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愛滋、SARS、麻風到武漢肺炎，中國防疫一再重蹈的「面子」覆轍
我的研究一直攸關1949年後中國的傳染病防疫。長年深嘆不論學者研究得如何盡心費力、如何提醒謹記歷史教訓，中國卻每逢大型防疫，混亂與苦難的歷史總是如預言般地重演，就像以前從未發生過什麼事似的。而如我這般高度關注那塊土地上廣大生靈苦難的學者所寫的歷史與提醒，也依然被壓抑消音無法面世。一個無法累積朝向幸福所需的歷史感的社會，如何能記取前車之鑑以造福後人？
從年前開始，看著武漢肺炎疫情的變化，我實在覺得太過熟悉了。從近年的SARS、愛滋，到1949年後的麻風防疫，中央、地方政府與民眾的反應，熟悉到我曾經筆下的歷史不斷在政府與眾人的日常生活中重演：矢口否認、疫情爆發、被迫承認、強迫且大規模隔離、汙名恐慌比傳染病蔓延得還要迅速、民生規劃缺乏、醫務人員被推到第一線卻無政策做後盾、眾人恐懼憤怒……
然後呢？待疫情經過慌亂暴力但有些效果的隔離防疫手段而終漸消退後，一切又回到矢口否認如常的日常生活狀態，遺忘歷史、禁絕歷史。唯一可能留下的只是對地區「他者」的汙名，如河南與愛滋、涼山與毒品、武漢與肺炎，但至於那裡的人為何身陷困境與如何擺脫困境，卻未受檢討。災區之外的人不關心這些，被汙名的「他者」可能也只想著以否認與掩飾來擺脫汙名，而不是挑戰汙名的根本原因與治理的冷漠無能。
我是有些動怒了。除夕那天我在家門前貼上一張春聯，是聖嚴法師的法語「放下的幸福」，我想實行它，一直忍著沒有寫文說話。今天初五開工，我也過了一個「放下」的年了，現在想寫些話了。就當我自己的歷史紀錄，哪怕繼續被禁絕。
為了國家面子，什麼都可以不顧
武漢疫情發展與控制的荒腔走板，各方都在罵，誰都知道中國政府從中央到基層都是最大的問題。有人說關鍵問題是集權控制，有人說是地方官僚腐敗。這些都是因素，但我想更進一步檢討，是什麼因素讓這些每逢重大疫情就冒出的問題在1949年後的中國長存難改，混亂的防疫歷史一再重演？
最關鍵的問題，用大白話講就是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面子」問題，用政治術語來講就是中國面對心中之痛的「帝國」或「外侮」時的「主體性」問題。這也就是我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中，以「後帝國」的意識形態來分析中國1949年後的麻風防疫關鍵。防疫的成功、失敗、手段、消音或選擇性榮耀，都因中國反帝反美的主體性心態主導，以致眾人主動或被動地配合國家「面子」而隱匿醜聞、批評外界質疑、因人（的所在地而）廢言、犧牲個人成就集體形象。
面子、主體性或意識型態的主導者自然是堅守中國主體性的中央政權，而擁護者就是廣大的一樣愛國愛面子的民眾。在國家意識的大旗下，民族主義或愛國情節不必然高亢激昂，反而可能天真卑微得令人心疼。本來，講究主體是各國各民族都會做的事，但關鍵是，如果只因主體為大的愛國情操或民族情結而讓付出慘痛代價的歷史教訓一再灰飛湮滅，這一代人與後代人的生命代價就是永遠都學不會教訓，永遠落入不斷重來的疫情挑戰。
人群可能學不會歷史教訓，病毒可是會因應環境而變異。哪個比較強？
呼籲者講了又講，中國還是聽而不聞？
僅以愛滋與麻風這兩個我書寫過的深入研究為例，即可點出因「主體性」為大的防疫通病：意識形態主導的面子主體性高於合理的科學防疫原則；意識形態主導的面子主體性，讓國家丟臉的表現不得公開討論乃至寫成白紙黑字；失去歷史感，就無法有效因應未來。
我在《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的結論〈疾病治理的時空意義〉中提到，2000年之前中國也否認愛滋疫情已然嚴重，直到《紐約時報》大幅報導河南省境內因不安全輸血販賣導致疫情爆發的重大新聞，讓國際組織火力全開，要求中國政府承認並應對這個巨大危機，開放並接受更多國際援助以遏止疫情散布。自此，中國中央政府終於廣納國際合作，公開疫情。
然而，在地方上，基層政府的作為仍是面子為大，報喜不報憂。《我的涼山兄弟》即研究了中央與地方的不同調。這本書在中國出版之後，引起很大的關注。
「結果有改變任何的政府治理嗎？」我經常這樣被中國讀者問到。我總是苦笑難以回答，我多麼希望研究能對這個世界的苦難之人有所助益啊！只是，顯然，疫病治理依然故我，而我的研究專書卻因政府的面子問題，欲透過閱讀我的書以了解防疫處境與歷史的讀者，也看不見我的書了。一個殷鑑不遠的歷史教訓就這樣硬生生地被消音。
但我愈研究中國的傳染病防疫，就愈發覺要了解當前的亂象，就愈須了解歷史，了解究竟是什麼關鍵因素，種下與助長了今日惡果。
否認、汙名、恐懼、持續無能、生靈塗炭
年前朋友圈不斷傳遞感染武漢肺炎的病人被關進隔離箱中帶走的新聞與畫面。
