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國家一級古蹟：台北城碩果僅存的北門（承恩門）
台北平民城記──械鬥造就一座城
城牆圍築的府城，是正史中的台北形象。官造城郭之外的大稻埕與艋舺，卻是另一個台北──在這裡，160餘年前爆發的驚天一戰，奠定了台北城市經濟、宗教的最初格局，也賦予了這座城市更多的平民情懷和記憶。
修讀於台灣時，我曾有這樣一段經歷：手捧一幅1895年版的《台北府城地圖》，希望能古今對照地遊走台北城。這期間，時過境遷、滄海桑田的感慨，自然少不了，但更讓我困惑的是，那些老店老街為何不見踪跡？再細讀地圖，才發現自己犯了一個錯誤。繁華的台北城，實際上由三個部分組成，除了我遊走的台北府城，還有艋舺和大稻埕兩地，它們在淡水河邊呈三足鼎立之勢。
台北府城建成於1884年（光緒十年），當時歷來「消極治台」的清政府一反常態，傾力打造其規劃的最後一個府城，僅城牆就耗費了30餘萬根上好石材。誰料好景不長，20年後它便被侵占台灣的日本人幾乎拆毀殆盡。如今的府城還能看到些許當年的影子：官府精心設計的城池，城內有巡撫衙門、文武廟和城隍廟等遺址──這是一處官方的門面。
更平民的記憶，則留存在艋和大稻埕兩個區域，它們依傍著淡水河，一南一北，我要找的老街、老店、老人也都在於此。然而，二者看似平淡而和諧的格局，卻與160餘年前一場驚心動魄的械鬥有關。
上圖：一輪金黃色的圓月，懸掛在台北城的上空，映襯出這座城市的靜謐。這靜謐之下，卻蘊藏著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160餘年前的一場移民械鬥，形成了艋舺和大稻埕兩個區域，與台北府城呈三足鼎立之勢，共同構成了台北。
最慘烈的內戰
時間回到1853年（編按：清咸豐三年），這也是大清國艱困、動蕩的一年。
台灣淡水河邊，艋的碼頭上熙熙攘攘，不斷有貨船靠岸、裝卸貨物。一位矮小乾瘦的中年人，被人簇擁著，專注地看著要靠岸的貨船。他叫黃龍安，儘管才36歲，但已顯得蒼老而世故，說起話來令人不寒而慄，是三邑人的首領。所謂三邑，指福建泉州的晉江、惠安和南安三個地方，這三地的人最早來到艋舺，是地頭老大。黃龍安顯得有些憂心忡忡，因為他看到剛上岸的一艘船，滿載著同安人的貨物和老鄉。這讓他想到兩年前的一場惡鬥。
那是咸豐元年，福建漳州移民為爭奪台北商貿之利，與艋舺三邑人大打出手，漳州人一度攻入了艋舺地界，將三邑人圍困。黃龍安原本指望同為泉州老鄉的同安人能出手相救，沒想到他們不僅作壁上觀，甚至還想坐收漁翁之利。他憤怒地對剛從八甲莊（今台北老松國小，同安人聚居地）返回的使者喊道：「天若不滅我，我發誓一定要鏟滅八甲莊！」而今，舊怨未消，湧入艋舺的同安人又日漸增多，已經影響了三邑人的茶葉和稻米生意。想到這，黃龍安的眉頭擰成了一個結，他暗自思忖：不能坐以待斃，要主動出擊，將同安人趕出艋舺！
上圖：清代艋舺三邑、同安、安溪移民勢力範圍
不久，黃龍安悄然下令，讓族人三天兩頭地侵擾河壕對岸的八甲莊，想先藉此牽制和麻痺同安人的主力。而八甲莊那邊呢？領袖林佑藻與黃龍安年紀相仿，也是位說一不二的主，他早就對三邑人壟斷艋舺心存不滿，因為官府的無作為，他們運到艋舺的貨物甚至還要向三邑人交稅，並受到三邑兵勇的百般刁難。林佑藻和手下商討，準備武力爭取艋舺，甚至還購置了一些槍械。不過，對三邑人在河壕的侵擾，林佑藻並未放在心上，以為不過是小打小鬧而已。但是他錯了。
