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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明益深目凝視,十分認真,會讓你忽略眼鏡。頭髮修剪得很短,是乾淨又不引人矚目的長度。他常常穿黑灰兩色的襯衣長褲,合身熨貼。有時右手插在褲子口袋,作勢拿出來時,左手先從外面按住口袋,如此右手抽出而褲子始終平整。

他個子矮小,卻黝黑結實,聲音渾厚,不同聲部在胸腔共鳴,像手風琴。這也是因為他上課十分用力,講到快下課時累了,扯出好幾個不和諧的音。在第一堂課,他鼓勵我們練習在課堂發言,不要害怕,他說自己讀書時也會緊張,因為舌頭太厚,有些音會發錯,所以常常沉默。仔細聽,果然有的音仍然在舌尖和牙齒之間發澀。聽同學說,吳明益剛開始做老師時,由於太緊張,上課前會去外面嘔吐。


很難想像為什麼他會緊張,他已經如此知名——張大春說,吳明益是台灣最好的小說家,他在Facebook上的文章每次都有上千人轉發,他也已經是華文系最受歡迎的老師,每次開課,學生都坐滿教室。

在第一周,他列出十五本書,說,這些書應該在兩個禮拜就能看完吧。大家吸一口氣,不敢作聲。他又說,如果寫作而沒有才華,不如去賣紅豆餅。他的右手從口袋裡摸出來,伸出食指,作為強調的輔助手勢,第一個指節伸不直,用力地勾著。於是下課後,教室旁邊的吸菸區,都是垂頭喪氣的學生,計劃去學校外的志學街賣紅豆餅。

第二周,人少了一半,吳明益說,各位不用擔心,這些書不用很快看完,我上次那些話,是為了嚇退沒有決心的學生。此時坐在下面,不知是鬆了一口氣,還是更覺得緊張了。

吳明益開的這門課,叫做《文學與環境》。這是他的寫作方向,也是研究方向。他說,博士論文答辯時,有答辯委員不以為然,認為這不足以成為學術研究的題目,他不服氣。但是今天,不會再有人這樣說了。


和很多人一樣,提到自然文學,我首先想到的是桃花源落英繽紛,詩人隱逸山林。但是在這門課上,「自然」是格物致知的科學體系。吳明益提醒我們,描寫一棵樹、一隻鳥的時候,要寫出它準確的名字。這不止是細節,也是對寫作方式的選擇。吳明益說,他這一代台灣寫作者,生長於經濟騰飛時,典型的「沒有什麼事發生」的時代,經歷貧乏,寫作材料少,好處是讀書多,萬物的知識都可以進入小說。「一本植物圖鑑,有沒有可能是文學?一本百科全書,有沒有可能是文學?」他在課堂上問道。

這個時代的文學,離不開政治。自然文學背後是生態哲學。人類的擴張、對資源的濫用,迅速毀壞了自然的平衡。在每堂課,吳明益都會花一個小時,提出最新的環境議題,和我們討論:美國牛肉進口事件、虐殺動物、核電廠、大陸遊客……他提醒我們,對這些問題要有關懷,但是也不能缺少專業知識,不能基於簡單的道德義憤,那是相當廉價而無效的。一次,提到珍稀動植物的過度捕獵和採摘,我舉手舉例,比如西藏的冬蟲夏草……吳明益打斷我說,你知道冬蟲夏草是什麼嗎?我說,厄,就是冬天是蟲子,夏天……吳明益目光移走,眉毛很輕微地皺著,泄露了一貫小心隱藏的不耐煩,說道,不是這樣的。我想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冬蟲夏草」是個謊言。

為了實踐生態哲學,吳明益在學校附近買了一塊地。每天清晨下地,主要的工作是拔草——除草劑會污染土地,到期末,他收穫了幾個營養不良的玉米和胡蘿蔔,但是他高興地說,雲雀會棲息在他的田裡,它們知道哪裡是安全的。他也儘量少消耗能源,不使用冷氣、除濕機,太潮濕了怎麼辦?「那就濕濕地睡。」他說。在課堂上,參考書每年循環使用,第一次開課時,他把參考書以八折賣給同學,學期末七折收回,再下學期七折賣,六折收,總有一天,書是零元。他用拇指和伸不直的食指比了一個圓圈。

