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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作文只能看到「道德鬼話」!楊翠:文學面對的是自己,作文面對的只有「閱卷者」而已 

在面對中學老師的演講場合,我經常直接刺擊他們對「文學」的想像。我說,「作文」≠「創作」,成語≠修辭,子曰孟云≠知識學問,國中課本=大道理雜貨店。

然後我可以很明顯感受到兩種情緒在醞釀。一種是困惑:那我們怎麼執行「作文教學」的職責?不讓學生背成語,那我們怎麼檢驗「修辭」優劣?不引用子曰孟云,那我們怎麼測試孩子的學習成果?另一種情緒是不滿:你否認成語,否認教科書,否認儒家典籍,觀念太偏激,難道你沒有發現,當代孩子的語文能力已經愈來愈差了嗎?

作文標準,勒死文學細胞的殺手

要回應這兩種情緒,先從現實談起。師大心測中心公佈了國中會考的六級分、五級分計十一篇「範文」,而在國中教育會考的網站上,則有各級作文的範例,以及各級的「評分標準」,評分項目包括立意取材、結構組織、遣詞造句、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等項目。

官方公佈會考作文範例這件事,可以從幾個層次來思考:一、「會考」要不要考作文?二、要不要公布高、低分的作文範例?三、中小學語文教育的整體問題。

如果從最後一個問題往上推,我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不要考作文」。當然,我知道,對於我這個回答,肯定有不少中國語文教育的捍衛者要跳出來譴責,說我任憑斯文淪喪云云,在此省略數千字。然而,只有全面並深入去理解台灣中小學語文教育的核心問題,才能理解像我們這一群熱愛文學、從事文學創作,長年投身文學教育的人,為什麼竟然會反對「考作文」。

這不是「要」、「不要」的是非題,而是「為何不要」的詮釋題。我們反對考作文,是因為體認到,當前台灣的語文教育,無論觀念或實踐,都有太多雷點,訂定「標準」的文化霸權尚未解除魔咒,被訂下來的「標準」,幾乎完全是「反文學」的。為了搶救文學,我們只能反對「考作文」。

那些把「反對考作文」等同於荒廢語文教育的人,正是不了解作文≠文學。在目前教育現場的主流觀點下,作文,恰恰是勒死活潑的、野生的文學細胞的頭號殺手。

這其實是一個美學的課題。我們這個社會最匱乏的,不是「標準」,而是「美學」。而「標準」與「美學」,恰恰是相反價值的體現。

集體抓寶的「遊魂症候群」

一個兩歲半的孩子,開口說出「月亮,開燈」這樣如詩句般的話語,這就是活潑的、野生的,在原初的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存有的美學意識與表現手法。然而,這種野生綻放的美學意識,到了中學,就幾乎都被馴化而枯萎,被形音義的主流語文教學,被起承轉合的作文範例,折磨成失去詩意的僵化靈魂,然後寫出符合主流美學邏輯的範文;又或者,成為浮游於主流美學疆域之外的異端。至於異端能成為有自信的作者,或是折翼的詩人,那就是各自的生命故事了。


如果硬要我回答,為何作文≠文學,可以這樣簡單說:「文學」所面對的,首先是自己,然後才是讀者,而作文所面對的,清一色是「閱卷者」。

閱讀了幾篇獲得高分的作文範例。題目是「從陌生到熟悉」,其中確實不乏文字清秀、思路敏捷、敘事節奏流暢的文章,然而,為了符合「從陌生到熟悉」的主題,那些清秀的文采,最後都靠向一處安全但無趣的疆界。幾乎沒有例外,都不斷在段落與文句中插入「從陌生到熟悉」的關鍵詞,似乎不由自主地在提醒閱卷者,我「能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適切材料,並能進一步闡述說明,以凸顯文章的主旨。」

好像通關密語。於是,你就會讀到以下這些句子:「不管是接觸一個新環境,或學一種樂器…等等,從陌生到熟悉」;「從剛開始對琴譜的陌生到對曲子進行的熟能生巧,我尋到了陌生到熟悉的快感」;「不害怕陌生,因為終有熟悉的那日到來」;「從陌生到熟悉,我深信,我對都市的『熟悉』比一般的『都市人』更值得珍藏」;「從陌生到熟悉,鏡中的她,將是我永遠的鍾子期…」;「難道與足球從陌生到熟悉的種種要就此化為烏有嗎?」

是不是很像「寶可夢遊戲」,大家集體出來抓同一件「寶貝」,有如「遊魂症候群」。你出一道作文題,考生就在考場裡集體抓寶,不管是學樂器、學足球、在異鄉、在都市、交朋友、談戀愛…,都可以、都必須冠上「從陌生到熟悉」。因為,冠上通關密語,抓得寶貝一枚,就可能獲得「能凸顯文章的主旨」的評語,以及獲取高分的機會。

寶可夢遊戲的寶貝還是遊竄的,但作文遊戲的題目與範例,卻是固定的。

作文SOP,囚禁靈魂

必須強調的是,我並沒有排斥成語的價值,更不排斥成語背後的有趣故事。我也不覺得孔孟必須承擔所有關於「儒漢文化」的罵名,畢竟他們都已作古兩三千年了,還要擔負我們自己造就的文化業障,情何以堪。我對「道理」也絕無反感,道理遍及四方,遭遇好道理,還是很感動的。


我想討論的,是一種「教/學法」,而不是「學習」好或不好 ;是「知識」的傳遞、接收、表現、再造,而不是「知識」本身的是非;是「公平」的操演方式,而不是「要不要公平」這件事。

每次批判各種評分標準的僵固性,獲得的反方回應通常是:這也沒有辦法啊,既然要學習,就要有評量,既然有評量,就要有標準,標準就是要訂得明確清楚,這是比較公平的做法。

當了二十幾年大學老師,我當然能理解「評分」的難處,以及「公平」的必要性。我最近搬家,整理舊物,有許多十幾年前的學生作業和考卷(總覺得有一天會有某學生來問我,老師我是某年某校的學生,我想拿回某課堂的作業,可以嗎?所以我不敢任意丟棄),上頭的評分數字,經常塗塗改改,因為對天秤座的我而言,公平,是首要價值。

然而,我們這個社會欠缺思考的是,「公平」的原初意義是什麼?我們追求「公平」的手段「公平」嗎?