農曆九月初五，在猛將黃阿成的率領下，三邑人自龍山寺浩浩蕩盪出發，以土炮為掩護，徑直朝八甲莊猛撲。林佑藻見狀，火速召集下屬陳士通、李士傑等將領率兵攔截。一日廝殺下來，來勢兇猛的三邑人居然被擋在了八甲莊之外。這時，黃龍安發現了對方一個致命弱點：北部幾乎是門洞大開。林佑藻自然不會粗心到忘記排布守兵，他心裡盤算著，三邑人若要由北部防線突破，則必須穿過安溪人的清水祖師廟，而安溪人由始至終都沒有捲入此戰的跡象，因此清水祖師廟可算是一道天然的屏障。他篤定，北方防線無需顧慮。然而，他又錯了。
黃龍安的妙計是，拆了安溪人的清水祖師廟，由此長驅直入，與黃阿成所率部隊對八甲莊形成合圍之勢，一舉消滅同安人。
上圖：艋舺、大稻埕、台北府城地理位置鼎足而三
建於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的清水祖師廟是安溪人的信仰中心，其實黃龍安也並無把握，是否能說服安溪人拆廟。他連夜找到安溪人首領白其祥商議此事，果然，對方不同意，哪能隨便讓別人拆了自己的廟呢？黃龍安略一沉默，向白其祥承諾：「打完這場仗，我們一定幫助你們重建祖師廟。」如此，白其祥才勉強答應了黃龍安的提議。
九月初七，天微亮，安溪人的清水祖師廟悄然無息地消失了。黃龍安親自率部，由北部防線直搗八甲莊，如入無人之境。黃阿成則再度由河壕攻入，使同安人腹背受敵。縱使林佑藻等人馳援北部，但已無回天之力。
「八甲莊的噩夢還是降臨了──在南面的夜空中，黃阿城的部隊射出的火箭已呼嘯而來，彈弓炮拋射的火球也紛紛落入八甲莊內……八甲莊數十年來的苦心經營，在烈焰中迅速崩解毀滅了。暗沉的大地上，成排的房舍店屋已成了鬼蜮裡嘶鳴的幻影。」在台灣學者王湘琦的歷史小說《俎豆同榮──記頂下郊拼的先人們》（後簡稱《俎豆同榮》）中，他用這樣的文字來描述那場戰爭的慘烈。
上圖：王湘琦小說：俎豆同榮
頂下郊拼，亦是歷史上對這場械鬥的定名，皆因三邑人曾佔據艋舺而被稱「頂郊」，同安人勢力較弱而被冠以「下郊」之稱。戰敗的林佑藻沮喪極了，他帶領自己的同鄉倉皇逃離了八甲莊，最終定居在大稻埕。這裡在艋舺以北，舊時因民眾常在此晾曬稻穀而得名，荒無人煙，與熱鬧繁華的艋舺無法相比。
文獻中也有與王湘琦這段描述相應的記載。在第一歷史檔案館的「軍機處錄副奏摺」中，有一份當年台灣總兵邵連科的奏摺，提及：頂下郊拼「殘毀村莊大小七百九十餘處。而新莊最為繁盛之區，店舍、民房不下五六千戶，概成灰燼。」
在這份奏摺中，邵連科並非只提到了這一場械鬥，還有咸豐三年的漳泉械鬥：「南至嘉義，北至淡水，路途為之梗塞」；咸豐四年閩粵械鬥：「彰淡被焚各莊，全為焦土，哀鴻遍野，觸目心傷」，「閩莊被焚大小二百餘片」。為何清朝台灣械鬥連連？160年前三邑人和同安人內戰的深層原因又是什麼呢？這還得從台灣的歷史說起。
上圖：這是一張清末艋舺的想像復原圖（繪圖／徐逸鴻隨心）。依傍淡水河的艋舺，憑藉碼頭貨運而欣欣向榮。最早到此的是來自福建泉州的三邑人，他們幾乎壟斷了艋胛的大部分貿易，且擁有特權。後來進駐的福建同安人，聚居在八甲莊附近，對三邑人的壟斷構成了威脅。1853年，二者發生了激烈的械鬥，史稱「頂下郊拼」。三邑人為這場械鬥做了充分的準備，其領袖黃龍安發現八甲莊的北部防線很弱，幾乎只靠安溪人的祖師廟為天然屏障，於是三邑人說服了安溪人，夜拆祖師廟，出乎意料地從北面攻入八甲莊（如圖所示）。最終，同安人戰敗，逃離八甲莊。
移民、械鬥與台灣史
