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聞：樵客老師的國文教學網站

新課綱的兩大隱藏關卡

有新瓶了，那新酒呢

最近看到一些資料，各個版本的國文教科書，都多多少少開始出現一些「以前沒有的欄位」。某些欄位──「提問」或「導言」之類的設計 ──看起來跟奇異果版的國文課本，頗有「志同道合」之感。有關心我們的朋友，對此似乎不太開心。不過我卻反而覺得很愉快。這些「以前沒有、現在很像」的內容，不管是出於什麼樣的過程完成的，這都意味著大家都在往正確的方向走，只是改動幅度有多大的差別而已。（在台北書展聽過我們談國文課本計畫的朋友，或許還記得我說過的兩個「勝利條件」XD）

無論如何，這是好事。對的事情就是要大家都來做才有意義，如文化部長鄭麗君所說：「歷史不是一個人往前走一百步，而是一百個人往前走一步。」

不過，如果大家都願意往前走一小步了，我就想更貪心一點，聊聊那個「一百步的遠方」是什麼樣子，我們到底想要做什麼。之前我們談了比較多技術上的、教學上的問題，這篇我想要再稍微深入一點，來談談「背後的思想體系」。

特別是，新課綱到底想要幹什麼。

事實上，奇異果版國文課本做的所有設計，都不是嶄新的東西。對教育或課程熟悉的朋友，一眼就會知道每一種欄位背後的編寫邏輯，以及它們在理論上與實際上所能發揮的功能。大部分時候，我們跟過去最大的差別，主要是「我們把它放進課本」，把過往居於次要地位、補充地位或延伸地位的東西「扶正」。

然而，這些東西只是「型」，做了這些事情，也不一定會符合新課綱的精神。舉個例來說，我們在課本裡面置入了史無前例的大量「提問」，這是比較新的做法。但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另外一本超保守的課本，它也瘋狂提問，但每一題都在問你「形音義」和「國學常識」。新瓶不等於新酒，某種程度上，用新瓶裝舊酒，可能比舊瓶舊酒還要阻礙進步，因為它會帶來一種「我們已經有改革了啊」的良好感覺，但實際上卻在原地踏步。

因此，重要的還是新課綱的原則、精神，那些隱藏在複雜條文背後的思想體系到底是什麼？

「新酒」的特徵到底是什麼？

在這裡，我要跳脫「素養」、「情境」之類被大家講到爛的詞，直接從兩個方向切入。事實上，我認為國文新課綱有兩項預設值，像隱藏關卡一樣被藏了起來，一直還沒有被太多人討論。非常非常簡略地說，也許可以用這兩句話概括：

「在文學分析方法上，它轉向『文化研究』。」

「在價值立場上，它轉向『文化多元主義』。」

這才是奇異果版國文課本著力最深的地方（如果只是要改變視覺風格或編寫新欄位，事情反而會簡單很多）。如果沒有意識到這兩點的話，面對新課綱就常常會有「卡卡」的感覺，不知道它搞東搞西到底是想幹嘛。

方法上轉向「文化研究」

在我們與國文老師交流的經驗中，我們發現「議題融入教學」一直是一個令教師們很困擾的問題。不只是這版的新課綱，在過去十數年來，要求各科目融入性別、族群、階級、環境等議題的政策從未斷過，而且有越來越強的趨勢，而在這版新課綱中迎來了史上高點。

舉個行政層面的例子：現在的課本送審時，涉及性別議題和原住民議題的部分，都會另外交由專家審核相關的事例、用語是否恰當。我不知道審核的專家是誰，但從回審的修改意見書來看，他們確實找了認真的、真正的專家，顯然是玩真的。

然而許多人感到困惑的是：這些東西不是「公民科」或「歷史科」的守備範圍嗎？為什麼會被塞到「國文科」裡面來？

這裡就牽涉到文學研究的趨勢了。簡單來說，過去數百年來，當「文學研究」漸漸「學科化」，成為一門正式的專業知識後，歷經了好幾波研究方法上的變革。比如有所謂的「印象式批評」（主張讀者不應倚賴任何理論概念，而直接說出作品的美感）、「傳記批評」（主張透過生平資料和作品比對，建構完整的作家形象）或「新批評」（主張對文學作品的形式與機制進行嚴格分析，注重「怎麼寫出這個效果的」）之類的流派。這些流派不但是治學方法不同，連「什麼才算是文學知識」也會有些微差異，有些流派覺得作者的生平很重要，有些流派卻主張盡量不要理會傳記資料。

這篇文章的重點不是文學研究簡史，我們回到主題：如前所述，新課綱在文學研究的方法上，其實有明確偏向「文化研究」的趨勢，而非前述的那些流派。所謂「文化研究」，它是一種重視「位置」跟「脈絡」的方法，當我們閱讀一篇文學作品時，不僅是欣賞它的美感、理解它的思想，更要注意是「什麼人」、「在什麼狀態下」、「帶著什麼成見或意圖」、「說出什麼話」，而這些東西，會讓我們對某一作品的政治脈絡和社會脈絡更加理解。

