多的文獻。這個可以讓大家來思考。如果有時間我們再來慢慢討論。

以上是我先釐清我的觀點。那麼有人也許會問說我把必選《四書》之規定，一下子上綱到「政教分離」這個層次，是否犯了「類比謬誤」或者是有點太誇張了？儒家思想到底是不是一種宗教信仰？在我看起來是！但這並沒有負面的意思。我在電視上曾經看到，台北某一間知名大學以講授《論》、《孟》聞名的教授，和講佛經的高僧以及講《聖經》的牧師，在不同電視台的同一時段裡，一起「互尬」人生大道理，開導聽眾。更具體的論據是儒家思想的鼓吹者也這麼認為。牟宗三先生是新儒家的一個代表性人物，而他的學問、人格也受到大家的推崇。他在1954年的時候，在台灣曾經組織過「人文友會」這樣的一個組織，這個「友會」不是政黨，而是大家一起讀書、討論問題。他倡議使儒家成為孔教或人文教，在各地成立實體的人文教會，甚至要大家一起奮鬥，通過憲法使祭天、祭祖、祭聖賢成為國家節慶典禮的一部分。對牟宗三先生而言，正如「在耶教，通上帝，須通過耶穌」一樣，要通儒家所講的「天道」，「一定要通過孔子，故孔子為教主」。 就「教化人心、安頓生命」這個功能而言，儒家思想可以取代各大宗教信仰、可以與各大宗教信仰平起平坐，這如果不是每個當代重要的儒者都曾明白倡議過的主張，應該也是大多數當代儒家會同意的。

當年唐君毅先生看到牟先生那個倡議後嚇了一跳，寫信給他說：「牟先生啊，萬萬不可。」意思是說，你真的要成立一個實體教會、規畫出一套儒家的祭典儀式，日常生活要規範不太容易，所以唐先生對這倡議是有所保留的。不過，他認為儒教的確是具有宗教之性質與功能，他說：「哲學非人人所能，西方哲學尤易使人往而不返。而儒教則可直接人之日常生活。在儒為教處，確有宗教之性質與功能，故曾安頓華族之生命。」在安頓人心的功能這部分，唐先生是肯定的，只不過真的要搞成實體教會的話，他說萬萬不可。他有點擔心這樣動作的話，會引起社會大眾的疑慮，大家會想說：「這是在幹什麼？」他的信，登在《人文講習錄》（1996，臺灣學生書局），各位也許可以去讀一下。

杜維明先生，所謂儒家第三期的倡導人物，他也是一個當代新儒家，或者林安梧先生，都是例證。各位去讀新儒家，或自我定位為儒家思想的許多傳承者，或覺得儒家是很高價、值得推動的人，看他們的書，大概都會這樣定位儒家思想的功能和性質。雖然牟先生那個想法沒有做出來，但是就功能和性質上，儒家跟各大宗教信仰的地位是一樣的。 

那麼，當安排高中課程時，在「政教分離」這大家必須遵守的原則前提下，為甚麼獨厚儒家呢？這是謝大寧教授和他在教育部的同道們必須回答的問題。

再來，我想要回到比較具體的所謂「把儒家思想定位成宗教信仰」上面。各位其實也可以在教育部頒布的課程綱要看到，他們列的課程目標是什麼？它實施方式是如何？從這邊可以隱約看到，教育部在寫這個課程綱要的時候，其實也有這樣的自我定位。它說必選科目目標有三個：第一點，培養道德倫理意識及淑世愛人精神；第二點，汲取古人之生命智慧，明辨是非，並落實於日常生活。這兩個目標聽起來是跟教化人心、安頓生命是蠻接近的，只要不拘泥於字面的話，這兩個目標其實很像。

第三個目標，我先不談，那就是，「省思文化要義，結合在地特色與當代思潮，以達繼往開來之目的」。就評量來講，其實高中老師應該會很頭痛，因為第一個：評量要符合本科課程目標。我們剛剛唸了兩個目標，你現在問自己，那兩個目標要怎麼評量？也就是，你怎麼把省察跟實踐包含在評量裡面？你怎麼透過平時測驗跟定時考試去評量、測量學生的道德倫理意識及淑世愛人精神？你怎麼評鑑成績好的學生不是「偽善」？一旦把《四書》列入必選，那麼評量問題我想是無法避免，教育部規定的評量辦法第二點還說：「評量方法宜適當而多元。」這蠻空洞的，完全沒告訴你要怎麼來做。所以在實際操作上，我覺得會有很大問題。

無論如何，對我來講，強迫高中生學習、接受、信仰一套類似宗教教義的學說或道理，完全背離了政教分離原則。

最後，謝大寧教授把四書必選定位在「經典教育」上，對此我也有一點意見。我自己對於經典教育的價值是肯定的，但我認為關鍵在於「怎麼推」，把四書必選當成經典教育去推，恐怕不是最明智的做法，因為它涉及了強迫。我們可能要再停下來多想一下。如果是「經典教育」的話，我覺得真的要重新再開會，再來仔細詳談，因為有太多的經典可以選了，而且也要讓學生有選擇的空間。就像范雲老師說的，也許哲學系老師應該要參與，也或許還有其他學科的老師都要來一起想想看，「經典教育」要怎麼來推？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走向，值得進一步討論。




主席戴華教授

邀請的幾位老師時間就到此為止，最後可以給各位老師留一些時間作總結，現在的時間，開放自由發言。

清華大學哲學系吳瑞媛教授

如果問題是說「《四書》可不可以讀？」，我覺得大家的立場一致。應該要問的是：如果《四書》可以讀，是在哪一門課裡可以讀？謝大寧老師好像給了一個無效論證。謝老師論證說「如果哥大的課程用到經典，而且是可以證成的，那我們這個中華文化的課也用了經典，跟哥大的課一樣，也可以證成。西方已經證成了，那我們這邊還在吵，真是太落伍了。」你這是個無效論證，是因單單靠使用什麼書來設計課程，不足以來個體化這個課，同樣使用經典不足以讓哥大的課與《四書》算同一種課。就像我們看電影裡面，戰犯被人家拿刀子割皮膚，你會說這種行為太糟糕了，那我們看醫生美容的時候，他也是拿刀子割皮膚，我們也要說這種行為太糟糕了嗎？所以要問一件事是什麼樣的一種事情，絕對不只是看相同的物理的動作；要看課程是什麼樣的課程，不能看教什麼書。我要論證的是：課程的同一性，在於你把書鑲在哪一個制度架構裡面去教。哥大的CC(當代文明)這個課我自己教過，我知道它絕對不是great   books program，它的證成理由不是說「我們讀的這些書都很棒，都會對你的人生有非常好的影響。」那是灌輸，而不是CC這個課強調的公民教育。公民教育為什麼會剛好選這些經典？是因為這些經典影響西方文明很深，我們要了解的現代制度都有那些經典的影子。可是，這些經典非常多元，多元到像柏拉圖、基督教、回教，包括馬克思、達爾文、弗洛依德，甚至是西蒙波娃的東西也都放進去，所以在制度設計上絕對不會獨尊一家。此外，CC這門課非常強調課堂討論，以培養公民教育所重視的批判思考的能力。就這兩點來看，經典框在這個課裡面，在批判思考及制度層面，絕對不是只欣賞經典的idea多美、多棒，而是要正面立場、反面立場反覆檢視，所以需要有很多哲學系的老師去教。CC根本就是一個用經典來教批判思考的課，強調「作為一個公民，你需要知道什麼 ？」所以其中的反省空間非常大。它是人們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看到人類文明可能因此毀壞，了解到要建立價值就必須要真正反省過價值，所以將經典教育定位為「公民教育」的一個課。如果你要用「哥大那個西方的課用了經典」來證成四書必選，我覺得不能成功。




輔仁大學哲學系沈清楷教授

我想回應范雲老師。我剛好寫完一篇要交給《人籟》的文章，是關於法國高中生的哲學教育，我把一些訊息提供給大家參考。法國的高中教育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所有的類別都要念哲學。比如說文學組要念八個小時，經濟社會組要念四個小時，科學組要念三個小時，技術類（不管你是跳舞的，還是做任何technology）大概也要二個小時。他們把哲學放在這裡當然不是一個意識型態的教育，而比較像是公民教育。哲學課程不是在培養哲學家，而是培養一個能夠自由思辨的公民。我蠻同意吳瑞媛老師，經典教育其實是思辨的教育。因為要培養思慮清晰的公民，所以要從「概念」跟「作者」兩個途徑著手。在「概念」部分，他們在普通會考討論的幾個主題如：自我認識、文化、理性、現實、道德、政治；而專業會考的時候有八個學科，它大概就是涉及到文化、真實、真理、自由等這些概念，然後再從這個基本概念開始擴大，比如說平等、感覺、慾望、語言、宗教或者representation（表像）、國家義務等概念。在「作者」部分，課綱清單總共有57位作者，按時間先後可以分三個時期。從古希臘羅馬到中世紀，從柏拉圖到奧坎總共有15個；現代時期的哲學家，從馬基維利到康德總共18個；當代的從黑格爾到傅柯，總共24個。當然古代到中古世紀我們很難用現代國家的概念來區分，不過來到現代跟當代，法國很注重所謂的「多元性」，即國家的比例：你不能在哲學教育的時候都在談法國哲學家，所以必須注意。比如說現代跟當代有42個作者，由國家來看，有19個是法國人，10個是英國人或是英文著作，9個德國人，還有4位歐洲其他國家的作者，盡可能涵蓋歐洲文化。這不是一綱多本的概念，讓老師可以自由去選擇教給學生什麼。如果我們希望下一代有自由批判的精神，不會像以前的文化基本教材，放在語文類或者放在經典教育，結果這個經典卻是狹隘的，就只有幾本書。我們應該把「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換成「文化基本教材」，讓學生的啟發也可能來自於例如道家或其他學說。