如果問，誰是台灣最早的居民？以泰雅族、阿美族、達悟族和卑南族等為代表的原住民族群當之無愧。但若問，誰大規模開發了台灣？則必是清朝中後期來自大陸的漢人移民，他們又以福建、廣東的漢人居多。據史料記載，在1833年（編按：清道光十三年），台灣人口已經達240萬左右，其中原住民僅約10萬。至1895年（編按：清光緒二十一年）時，原住民仍然維持這個數字，但閩粵移民及其後代卻激增至300餘萬人。從這個角度來說，台灣近代史即是一部移民史。在移民心中，對尚未開發的台灣島充滿著各種關於財富、土地和權勢的想像，但實際情形卻浸著血和淚。
島上並不是黃金遍地，祖居於此的原住民仍處於茹毛飲血、刀耕火種的階段，難以溝通和相處。為了生存不斷開荒，移民與原住民衝突不斷。在《俎豆同榮》的書中，作者藉著林佑藻母親之口，敘述了一段三邑人初來艋舺時，與原住民紗帽廚人的一段衝突。
這故事頗有點寓言《農夫與蛇》的意味──紗帽廚人收留了初來乍到的三邑人，三邑人的頭目發誓只是藉住，雙方於是和平相處。「但不久，他們就開始違背誓約，開始燒殺，將紗帽廚人的屍體丟棄在田野中！他們像蝗蟲般侵占紗帽廚人的土地，用戎克（一種中國獨創的帆船）載著一船接一船的三邑人上岸，那人頭就像河沙般數不盡！……」
上圖：艋舺龍山寺，堪稱台北市的信仰中心，前來朝拜的人絡繹不絕，香火鼎盛。160餘年前，在那場驚天械鬥中，這裡正是三邑人的臨時指揮部，其首領黃龍安於此發號施令，指揮戰鬥。
站穩腳跟的新移民，往往會按照地緣關係聚集在一起。祖籍，是新移民身份認同的一個重要標誌，換句話說，同鄉組成了新的社會群體。同鄉語言、風俗習慣相同，易於相互照應，共同開拓、防禦外來侵擾。1833年（道光十三年），一位名為陳盛韶的人，赴台任北路理番同知兼鹿港海防，這是專門處理番人事宜的官職，番人即漢人對台灣原住民的稱呼。陳盛韶到台灣覺得事事新奇，將所見所聞寫成了一部《問俗錄》，其中寫到：「鳳山淡南粵人眾閩人寡，餘皆閩人眾粵人寡」，彼此「各分氣類」。
以地緣集結，也是一把雙刃劍。同鄉之間自然會互幫互助，但遇到異鄉族群，恐怕就不是那麼友好了。比如，儘管都來自福建省泉州地區，但三邑人和同安人之間還是不可避免的爆發了衝突。邵連科奏摺中提及的漳泉械鬥、閩粵械鬥，也都是異鄉族群間的「械鬥」。偌大的台灣島，其械鬥族群的複雜性和頻率舉世罕見，以至有了「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民間俗語。據台灣歷史學者薛化元先生的保守估計，僅在晚清大規模械鬥便多達60餘次，小型械鬥更是不計其數。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學者們也眾說紛紜，有人認為是清政府不修吏治，有人將其歸罪於清廷為防止民變在台灣採用的「分化政策」，還有人覺得強烈的同鄉同族意識是仇恨和械鬥的根源。這些當然都不錯，但更為實質的原因卻在經濟利益上。台灣學者樊信源在《清代台灣民間械鬥歷史之研究》一文中說：「械鬥最根本的原因是異類人經濟利益的衝突，在清代農墾階段，常因田地之境界，爭奪水道灌溉而起。」
上圖：艋舺青山王廟會中民眾扮演的鍾馗
再回頭看台北艋160餘年前的那場驚天大戰，正是經濟利益衝突下的必然結果。艋舺，這個名字源於平埔族原住民的獨木舟的發音，類似Manga。淡水河邊的獨木舟，預示了它未來的興盛將與艋舺碼頭的河港貿易相關。三邑人趕走了原住民，在這裡經營茶葉、稻米、中藥材、布匹等生意。正如電影《艋舺》裡的描寫：「艋舺從清朝到日據時代，一直都是台北最熱鬧的商業中心，這裡就像是一座金山，充滿了商機跟夢想。」