這樣講有點抽象，我們直接舉一個大家一定在國文課本中讀過的例子，即朱自清的〈背影〉。如果是過去的國文課本，我們會注重哪些文學知識呢？「傳記批評」的方法，會告訴你許多朱自清及其父親的資料（這就是為什麼備課用書會這麼厚……）；「新批評」的方法，會告訴你段落安排、音韻的變化、節奏的疏密，這些東西如何使得〈背影〉感人……

上述都沒有錯，都是很正常的文學知識。但如果我們引入了「文化研究」的方法，我們可能就會問：

「作者朱自清是什麼人？被描寫的朱自清之父又是什麼人？那是什麼樣的時代？當時的主流社會氛圍或意識形態是什麼？」

從這裡開始，接下來就有多種選擇了，我們可以從性別、族群、階級之類的任意角度切入，從而建構起不同的知識。比如，我們從性別角度切入，發現這兩位都是男性，以此重讀文章，我們可能就會很在意：

文章的情感表達這麼壓抑，是不是跟傳統男性的價值觀有關？而朱自清是順應這種價值觀，還是對此有所批判呢？

如此一來，作為全篇象徵的「背影」，是不是就不只是一種「手法」，更可能象徵了整個社會的性別狀態？

如此一來，作為當代讀者的我們，除了「父子之情令人感動」之外，能否從中反省自己的社會：我們的父子關係有比較好嗎？我們的男性是否還處在這樣的性別狀態裡？

當發問的方向轉變了，我們從一篇文章挖掘出來的「意義」或「內涵」就變了，所得的「文學知識」也就變得不太一樣了。用這樣的方法，你可以在〈與元微之書〉裡面看到階級，在〈項脊軒志〉裡面看到性別，在〈諫逐客書〉裡面看到族群。這些文章寫的都是作者所遇所見的「煩惱」，而當這種「煩惱」有了社會共通性，大家都在操煩類似的事情時，它就是「議題」了。於是，從朱自清的〈背影〉，我們要看的不是他的性別侷限，而是從文章中結晶出來的，古往今來的性別侷限。

這才是真正的改變。當新課綱標舉出「議題」的時候，許多教材或教師的直覺應對方式，就是「選更多關於那種議題的文章」。然而一選下去，就發現時數不夠，沒辦法塞這麼多東西，因為原本的東西還是要教，哪來的空間留給「議題性的文章」？

這種應對方式，在現實上窒礙難行，在方法上也沒有抓到根本，新課綱也不是要你做這個。有議題的文章當然可以選，卻不必像配菜一樣，一定要看到關鍵字才算「議題」。重要的是轉向「文化研究」式的文學方法，在所有文章裡面挖掘這些關鍵概念。

就好比說，文學作品是一杯水，過去我們測量水的「體積」和「重量」，從中得到相關知識。今天如果我跟你說，我想知道水的「溫度」，那你需要準備一杯新的水嗎？其實不需要，你需要換個測量工具。否則，就算你給我「10度c的水」、「30度c的水」、「80度c的水」，卻繼續測量它的「體積」和「重量」，那最終也是一場空。

換回文學的例子就是：只要方法對了，朱自清〈背影〉也可以拿來談性別，琦君的〈髻〉也可以拿來談階級。如果方法不更新，就算讓你選白先勇《孽子》或馬克思〈共產黨宣言〉，教師還是有可能無意義地繼續補充傳記資料。

這種「文化研究」的文學研究方法，其實並非新鮮事。台灣學界大概在1990年代左右，就陸續引入這套體系了，算一算也有三十多年了。然而，不可諱言的是，這畢竟是西方引入的體系，與中文系一直以來的學術傳統並不完全相容。雖然當代的中文系訓練也有這方面的課程資源了，但過去幾個世代訓練出來的教師，很有可能在求學階段完全沒碰到這些東西（1990年畢業的老師，現在也才50歲左右）。因此，若無後續的進修補充，要在方法上更新並非易事，這等於是「作業系統相衝」的問題了，這或將會是新課綱推行的最大不安定因素。

價值立場轉向「文化多元主義」

而「文化研究」的方法，與之搭配成套的，就則是一套與自由、平等、多元等關鍵詞相關的價值立場。當方法沒有貫通，面對這些價值立場，自然就會左支右絀。

如前所述，「文化研究」式的方法，注意的是作品的政治脈絡與社會脈絡，而我們之所以帶領學生讀過去的作品，也是透過那些作品的對照，回頭思考自己的政治脈絡與社會脈絡。

也就是說，這種方法其實有著強烈的「正視現實、面對差異、與他者共存」的傾向。我們讓學生練習辨識性別、族群、階級、環境等議題，讓他們熟習於尋找作家的發言位置與權力關係，最終都是要讓他們回到當代社會裡面來應用。因為學生終究會成為現代社會的公民，他們會有參政權，能發言、能投票、成為各行各業的中堅份子，他們需要知道「這世界上還有別種生活方式」。身為民主社會的一分子，他們必須能夠同理別人，才不會利用自己的參政權傷害他人，甚或是，我們希望他們成為善良的公民，可以利用自己的參政權幫助別人。