定下一些標準,按表操課,加減分數,這並不是「公平」的原初意義。因為,我們忘了問,這個「標準」是怎麼被生出來的,是由誰決定的?它所立基的觀念「公平」嗎?我們比較關心容易檢驗的「標準化工具」或SOP,而不深究形成「標準」背後的觀念與價值是否「公平」。

每一套作文評分標準,都像是「作文寫作/閱卷SOP」,但語文背後所含涉的思想沒有SOP,文學創作不能有SOP,美學表現與SOP,更是兩種完全相反的價值。我知道SOP便於管理,但它無法用來思考與表達,而且它極度欠缺美學動能,如果你仰賴它來思考、表達與再現,那麼,你的靈魂只能被囚禁。

被蹂躪的範文

當我們把中小學教育「問題化」時,很容易被理解為是對教師辛勞與熱情的否定,但絕非如此。我曾經在無數中學演講,見到許多第一線的中學老師,他們熱情充沛,每天清晨七點前到校,在學校連續待十小時,面對學生的各種問題與狀況,都願意即時耐心回應。


我們的中學教育,最大的問題不是老師沒有知識,更不是沒有教學熱情,而是教師、學生、家長、官僚體系,集體對於「教/學」關係、教學內容與方式的想像力太貧乏、太模式化。簡單來說,我們對「範例/範本」的倚賴太高。

「範本」本身是好或不好,也不是最大的問題。問題在於,一篇再好的文章,只要是從「範本」模擬而來,就失去韻味;一種再好的修辭,只要從「範文」剪裁而來,就失去美學上的感動能量。

我十幾年來在大學學測與指考作文閱卷的經驗就是如此。考題為「家」時,當你讀到第一份考卷寫著「家是安樂窩」、「家像一座燈塔」,「家是一盞長明燈」,覺得不差,等你連續讀了十個、二十個、更多個,都寫著家是燈塔、安樂窩、長明燈時,就覺得無趣了。

蘇東坡也是。可憐的蘇東坡,在後世各階段的考試現場,都成為一個各方抓取的「寶貝」,他的流放,在各種作文題目中,不斷被重演。寫逆境、寫挫折、寫理想、寫失敗、寫意志、寫思鄉,寫憂歡喜苦,寫歪腰郵筒,寫從陌生到熟悉,寫什麼都能用上,簡直可以登上「作文範例排行榜」之首。蘇東坡的文學文本與生命故事當然動人,然而,當我們把這些當做「範例」,任意擺放在完全扞格的生命文本、故事語境中,就不僅顯得牽強,而且造作了。

還有一個經典例子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雙城記》開場有這麼一段話: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
這是篤信的時代,也是疑慮的時代;
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
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
我們什麼都有,也什麼都沒有;
我們全都會上天堂,也全都會下地獄。

這一段真是寫得太好了,不僅氣勢磅礡,詩意飽滿,對於法國大革命前後的時代語境,刻劃深入,短短幾句話就透肌入骨。然後,不知是誰把其中一句改造為「這是最黑暗的時代,也是最光明的時代」,成為相反的意境,指涉不同的時代精神圖繪。這也是好的,如果前後文恰到好處,就成了優質的「創造性挪用」。

然而,當你閱看大學學測一千多篇作文,有兩、三百篇都寫著「這是最黑暗的時代,也是最光明的時代」,寫逆境、寫郵筒、寫阿媽過世、寫考試失敗,都是黑暗與光明,當這句話可以被放進任何「時代」,它就既失去時空語境的獨特性,也失去美學創意的辨識度。

所以,還是必須回到美學來。一個社會的美學意識與美學風格,必須保有流動不羈的風貌,展現複數的獨特風情,而不能任由標準、範例、SOP管轄與囚禁。

【文章出處】
《商周.COM(商業周刊)》
〈考作文只能看到「道德鬼話」!楊翠:文學面對的是自己,作文面對的只有「閱卷者」而已
  
2016-09-02
網址: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aspx?id=17698&type=Blog&utm_source=bwcom&utm_medium=recommend&utm_campaign=article
文/楊翠
【作者簡介】

楊翠(1962年2月20日-),台灣台中人,台灣日治時期新文學作家楊逵的長孫女,輔仁大學歷史系畢業,東海大學歷史系碩士、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博士。受祖父影響,亦走上文學的道路,曾任《自立晚報》副刊編輯、《自立週報》全台新聞主編、《台灣文藝》執行主編、台中縣社區公民大學執行委員、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副教授、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賴和文教基金會董事、台灣女性學學會理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任委員,目前為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楊逵文教協會理事長。研究領域包括臺灣歷史、臺灣文學史、臺灣原住民族文學與文化、臺灣婦女史、臺灣女性文學、性別文化相關議題,著有多篇台灣文史研究論文及田野調查,曾獲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傑出臺灣文獻推廣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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