台灣大學哲學系苑舉正教授

我感覺到大家共同的顧慮，就是四書這件事會變成山寨版的三民主義。大家對文化基本教材的印象，其實就像謝世民教授所講的，並不算太差；但是因為三民主義的教學過程中不能進行批判思考，就感覺到很遺憾。至於范教授所提到的「必選」的問題，「必選」並沒有不合邏輯的問題，因為它與「知識論、形上學、倫理學，三科裡面必選兩科」的概念相同。另外，卓老師跟范老師都引了一個議題，我覺得那才是真正的核心，就是山寨版的大國崛起問題。卓老師很認真地談到「要不要讓高中學生面對中國崛起」的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偽議題，因為我自己系上有些同仁，他們藉著對岸的國學熱普遍得出一個心得：假如今天這個四書的議題是在EMBA班上討論的話，全場一定非常熱烈，謝大寧教授一定被舉起來往天空拋三次。但是在台哲會，謝大寧教授就顯得有點孤獨。我甚至可以說，這個問題經過台哲會討論後，答案很明確：基本上閱讀的自由應該維持，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必透過由上而下的方式，更不用說是要強迫大家去做什麼樣的理解跟討論。至於說閱讀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或是閱讀《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對於人生的開創、道德的培育有什麼樣具體的建設等等的這些問題的話，可能要個幾十年後才能有所感知。另外，有一個問題我希望能夠把它拋出來討論，我覺得這是一個需要除掉的因素。范老師提到「要做中華文化的領航者」這個觀念是民族主義。我不曉得這民族主義的因素的嵌入，是妳自己詮釋的結果還是教育部白紙黑字寫下來的教育宗旨。如果民族主義是白紙黑字寫出來的那就太愚蠢了，因為這個名詞大家心裡都有數，是一個很敏感的名詞。事實上大家也都同意，著重於對great books進行批判性思考，根本完全不牽涉到它現實政治的運用與價值。先人的智慧本無國界，也不分時空條件，如果基於民族主義的目的將四書放進課綱，對於四書還蠻有污辱性的。大陸現在在一種極度地破壞之後又極度地偏愛的盲目熱情中，就像是用炒紅酒、炒核桃一樣的這種心情來炒國學。我自己系上也有同仁在這方面非常成功，我們大家一方面是羨慕，一方面也有點隱憂：到底要從哪一個方向來正視、閱讀傳統的經典？我自己對於社會科學的啟蒙是來自於三民主義的課程，因為發覺其中滿紙胡言，藉此養成了批判性思考，達成意想不到的效果。這是另外一種可能，我覺得需要釐清一下。




東吳大學社會系蔡錦昌教授

我在社會系教了二十幾年，也在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開「經義解讀法」的課，教四書五經怎麼解。我一方面教過馬克思、韋伯、傅柯，另一方面我比中文系更中文系，因為是在經學研究所，所以我有話要說。我博士論文研究知識分子，是知識社會學、知識政治學，從這個角度來看，台哲會根本就是三立台跟民視台嘛，因為這裡的人都討厭國民黨，我當初就知道，所以特別要來參加，來做一個少數。每次在台哲會講中國哲學題目聽眾都很少，講的人有多少，聽的人就多少，可是隔壁講西洋哲學題目的都十幾二十個人。從這個比例可以知道，台哲會是很有特色的，不怎麼歡迎大中國的那種東西，雖然台哲會也不排斥中國哲學，但是自然就形成一個生態。我在社會系教「華人社會行為」，了解這種學術活動也是華人的社會行為，表現出華人很奇怪的一面，就是說一套、做一套。現在台哲會大部分的人的調調，是一種特種的華人，就是不要三民主義，不要國民黨，不要必修，但是如果改天《四書》背不出來，輸給一個大陸來的人，他心裡就會覺得漏氣，表面跟心裡不一致。我很有信心，華人都是西瓜偎大邊的，大國崛起絕對不是假話，改天在座的人千萬不要去讀《四書》、講《四書》，改天不要像柯林頓一樣，當年反戰後來就變美國中心。我很有信心，改天當你們投誠的時候，就記得蔡錦昌說過這樣的話，「西而優則中」，這是我的口號，「西而優則中」，謝謝。

東海大學哲學系李心文教授

我高中的時候念《四書》，自己其實覺得蠻受用的，因此同意蔡老師的看法，覺得讀《四書》蠻好的。我想針對剛剛卓老師的發言裡面提到的議題，發表自己的一些想法。一方面就是關於中國崛起這件事情。我不太明白，為什麼讀《四書》會幫助台灣的學生跟中國競爭？除非說他們會參加《四書》背誦大賽，不然的話就我所知，對岸的教育並不是特別重視這一塊，那麼強調「為了要跟他們競爭」，我不認為這是一個讀《四書》的理由。第二點是我同意卓老師的說法，高中教育很重要的是為將來學生進大學做準備，我們希望學生有思辨性，可以學到一些關於研究的方法。如果以這個為目標，用批判思考的角度來學《四書》，當然是可以的。問題只在於怎麼去教，像宗教課、歷史課，其實都可以用批判思考的方式來教，而不是把它當成是一個具體的學說來灌輸。比方說像我曾經當過一個課的助教，老師教歷史，就給學生看中國歷史上有人會說「南蠻」，你從這裡面看到了什麼？你是看到了南方人的口音就是不好聽，還是看到了北方人歧視南方人？我覺得《四書》也可以這樣子教。可是，如果最重要的教學目標是要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的話，我們為什麼不直接教他們邏輯、批判思考，或倫理學？倫理學給他們更多的選擇，就不會只有中國的、儒家的教育。




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朱家安同學

我對謝大寧老師的這份說帖有些疑惑，主要是針對整個修訂理念的第二個部分。在這部分，謝老師說到經典教育有幾種不可或缺的功能或價值。首先，謝老師說「每個文化體能提供最基本價值理念、秩序與世界觀就是『經典』。」其次，謝老師主張「經典是所有學科的基礎」。第三，謝老師說「如果我們想要讓自己的生命獲得意義，就必須讓我們的生命與經典取得某種聯結。」第四，「如果中華文化想要在這時代中有所創新，也必須奠基在成功的經典教育之上。」剛剛謝老師在發言的時候說，有很多政府官員把經典教育的效果講得很誇張：大家讀《四書》就不會有霸凌、小朋友都孝順父母。可是令我疑惑的是這份說帖裡面的說法，在誇張程度上面好像不會輸給政府官員的說法。政府官員說讀《四書》會孝順父母，不會有霸凌；謝大寧老師說，如果我們不接觸經典，我們的生活會變得很糟糕。為什麼呢？我們會失去基本價值理念、失去秩序、失去世界觀；我們所有學科都沒有基礎；我們生命不再有意義；我們文化創新也毫無指望。我覺得如果我們希望自己對於教育的投資得到預期中的效果，在畫藍圖、建立理念的時候，似乎必須負起基本的舉證責任，說明為什麼這樣子的教育可以達到這樣子的效果，如果沒有的話會有什麼糟糕的後果。




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黃頌竹同學

我覺得因為今天在場的人大部分是哲學出身的，所以或多或少在思想上都有一些反骨，總覺得批判思考是很重要的東西，這我都認同，所以不會再在這方面繼續琢磨，大家都已經講得豐富而且完整。但還有一個問題，到目前為止可能比較被忽視，就是：把經典拿來當文化教材或者是文化教育的意義到底在哪裡？剛剛苑老師說「必選」沒有矛盾是因為你可以三選二，我不知道《四書》列為「必選」沒有矛盾是不是因為你可以四本裡面選兩本或是三本。我認同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也就是說我認同一個文化群體確實有認同彼此所屬的文化群體的重要性，但是在承認這件事情的重要性的同時，我們必須要檢視：我們認同的那個文化，具體來說到底有什麼內涵？那些文化內涵裡的東西應該要怎麼納入教育裡面？把經典教育當作文化教育的時候，這是必須要思考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自己對於這個問題的分析是這樣的：我們的文化從歷史上來看，從古至今，一直處在流變的狀態當中，內涵並不是固定的。大概是兩、三千年前，儒家思想從孔子開始發生之後，歷經了歷史上的傳承，事實上也發生很多內涵上的轉變。此外，除了儒家內部思想上的轉變，儒家跟其他同樣也是發源於我們民族或是我們文化的思想有衝突，包括跟道家、跟墨家的衝突、跟法家的衝突等等。這些衝突不但影響著儒家文化的內涵到底是什麼，也影響到的我們整個文化的內涵。因此，整個文化的內涵跟儒家文化的內涵是不同的，儒家文化的內涵比較特定，文化的內涵則比較一般general。如果我們強調的是，作為一個文化群體，我們處在同一個文化裡面，在這個群體裡我們想要找尋一個文化的認同的話，文化教育不應該只有儒家的內涵才對。照理講，法家、名家、道家的文化內涵也應該要被納入教育裡面，讓學生知道這些東西如何影響我們現在的文化內涵是這個樣子；我們可以很確定，當初如果沒有這些同時在互相競爭的其他思想存在的話，現在的中國文化也不是會是這個樣子。再繼續把這個論點往外擴張的話，我們似乎沒有理由否認現代的中華文化確實也深受許多西方思想的影響，包括民主、科學，這些影響通通都內化在現代中華文化的內涵當中。如果如此，義務教育中的文化教材來也不應該將之排除在外。




中正大學哲學系王一奇教授

今天的討論，大家很強調批判性思考的價值，我個人也蠻認同的，我想要就此做一點延伸。當我們要求對《四書》作批判性思考的時候，是不是這個議題可以再放大一點，是不是還有更多的課程需要融入批判性思考？譬如說歷史課，總會挑一些東西來教，但我後來才發現我們學的歷史原來很多都是地理，或者是小說之類的。又譬如說，我們在學社會的時候學到民法、父權關係以及異性戀婚姻。異性戀婚姻是不是也應該拿出來批判性思考一下？說《四書》要批判性思考，我覺得合理；那麼現在法律不贊成同性戀婚姻，是不是應該也要批判性思考一下？譬如說各種父權思想之下的倫理學概念，譬如開車要繫安全帶、喝酒不准駕車等，是不是也是如此？如果要針對《四書》做批判性思考大家都贊成，那是不是多一點要求，不只要求《四書》，其他學科也要求一下？「四書」只是個特定議題，重點在整個教育系統要怎麼樣重新規劃，將批判性思考的精神納入所有學科。我覺得從這些角度來看，會以比較積極、正面的態度來面對事情，謝謝。