這聽起來很棒，沒有什麼問題對不對？但再一次，我們又會遇到「作業系統相衝」的問題──因為過往國文科選文和詮釋的方向，並不是建立在這種自由主義式的政治理念上的。

貫串其中的，更近似於某種「聖賢」的意識形態。

在某次國文教師工作坊中，我們熱烈交流過國文科是否應該繼續自認為是「讀聖賢書」的一門學問。我的看法是，這種以古人為聖賢、強調「典型在夙昔」的思考方式，在民主社會是不合身的。我不能說它全錯，但它「卡卡的」。

「聖賢」意味著一種高級的、值得仿效的典範，它的價值觀值得所有人學習。可是由「文化研究」衍伸出來的思考方式，還是會去追問他的發言位置：聖賢是誰？他在什麼脈絡下講話？他有什麼動機？於是我們可能就會去分析，孔子代表的是春秋時代某一種貴族階層，或某一種知識分子的轉型；而他的諸多論點，很可能是為了解決春秋時代的問題，但未必能適用於新媒體時代。

或者，我們的國文課本過去也常討論「自我安頓」的問題，通常就是講知識分子如果不能伸張理想，則應該如何淡泊、如何獨善其身。這種「自我安頓」，帶有一種莫可奈何的意味。但如果放在民主社會，我們不會希望學生淡泊、獨善其身就好──不然你以為「我都不投票，我最中立」的沾沾自喜從何而來 ──，那是專制時代的莫可奈何，當時的文人是真的會被皇帝幹掉的；在民主時代，我們希望你積極參與，理想伸張不成，那就繼續溝通、說服、組織、參與。

或在論辯的時候，古典文學的傾向是將現實利害概括為道德問題。明明談的可能是治水或公務員任用辦法，但一定要用「不仁」或「無德」的修辭來描述對手。但民主社會認為比較良好的論辯，是回到具體的現實細節，盡量不要隨便啟動道德框架。你今天要談年金改革，就是要把數字算出來；要談婚姻平權，就要呈現過往社會研究的成果。

這時候，「文化研究」式的議題紛呈，不但是為了讓學生知道有這些議題，更是讓學生透過這些議題，先進行比較簡單、粗略的論辯練習，學會辨識彼此的價值差異。也因為文字、語言作為一種論辯工具，其實是很「不透明」的，有很多「雜訊」的，所以需要一定程度的練習，才不會錯失對方真正的意思。在這層意義上，閱讀文學作品其實是很有益的訓練，因為它是一種高度歧異、複雜的文字結構，最適合拿來練習「理解對方到底在想什麼」。

瓶子有影響，但不是核心

「在方法上『文化研究』，在價值上『文化多元主義』。」這才是新課綱沒有明說的核心。否則所謂「素養」，一直強調生活情境，一直強調情意態度，到底是什麼樣的生活情境和情意態度？

不就是前面說的「正視現實、面對差異、與他者共存」嗎。

因此要平衡性別、要注意族群和多元文化、要探討環境議題。衍伸出去，就是課綱裡那19項議題。

沒有先抓到核心，光是去照抄外型，那意義是不大的（但我也不會說完全沒有意義，有改變就有機會）。可怕的是，如果不了解核心精神，有時候連照抄外型都會抄錯，就像之前有位國中老師，為了要在教材中置入「性別議題」，所以選了一篇主張「男主外、女主內」的文章一樣。那樣的舊酒，裝到多新的瓶子裡都很難救回來的。

這確實對一線的教育工作者會是很大的挑戰。

如果要說我對新課綱有何不滿，首當其衝的，就是沒把這兩件事講清楚吧。搞得好像這是什麼隱藏關卡一樣，萬一上路之後有教師搞不清楚，直接掉到陷坑裡去怎麼辦呢？

但衡諸現實情況，大概也能理解「他們」為什麼不能講清楚吧。

奇異果版國文課本躬逢其盛，當然也就只能盡量在教材上幫忙架橋鋪路了。某種程度上來說，也算我們的幸運吧。也期待更多同業能一起多往前走個一兩步。


上圖：奇異果版高中國文課本

【文章出處】
〈新課綱的兩大隱藏關卡〉
2019-03-21
網址：
https://medium.com/@Chuck158207/%E6%96%B0%E8%AA%B2%E7%B6%B1%E7%9A%84%E5%85%A9%E5%A4%A7%E9%9A%B1%E8%97%8F%E9%97%9C%E5%8D%A1-6e210912fc17
作者：朱宥勳
【作者簡介】
朱宥勳（1988年1月4日－），臺灣桃園人，小說家、文化評論者、專欄作家，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學士（主修社會學、歷史）、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國藝會創作補助等。曾任《建中青年》主編。2010年起開始出版小說集《誤遞》與《堊觀》，2011年與黃崇凱合編《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目前任月刊《秘密讀者》的編輯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