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不需「重寫」
看了兩期《上海文論》，知道有些青年文論家在討論「重寫文學史」。參加討論的人不算少，似乎很值得討論。
我有點不理解。我從來沒有想到過這樣一個問題，也從來沒有想到寫文學史會成為一個問題。
寫文學史，從來沒有「專利權」。每一個文學史家、文學批評家，都可以自己寫一部文學史。你寫你的，我寫我的，各不相謀，也各不相犯。從黃摩西的《中國文學史》以後，曾毅也寫過《中國文學史》，謝無量寫過《中國大文學史》，王國維有《宋元戲曲史》，魯迅有《中國小說史略》，鄭振鐸有《中國俗文學史》，龍沐勳有《中國韻文史》，到現在，我們已經有了許多「文學史」，每一部都是獨立的著作，表現了作者自己的文學史觀，誰也不是對另一作者的「重寫」。
只有一部文學史，可以說是「重寫」的「文學史」，那就是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這部文學史，最初是上海淪陷時期作者在幾個私立大學中的講稿。抗戰勝利後，作者在國立暨南大學任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把這個講稿重寫了一部分，即出了第一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作者又重寫了一遍，在一九五○年代印出了一個新版本。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作者為了某種政治需要，又重寫了他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在一九七○年代初期印出了最新版本。在我們的許多文學史著作中，只有這一部是名副其實的「重寫」本，而且是經過三次重寫，但結果卻成了離開了「文學」的「文學史」。
現在，一些人討論的「重寫」文學史問題，其實這不是「重寫」，而是「另寫」。
從一些討論的文章中可以知道，有一種或幾種文學史，是他們所不滿意的，因此，他們希望有一本新的、可以滿意的文學史，出來取代那本舊的。因此，才提出「重寫」的呼籲。他們希望「重寫」的文學史，大概是作為教材的那些文學史，它們是全國大專院校中文系學生的必讀書。
我以為，作為教材的文學史，不是學術性的文學史。一個文學史家，一個文學研究工作者，都不能以文學史教本為主要參考資料。不單是文學史，其他文理各學科，也是一樣。從來沒有一篇學術論文後面所附的參考書目中，提到大專院校教本的。
因此，我以為，對於作教材用的任何文學史，不必提出「重寫」的呼籲。它們即使重寫、重編一百次，結果還只是一個教本。
有一位青年文論家說，他之所以要求重寫「現代文學史」，是因為目前對現代文學的評價和分析，各執一辭，觀點紛亂，因此，他希望有一部可以依據的文學史，作為一個標準的研究現代文學發展的框架。
我以為，每一個文學史家、文論家，在他們的各個課題的研究成果中，都可以累積而構成自己的框架。如果依據一個別人提供的框架，來進行研究，勢必成為別人寫的文學史的註疏家，他的研究成果，只能是發揮別人的觀點。
一九四九年以前，我們已經有過許多文學史，不論是古典文學史或新文學史，每一本文學史都是作者個人研究的成果。它們有些什麼特點，有些什麼缺點，都只能由讀者去判斷。當時，大專院校的文、史、哲各科教材，沒有教育部頒定的統一教材，一般都是由教師自編講義。既沒有「欽定」的文學史，也沒有「重寫」一說。
文學史，不論是古代文學史，新文學史，現代文學史，或專題文學史，如小說史，詩史，各個流派史，人人都可以寫，各有千秋，自成一家之言，而不必重寫別人的文學史。
我看《上海文論》和其他報刊上的有關文章，還是去年臘月中的事。當時有些想法，打算寫出來參加討論，可是給別的事擱下來了。春節中，台灣作家林耀德來訪問，談起這件事，我當時就講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最近，收到台灣《聯合文學》七月號，其中發表了林耀德和我的談話記錄，關於我對「重寫文學史」這個問題的觀點，也透露了一些。因此，我感到不能不把我的全部意見寫出來，供參加討論的人作參考。用了三天時間，寫完此文。天氣太熱，還是沒有暢所欲言。
一九九○年八月四日
【文章出處】
〈文學史不需「重寫」〉
文／施蟄存
【作者簡介】
施蟄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名德普，中國作家、文學翻譯家、學者，曾任教於廈門大學（1941年）、暨南大學（1946年）、滬江大學（1952年）、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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