東吳大學哲學系王志輝教授

我要針對的是我們的國文教育。文化的教育其實是透過語言教育來傳承，我們今天討論一大堆一直都環繞著文化經典、文化基本教材是什麼，可是都沒有去考慮到國文教育是不是要改革。如果留意，就會發現我們的國文課本裡面，不是一些附庸風雅、就是一些強調民族主義的文章，很少有哲學經典、富有思想性的文章放在裡面。可是以前我在德國念書的時候不是這樣。德國人的古典教育非常強，我在德國學過拉丁文、希臘文，但是我們在學那些東西的時候，讀的希臘文文本是柏拉圖的文章，讀的拉丁文文本是西塞羅的文章，我們可以透過學文字的過程去學習那個文化的經典。所以我認為，如果國文教育作得好，也許經典教育不是非常大的問題。我的意見跟其他學者可能不太一樣，我認為我們可能都忽略了國文教育應該要改革。




台中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黃麗娟教授

各位先進大家好，我是非常拙於言辭的人，今天本來只是想來當聽眾，只是我覺得今天所有的言論幾乎是一面倒，讓我聽了真的很難過，所以我也想講講我自己的心聲。我們今天把自由跟多元視為絕對的標準，但是這可不可以作為一個絕對的標準，我認為還是可以再討論的。我也很尊重文化的多元，但是如果一個國家的管理，它只有強調多元性，但是沒有一個文化的共同認同，沒有一個共同的文化認識的話，我覺得這個國家的管理會分崩離析。在這種前提之下，問題在於我們要拿什麼來當作我們的文化認同呢？我覺得，除非對《四書》裡面的精神價值是反對的，要不然我們沒有理由去反對以《四書》來作為文化認同。比如說《四書》裡面講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這句話就是「一個人不應該把自己的慾望、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這個是很有道理的啊。再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後再講到「君子和而不同」，我們在政治的觀念上，大家拉黨結派，站在同黨的立場，這是「同而不和」；而「和而不同」則是可以尊重對方，但是要堅持我所對的。我覺得這些價值理念都是非常好的理念，我們可以給下一代作為精神的引導，這有什麼不妥當，我真的是不大清楚。再說我自己在技術學院裡教四技國文，也教專科國文，學校給我們國文老師相當的自由，你可以選擇任何的教材，所以你喜歡台灣文學的可以教台灣文學，現代文學你都可以教，但是幾乎就是變成大家各行其道，沒有一個文化共識，我覺得這是一個隱憂。再說，為什麼今天要把《四書》列為必選，我的考量是因為時間的問題。以我自己教專科國文的經驗，每一個禮拜一個班級只有三個小時，等於我一個學期只能上六課；六課裡面有三課必須是古典文學，有三課必須納入台灣文學、現代文學，根本沒有什麼空間可以來教《四書》。所以我覺得它只是給我們國文老師提供一個空間來教教材，而我覺得它是很好的文化教材。




主席戴華教授

謝謝。剩下來的時間，請我們四位講者來回應。我們先請謝大寧教授。

謝大寧教授

謝謝各位，我想今天正如我所預期的，很多問題有待實踐檢驗。我就順剛剛很多位朋友提到的問題，依序回答。第一個是范老師提出來的程序正義以及「必選」的問題。我應該這麼說，高中的課綱裡確實有「必選」，不是只有這一個科目，「生命教育」也是必選，它有相關的規定。當然整個過程可以在程序上作質疑，教育部也有提出一些回應了，我不在這邊多說。范老師的整個論證是說：沒有民主作為前提，其他都會出毛病。我想這個問題，應該是一個可辯論的問題。我這邊只引述一句話，美國人文基金會的主席錢尼夫人在談美國經典教育的問題時說：「目前大學已經越來越將經典視為政治性的文件，而視經典中的真理、美、卓越等等為無物。」我想這個問題值得大家好好思考。

另外是世民兄提到的，國家是不是應該遵守政教分離的原則？我想西方的許多痛苦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政教分離是現代國家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但問題在於剛剛世民兄也提到的，四書納入必選是不是可以上綱到這個地方？也就是說我們到底怎麼看儒家這個經典？它跟西方宗教的聖典一不一樣？要把它視為文化經典，還是一個宗教性的聖典，我覺得這是一個可爭論的問題。如果要從這樣一個觀點就把四書教育一竿子打死，我覺得你的論證也不見得夠堅強。如何評量的問題，我們在課綱小組有相關討論，也許在整個課綱呈現上頭它仍然非常非常簡略，但我們當時有參考生命教育等等的評量方式，相關的做法應該在這個課程具體推動了之後，教育部會提出許多的配套措施，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就不多說了。

剛剛清大的吳老師說我作了一個無效的論證。其實我無意從前頭引述的那段話去作延伸性的論證，我只是說今天這個辯論的許多的觀點只是在重複而已。當然我必須正面的論證：如果我支持這樣的一個課程，其中應該放進什麼東西？剛剛很多位朋友都提到「思辯性的引入」，而思辯性是從「批判思考」這一個角度理解。我想請各位了解一下：第一個，它的對象是高中生；第二個，它一周只有一堂課。你希望做到多少事情？這些事情當然是可討論的，我不反對把一些思辯性的東西引進來，各位哲學界的朋友希望爭取進入這個課程的空間，我也跟各位報告，很多作中國哲學的學者已經參與其中了。因為教育部知道這是非常重大的政策，它扛起來全部成敗的責任，所以在中央研究院前任的文哲所所長戴璉璋老師的領導之下，已經組成了一群由年輕一輩的中國哲學的學者開始教材的編纂工作。當然，因為一綱多本，它沒辦法去取代書商所編的書，但教育部確實已經在做這件事情了。就我所知，那個教材的編纂，思辨性的引入是有被納入考量的。

剛剛提到說：是不是只納入《四書》這幾部書？我還是那句話，一個禮拜只有一個小時的課，教師能教多少？今天國文課本裡頭的文化經典，把先秦諸子都放進去了，但份量非常非常的少。雖然不排除到了大學有更多的空間可以引進批判性的思考，但我們的大學要不要放入經典教育，仍然是個問題。請問各位，現在台灣有哪一所大學的通識課程裡頭還保留有經典教育？可能南華是唯一的，佛光也有，但是做了幾年之後就不見了。

剛剛朱家安先生提到：我那份說帖的誇張程度，好像不比教育部的官員還來得差。其實，我並沒有意思說「你不讀四書，你就會失去了什麼東西」，而是說經典可以提供一個基本的世界觀，一個跟意義互動的最基本的引入的前提。那份說帖只是一份給課發會的說帖，書寫時我沒有任何展開的空間。各位如果有興趣，請回到迦達瑪，關於經典他有一個存有論上頭的優先性的討論，我想我的論證會放在那個地方。



主席戴華教授

感謝謝老師，接著請范雲老師。

范雲教授

大家提出非常多問題，很多不是我能夠回應的。關於民族主義的問題，我剛剛又翻了一次，的確是教育部很明白寫在「普通高級中學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理念與特色」，這個文件是謝教授傳給我們的。結語中白紙黑字地說：「『經典教育』事實上就是最足以發揚民族精神的，因此教育主管當局自應善盡規劃之責，以期能具體落實為課程，達成憲法所交付的使命。如今，有關『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課綱的修訂草案，已經初步完成。」

說民族精神不等於民族主義，民族精神等於文化嗎？依據我對民族主義與文化的理解，無論如何，教育部這個白紙黑字的話，對我來說，背後就是一個民族主義的企圖心。當然各位可以挑戰我對民族主義的界定，但我想澄清的是，我並沒有覺得中華民族主義不好，我身旁有非常多具有中華民族精神情懷的人。我的重點是，民主應該是上位的價值，任何一個政權要推動任何一個政策，都必須遵守民主的程序。民主的價值必需放在最高位，否則任何政治力的介入，都讓人非常憂慮的。

從這個角度來回應蔡錦昌教授的，我想我們不是站在某個政黨的立場來討論四書是否應必選；說大家為了反國民黨，才反對四書，豈不是在貶抑自己的對話？我想，社會學跟哲學都是回歸基本價值來討論問題的。以一個常參加社會學學會的我來到台灣哲學學會現場，我覺得這裡非常有中華文化啊，我看到很多儒學，甚至與女性主義的討論，還有禪宗等，這些在社會學會年會裡看不到的；如果以這樣的立場去看社會學年會，你會覺得那簡直是獨派的大本營了，然而，社會學會很多人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也會針對很多議題提出批判。我覺得還是要回歸基本價值來討論。

蔡老師最後講到您讀的社會學經典是馬克思、韋伯、涂爾幹、傅柯，我在台灣受社會學教育的時候也是這樣，古典就馬克思、韋伯、涂爾幹，當代就傅柯加個Bourdieu。可是我到耶魯大學念社會學時，給我最大的衝擊是，男老師講古典理論時是馬克思、韋伯、涂爾幹還有Mary Wollstonecraft（《為女權辯護》的作者），講當代的時候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一兩堂課講女性主義思潮的衝擊。為什麼到現在，台灣社會學家講古典與當代理論時還是這樣說呢？這顯示即使是社會學，對多元文化的反省還是很少。

同樣講回來，如果中文系像我所看到美國英美文學系有文本的批判以及思潮與思辨的話，我當然很樂見。剛剛卓老師講到國文的可能教法，讓我很高興。我只是想提醒，經典教材的多元性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剛剛輔大的沈教授所講的一樣。

