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該「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嗎？──儒家進退出處觀的反省
學者曾經指出：西方人的「自由」是從社會實踐中獲得，而東方儒學的「藏身」或道家的「無為」，都是放棄社會實踐，也就是說，西方人以行動證明我是自由，東方人以不行動顯示我才自由。（呂正惠：「內斂」的生命形態與「孤絕」的生命境界，1988）
也許我們會想到，孔子思想如果僅是「邦無道則隱」，那麼何以「待價而估」？又何以稱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呢？
對比於西方人自由的追求是從社會實踐中獲得，東方儒學或道家對自由的追求是超越(棄絕)於社會實踐之外，後者作為一種「內在心境上的美學」，固然很迷人而美好，但完全無助於實際社會的改革，這也是西方文明史一直進步，東方文明後來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儒家有其崇高的理想，落實在現實人生中，儒家不應只是菜根譚裡那種明哲保身的儒家，也許連「邦無道則隱」這種儒學核心議題，都得提出反省，是否合乎現代社會主流思潮？
儒家的無道則隱，是為社會實踐落空時，為自我保留一彈性的出路，而表現在實際事功上，往往能做到知其不可為者而為之者少，而選擇退讓斂藏、明哲保身者眾。真正儒家那種對「士」的最高理想之一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墨家反而更像實現此一理想的人。
儒學系統中，和許多古今中外學說一樣，都常常出現一個共同現象，那就是：同一套系統內，存在著拆解不開、卻又互斥衝突的觀念。儒家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與「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前者是信念原則無條件的堅守，而後者卻是選擇有條件的因應。
儒家從誕生、孔子復古而革新，本質上即「體制內」的改革者，這種學術性格身處權力之內而胸懷天下，邦無道則隱，學而優則仕，稍一不慎、良知一泯，即可能與權貴合流，成為體制內的既得利益的分贓者，原始的初衷化於共犯結構中的一環，偏偏他的形象上又是士大夫、是清流，統治者也樂於收編這類人為自己臉上妝點，為自己擦脂抹粉。
墨家自始至終身處「體制外」，與權力富貴疏離，甚至他自己就是既有體制的反抗者、改革者，他們不信任權力、富貴、人性（可能的沉淪貪腐），一開始就和這些保持距離，如果，邦有道則「兼愛非攻」，邦無道則「自隱其身」，這種有條件的選擇，不是墨家認定堅守的原則。
「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這句話我認為放在當代社會，已頗有值得提出質疑處。個人以為，應可改為「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士」，什麼是士？士是做為鞭策統治者、關心天下事、教育下一代的知識份子。
甚或，再進一步修改為「邦有道則士，邦無道亦士」，既不對自我的權勢富貴心存僥倖，也不放棄作為一個知識人對文化良知的堅持。一個知識分子，永遠應和政治保留距離，保留最後一點心靈思考的自由，保留對時局觀察的清醒，做為第一等士，就是做個終身反省的在野者，別心存觀望，學而優則仕，把學得的知識作為墊腳石，把自己的良知屈服甚至出賣給當權者。
不知怎的，上了唐人傳奇虬髯客，我欣賞起「俠」比欣賞「士」，多了幾分……夫子復起，不知他老人家會怎麼說？？
這一點上，我反倒覺得，對抗權貴的俠或墨者，他們的背叛（改變既有教條、框架），他們的出走（與權勢、富貴的疏離），是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和勇氣。
延伸閱讀：
呂正惠：「內斂」的生命形態與「孤絕」的生命境界
【文章出處】
本文原為編者於2018.1.5.於「106年度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種子教師」Line群組上的發言，先後原分五次，今稍加整理，重新發表。
【師長意見】
對於傳統，可以有批判的反思，亦可以有同情的理解，可謂各有力道，孔子的說法亦非絕對，真理始終對有心求道者開放。──吳冠宏教授
【作者簡介】
樵客，因同名同姓領域接近的名人太多，只好另取筆名，皈依法鼓山，法號果竺。男性，天秤座，高中國文教師，略帶理想浪漫性格，少年憧憬江湖義氣，欣賞俠士或騎士精神，年輕時被師長期望很高，到如今年過不惑還是充滿迷惑，沒太大本領及成就，平時不是在學校，就是在家裡，不然就在任何有書及有網路的地方，喜歡山，喜歡水，喜歡讀書，喜歡思考，喜歡蒐尋教學資料，喜歡巴哈，喜歡貝殼及園藝，興趣廣泛，喜歡不同觀念的撞擊對話，時而疏離安靜，時而熱情充滿使命，對賺錢做官不感興趣，除非中樂透讓他能買書、收藏古董、解救苦難同胞，怕打針及大蜘蛛，怕視力體力越來越不好，怕時間不夠用，老年退休後希望能走遍大江南北，到故宮當導覽員或工友，人生理想為「出世間於世間，藏天下於天下」，本站「忘路之遠近」部落格的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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