他是很認真的老師,每次都做好投影片,影印一大疊資料,帶著音箱,給同學們看影片,講最新的時事、八卦,力爭將學生牢牢抓在這個課堂。有時經過課堂,很遠就聽到他的聲音,用了很大的激情,把自己整個丟進去,窗戶裡看見他,似乎頭頂蒸騰著熱氣。

新知令人興奮,混合著沮喪和迷惘,度過這門課。我像夢醒一般,注意到校園裡每一種動植物都有自己的名字。東華大學有一種動物,如果在以前,我會叫它野雞,但是現在我知道它是環頸雉。吳明益說每隻環頸雉性格不同,7-11前面那隻脾氣不太好。

同學們對於吳明益有一種崇拜和恐懼混合的情感。私下裡,大家叫他「阿明」,分享著關於他的傳說。阿明很帥,也很在意自己的形象,他曾在寫給畢業生的文章裡說,這輩子如果發生兩件事,他就去死,一是要他上台表演,二是禿頭。阿明是神一樣的存在,教書、寫作、種田、演講之餘,每個月讀二十八本書。阿明走過了花蓮所有的溪流,查閱它們的歷史和傳說,寫成了《家離水邊這麼近》。關於行走,他喜歡引用荒野文學作家愛德華·艾比的話:人類不應該開車,而是應該步行體驗荒野,那麼老人呢?艾比說,他們有過機會。小孩呢?他們還有機會。吳明益寫,智慧是往上走的,年輕的時候,智慧長在腿上,年老的時候,會走到頭腦裡。
在《家離水邊這麼近》中,吳明益寫道,他曾計劃從花蓮徒步走到台北,可惜走了一個禮拜,到蘇澳之後,背傷發作,沒有繼續。在那一個禮拜,幾乎每天都下大雨。我心想,這真是一個很有決心的老師。

這種決心、認真,讓同學們又尊敬,又害怕,課堂上低頭躲避,儘量不發言。也是這種對自己的嚴格紀律,讓著名小說家、學生心中的神吳明益在Facebook上寫道,每次上課之前,他都會失眠。

有時他會開車帶我們外出,去他的田裡,告訴我們草的名字,它們如何努力生存。他也帶我們去花蓮溪入海口,從望遠鏡裡看一隻蜂鳥。在他的書裡,吳明益曾經寫道,他曾帶李銳來到花蓮溪入海口,這位來自內陸山西的作家,沉默了好久,第一句話是,原來海的聲音這麼大。



東華大學英美文學系創作所,是台灣第一個創作學位。最初設立時,師資很壯,有詩人楊牧、小說家李永平、郭強生擔任老師,並邀請不同作家來駐校講課。楊牧回到美國、李永平退休之後,創作所從英美文學系轉到華文系。沒想到,台灣出生率降低、大學招生日漸低迷之時,很多專業都面臨招生危機,創作專業倒連年報滿。
我的同學通常都剛剛大學畢業,很多都有一種小老鼠的氣質,沉默敏感。坐在距離老師最遠的地方,頭埋在桌上。一觸碰就躲起來,或是跳得很高,這樣的易感。
創作並不容易教,這是可以想像的。即使在創作專業最多的美國,人們也常常嘲笑、批評這種教學方式。小說家、詩人,真的是可以教的嗎?

華文系有吳明益,也有幾位創作與研究兼顧的老師,除此之外,每個學期都會邀請校外作家駐校。曾經被邀請的作家有黃春明、駱以軍、施叔青等,但是我在華文系上的第一門創作課,就令我大失所望。