最後我也想回應面對大國的挑戰這個議題。如果今天儒學的研究有助於台灣在學術上競爭的話，那當然可以鼓勵，美國學者做莎士比亞研究，當然也很有可能比英國更好。面對與大國的競爭，從一個學術戰略或策略思考，這個部分絕對是可以鼓勵的。可是如果是回到人跟人的關係的話，就未必如此了。我這幾年在北京跟雲南做中國婦女組織的研究，我感覺到我們與中國之間，無論是競爭或是共識，都不是在《四書》或是儒學這個層次。我覺得可以讓我們與對岸知識界合作的價值，反而是對於性別，以及對於人權的尊重。我的中國的朋友常跟我講的是，他們來台灣後看到台灣人對人的尊重是他們最佩服的。他們都非常熱愛中國，我也很敬佩他們在中國很多領域中的努力。如果（他們所認為的）台灣最重要價值是對人的尊重，那這個東西到底是來自於我們新興的民主制度，還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是因為我們讀了《四書》？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




主席戴華教授

謝謝范老師。接著請卓老師回應。

卓翠鑾老師

書面與談人祝平次與陳瑞麟兩位教授，在文章中都以高中生「青春騷動」為由，認為《四書》納入「必選」教材不妥。高中生的情慾問題的確不容忽視，現今社會性經驗的年齡下降也是司空見慣。誠然，儒家這部經典，對於「上半身」的訓誨，遠重於「下半身」的安慰（幾乎從缺），但是，儒家以仁義為禮教，以淑世為旨歸，標舉道德理想，是否等同於「禁慾」之哲學？或者能否據此論斷「儒家與人性相對立」？這茲事體大的論辯，並非三言兩語可以釐得清。不過，我同意兩位教授對高中生情慾問題的正視，人生學習有其先後進境，讓一個高中生認識自己，確立自我主體性，做好自我的情慾管理，較之我與他者的倫理群性發展有其優先性。畢竟，人若無法坦然面對內在情慾，如何去談對治情慾的道德問題？

范雲教授提到「讀《四書》不如讀女書」，強調公民教育宜重視兩性平等權與弱勢權益等民主問題，個人以為談公民問題，兩性平權、弱勢權益問題，還是得回到「人」的問題來談。《四書》獨尊的年代，女性如同隱形人一般處於弱勢，這是事實。但是今天女權意識普遍被彰揚，女人不需男人羽翼也可撐起一片天。今天的高中生讀《四書》這部女性缺席或被矮化的經典，了解古今女性權益的不同，就「知識」的學習，也無可厚非。況且「經典」作為可供思辯的教材，理當是中性的。一切回歸到「人」的基本面，不特別標舉性別，才有「平等」可言，對「彼此差異性的尊重」才有可能。范雲教授也提到「文化傳統中缺乏正義的反省」，我個人以為這是道德教育當中極核心的問題，教導學生認識正義、實踐正義的確很重要。但是正義必須在大我之中去實踐才有意義，那麼，春秋時代，孔子為淑世而周遊列國，為蒼生而奔走，布達仁政的思想，符不符合正義？戰國時代，舉世滔滔，孟子護衛儒家學說立場，拔高音量呼喊「予豈好辯哉？」是本位主義作祟？還是正義使然？這都是可供學生思辯的好題材。

另外東海大學李心文教授提到中國崛起和學生讀《四書》的關係，我已在正文中修正，就不再重述。另外李教授提到「如果以一個批判思考的角度來學《四書》的話，要怎麼教？如果教學的目標是要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的話，我們為什麼不直接教他們邏輯、批判思考，或倫理學？」我針對批判思考的教學，就以〈出師表〉為例，談儒家的「盡己之謂忠」這概念。歷史上或小說中諸葛亮的「忠心」，是後代文人津津樂道的，諸葛亮之所以鞠躬盡瘁，一是為報先帝的知遇之恩，二是劉禪無能。劉備白帝城託孤的時候說：「君才十倍於曹丕，幼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而代之」。我們不知道劉備這是不是耍權謀，可是諸葛亮很感念劉備賞識而痛哭流涕，所以他要報答先帝，盡力輔佐劉禪。我因此問學生「諸葛亮完成知己託孤的任務，當然也成就他個人的忠義。可是換一個角度來想，如果你是諸葛亮，你現在有兩個選擇：阿斗扶不起，你要為蜀漢國祚、人民的幸福來著想，國君換人做做看？還是要為了報恩知己，死而後已？」當然最後諸葛亮「捨生取義」了，但從某種角度看，他犧牲了蜀漢的老百姓追求幸福的另一種可能性，來成就自己，這樣做到底對不對？這是一個開放性的問題，讓學生去思考。大家仔細分析一下，這問題已經涵蓋邏輯學與倫理學的論辯雛形。所以，李教授問為什麼不直接教邏輯、倫理學，師資允許，我個人也贊同，但是在高中國文裡，有些文章其實可以從事批判思考教學的。

接著回應東吳哲學系王志輝教授「國文教育是不是要改革」的提問：王教授認為「國文課本很少有那種哲學經典，富有其思想性的文章放在裡面。」其實95課綱開放版本之後，這問題比較少，我對於王教授「思想性的文章」的認定有些疑惑，因為任何一篇文章都有思想情感。例如〈赤壁賦〉有道家思想，〈岳陽樓記〉有儒家思想，孫子〈謀攻〉是兵學思想；墨子的〈公輸般〉是墨家思想，〈韓非子選〉是法家思想，〈庖丁解牛〉、〈老子選〉是道家思想……。這都是目前本校所用版本的課本選文，純粹整本的哲學經典就是〈論孟選讀〉是選修上的。相較於威權時代國立編譯館所編的國文教科書，95年之後，一綱多本，選文的開放，就是一種變革。另外我同意王教授「文化的教育其實很基本是要透過語言教育來傳承……透過學文字的過程去學習那個文化的經典」。我也認為學習文字本身不只是學文化而已，透過文字我們更可以學思想，例如「止戈為武」、「二人為仁」，文字本身是思想情感、甚至是文化的載體，它本身含藏豐富的意義。但是我們如果只是敎背解釋、背翻譯、背國學常識，國文教學是死的，我們如果能夠透過文字的解析，讓學生去建構一個思想的系統，或是讓學生見識一個文化的系統，這樣高中國文教學的境界是非常高的，這也是我個人對於未來高中國文教學的期待。

台中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黃麗娟教授對於論壇的某些言論有些失望，因為她認為「把自由跟多元視為一個絕對的標準可以再討論」、她認為「可以《四書》來作為一個文化認同，除非你對《四書》裡面的精神價值是反對的，要不然我覺得沒有理由去反對它」。個人以為21世紀的今天，「自由」、「多元」是一個國家民族進步的象徵，捍衛自由、尊重多元也是民主社會的常態，更是可以拿來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徹底民主化的絕對標準。今天與會的學者專家，「反對《四書》的精神價值」似乎不多，以「《四書》作為一種文化認同」，基本上也該給予尊重，以《四書》「作為一個精神的引導、價值信仰」也是個人的自由。然而，我們的文化當中只有《四書》嗎？個人崇尚歸返自然、解放禮教、齊物逍遙、充滿浪漫神話想像的道家思想，不屬於文化的範疇嗎？我的學生，儘管在論孟課堂上詰問論難不斷，畢業之後，喜歡道家的可能勝過儒家。作為一套哲學思想，儒家理當被尊重，至於思想內容好不好，是詮釋角度的問題，需受新時代的學術來檢驗。同理，今天儒家《四書》以「經典名目」要被納入高中必選課程，其必要性、正當性、開放性、排他性也要納入這個時代來討論。

最後，光纖時代，瞬息千變，知識高度，高速膨脹，每個學生的步伐很不整齊，那是因為他們內心聽到行進的鼓聲不一樣……。當他們在談阿拉伯之春、在談茉莉花革命、在談暖化危機、在談全球經濟大崩盤、在質疑總統候選人的誠信問題……等等的時候，他們早已在實踐儒家精神，同時也在顛覆儒家的部分價值，所以，大人們，何其忍心要他們「以順為正」呢！




主席戴華教授

謝謝。

謝世民教授

如果有人堅持說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信仰，而如果這說法成立的話，我相信從基督徒跟佛教徒的角度來看他也會說，他們的經典也可以脫離所謂的「宗教」，那麼它們也可以成為經典。

在經典教育的設計上，其實四書和這些聖書沒有理由一定不能考慮。所以我還是覺得朝著大寧老師心目中其實期待著的那種經典教育比較理想些。往那個地方走，其實是對的，但是我覺得還要更開放一些。

我把「政教分離」這個原則拉上來，意思是說「一定要獨尊儒術」的這個理路其實有它的盲點在。你說你自己不是宗教，但別人認為是宗教啊。從別人角度來看或許會覺得：「你那個跟我一樣，所以你那個要進去的話，我也可以把我宗教的外殼拿掉，那我這個也可以進來。」

整個高中教育到底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值得我們重新來思考。其實跟整個制度跟聯考都有關係，不只是國文教育本身的問題。

我覺得黃俊傑先生是對的，就是推四書必選真的就是再一次地讓15歲的人開始討厭儒家思想，這可能是在害儒家思想。

我再強調，我不認為讀《四書》有害。也就是說，認為讀《四書》有害而反對的可能只是少數，但是很多人反對的理由是把它當成「必選」這件事情。這個一定要分清楚。把它當成「選修」來做，就可行性來講其實是值得考慮的。這樣做馬上可以讓整個社會對「必選」這件事情的反彈降下來，而大寧老師在心中想像的東西，其實在選修裡面未嘗不能做到。然後關於評量的問題可能也可以因此降低，因為其實評量會是很大的問題，而且你還是要聯考，那會造成扭曲的效果，值得考慮。我覺得，「呷緊弄破碗」，真的不要硬推比較好。




