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員田汝成在著述《西湖遊覽志餘》時咬牙切齒地寫道：「《水滸傳》敘宋江等事，奸盜脫騙機械甚詳，然變詐萬端，壞人心術。說者謂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
他因為恨《水滸傳》壞人心術，繼而詛咒作者施耐庵「子孫三代皆啞」，真是恨到骨頭裡去了。
到了清代，這種思想依然延續。晚清思想家王韜在《水滸傳序》中說，這是一部「奸盜詐偽之書」，「固可拉雜摧燒也。世傳報應之說，聖嘆及身被禍，耐庵三世暗啞」。還是田汝成那套寫邪書必遭報應的說辭。
清代小說家俞萬春更有意思，他認為《水滸傳》與「我們時代不適應」，把犯上作亂者寫得可親可敬，把朝廷、官員寫得可憎可鄙，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續寫了一本適應時代的《蕩寇志》，以小說反小說，講朝廷如何剿滅梁山眾頭領，來表達他的衛道思想，這倒是比只站著罵兩句的人強多了。
大才子金聖嘆雖然高度評價《水滸傳》，認為「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傳》右者」，但同時也認為讀《水滸傳》可能會誤導讀者，產生「無惡不歸朝，無美不歸綠林，以為盜者讀之而自豪，未盜者讀之而為盜也」的影響。於是根據百回本《水滸傳》，刪掉後三十回內容，附以序文、讀法和評點文詞，編出七十一回《水滸傳》，使《水滸傳》的思想主旨符合「政治正確」的要求。
甚至連皇帝也直接站出來批評《水滸傳》——乾隆皇帝把民風惡化，民眾入幫入匪，歸結為人們閱讀《水滸傳》所致：「如愚民之惑於邪教，親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惡書所致。」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這些批判東一榔頭西一棒槌，不成體系。較為全面地講述《水滸傳》為什麼「奸盜詐偽」的，當數乾隆十九年（1754），吏部轉呈福建道監察御史胡定的一份奏摺。奏摺歷數《水滸傳》的種種不是：「閱坊刻《水滸傳》，以兇猛為好漢，以悖逆為奇能，跳梁漏網，懲創蔑如。乃惡薄輕狂曾經正法之金聖嘆妄加讚美，梨園子弟更演為戲劇，市井無賴見之，輒慕好漢之名，啟效尤之志，愛以聚黨逞凶為美事，則《水滸傳》實為教誘犯法之書也。」
繼而提出了「禁播」的辦法：「查康熙五十三年（1714），奉禁坊肆賣淫詞小說。臣請申嚴禁止，將《水滸傳》毀其書板，禁其扮演，庶亂言不接，而悍俗還淳等語。查『定例』，坊間書賈，止許刊行理學政治，有裨文業諸書，其餘瑣語淫詞，通行嚴禁，違者重究。」
這裡提到的康熙五十三年，禁坊肆賣淫詞小說確有其事，當時禮部頒布了禁毀小說的法令，這一法令後被載入《大清律例》，成為「國法」。法令的大意是，所有「淫穢非法書刊」一律收繳；私自印刷一經查實，處以刑罰；政府主管人員查禁失職，要麼罰扣工資，要麼降級使用。依此看，此次「掃黃打非」相當嚴厲。但有沒有將《水滸傳》納入掃打之列，不太清楚。倒是胡御史這一份奏摺讓乾隆皇帝吃了定心丸，將《水滸傳》視為「教誘犯法之書」，在全國範圍內加以嚴禁。
胡御史所指出的《水滸傳》的影響是不是實情？是。《水滸傳》盛行以後，各種文學藝術樣式都把它作為題材的淵藪。以戲劇作品而言，明清的傳奇就有李開光的《寶劍記》、陳與郊的《靈寶刀》等。崑曲、京劇和各種地方戲中，有不少以《水滸傳》為題材的劇目。至於以《水滸傳》故事為題材的繪畫、說唱藝術，更是不可勝數。小說作品中，《金瓶梅》就是「從《水滸傳》潘金蓮演出一支」；後世的俠義小說如《三俠五義》「源流則仍出於水滸」，足見其深入人心，影響深遠。難怪魯迅在為葉紫著的《豐收》一書寫的序文中提到：「中國確也還盛行著《三國志演義》與《水滸傳》，但這是為了還有三國氣與水滸氣的緣故。」
胡御史所指出的《水滸傳》負作用有沒有一定道理？有。老話講，「少不看《水滸》，老不看《三國》」，勸誡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不要看《水滸》，學梁山好漢，遇事不冷靜，好勇鬥狠，變得暴力、衝動，小則聚眾鬥毆，大則犯上作亂。
且江湖造反者往往把《水滸傳》奉為造反教科書。清人劉鑾記載：「張獻忠之狡也，日使人說《水滸》《三國》諸書，凡埋伏攻襲皆效之。」
基於以上的擔心（或許還有其他擔心），明清統治者一再採取查禁措施。除前面講到的乾隆查禁《水滸傳》，崇禎十五年（1642），明政府也一度查禁《水滸傳》，起因是崇被皇帝要剿滅轟轟烈烈的江湖造反，害怕這本造反教科書發揮威力，但其時明王朝已搖搖欲墜，估計查禁的效果很不理想。至於禁毀其他「有傷風化」的小說就更多了，僅康、雍、乾三朝，「掃黃打非」不下10次，「文字獄」頻頻發生；清末官方列出的禁毀小說書目多達200餘種。
有了官方對《水滸傳》的批判定性和查禁，歷史上雖有人為其叫屈，亦無濟於事。如明代李費肯定《水滸傳》的小說價值，卻被指為「異端邪說」，遭到圍攻。即便到了近代，很多人仍然擺脫不了這種「正統思想」的影響。周作人在《藝術與生活》裡說《水滸傳》是「妨礙人性的生長，破壞人類的平和的東西」。
倒是胡適對《水滸傳》讚揚有加，他認為《水滸傳》「是一部奇書，在中國文學史上占的地位比《左傳》《史記》還要重大的多」，還說《水滸傳》「是中國白話文學完全成立的一個大紀元」。批評金聖嘆的刪節行為是「把一部《水滸傳》凌遲碎砍」。胡適的矯正，使《水滸傳》從單一政治的審視，回歸到文學的審視上來。
也就是說，《水滸傳》首先是一本小說，是文學作品，而不是政治演繹，動輒把文學作品進行政治化解讀，很容易形成「文字獄」。人們讀《水滸傳》可能容易模仿小說人物的言行，有點「水滸氣」，但靠禁毀來求取太平是因果倒置。有時候，禁令反而成了書籍的「政治廣告」，官方越說要查禁某書，越是激起了讀者的好奇心和閱讀興趣，某書越是在民間廣為傳閱。
歷史不是沒有先例，明清查禁《水滸傳》，「嘉隆間，一巨公案頭無他書，僅左置《華南經》，右置《水滸傳》各一部」。文人士大夫以閱讀禁書《水滸傳》為榮，如王士禧在《居易錄》中試圖考證《水滸傳》中人物的姓名「與《揮座後錄》所載一一吻合」。紀昀對《水滸傳》的典故信手拈來，足見讀得頗深。結果是，被查禁得最多、最嚴厲的《水滸傳》，反而可能擁有了更多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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