艋舺輝煌的背後，卻是移民之間的暗流湧動。三邑人因較早抵達此地，且人多勢眾，故長期佔據了淡水河沿岸及艋碼頭等核心要地，並壟斷了收稅、義倉、賑災、闢建和巡更等所有權力。而後來者同安人則因為勢力薄弱而偏居八甲莊一帶，這裡不僅遠離繁華的河岸，而且沼澤遍布，說它是艋舺的貧民窟亦不為過。經濟利益的矛盾，在這個小小的碼頭上逐漸升溫，加之在「消極治台」的大背景下清廷的駐台官員大多不願捲入族群矛盾，1853年的大械鬥由此而發！
戰爭，隨著同安人戰敗後離開艋舺而偃旗息鼓，但它對台北的影響，才剛剛開始……
上圖：艋舺剝皮寮今景（台北市廣州路）
商起商落在艋舺
勝利的三邑人當然歡天喜地，再也無需擔心同安人會跑到艋舺碼頭與他們爭利，這回他們算是艋舺的真正霸主了。但事情的發展卻遠遠出乎人們的意料。
就在械鬥的第二年，也即1854年（咸豐四年），艋舺一帶突發瘟疫。據說，連偷渡移民在九死一生漂抵艋舺，也拒絕上岸而另選登陸之處，其狀況之嚴重可想而知。屋漏偏遭連夜雨，數年後，艋舺碼頭因河港泥沙淤積而衰落，船影頻繁之景不再，日趨蕭條。但最糟糕的可能還不是天災，而是人禍。三邑人素有保守和排外的族群性格，之前由於有開放包容的同安人制衡，尚無大礙，但在同安人離開後，已然一發不可收拾，對外來的新事物一律排斥。
1868年（同治七年），蘇格蘭商人約翰．陶德來到艋舺。陶德是首位來台的洋商，他再三考察了台灣的情形後，將福建安溪茶引種至台灣的丘陵地帶，並在台灣淡水開設了寶順洋行，後來他又成為台灣怡和洋行的代理商，可以說是一位相當成功的跨國商人。他看中當時還是商貿重鎮的艋舺，於是，以定金50元租了一間房屋，準備開設茶廠。對許多地方來說，這可能是夢寐以求的大商機，但保守的三邑人不這麼看。艋舺三大姓群起抗議，阻其開業，搗毀約翰．陶德的住所以及工廠設備，甚至還圍攻和毆打寶順洋行職員，最終釀成死傷慘劇。經此「艋舺租屋事件」一案，之後鮮有洋商敢於問津艋舺。
從歷史回到現實。當年械鬥的河壕早就變為康定路，艋舺碼頭也成了公園。眼前所見，不過是一條條以大陸城市命名的馬路：廣州街、貴陽街、西昌街、桂林路和昆明街。當我想從中尋找到些許老艋舺的痕跡時，充當導遊的阿容，是台北探索館的志工，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說：「來，跟我去青草巷。」
上圖：艋舺龍山寺旁的青草巷
我一向以為青草就是草料，直到行至此處，方覺自己鬧了個笑話。巷道狹小且不長，清新的草藥味撲鼻而來，原來青草指草藥，青草巷就是草藥的集中販售地。
青草巷是當年先人移民的見證，那時大陸移民的生存境遇有一個諺語可以形容：「六死三留一回頭」，說的是十位來台者，也就三位能夠真正活下去，其他的可能因為蠻煙瘴癘的艋舺環境而離世或逃離。於是，草藥成為了護身符。三邑人在青草巷隔壁的龍山寺拜完神後，還會請神靈賜上一幅「藥籤」，三邑人視之若神物，得到後便立刻前往抓藥。久而久之，青草巷便在龍山寺之側落地生根，漸漸成行成市。
上圖：今日艋舺華西街夜市
番薯街也是這麼一條引人無限懷想的老街。這裡是早期移民與原住民交易番薯等農作物的地方，因商而起，自然又是一處繁華之地。在艋舺碼頭興盛時，這裡是連結艋舺碼頭的重要地帶，各地商人會把商品帶至此處交易。隨著碼頭漸衰，番薯市街的商業功能漸漸喪失，轉而發展娛樂業。阿容說，老一輩台北人都記得這裡還有個名號：歡慈市街（編按：「番薯」台語音近「歡慈」。約今日台北市萬華區青山宮與環河南路之間的貴陽街）。每逢入夜，大戲院便開始上演台灣傳統劇種歌仔戲。而隱蔽在小巷內的青樓妓院也掛起彩燈，等候尋花問柳之客。據說，「稱番薯」在當時就是到番薯市街尋芳的隱語。
也許，正是因為艋舺的衰落，或者說是那些保守的三邑人，才保留住了艋舺如今古色古香的韻味。艋舺承載的是台北最平民、最傳統的經濟活動和日常生活方式，它早就超越了族群紛爭，成為了整個台北城的一部分。