主席戴華教授

我作為主席，本來也要講一些話，但是現在已經超過時間了，就非常感謝今天各位熱烈的參與，我也相信今天的安排，使得這個論壇有不同的聲音出來。儘管剛才也有提問者，覺得某種立場比較多，但是我覺得其實在各種不同的意見背後，又有一些相同的共識，那就是沒有人完全反對四書，說這是不值得去學的。選修，或者是更多元一點、變成經典閱讀的一環，配合一些適當的設計，不會有人反對。那我就宣布，我們今天的論壇，現在結束，我們感謝這四位講者，謝謝大家！




會後書面回應

東海大學哲學系蔡家和教授

「《四書》納入高中必選教材是否合宜？」 ——對於反方觀點之回應

一、前言

首先感謝錢永祥教授及張忠宏秘書長的邀請，給我一個機會，為儒家的立場做些澄清。我並沒有資格代表儒家，或是代表正方。我的立場是溫和一點，一方面因為看到了反方的論辯理由之充分，一方面也是個性中庸一點，然而再公正的人也不可能沒有立場，我還是依於當初的答應，站在正方，但是屬於中間偏於謝大寧老師這一方。我的立場之較為中立些的原因是，對方的一些觀點，有些辯得有理，我也可以接受。例如，我可以認同卓老師看法，如必選改為選修；也同意，面對多元文化都可選輯一些，如儒道釋、聖經、西方倫理經典等。理由是，這論題，本就不該只是一個是非題，而是申論題，此申論過程中，經過了辯論，應該會較有一個中道的共識。但反方的見解有些我亦不全同意。本文對於我自己的論點主張存而不論，只就對方論點做一回應。拜讀對方的論點，我覺得他們對於儒家或是四書有不熟悉或誤解之處，亟需做一澄清。

二、對於反方的意見做回應

以下吾人依於發言的順序，先談范雲教授，二是卓老師，三是謝世民老師，第四是祝平次教授，五是陳瑞麟教授，分五個小節一一論之。若有斷章取義之嫌，希望諸位不吝指教。

1.范雲教授

范教授言：「如果要學生必讀四書是為了品格教育以及民族主義的教育，我想問的是為什麼這件事情是由中文系的教授出面決定？如果是品格教育，為什麼哲學系的老師參與這麼少？」我自己本人是哲學系的老師，面對范教授多幫哲學系講話，亦是感謝。但是范雲教授的看法，她對於中文系的見解，認為只是研究語文教育，可能中文系學者會不接受。中文系分三大部分，所謂詞章、義理、小學（聲韻、訓詁等），中文系並非只教語言，若說以謝大寧教授代表中文系，其實也是可以的。中文系與中國哲學是有所重疊的。

又范教授言：「就民族主義的教育內涵來說，我沒有要論斷現在台灣需要哪一種民族主義教育，如果從我們自己由小到大的教育過程來理解，民族主義的現實內涵其實是與時俱進的。只是，許多國家的經驗與政治哲學都提醒我們，如果沒有民主價值作為它的前提或上位價值，任何一種民族主義的教育，不論是中華的還是台灣的，都是非常危險的。也因此，我覺得民主教育必需是民族主義或民族教育的一個前提。非常遺憾地，『四書』成為必修這整個過程在民主程序上就沒有被得到尊重。」范雲教授認為教育要與時俱進，然而儒家也有這種精神，我們唸的四書，在先秦時，孟子乃面對楊墨的回應，而程朱編四書乃面對佛老的回應，一方面開新局，一方面也學習他家之好處，反對他家的缺點，而當代新儒學，也是面對民主科學，西方的唯物及其他哲學的挑戰等等。然范教授的與時俱進大概不是指這個，而是說儒家老朽了，不該再用過去那一套。然現在的儒家，不只是古代的那一套，如孔子未面對佛教，而就孔子精神面對佛教將如何。又，儒家的做人道理，也有恆久性，很難說以前的人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而今人就可以不用。又范教授認為在民主程序上不受尊重，這也許的確是疏失，可以再更好一些，也許上位者只是先放出消息以試水溫，這可能要問曾去教育部開會的人當時的情況。謝大寧教授也是認為他的觀點與上位者不太相同。

又范教授言：「我們有沒有什麼經驗的證據可以知道現在的人品格淪喪是因為不讀《四書》？以及，如果我們的中學生讀了《四書》是不是有助於品格的提升？」這個見解的確甚好，讀了四書也不見得會因而更道德一點，不讀四書也不見得比較敗壞。然而吾人認為，讀了西方的經典同樣可以問這個問題，即學了西方倫理經典或是不讀，與品格的進步或淪喪的必然關係何在？吾人認為，現在人道德淪喪是一個事實，總要想辦法，雖然不一定要以四書為唯一根據，然以聖經，或是西方的倫理學，還是有同樣的問題。吾人可以贊成祝平次教授的某一些見解，他認為道德不一定要與經典閱讀有關，身教甚至更好。如此是沒錯。吾人可以退一步，認為也許把儒道釋，西方哲學，甚至中西歷史可歌可泣的故事編在一起，甚至希望老師輩們都有身教的品德。然若依於范教授的見解，則甚至父母家長、老師的人格教育、身教甚好，子弟們卻不受感動也是甚多。縱使不要四書，還是必須想其他辦法來解決道德淪喪之問題，四書無用，西方倫理也將無用，身教感人的故事，甚至依范教授的推理，亦將無用。社會的道德淪喪，的確不是一兩件事情就能解決，是要整體以解決之，然總該一件件的嘗試看看，四書也不是不可嘗試，然不是以前的僵化教條之方式。

又范教授認為：「四書的理想世界是一個『君子』的世界，但這個君子的典範，總是以男性作為想像，是一個讓女學生非常疏離的倫理典範。」范教授認為所講的君子是男子，並非如此。又，吾人認為縱是回教，縱是西方的古老經典，也不見得能做到完全男女平等，男女平權也是爭來的，也是應該的。當然我的意思並非指大家（中西方、回教等）都錯了，所以儒家有錯也是可原諒的。而范教授的見解似乎認為四書都以男子為主，然而論語裡的君子是與小人相對，故君子指的是上位者，不是指男子。（在論語之前所談的君子的意思，本意是什麼，我並不清楚，但在孔子而言，只是指上位者。）武則天來當君子，孟子也希望她能遠庖廚，又君子遠庖廚並非指男生不進廚房，而是指要當上位者，不要常進廚房殺生，否則面對人民亦好殺。其實我在韓國與台灣開儒學會議的經驗是，韓國的女性參與者占少數，比例甚少，大約只有5%；而在台灣的儒學會議，女生的參予者並不是少數，而常是半數以上。她們都不會覺得談四書讓她有疏離感，或談君子就與她遠離。

范教授又言：「女書的世界是一個完全被《四書》那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規範交織出的世界所遺忘與排除的世界。用社會學的語言來說，是一個被系統性壓迫的一種受壓迫者的空間與情感經驗。」四書的精神，其實談的君子小人，上位者，下位者，其並未說一定排斥女性。然而實行而言，的確因著政治的上位者的喜好及風俗等，對女性有所限制，這也許與風俗亦有關，在孔子未生之前，亦是如此，這風俗不能全由儒家來承擔。也不能都歸於孔子，孔子的「唯小人女子唯難養也」，就這麼一句，不用放大，因為論語的精神並非以此句為核心，論語重在講仁。也有人詮釋成孔子不喜歡奴僕與奴婢。四書的主要精神也不是用以貶低女性。的確孔子此語不好，我們也不用強辯，的確孔子也有限制，然而西方亦不少，基督教亦有，沒有文化是沒有缺點的。但因而放棄了先人智慧也不好，因為現代人的智慧亦不見得高於先人。

她又說：「為什麼我說讀《四書》不如讀女書？因為我們這個社會就是缺乏對正義的理解，我們在主流的秩序與規範中，經常聽不到對弱勢者的聲音。」孔孟之書一開始也是弱勢，孔孟周遊列國而不受重視。程朱對四書的建立有功，然一開始也是被視為偽學，他們也不是一開始就廣受喜愛。而且朝廷用四書而把其與官學結合，做為科舉依據，這與原始的本意也要分開。儒家的本意是一套，而官學者如何運用又是一套，官學的假公濟私，亦難全算到儒家頭上。然我覺得范教授講得亦有理，女書亦可選。孔子認為要因革損益，在這時代，男女平權也是該有的權利，我也贊成她的看法。

2.卓翠鑾老師

卓老師認為：「孔子強調『有敎無類』，意思是什麼樣的學生都要教，那麼不同天賦秉性、思想信仰的學生也應有平等的受教權。換句話說，要尊重學生的多元思想、性向發展並予以教導，那麼各家思想理當兼容才對。」卓老師這一點看法，我是贊成的，不該只一家，然而她認為之所以不該只一家是依於孔子「有教無類」的見解，則孔子的講法也該講、也該成為教材，縱不是全部，也可以是其中之一。

又言：「其實我們應該要回到一個儒家教義最原始的點，那個叫做『因材施教』。這種『因材施教』的精神，應該是它要因應不同對象學生學習的差異性，我們必須要提供多樣化的教材內容，來激發多元的創意。因此個人認為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可能「選修」會比較具有彈性。」四書改為選修我也可以贊成。然基本上立於「因材施教」，也是孔子的見解，故孔子的這個精神似乎更為根源，似乎也要教。其實吾人認為，教學者若能理解孔子精神，而不是死背四書，能內化於生命中才是重要。