這門「小說創作」,老師是一位從未聽說過的作家L。查資料得知,她在八零年代成名、曾在報紙工作。L老師聲音沙啞豪邁,開篇即稱,自己教授小說創作多年:「老師對這門課還是很有心得的。」她宣稱要在課上做一個實驗,這個實驗她已想了很久。但是這門課一半時間都與寫作無關,而是由各位同學報告台灣作家,這內容似乎應該在大一完成。更令人擔憂的是L老師的教課狀態,因為這門課是在晚上,L老師已經十分睏倦。常常課時才到一半,課程已經進行完了。接下來講什麼呢?L老師不知在問自己還是我們,一邊打一個大大的哈欠。有時同學正在做報告,老師已靠在椅背上睡著了。臨近期末,L老師所謂的實驗終於開始了,原來是在課上模擬一次文學獎,她收集了十來篇小說,由在場的同學打分,評選出首獎、優勝獎,等等。評獎結束後,她指著一篇獲得優勝獎的作品,嘎嘎笑著:「你們怎麼知道這是老師的作品?」原來這是她十多年、也許二三十年前的舊作。

第二學年,駐校作家是劇作家、詩人鴻鴻,他開了一門「舞台劇寫作」。鴻鴻是一個微禿、素食、總是愉快微笑的中年人。相比L老師,我更相信鴻鴻已經教了多年寫作課,他有一套熟練的計劃,遊刃有餘。他要求每位同學各自採訪一個人,這個人距離自己的生活越遠越好。

同學們分別採訪了餐廳打工的越南新娘、服飾店老闆、地方報紙的記者、軍人、災區的原住民小孩、同志三溫暖的老闆。接下來,我們每個禮拜寫一幕短劇,發展自己的人物。等到這些人物發展出性格,腔調,鴻鴻就要我們練習更複雜的形式,啞劇,歷史劇,等等,直到期末寫一出完整的舞台劇。

鴻鴻說,生活才是最好的老師。他要我們觀察人物,寫出儘可能真實的人物。他指著我的第一份作業,譏笑說,這是真實生活中人人們會講的話嗎?不是,這是偶像劇。

在課堂上,同學們圍坐一圈,分角色念出每個人的劇本。念完之後,由作者解釋,老師和同學們評點。除了對我的第一份作業,鴻鴻很少批評,他總是心情很好地,微笑著鼓勵同學們互相討論,使課程往前發展。課堂上的一切想必在他意料之中,無動於衷。這門課十分快樂,每個人都得到鼓勵。無論作者是否想要搞笑,總能營造奇異的喜劇效果,讓同學們哈哈大笑。

在這堂課上,最活躍的一位同學來自馬來西亞,他凸起的眉骨、厚厚的嘴脣證明了這一點。他每天從早到晚,都待在研究室,因此同學們叫他「土地公」。「土地公」個性好動,喜歡用動作、言語引人發笑,大家都喜歡請他讀戲,這樣,一幕無聊的戲也能好笑起來。

然而愛搞笑的「土地公」背後,有一個悲傷的故事。他出生在馬來西亞一個華人家庭,父親非常嚴厲,因為他氣質陰柔,常常被父親責罵、被弟弟欺負,他更不可能暴露自己喜歡男生的真相。在東華大學華文系,他發現課堂上可以如此開放地討論各種問題。於是他很快出櫃了,並且決意留在台灣。

「土地公」的出櫃,同學們都開懷接受,有人笑說難怪他這麼喜歡紫色,喜歡穿紫色衣服,用紫色計算機。出櫃還招來一個意外的結果,一些要好的女生故意靠近他,看他滿臉嫌惡害怕地四處逃竄,以此取樂。

在舞台劇寫作的課堂上,「土地公」採訪的人物是同志三溫暖的老闆阿正。在逐漸發展人物的過程中,他袒露了更多。父親是一個權威的形象,令他畏懼而又憤怒。同時馬來西亞的宗教氛圍、社會環境,都讓他不可能以同志身份自在生活。因此他來台灣讀書,發誓不再依賴父親,每門功課都必須拿到優,才能拿到獎學金,而打工所得維持日常生活。他把自己的壓抑、恐懼、對男性的情慾,都投射在了阿正身上。



騎摩托車經過大片草坪,出校門進入志學街,再拐入一個小巷子,看到田野裡有一棟房子。這是一家咖啡館,叫9803。我約了吳明益老師在這裡見面。

在第一學年,他痛快答應,成為我的指導老師。我們師生之間關係鬆散,偶爾碰面。他給我很大的空間,很少擺出老師的架子。我既知創作之路只能獨行,許多問題難有答案,不如不問。只大而化之,閒聊兩個小時。