上圖：百餘年前的大械鬥，讓同安人失去了艋舺，卻在大稻埕獲得了更好的發展。上圖老照片是清末的大稻埕港口，當艋舺碼頭因河港泥沙淤積而衰落，大稻埕逐漸取而代之，成為北台灣乃至台灣全島最重要的商貿窗口。
東山再起的同安人
同安人後來的故事，與艋截然相反。王湘琦在《俎豆同榮》的自序中寫道：「我的外曾祖父姓高，一家人原是住在艋舺八甲莊的泉州同安人，後來因一場械鬥而敗逃至大龍峒，然後再輾轉遷居大稻埕。那故事令我十分感動，說的是一個戰敗的故事，也是一個從失敗中再站起來的故事。」文中所謂的失敗再站起，指的是艋碼頭的衰落成就了大稻埕碼頭的興起。至1860年前後（編按：約咸豐末期至同治中期），大稻埕碼頭已完全取代艋舺碼頭，成為北台灣乃至台灣全島最重要的商貿窗口──戰敗的同安人東山再起了！
午後，我們從艋匆匆換乘地鐵抵達雙連站。從這裡行至大稻埕得花上一刻鐘。阿容賣了個關子：「大稻埕的面貌與艋舺大不相同，待會你就看到了！」不多久，我們已走到了李春生紀念教堂。我好奇地問：「誰是李春生？」「一個厲害的同安茶商」，阿容這樣給他下了個通俗定義。事實上，李春生與前頭那位在艋舺挨揍的倒霉英商陶德有著莫大的關聯。
在艋舺碰了一鼻子灰的陶德，第二年轉而來到大稻埕尋求合作。同安人李春生向他伸出了橄欖枝，並成為陶德寶順洋行的買辦，台灣茶葉貿易也從此開始。因為這樣，李春生還得了「台灣茶葉之父」的美譽。陶德和李春生在1869年（同治八年）租用兩艘大帆船，將近13萬斤烏龍茶運抵美國紐約，使台灣茶一夜之間便名氣大增。嗜茶如命的英國人也對他們引種的安溪烏龍茶不能自拔，維多利亞女王甚至以「Oriental Beauty」（東方美人茶）形容之。無疑，對茶葉的狂熱引致了台灣出口貿易的勃興，相較艋拒斥洋行的保守，遷居大稻埕的同安人講究開放和包容，把握住了這次命運的關鍵轉向。數年內，德記、怡和、美時、義和和新華利等五大洋行陸續在大稻埕設立分部，「大稻埕茶市」由此形成，它的繁盛一直到日據時期仍不衰退。
上圖：台灣茶葉之父李春生
初夏的台北稍顯酷熱，我站在大稻埕碼頭邊懷想往事，不知後來黃龍安看到大稻埕的飛速發展，心內是否也曾羨慕或後悔？在經歷了多年「河川整治運動」後的淡水河尚顯寧靜，往日喧鬧的商賈早已變成了漫步河畔的情侶，但無妨，只需往迪化街方向步行片刻，便能重回往昔的繁華盛景。
迪化街是大稻埕的商貿核心區，這是同安人費盡心血營造的碩果。它自大稻埕碼頭延伸而來，僅1300米長，時至今日依然完整保留著當年的原貌──鱗次櫛比的西洋、中式或混合風格的建築混雜著，由南到北大致為藥行、南北貨，以及老行當。
由南街啟程，1850年（道光三十年），一位名為林藍田的商人為逃避海盜之災在迪化街中街開設了「林益順」商號，是為迪化街之始。此後，逃至大稻埕的林氏家族，在「林益順」商號對面陸續開辦「復振」、「復源」和「復興」三家店鋪，以南北貨為主營業務的迪化街中街初步形成。1859年（咸豐九年），以霞海城隍廟建成為標誌，南街開始發展。部分原中街商號為擴大營業，將其藥材業務分至南街銷售，因而南街多以藥行為主。在南街和中街發展成熟後，商業力量又逐步往北拓展，北街在之後數十年內自然形成，並以手工業等老行當為主。至此，迪化街大致成型。
上圖：迪化街今景
其實，同安人的包容，早就築進了迪化街的建築裡。南街的乾元行是一家參藥老商號，但異於其他參藥行的中式風格，它的建築是罕見的「中西混搭風格」。比如牛眼窗摒棄了西洋紋飾雕花，而擇取為商號「量身定做」的人參紋路，堪稱小景。而步入建築內部，為方便熬製藥材時通風換氣而設的中式天井就在洋樓以內。