又言：「很遺憾的是，我們今天的國家領導人，包括所謂地方官員，什麼顏色都一樣，這個年代的這些官員大部分都讀過『文化基本教材』，但是我們來仔細地檢視看看，講幾個例子來代表就好：有因貪腐坐牢的、有欠健保費不還的、還有在媒體面前大聲背誦『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的執政者，他卻全然無視於苗栗大埔農地被地方政府強行徵收的那種不公不義之舉。這些在位者，他們所謂『淑世愛人』的儒家精神在哪裡？」卓老師把社會的惡習都怪罪到儒家，似乎儒家承受了太多了。這些官員唸過文化基本教材，也唸過三民主義，也唸過公民與道德，也唸過生活與倫理，以上這些不見得都是儒家，何以不把錯歸到三民主義呢？這些官員們除了受學校教育外，也有家庭教育，也有社會教育，何不歸到社會教育，而完全歸到文化基本教材呢？或歸到四書呢？且若因有人犯法而以偏蓋全的都歸於儒家，歸於文化教材。也沒有一個教育所培養出來的人是不犯罪的，西方沒有做姦犯科者嗎？他們學了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嗎？基督教好的教育下也有壞榜樣；佛教也有性侵犯。為何只要有壞的，都歸於四書？美國人犯罪也是因於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嗎？以這種標準而言，所有設計教材（包括佛家，道家，西方道德等）都將無用，因為總是有人犯罪。西方的犯罪比例也許比台灣還高。西方沒有欠稅不還的人嗎？有沒有因著貪腐入獄呢？西方人不唸四書也會犯罪，這也該歸於四書嗎？又儒家的經典的內容是要人貪污嗎？如果不是，為何把這些歸過於四書教育呢？真正的問題可以是為何唸了四書教育而效果不彰，四書教育難道不希望內化而改變一個人的行為？故問題應該是修正學生為什麼讀了卻無法內化的問題，從「知之」如何到「行之」的問題，而且這種內化的問題也不是四書才有，西方人唸了倫理學不能內化也是大有人在，故當檢討這個內化問題，而不是都怪罪於儒家，怪罪於四書。而且若因有人犯罪都怪罪到學校教育，則全世界的教育都有問題，什麼課程都不該設計了。

又言：「人終其一生為維護自己的信仰或信念而活，理當獲得尊重。但將個人或名義上的多數人的信仰或信念，透過政治力納入教育體制，企圖轉化為集體的信念、信仰，這樣的作為，我個人認為這是非常不好的教育示範。」卓老師這見解不錯，故吾人贊成多元一些，如儒、道、釋、基督教、希臘等文化，都可編入教材。

3.謝世民教授

謝教授認為：「那麼至少高中課程安排的這個程度上，就『政教分離』這原則大家必須遵守的前提下，我想儒家思想跟各大宗教信仰的地位是一樣的。」謝教授一直要證成儒家也是宗教之一。這也沒有錯。然儒家的確有其宗教性，但也不只有宗教的面向。也許可把四書以兩個方向視之，第一，若做為一種宗教，是該政教分離，故教育者要公平對待。要麼都不要談宗教，要麼公平的講宗教，如同面對政黨，也要公平。第二，四書除了宗教性外，還是中國先人的文化智慧，若如此時，是否也該政教分離呢？如果全球的教育都是政教分離，教育與宗教可以分離，然教育與古人傳承文化是否也該分離。西方高中教育，若不教育柏拉圖的思想、或是他們前人作品，也許我們也可以不教育四書；但西方教育若有教柏拉圖的思想，則我們也可以教四書的思想，有人要求西方要公平的也教四書嗎？高中教育要政教分離，則大學也該是如此，然西方大學的哲學教育常會教柏拉圖「理想國」，幾乎是必修、必選了，是否有人質疑其教育不公正呢？同樣的全球的哲學系的設計，是否也該東西方平均分配，否則就有教育不公平產生；甚至不只是以哲學系為單位，而是以個別教授為單位，每一個教授都要公平，要麼都不談各國文化，要麼公平的處理東西方文化，要平均才能公正。然我們現在視之為公正的是，儒家老師讓他講儒學，西哲老師讓它講西哲，就公正了。各是其所是，則會公正。我的意思是，不需要到每一位教師都公平的談各種文化才叫公正，而是信受柏拉圖者讓他講柏拉圖，東方文化讓他講東方文化，西方文化者讓他講西方文化，這時各取所需則為公平公正。農民讓他種田，而不用織布；而工人做工，不用種田，就能達到平衡，而不是讓農民什麼都會，如此才公正、平衡。那麼目前西方人大講其自己文化，則我們講我們文化也無可厚非。

4. 祝平次教授

吾人對於祝教授的看法有贊同，有不贊同。他的回應相當有批判性，是很有獨立判斷的學者。例如他所舉的教道德何必只有中國式的，又何必只有四書呢？這一點，吾人佩服之，也贊成之。的確道德的產生不見得要透過文本的聯結，身教對於道德的確也很重要。

又，祝平次教授認為，四書的教學者有詮釋上的問題，然這個問題，若以西方的倫理學教導也會同樣面臨問題，聖經亦相同，還是會有詮釋裡言人人殊的問題產生。祝教授自己的主張，常只是破而不立，我也並非真能了解他的全部主張，只能得知他是反對四書做為必修教材。又，他的看法是以身教做為道德教育也可，故不一定要與文本有必然的聯結。然而將成為教材之不可能，因為文本教材，似乎都脫離不了詮釋。然而誰又能作為身教之範本，不也是哲人、賢人嗎？哲人的言行，亦是見之於文本。我們從文本亦是見此哲人之身教。

又祝教授有以下的觀點：「在儒學史裡，一直對『異端』大加撻伐(至少從孟子以後)。」這與唐君毅先生的觀點似乎不同，唐先生在中國文化宣言中認為中國面對宗教是包容的，相對於西方，包容力是高的，其認為三武之禍是政治的問題，而不是文化的問題。也許唐先生談的是中國文化，包括儒道釋時，整個精神才較有包容力。然而我們似可把儒道釋都視為教材。然而縱使是儒學，也不是對於異端全部批評。某方面而言，晚明的思潮之三教合一，又有林兆恩三一教的產生，如同現今的一貫道，儒家都能與佛老相容。王龍溪以降的學者，常在結合三教，又如宋明之初，雖說批佛老，然其實私底下也學了佛老的好處，故也難說只是大加撻伐，還是有其融合性。縱儒家會排斥異端，那麼我們可以加入莊子的齊物精神，不也很好；天台華嚴的圓融包容，郭象大鵬小鳥一樣逍遙的圓融；甚至黃宗羲的心「無本體，工夫所至，便是本體」，也是反對定體，反對獨尊於一，而開放給所有的工夫體悟，等於說天下若有萬種派別，則有萬種工夫，都能肯認。如此不是可以肯認一切嗎？雖然論辯主題談的是四書，而不是談儒道釋，然也有人認為四書之必修，改為儒道釋，甚至西方好經典之必修或選修，如此不也很好。又西方的宗教戰爭，基督教的唯一真神而排他性，不比儒家強嗎？

又謝大寧教授的發言中，引祝平次教授的話，吾人引之：「我想各位如果有看到祝平次先生那篇大作的話，就可以看得到他非常清楚地在某種意味上象徵式地，把儒學跟真實的人性對立起來……但是如果要說儒學違反人性，就不能光引朱熹作例子，至少跟朱熹同時代的胡五峰，當他在講『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的時候……」謝大寧教授認為，儒家的代表人物不能只舉朱子，吾人也贊成，而且吾人認為，要回到孟子，孟子從寡人好色好貨處，勸齊宣王之行王政，不廢色貨而行王道，此與人性並不對立。又光是朱子也不反人性，您能說他嚴格，但不能說他禁欲，他於〈明堂章〉的詮釋是「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朱子亦不反人性，最多只能說朱子看似有此傾向。而戴震之所以批評朱子以理殺人，乃是因為批評朱子學被上位政治者所僵化後的結果，朱子的主張是一回事，官學結合下的朱子學又是一回事。官學下的朱子，所以有以理殺人的講法，乃因為與政治結合後，實施者的自做主張，這不能全怪罪於朱子。陳榮捷教授認為戴震是暗批雍正皇帝，而不是朱子。又的確誠如謝大寧教授所言，談儒家不能只談朱子，還可談胡五峰，甚至船山的見解，這些人的主張都不反人性。而且有時縱使說朱子學似有反人欲的傾向，這是受了佛老的影響，而不是正統儒家，所以有人認為朱子學為別子為宗，這意思船山已指出。

又謝大寧教授所引祝平次等人的見解：「比如說祝平次教授、陳瑞麟教授所呈現的最強的論點，主張儒學基本上有一個反民主的本質。」唐君毅先生認為儒家並不反民主，而祝教授與陳教授認為儒家反民主。如尚書的「天視自我民視」，天也依於民意；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這些都以民為本。中國文化實際上並未開出民主，是一回事，而其文化經典主要內容是否反民主，又是一回事，不可混為一談。王道文化，是要以保民愛民為原則，豈不是要為民服務呢？

5. 陳瑞麟教授

陳瑞麟教授認為：「我對用經典來為四書必選的辯護高度懷疑，簡單地說，四書或許是宋元明清的經典，但不是我們今天的經典。經典是有生命的，所以，經典會死亡。這涉及對『經典』的意義和內涵的分析和理解。」誠如陳教授所言，整個重點在於對經典的定義與理解。以下，我談的是我所理解的經典的意思，若與陳教授不合，亦可以再溝通。吾人認為四書的確是因著程朱的編著而集合在一起，所以陳教授視四書為宋元明清的經典，也是可以的。然四書之成書的年代，論、孟在春秋戰國，大學、中庸，目前學界見解不同，最晚的主張大約是漢代。亦是可以視四書約為東周前後的作品。而東周前後的作品在宋元明清，還在詮釋發展，這是經典生命的發展，亦不全同於先秦，而是有其時代的使命與回應。同樣的，中文系所強調的經學，也是四書五經，乃是過去的經典在現代的生命之延續。當代新儒家的學問，也是四書學的生命的開展與延續。不好的經典也許的確會死亡，因為後繼無人，如一部分的先秦的九流十家，現在還流存者主要以儒道為主。但若學說主張有普世的觀點，就能長久，長久與否涉及到經典內容的好壞，及後繼者是善紹否。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孝順的道理，於孔子是如此，現在也是如此，未來還將是如此。則其經典的生命在未來的人們有所體悟，將繼續傳承之。