私下見面時,吳明益很放鬆,但仍然誠懇應對我的每一個疑問。這樣認真的個性,讓我想到,他說自己成長在一個保守的家庭,一直到念大學,還不敢自己去佐丹奴買衣服,要請姐姐幫忙。

我說在台灣讀書,讓我思考兩岸文學體制的不同。一位同學寫了一篇關於已故舅舅的散文,她說:「我想投文學獎,就去看歷年文學獎作品集,結果發現,得首獎的散文都有一個人死了,於是我就寫了一個死人。」同學們大笑,她也笑,又敲著桌子叫:「但我舅舅也是真的死了!」

比起我這一輩中國大陸的寫作者,台灣的同學對寫作更自覺,在如此年輕的時候,立志做一個作家,詩人,令我羨慕。他們的稿件列印出來,奔赴台灣大大小小文學獎,有的同學已經拿了不小的獎項,名字出現在報紙上,系辦的賀報上,他們也因此更有信心地繼續新的創作。儘管在台灣,很多人批評文學獎,但我仍然覺得,有如此清晰的登上文壇的路徑,台灣文學青年是幸運的。

我們也曾有過清晰的文學路徑,那是社會主義時期,作協、文聯、文學期刊,但是到1990年代開始,我們已經不閱讀,也不信任文學期刊,看不上作協、文聯,也不可能被他們看上。和更年輕的韓寒、郭敬明相比,我們也還沒有學習到文化商品的厲害之處。關於文學,我們失去了路徑。

恰恰在1990年代後期,中國媒體市場化浪潮興起,需要大量新人。這是極少的可以借文字謀生的道路之一,初期甚至薪水不低。因此一代文學青年,多半成了記者、編輯、廣告寫手。直到日久年長,新聞寫作日漸模式化,而內心抒發的渴望升騰不息,於是我聽到身邊很多人在說:我要寫小說。只是此時已騎虎難下,文學創作難以養活自己,更難維持一份體面的生活。自2000年前後投身媒體的人們,大都已經有一份不錯的薪水,生活紛擾浮躁,若要離開這一切,進入全然的孤寂,需要不小的勇氣。在這樣的生活中,我的一位好友說,文學好像偷情。

如果說我們在偷情,那麼台灣的文學體制,就是在相親結婚,過著安穩的生活。偷情固然刺激,但是安穩生活也令人羨慕。也許這就是我來台灣的原因。

吳明益認真地聽完,微微皺眉。他回憶說,台灣的文學體制,也有不同階段。在六、七零年代,報紙副刊被嚴密控制,文學雜誌比較自由,於是許多作家創辦同仁雜誌,發表自己的作品,比如陳映真。八零年代「解嚴」之後,文學中心又轉回報紙副刊。當時大家不看電視,《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發行量都高達百萬。這兩份報紙的文學獎因此影響力巨大。

吳明益說:「我想前十屆,兩大報的文學獎獲得者,真的好像得到一個鑰匙。到了1990年代,我們這一代成長的時候,是兩大報文學獎最蓬勃的時候,還是一個標杆。但是突然在1990年代中末期,媒體越來越多,網絡興起,電子媒體興起,年輕人不看報紙了。等到我們得兩大報文學獎的時候,已經不像以前那樣了。」

2001年,吳明益借小說《虎爺》,拿到了《聯合報》小說首獎。但是這時,一個獎已經不夠了,要多拿文學獎,文學雜誌、報紙副刊的編輯才有可能認識你。在這種體制下,評委的口味就決定了文學的整體風格。像我的同學一樣,吳明益也去研究前幾屆的得獎作品集,每一篇都看過,想一想說,這樣的東西才是好東西。「這不是得獎或不得獎,而是你根本搞不清楚什麼樣的是好作品。」他說。

我想到他曾講過,在他年輕時,台灣流行情慾文學,性都寫得很露骨,「但我的情慾經驗實在乏善可陳」,他笑著,露出兩邊的牙齦,臉龐黑紅。最終,他第一篇成名的小說《虎爺》,取材於當兵時的經歷,被命名為「新鄉土文學」。