無獨有偶，迪化街尚有另一幢類似的建築物──屈臣氏大藥房。沒錯，這與當下密布大街小巷的「屈臣氏」同宗同源。迪化街屈臣氏大藥房建於1917年，由屈臣氏台灣代理商李俊起經營。我注意到一處十分有趣的建築紋飾──與二樓英文商號「AS Watson & CO.」不同，三樓頂部雕刻著「龍鱗伴塔」的中式傳統吉祥圖案，並還有「龍鱗伴塔為記，別人不得冒效」的防偽功能。這種設計思路， 與乾元行等諸多迪化街商號「中西合璧」的理念如出一轍，將「洋味」與鄉土意涵巧妙地糅合一體。
大稻埕的「華洋雜糅」讓我很是感慨：屈臣氏、波麗露餐廳等洋味十足的商號，與鄉土氣息濃厚的永樂市場等商舖包容相處；傳統藥材業與洋人們主導的茶行，亦同在迪化街的屋簷下。大稻埕碼頭創造了商機，但成就大稻埕繁華的卻是同安人包容和開放的族群性格。大稻埕同安人還主動接納過多批械鬥戰敗的泉州移民，允許他們安居在大稻埕外圍。為此，甚至還把自己的商貿業號「金同順」改為「金泉順」，以示對全體「泉州人」的尊重。如此的包容與開放讓不同行業、族群或文化都能安生在此，也才有了「十九世紀的械鬥發展了迪化街，迪化街的發展等於大稻埕的發展，大稻埕的發展等於台北的發展」的說法。
上圖：大稻埕迪化街街屋立面
重構信仰版圖
在查閱「頂下郊拼」的史料時，有3處宗教建築不時出現在文獻中：龍山寺、霞海城隍廟、清水祖師廟。按說，這些地方都是清淨而莊嚴之處，但在那次大械鬥中，它們也有了各自不同的遭際：龍山寺成為了三邑人屯兵、屯糧和指揮總部，安溪人的清水祖師廟則被動地捲入戰事而毀壞，霞海城隍更是敗走大稻埕。而今，它們是平民台北地圖中三個不可或缺的宗教信仰中心。
艋舺龍山寺，是我在台北時去得最頻繁的一座寺廟。對初來乍到的觀光客而言，眼前所及的一切無疑是令人失望的──熙熙攘攘的人潮、人聲鼎沸的廟堂，這裡真是當年械鬥時三邑人的指揮中心嗎？
上圖：供奉於艋舺清水祖師廟的安溪移民守護神清水祖師
《台北市志》裡寫到：咸豐九年八月，三邑人準備發起進攻，「首領黃龍安立即召集全部頭人到龍山寺商量，席上決定先發製人，並定一計克服敵人。」廈門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顏章炮，曾研究過械鬥和民間守護神信仰的關係，他認為不僅神所在的寺廟往往是械鬥者的守護中心，守護神本身也是械鬥者的精神支柱，比如械鬥之前，三邑人曾鳴鑼擊鼓，以王公三爺等神像作為開路先鋒去發動進攻。還有更神奇的事兒發生：三邑人火攻八甲莊時，風向不對，火焰反而往自家吹來，正在人們不知所措時，「忽見雲端出現了一位白衣女人，向火揚袖，向西北方扇去」，而這位幫了大忙的白衣女人，就是三邑人的守護神，也正是龍山寺裡供奉的觀音菩薩。
再來說說安溪人的清水祖師廟。所謂「清水祖師」，民間俗名陳昭應或祖師公，據傳為福建安溪一帶高僧。史書有載，他素以求雨聞名，恰好安溪人賴以為生的茶葉種植對天時之仰賴程度極高，由此而供奉他。如前文所述，大戰當前時，三邑人領袖黃龍安為進攻拆毀了清水祖師廟，並允諾戰後重修。那麼，他兌現諾言了嗎？沒有。勢單力薄的安溪人只得忍氣吞聲，遲至1867年（同治六年），他們方才完成廟宇重修之募捐，8年後在原址建成，但已沒了當年的宏大氣魄。
上圖：20世紀30年代（日據末期光復初期）的廟會，接踵摩肩的群眾簇擁著城隍爺的神轎。值得一提的，是遠處大稻埕的建築，與艋舺的傳統風格不同，華洋雜糅是這裡的主旋律，包容開放的同安人接納了眾多的新事物，也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大稻埕。