以上是吾人對於反方的回應，一方面也部分的同意反方的一些見解，另一方面則對於反方的誤解予以澄清。因為時間與篇幅的關係，故停筆於此。也希望能於論辯中，得到一個共識。




台灣大學哲學系杜保瑞教授

關於四書列入高中必選問題，本人在受邀參加之初，即是以贊成的角度同意發言，唯論壇當日早已有行程，不能參與。不過，就算那天參與了，可能當場也想不出要講些什麼。因為對我而言，四書必選是一件好事，理所當然，我又不像謝大寧教授一樣，已經為這件公共政策站在第一線，面對過眾多的反對的意見，所以有很多話可說。

陸續看過學界同道的文字稿以及論壇發言的整理稿之後，我支持四書列入高中必修的立場沒有改變，但是，我卻是像瑞麟教授所言，寧願不必來寫這個贊成意見的書面稿。如果是國家需要舉辦公投，我就是去投一票贊成票就是了，不會出面來講些什麼話，但一定會在工作崗位上把儒學研究好，也把儒學的課程教好，這樣會比在這裡討論甚至辯論來得實在得多了。若不是早已答應忠宏教授，同時也想到我所尊敬的董金裕教授及戴璉璋教授，想到他們也早已為這個政策付出了許多的心力，同樣是在學術界被儒學滋養的我，同樣是在大學教授儒學的我，既然已被邀請，就應該在台哲會這個平台出來說一些話。並且，我了解，如果不是正面面對持反對意見的諸位學者的意見提出我的支持立場的理由的話，我其實也不必在這裡寫些什麼。雖然，這極非我所願為之事。

似乎，如平次教授所言，當代新儒家沒有一個人為中國民主運動犧牲過，不過，我要說，願意為正義而犧牲的人，一定是有儒家性格的人，而有真正儒家性格的人，不一定會給自己貼上儒家的標籤，他甚至不會為自己貼上任何標籤，他就是做他知道是對的事情，然後承擔，如此而已。因此，我不同意平次教授以過去歷史中的事件，來評斷儒學以及四書教育，涉及歷史真相及其意義解讀的部分都還需要商榷，何況是儒學理論的意涵與理想！

不過，說到意涵與理想，如同卓老師所說，這次的反對意見從許多角度提出來，其中有關乎學術理論的，但也有更多其實不是學術理論的問題，而是對於當前台灣政治社會的個人意見，也牽涉入四書教育的討論中來。筆者認為，對於黨國體制介入四書教育這種意見，只能當作知識分子的政治意見，而不是學術界中人的專業學術意見，政治問題當然可以解決，但訴諸政治管道政治解決即可。至於學術意見，那當然是要學者來討論的，至於能否解決？其實通常也無法解決，不過，能經過更多的討論總是好事，就像台哲會邀請學者來討論就是這個目的。

就教育部的作為而言，一則是將論孟增為論孟學庸，這一點，竟然沒有看到任何討論意見，當然這是儒學內部的問題，不過，顯然反對四書教育的學者對這個儒學內部的問題是沒有興趣討論的，既然如此，就不談吧。第二則是將國文選修列為每學期一學分的必選。筆者見到不少教師及家長針對此事提出增加學生壓力的反對意見，也見到教育部的說法以及協助編輯教材的教授們的意見，認為會努力克服這個問題以解消疑慮。筆者認為，問題若是選修必選必修以及多少學分這種事情，我們學術界的學者是可以少發言些，而讓給高中老師及教育部執事來主要把關即可。但若討論的問題是涉及是否需要儒學教育或儒學教育是否有價值，則確實是我們應該發言討論的項目。

就此而言，瑞麟教授多半從其效果面來否定這項政策教，旁及為何不列入道佛及基督教的問題，此說則與世民教授談政教分離之呼籲一致。

效果問題有二，其一對國家民族，其二對個人修養。首先，就國家民族而言，中華民族不因為有了儒家及四書教育就成了舉世第一的民族，而中國歷史上高倡儒家舉辦科考的王朝，也不因為尊崇了儒學就成了萬世不朽的王朝，但中華民族從國際形象的角度以及從歷史發展的形象來說，確實因為有了孔子與儒家而確定了它的特色，道佛固然與焉，卻並未超越。任何政府都有責任為自己的國家的文化教育、道德教育、甚至民族教育努力耕耘，做得不好就接受批評，甚至換個領導繼續再做。因此教育部要推動文化道德民族教育的政策是沒有問題的，而且儒家作為中華文化的最主要的形象代表也是不會有問題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教導的就是一般最基礎的為人處世的道理，不能因為在上位者做得不好就不教，若不教，就更不知道他們做得不好了。也不能夠因為年輕一輩的人沒有因為被教導而成為完人就不教，不教，會更糟糕。如果要說儒家裡面甚至
就是四書裡面就有一些不對的價值觀念，那麼也是少數，戴璉璋教授所帶領的團隊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教材裡面的內容盡量做到最好。我也同意應該重視瑞麟教授所提出的高中生關心的問題要幫助解答，但能處理的一定處理，領域不相干的問題還是應該回歸該領域來處理就好，必竟高中教學課程項目還有很多，不需要把所有的教育都堆在四書教材上。總之，推動儒學作為文化道德民族教育是沒有甚麼不對的，它的合理性就在中國歷史裡面。它的意義不是中國歷史都是完善的，而是中國歷史中優良的一面就是以它為價值中心所建立起來的。

至於，教四書對年輕人而言效果不彰，此說亦無誤，就像推動儒學不能拯救腐敗的王朝一樣，教育儒學也不能拯救不肯自立的學生，關鍵還是在於他們自己能否努力。但教育有責任，教師有責任，政府當然也有責任，現在是負責教育政策的政府官員在推動政策，而由儒學學者好好編教材，未來是儒學老師好好施行授課，希望最後會是受教育的年輕人自立起來。

其次，就為何是儒家而不是其它宗教學派而言，事實上，高中教學課程裡面還有生命教育，生命教育的課綱裡面就有儒釋道耶回等等的宗教理論，談生死的問題，靠儒家一家是不夠的，必定要有宗教的介入才能把話講清楚。因此，台灣的中學教育並沒有獨尊儒家。

當然，四書畢竟獲得每周一小時的殊榮，要說獨厚儒家也非無理，但是，是否違背政教分離的原則？想到以政治力強迫宗教信仰，確實令人厭惡，但儒家作為教化的倫理學之意義還是遠高於宗教的信仰對象意義，筆者不是打算說儒家沒有宗教信仰中激起激情熱情甚至為之生死的特色，但儒家之激情熱情為之生死的對象是國家民族社會家庭，而不是神明宗教，這也是太清楚的事實。為了政教分離而屏除具有宗教信仰功能的儒家教化思想，筆者認為世民教授所言確實過度上綱了。儒學就算有信仰激情的功能，但真正的角色還在教化。唐君毅先生生命存在與心靈九境一書，就是正面地針對耶教佛教與儒家在教化功能的優劣先後地位上進行的哲學創作，並主張儒學優於耶佛兩教之教化功能，理由就是反對以宗教的它在世界觀信仰作為年輕學生人格教育的知識依據。因此，儒家是教化的倫理學，不是有它在世界及最高神信仰的宗教。但是儒家以其道德教化的知識，仍能激起激情與熱情來追求理想，為家國天下服務，倡導知識分子服務的人生觀。這就是它在中國過去的歷代王朝及中華民國的教育政策中，之所以被挑選為青年文化教育民族精神教育及道德教育的理由。

范雲教授反對民族精神教育，筆者同意四書教育是有民族精神教育的意義在的。四書是中華民族歷史中最有代表性的思想性作品，它的內涵是道德教育，它的價值意識中心點說穿了就是服務的人生觀，它有足夠的合理性與價值觀可以做為民族精神的代表性思想。如果我們要討論的是哪一家的思想足以代表中國文化？筆者主張是儒家思想，但如果要討論的是哪一家的思想最深刻、世界觀最廣大、理論的嚴密度最高，那筆者的答案並不是儒家。不過，這似乎不是四書教育被討論的問題的重點。如果，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需不需要有民族精神教育？需不需要有民族文化教育？筆者的意見還是贊成的。如果，我們要把民教精神及文化教育當作是政治資源爭奪戰的工具，那麼，筆者還是那句話，政治的問題就政治解決吧。民族精神是知識分子在捍衛的，並不是政客在支持的。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我們無須為政客的心思多批評甚麼，也就是說，不需要移駕到學術的平台來討論。甚至筆者認為，推動四書教育是知識分子提倡於前而由政府落實為政策的，並不是反過來政府為政治利益推動於前而由知識分子背書於後的。

政府是需要有所作為的，無所作為的政府會被知識分子批評以及選民唾棄。教育部今天推出的是一項希望被學術界支持肯定的政策，但學術界的意見是分歧的，不過分歧的意見中還要看是學術的意見還是個人政治立場的意見。筆者建議，個人政治立場的意見就在政治場合中提出即可，個人學術的意見才在學術的平台中提出。就學術的意見而言，除了當代新儒家以外，任何學者也無法說儒學就是舉世無雙第一最好的思想，但只要是做儒家哲學研究的學者，筆者相信，絕大多數都是肯定儒學在教化上的功能的，也都會為政府的這項政策背書同意的。重點是在，教材編好，把課教好。至於如平次教授的詮釋角度及立場，筆者深信，是極少數的特殊例外，不會有多少人支持的。而瑞麟教授世民教授范雲教授的意見則是可以討論，但也不必辯論。瑞媛教授的意見大寧教授已充分回應，筆者就不參與。