擺脫了情慾文學、後設小說等文學風潮,吳明益從寫實出發,他探索各種技巧,又不為技巧束縛。「我們越讀越多,會發現真正的世界很複雜,有人寫的這麼簡單,大家也說好,有人說不能在小說裡論理,可是你看米蘭昆德拉,論理也會論得這麼漂亮。」

今天的台灣,文學獎是年輕作家出道最重要的方式。我也終於明白,為甚麼台灣的文學風格為何如此類似。不錯,文學獎為文學青年準備了看得見的道路,就像我們曾有文學期刊,有作協,但是真正重要的,還是個人的才華和決心。一個人二十歲時是否寫作,和文學體制有關,但是三十歲,四十歲,五十歲時是否還寫作,就真的和自己有關了。



和「舞台劇創作」同一個學期,吳明益教授「小說創作」。第一堂課,他照例放出狠話,想要嚇退沒有決心的人:「各位坐在這裡,說明都是沒有才華的人,如果你們有才華,就不會坐在這裡了。」在吸菸區長吁短嘆、計劃去賣紅豆餅的同學更多了。

和鴻鴻一樣,吳明益要求我們去採訪一個人物,寫五百字的人物特寫。在課堂上,他讀出這些文字,再行點評。一位同學寫的是一個喜歡釣魚的人,吳明益追問,他用的釣竿是什麼類型?同學答不上來。「土地公」寫了一位越南新娘,吳明益念完之後,轉頭確定地說:「這不特別。」

課後哀鴻遍野。和其他課比起來,這些批評並非更嚴厲,也未嘗不是事實,卻打擊更大許多。文學青年原本敏感,又自負,對自己的作品加倍在意,何況這是小說家吳明益的看法。「沒有才華」,「這不特別」,這些詞,如重鎚正中胸口。

三堂課下來,同學們像遭遇空氣中的強大阻力,坐在最後最遠處。每個提問都像石頭扔在沙堆上,不起迴響。這種課堂氣氛,毫無疑問也對吳明益老師產生了影響,他少有地露出了無奈神情:「你們要不要坐前面一點?」

「土地公」決定退選。吳明益的評論令他十分憤怒,同時,他有現實的考慮。這學期修課太多,這樣下去,這門課恐怕拿不到高分。如果失去了獎學金,他在經濟上將無法承擔。

吳明益拒絕了。這門課名額有限,非常搶手,「土地公」選上而中途退選,吳明益認為,這對想選課而沒有選上的同學不公平。同時,我想,以他追求完美的性格,原本就對上課深感挫折,此時想必更受打擊。

小小的波折之後,「土地公」退選了,而吳明益也修改了教程,他不再在課堂上朗讀、批評同學的作品,改為課後面談。課堂上的時間,多半用來討論新近出版的優秀小說。同學們鬆了一口氣。我也鬆了一口氣,又有說不出的悵然。

我們在9803咖啡館談話時,吳明益曾講起上課的壓力。今天師生關係已經發生變化,信息容易取得,老師的作用到底是什麼?他不願傷害學生,又總是覺得無力,如何能讓學生愛上老舍、沈從文?至於小說創作,他很清楚,大部份人不會成為作家。事實上,我們都清楚。曾經有很多編輯跟他聊天,「過了中年,大家回想起來,說年輕時我也想成為作家,但是沒有,今天變成你的編輯,」他能感到那種淡淡的感傷,至今還在,「我想有些學生會變成這樣。」

站在講台上,吳明益仍然慷慨地講出自己所知所想,毫無保留地分享自己的小說技藝。他說,他常常在圖書館寫小說,把不同種類的書擺在面前,比如一本村上春樹的小說,一本貝殼圖鑑。他寫一寫,翻翻圖鑑,其中講到貝殼的花紋是非常準確的幾何圖形。這很有趣,他說,於是我打算讓男主人公把這些講給女主人公,後來他們分手,女主人公到尼泊爾,看到賣貝殼的,覺得奇怪,為什麼尼泊爾會有貝殼,不是內陸嗎?賣貝殼的告訴她,因為很多很多年前,這裡是海。

