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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談論「死」是個忌諱,「立遺囑」也被認為不吉利。身處芬蘭的我,卻在當上新手媽媽沒有多久,就被問到:「你是否已立了遺囑?」當場愣住的我,開始經歷一段震撼教育⋯⋯

編按:陳巧茵(Anita Chen)目前在芬蘭赫爾辛基國際學校擔任資訊科技總監,主要負責課程規劃與整合,協助老師設計科技融入教案及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2010~2016年在香港漢基國際學校擔任資訊科技推展組長,也是美國哈佛教育學院零點計劃之未來學習講師。對於國際教育趨勢、科技與學習的發展,有第一手觀察。她同時也是一位母親,目前有一個11個月大的寶寶,8月剛進入芬蘭的幼兒園就讀。

女兒安安出生不久,我就接到芬蘭兒童福利處的社工打來的電話。官方紀錄上我未婚,剛生下一個孩子,他們希望和我談談,關心一下我的狀況。

雙方見了面,社工跟我仔細講解芬蘭單親家庭可得到的補助和資源,也慎重其事的問我:「是否已立了遺囑?」

「遺⋯⋯囑⋯⋯」我當場愣住。

芬蘭兒童福利處的社工解釋,因為女兒在芬蘭出生,算是芬蘭居民。如果我有發生什麼意外,女兒的監護權將歸芬蘭兒童福利處,並不會自動轉交給我在台灣的親人。同時,我名下的資產,也會在女兒成年前遭到凍結或是由芬蘭政府託管。當然若是有這樣的意外發生,我在台灣的親人是可以來芬蘭爭取小孩的監護權,但過程費時複雜。

知道這個狀況後,我除了尋求法律諮詢也詢問周遭朋友。一問之下,我發現我的外國朋友們,幾乎都是只要一有資產或是孩子,都早已立好遺囑。反觀我的台灣朋友們,沒有人立遺囑。這個時候我才了解,遺囑文化差異竟然這麼大。

許多朋友開始和我分享他們立遺囑的過程和遺囑涵蓋內容。

對我而言,我最關心的是女兒的監護權和未來的安排。短期內我還是會在芬蘭工作,所以除了法定監護人,也需要在赫爾辛基指定一個臨時監護人,才能避免女兒被送去芬蘭兒童福利處或寄養家庭。理想狀況是這個臨時監護人平時就和女兒有互動,不是一個完全的陌生人,若我有什麼意外狀況發生,臨時監護人可以立即照顧女兒,直到台灣的親人或是法定監護人抵達芬蘭處理後續事宜。

法定監護人這部分真的讓我傷腦筋了。

想到女兒未來的養育重擔要託付給他人,是一件非常難以想像的事。我在腦海裡篩選親朋好友,除了感情,交情和信任,監護人的家庭背景,生活型態,經濟能力,和女兒的互動都在我的考慮範圍內。最後,我指定了兩位監護人,並詳細註明第一和第二順位。遺囑上也加註孩子監護人未來能夠領養孩子。畢竟養父母的權限在法律上還是大於監護人。我也聽從朋友的建議,隨著孩子成長,監護人的生活變化,會不斷地修改遺囑。我和監護人也長談了幾次,假設各種不同的狀況,溝通我對女兒未來成長學習的環境期許等。

我的第二個挑戰是要具體的列出名下所有資產,包括銀行帳戶細節,不動產權限,退休金和有價值的物品分配。我把所有資料詳細列出,複印留底和遺囑放在一起。遺囑部分,也為未成年的女兒成立信託基金,也詳細說明:如果女兒年滿18歲成人之後,遺產準備分幾次給她,每次給多少,幾歲時遺產全部給完。正如法律顧問建議的,既然都決定要做遺囑了,就做的清清楚楚,沒有任何的模糊地帶。

打破框架,看待「為孩子好」這件事

立完遺囑後,我的心情確是沉重無比,看似已做好最詳細妥當的安排,但還是完全無法想像有一天這份冰冷冷文件生效時的場景。

但同時我也慶幸的想到,至少我已經為孩子做了這樣的準備,想像若是同樣的場景發生,而我什麼準備都沒有做,又會是什麼狀況?

在台灣,已經開始有許多關於長輩臨終安排的爭議新聞,愈來愈多人思考,過去我們文化中忌諱談死,這樣的環境下,當意外發生,往往讓活著的人更辛苦。這一次的經驗強迫我先思考死後的安排,其實是一種對於身邊最親近人的一種體貼。而自己,當好好的想過關於生命結束的選擇和可能,反而會更認真的思考該怎麼活。

人生有太多的部份是我們無法控制的,至少預立遺囑這件事,是目前的我們可以掌握,預立遺囑的過程中,讓我看到芬蘭政府對於孩子的保護是如此的周密和細心,而父母做這樣的準備過程中,背後支持的仍是對於子女深厚的愛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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