筆者對此項政策的肯定意見，是站在這是一件好事的立場說話的，是站在肯定教育單位能夠負責任地推出好政策的角度說話的，是基於對推動這項政策的國內儒學學者的辛勞表示敬意與肯定的態度說話的，是為了熱愛儒學願把儒學學好教好的中學老師們而說話的，是為了台灣的下一代仍能擁有優異的民族文化教育的機會而說話的。筆者感謝幾位持反對意見的教授對儒學教育或四書教育的批評意見，相信這其中也包括若干對儒學內容及四書內容的批評意見，後者可以辯論，更可以見賢思齊。但是，前者則只能討論，而不能辯論，筆者也不是在辯論的態度上說話的。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辯也者有所不見也。不必辯論的要點在於，意見不同，各自表述即可，最後交給執行的人盡量追求完美，意見的細節無需深入追究，否則只會進入繁瑣的爭論，終致線索過多，無法有效進行討論。在此，筆者要承認，筆者的討論有簡化他人意見立場的缺點，這就是筆者說大家討論表述即可，辯論則進行不了。

為討論這項議題，筆者亦於所授宋明儒學通識課程中徵詢大學部同學意見。學生最不喜歡的是考試，但說到對四書的教學，仍是肯定多於否定，也就是說，它真的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它當然也不是一項一勞永逸的政策，但畢竟，有它並不會更壞，雖然有它也不會就完全美好了。但無論如何，它是為了追求美好的一個有待努力的課題，而絕不是製造惡行的作為。它需要許多人的努力，那麼，認同它的人，我們一起來努力吧。




陳瑞麟教授

台哲會張忠宏秘書長在「四書論壇」舉辦之前，邀請我在會後就論壇的記錄寫作回應。由於我反對「四書列為高中必選教材」此一政策，對於媒體報導教育部推出此政策的動機與說帖有強烈異議，因此早在論壇舉辦之前，即完成書面文字，以供與會者討論。我的文章重點有三：批判「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四書)」教育的過去記錄、批判「閱讀四書做為道德品格教育」的目的和動機、解構「以儒家為本的中華文化連續體」的概念。

論壇舉辦之後，閱讀會議記錄，才知道論壇參與者謝大寧教授同意過去的四書教育記錄不佳、也不贊同閱讀四書的目的是道德教育──他以「經典教育」來為四書必選的政策辯護。李明輝教授則透過謝大寧教授發表簡短意見，認為祝平次與我主張「儒家基本上有一個反民主的本質」，認為我們（可能加上謝世民和范雲）都主張國家機器在文化議題上應該採取中立立場，他們反問：「這樣的立論是不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繼而把我們的主張都歸為「純粹自由主義」。李明輝教授舉出兩位西方學者把儒家定位成「亞洲社群主義」的觀點；而且西方社群主義開始批判自由主義以及基於自由主義的民主，強調社群主義民主，在社群主義民主之下，國家可以介入信仰和文化的議題，不必採用中立原則。謝大寧教授據此再度反問：引用中立原則的論證是必然真理嗎？

使用同樣的語氣，我也想反問：四書必選是顛撲不破的必然真理嗎？儒家是亞洲社群主義是必然真理嗎？社群主義的國家介入觀點是必然真理嗎？沒有錯，我們質疑一個論點、立場或政策時，正是認為它不是「必然真理」、不是「真理」、「不可證成」（沒有好理由、正當理由）、或者沒有「論證」（理由）、甚至是「壞論點」（這些用詞都有差別，我們的高中生和大學生比較需要知道這些，才能學到真正的思辨能力）；反過來說，當我們強調民主原則時，我們早已同意自己所說的並不是必然真理（甚至我們可能會懷疑是否有必然真理，也許數學和幾何裡有，但有爭議，而且人生不是數學和幾何），但是這並不代表我們的立論沒有比我們的對手更可證成。而且，正是因為「必然真理」很難出現，所以我們需要論理、開放、
民主的原則，讓不同的立論可以在一定的共同基礎上，展現比對手更能證成的優點。「國家中立原則」也是基於這樣的觀念而建立的，「國家中立原則」正是要防止國家把部分人自認為必然真理推廣到全體。追問「國家中立原則是不是必然真理」，並不能自動證成你自己的立論，反而暗示著你想迴避中立原則，讓你自己的立論不必接受論理、開放和民主的檢驗。

我並不認為中立原則可以普遍適用於國家施政的每個議題上（例如在許多文化議題上，保護弱勢語言文化、倡議多元文化等），國家在一些特定文化上得以介入，這有部分是社群主義的立場，不是純粹的自由主義（如果我理解沒錯的話，謝世民教授的立場也是如此）。謝世民教授和我反對四書必選其實訴求的是「政教分離」原則，它是「中立原則」在「信仰議題」上的應用。即使國家中立原則不是普遍適用，但是「政教分離」原則可以被堅實證成──謝大寧教授自己也隱然同意的(他說：「政教分離是現代國家非常重要的事」）。因此問題在於：儒家是不是宗教或信仰體系？事實上，可以看到謝大寧教授在使用經典教育來為四書辯護時，一再地把讀四書的效果和讀基督教聖經的效果相提並論──這不就是默認四書（或儒家）是一個宗教信仰？不用說謝世民教授已經舉出實例證明儒家支持者視儒家為宗教，蔡家和教授也隱然承認儒家在現代是少數人的信仰。若是如此，儒家「經典」四書當然要受到「政教分離」原則的約束。但是，謝大寧教授為了支持四書必選，又提出「四書是文化經典」，想逃避「政教分離」原則，這裡可以看到他論證上的不一致。就算「四書是文化經典還是宗教聖典」是一個有待討論釐清的問題，為什麼還沒有討論釐清之前，就把一個高度爭議的事做成政策，倉促上路？教育部和推動者在急什麼？

謝大寧教授使用「經典教育」來為四書必選政策辯護，他舉出「經典的不可或缺性」、「經典是所有學科的基礎」、「經典理念皆融入生活實踐中」、「經典是文化創新的源頭」四個理由，就經典論經典，這些理由皆可證成：因為每個學科都有自己的經典，有經典才有學科的成立，經典引導實踐、引導創新、產生新經典，因此經典不可或缺。可是，它們支持的只是每個學科（例如哲學、歷史、社會學、甚至生物學、物理、化學等等）都應該鼓勵學生接觸自己領域的經典和其它領域的重要經典，而無法用來支持「經典教育」一定要包括四書。想想看，以「四書」一詞替換「經典」代入四個理由，每一個在經驗上都無法證成：四書不可或缺嗎？我的文章已談很多了。四書是所有學科的基礎？人文社會學科都沒有了，更不用說自然科學了。四書理念皆融入生活實踐中？范雲教授和卓翠鑾老師舉了很多反例。四書是文化創新的源頭？當代哪些文化創新是由四書帶來的？請支持者舉出具體的實例吧。事實是，四書對我們當代的政治、社會、文化體制幾乎沒有扮演任何角色，我們的生活與學科實踐受到它們的影響微乎其微，當代活生生的音樂、藝術、電影等文化創造也很難找到四書的痕跡。如此，四書怎麼會是高中經典啟蒙教育的必選書籍？

李明輝教授以社群主義的理念來為四書必選辯護，他的論證似乎是：

社群主義是民主的，而且比自由主義的民主好。

社群主義主張國家得以介入文化議題。

儒家是亞洲社群主義，四書是儒家經典。

反對者如祝、陳、謝、范等是自由主義立場。

因此，國家推出高中四書必選政策是正當的。

由於會議記錄對李明輝教授的論點主張記載得很少，我不確定我是否公平地重建他的論證。但是，上述論證中每一個前提都有問題，四個前提也推不出最後的結論。第一，社群主義和自由主義是否截然對立是一個爭議性的問題，至少兩者都共享民主原則。社群主義更加重視「共識原則」：在沒有共識的情況下，推動四書必選違反社群主義的民主原則；第二，祝平次、謝世民、范雲和我都不能被簡單地歸為「純粹自由主義」，因為我們都沒有主張國家中立原則必須適用於每一個議題；第三，國家得以介入並推行某些文化政策，並不能自動地證成四書必選政策，因為儒家近於宗教，推動四書違反政教分離原則；第四，儒家是不是社群主義更是有爭議──如果如新儒家般主張儒家接近康德主義，而社群主義反對立基於規則基礎和個人自主原則的康德主義，儒家就不會近於社群主義。當然，李明輝教授提的是「亞洲社群主義」，不是「西方社群主義」，但不管儒家是不是「亞洲社群主義」，都和證成四書必選政策無關。

卓翠鑾老師基本上反對四書必選，但她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台灣青年與中國青年的競爭和溝通中，是不是要在「中國（華）文化」的共同基礎上？由謝大寧教授在〈普通高級中學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的理念與特色〉一文中不斷地強調「中華文化」和「民族精神」，強調「台灣要做為中華文化的領航者，需要四書的經典教育」，他應該會同意「四書(儒家)做為兩岸溝通交流競爭的共同基礎」吧？或者，他的立場可能更強：台灣應該要有讀「四書經典」的優勢，以便做為中華文化的領航者？

對於這個議題，我在上文「解構以儒家為本的中華文化連續體」概念已談了不少。我再次重申，如果台灣和中國有什麼共同基礎的話，那是五四遺產：自由、民主、科學、站在弱勢者的一邊（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兩邊都有科學，中國在推翻地主、資本和國民黨腐敗剝削、實現平均分配後，不能走向民主自由，更在近年的高度經濟發展中遺忘了當年的理想──但馬克思主義的理念仍在。台灣則實現了自由民主體制、多元文化，但過度強調經濟使文化庸俗化、快速工業化破壞生態環境、對弱勢者照顧也有待加強。因此，追求更自由、更民主、分配更平均、文化更精緻、更加保障人權、給國民更多照顧、更尊重多元文化、更保護弱勢與生態環境、而且相互尊重──這些才是台灣與中國未來競爭與溝通的共同基礎。



【文章出處】
《思想》（第21期）
〈《四書》應該必讀嗎？ ──又一次爭議〉
2011-10-22-23
網址：
https://reflexionjournaldotcom.files.wordpress.com/2018/05/e58fb0e593b2e69c83e8ab96e5a387efbc8de3808ae59b9be69bb8e3808be68789e8a9b2e5bf85e8ae80e5978eefbc9fe29480e29480e58f88e4b880e6aca1e788ad.pdf
主辦單位：台灣哲學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