霞海城隍神的命運，則與供奉他的同安人休戚與共。八甲莊葬身火海之際，林佑藻一邊指揮族人逃離，一邊想方設法營救城隍神的金身。這尊金身可不一般，是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為方便同族者祭祀，將同安霞城海邊臨海門廟的城隍神請來台灣的。《俎豆同榮》的書中，專門闢有「揣神敗逃」一節，文字裡的刀光劍影、腥風血雨不亞於一場新的戰鬥──「他們奮力搏殺，神轎四周頓時成了肉搏拼殺的戰場。混戰中神轎雖數度易手，但在大龍峒勇士相助下，終究還是保住了。『咱們同安人一定要顧好城隍爺！』的喊聲此起彼落，只見那兩根滿佈刀痕、幾乎被砍折的竹篙，又懸盪地撐起神轎，搖搖晃晃的朝北奔去。」有了這番奮不顧身的營救，城隍神方才得以逃離戰火，與同安人一道遷往大稻埕，並暫時棲息在同安人陳浩然的「金同利」店舖內，接受族群的朝拜。
1856年（咸豐六年），隨著大稻埕的日新月異，在林佑藻等族群首領的倡導下，在迪化街南街修築大稻埕城隍廟的工程開始了。三年後竣工，被命名為「霞海城隍廟」。因迪化街空間狹小，霞海城隍廟佔地面積150平方米左右，僅有艋龍山寺規模的1/40。
新修的霞海城隍廟儘管是簡潔的單殿式建築，但建築上部頗像一把菜刀，這寓意著城隍神辦案能當機立斷，亦有鎮邪制煞的「警示效應」。我與阿榮入得殿內，立刻被一塊牌位吸引了過去，這是「三十八義勇公」之牌位，祭祀的是「護駕」城隍神逃至大稻埕期間犧牲的同安鄉勇壯丁。
上圖：位於迪化街的霞海城隍廟內，供奉著「三十八義勇公」，他們是在當年的血戰中，為保護城隍爺金身撤離而犧牲的同安人。隨著大稻埕的逐漸興盛、同安人的東山再起，霞海城隍廟的廟會很是熱鬧。
廝殺早成往事。2013年6月，當我又一次來到艋舺時，適逢「城隍祭」典，同安人的霞海城隍廟回到了他們最初的土壤──艋舺，舉辦了「霞海城隍在艋舺」特展，試圖以頂下郊拼為線索講述台北城的移民史。部分台灣媒體人驚呼，這是械鬥後，艋三邑人和大稻埕同安人的首度握手。
非也！就在械鬥次年的艋舺瘟疫中，大稻埕林佑藻就曾慷慨救濟艋舺，艋黃龍安亦回贈「三郊總長」牌匾，以示對林氏的敬佩。從此，頂郊與下郊，三邑人與同安人便不曾再戰。不過，那些族群間的心理隔閡真的能因大人物的交情而冰釋？現代的文化交流與政治管治是否足以消解族群間的裂痕？
聽完我的困惑，阿容搖搖頭，他提到台灣老人常說一句諺語「咸豐三，講到擔」，「咸豐三」即是「頂下郊拼」，在此形容陳年老賬的累贅和漫長。但不論如何，這場械鬥造就的台北城，卻是獨一無二的，較之官方書寫的台北城記，這段歷史顯然更具張力和魅力。
上圖：大稻埕迪化街的街角，是人們吃宵夜的好去處。今天的台北人已很難想像它血雨腥風的過往。不過，這不妨礙台北因此獲得的改變：艋舺和大稻埕，共同書寫了台北的平民城記。
上圖：大稻埕碼頭今景
【文章出處】
《中國國家地理》
〈台北平民城記──械鬥造就一座城〉
網址：
http://www.dili360.com/ch/article/p54128e64a576737.htm
作者：潘博成
【作者簡介】
潘博成，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
上圖：大稻埕碼頭六號水門今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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