「這時候會不會就有點憂傷?」他得意地說,用大拇指和食指捏成一個圓,「這都是我零秒鬼扯出來的。有時候我會覺得媽的太濫情了,不要。」一位同學瞪圓了眼睛,「零秒鬼扯的嗎?好厲害啊。」吳明益說:「因為我隨時都在想這些事情。」

有一次,他講到自己從小長大的中華商場。他家有一家鞋店,他年輕時常在那裡看店。一個女生試了好幾雙鞋,他正在忙,回頭看這個女生已經不見了。他追出門去,穿過商場的人潮,像間諜片情節一樣,追上這個女生,「我對她說,你不買沒關係,不過要跟我講,講完我就轉身回去了。」說到這裡,他似乎仍有餘怒,冷冷看我們一眼,「這個店員的性格是不是很鮮明?」

有時講了兩句,他停下說,不對,鋪墊不夠。回去重講。講完之後,又說,「各位,千萬不要以為我在課堂上講的這些故事是真的。我是一個小說家。」

講故事的時候,是他最有神采的時候。



夏天來了。下雨之後,草坪上熱氣醞蒸,草腐爛的味道,有時候很像馬鈴薯熟了。割草的工人每天清晨揮舞著小飛碟,在窗前轟鳴。白色的黃頭鵝就會飛到學校,吃驚起的小蟲。

課程進展到期末,「舞台劇創作」還是那麼歡快。鴻鴻說:「劇場裡只有一種劇,就是寫實劇。劇場裡沒有抽象人物,沒有人為了荒謬而存在。比如說,我這麼認真地教你們,結果最後沒有人成為劇作家,這不是很荒謬嗎?但你們還是認真地上課,那更荒謬啦,越認真越荒謬。」

在這種遊戲氣質的鼓勵之下,一位同學在期末作業裡,讓所有人在沙漠上歷險,瞬間互換靈魂,兩句台詞之後,又互換,因此整個劇情就是所有人物,包括貓狗,都在瘋狂地互換靈魂。而「土地公」設計甘肅老兵作為阿正的父親,阿正迫於父親的壓力,打算迎娶一位印尼新娘,這婚姻是假的,阿正為了讓父親滿意,新娘則為了拿到中華民國居留證。婚禮的晚上,父親死了。「土地公」用這個劇情解決了自己的生命困境:同志身份,外籍人,家庭。

在「小說創作」的課堂上,師生都出現了一種憂鬱。小說家吳明益和教師吳明益相互糾結,兩種身份卻越來越分離。最後一個禮拜,我們討論閻連科的《發現真實》。在這本書中,閻連科把情節邏輯分為零因果、半因果、全因果、內因果,吳明益解釋完之後,問:「大家有沒有問題?」無人作聲。他突然笑了一下:「陷入了尷尬的沉默。」

他雙手插在褲子口袋裡,說道:「在流行音樂的課上,很多同學說喜歡伍佰,我問,你們有聽過《小人國》嗎,同學說沒有,我說,那你不是真愛啊,對小說也是,課程還沒有結束,很多同學就已經呈現疲態了,不是真愛啊。」

他繼續說著,有點像自言自語:「如果課程再延長三個禮拜,我就會想死,因為我的精神狀態沒辦法支撐下去了,挫折感⋯⋯還有就是,我沒辦法去寫小說……那個浪過來了,我看著浪過來,可能要看著浪過去,過去了就很難找回來了。我很想寫小說,我知道自己的作品還不夠好,要寫的這兩本書,都會比以前好,但是各種社會責任,家庭,學校……」

同學們更加沉默。我看著吳明益,他的聲音、神情,和平常一樣清楚認真,只有這段話本身令人震撼。我想到有一次,他說:「構思情節的工作,是一個小說作者每天都要做的,你做得太多,以至於覺得自己不是生活在現實生活中⋯⋯小說在我的生活裡變得太重要,以至於我沒有生活了。

下課時,他又說:「我不應該說剛才那些話,事實上是我沒辦法做一個合格的老師了。」

我深深理解一個小說家的焦灼,同時想,他一定在恨我們。幸好,課程沒有延長,這已經是最後一周。在幾個日夜的寫作之後,我結束了一篇小說。想到我的老師吳明益說,小說是一門展示心碎的技術,也是挽救心碎的技術。

這個學期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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