令我想起我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書中寫過的故事：
在新疆吧還是什麼地方，發現了上海的人生了麻風，所以包了一個車廂把他運到上海來了，……。
那麼在地方上，他的病人一路走，後面衛生防疫一路跟著消毒，病人在前面，後面在消毒就是這樣怕的啦。
恐懼蔓延、汙名標籤、過度防疫、醫師無助，這些反應與做法，歷久不衰。人心如常，手段未變。可想而知，疫情過後的代價也將不可免地慘烈。
我的兩本書都寫過諸多防疫代價，我也沒力氣在此重述了。我只能難受地斷言，如果未能公開檢討防疫手段與歷史、未能放下面子障礙，起碼的代價就是下列關鍵字的惡性循環：否認、汙名、恐懼、持續無能、生靈塗炭。
我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的前言寫下：
中國的防疫故事帶給世人什麼意義？
這些不僅是醫療和公共衛生史的議題，從中國極具爭議的「後帝國」實驗觀之，更是政治社會史的提問。
讓無限重複的輪迴有機會停止
書寫《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時，我的心情比書寫《我的涼山兄弟》還沉重，原因正是我看到1949年後防疫歷史的關鍵問題及其一再重複的悲哀。我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的結論，以〈歷史的羅生門〉來反省官方版的歷史與被消音的歷史：
全球化下的中國防疫，不乏目標與方法孰輕孰重的拿捏失誤。在麻風之後，如我曾研究過的愛滋與近期的SARS，也是類似案例。
人類從歷史中獲取的教訓似乎有限。所幸，自由開放的社會主張透明機制與尊重個人的治理基調，對於這種一再發生的防疫混亂與無謂傷害，具有自我批判反省與修補錯誤的能力，讓社會得以調整對個體造成無謂傷害的可能性與程度。……
相較之下，當代中國的麻風防治曾對無數患者與醫師烙下的負面生命印記，至今仍鮮為人知。在此情況下，要期待社會主動修補既有傷痕，前路仍然漫長。
今天我說的這些話，對於疫情當前、生存飽受威脅的人們而言，實可謂廢話。我覺得難受，我絲毫不想讓有生存威脅的人感到站在安全之地的人只能說教。
這廢話是要說給倖存者聽的。如果能安然躲過這一波疫情，懇請中國倖存的眾人關注與挖掘歷史，明白配合主體意識形態的桎梏所付出的代價。如果平日就經常因愛國愛面子而縱容有問題的治理措施、配合主體意識來攻擊國際批評，當有人揭露令人憤怒的真相時，卻因家醜外揚以致指控的手指頭不是朝向政府反倒是戳向揭露真相的人，那就只是緊抓著這塊愛國主義主體性的遮羞布，不願從歷史中學到教訓。那麼，當下一次新興疫情又來危及人口稠密的土地時，這個依然學不會歷史教訓的政府仍將搭上遮羞布，將依然無法保護你、以及你所鍾愛的國與家。
「放下的幸福」是需要練習的。請在日常生活中時刻學習放下國家與民族的面子、主體性等二元對立的執著重擔，才能空出力氣與機會拾起真實福祉的希望。天佑眾人！
【文章出處】
《天下雜誌．獨立評論》
〈從愛滋、SARS、麻風到武漢肺炎，中國防疫一再重蹈的「面子」覆轍〉
2020-01-29
網址：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06/article/9001
作者：劉紹華
【作者簡介】
劉紹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療人類學博士。曾任記者、派駐柬埔寨投入國際發展工作、在四川涼山研究毒品與愛滋，目前正在書寫中國麻風病防治的當代歷史。著有《我的涼山兄弟》、《柬埔寨旅人》，現為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附錄 鑽研中國傳染病史的中研院學者：武漢肺炎，中國民族主義的再次重災
1月29日，武漢肺炎全球感染人數已超過2003年SARS。災難不斷重演，且愈演愈烈，出版兩本中國傳染病禁書的人類學者劉紹華，點出真正問題所在。
「矢口否認、疫情爆發、被迫承認、強迫且大規模隔離、污名恐慌比傳染病蔓延得還要迅速、民生規劃缺乏、醫務人員被推到第一線卻無政策做後盾、眾人恐懼憤怒。」
這是中研院醫療人類學家劉紹華筆下，中國面對愛滋病、麻風病的歷程，與近期爆發的武漢肺炎的新聞對比，一字不差。
鑽研1949年後中國的傳染病防疫，著有《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前者在中國出版後遭禁，後者無法出版，劉紹華悲觀預言：
武漢疫情經過慌亂暴力但有些效果的隔離防疫手段，而終漸消退後，一切又回到矢口否認如常的日常生活狀態，遺忘歷史、禁絕歷史……。（看更多：武漢肺炎：「中國特色處理手段」與英國鼠疫「烈士村」往事）
唯一可能留下的只是對地區「他者」的污名，如河南與愛滋、涼山與毒品、武漢與肺炎，但至於那裡的人為何身陷困境與如何擺脫困境，卻未受檢討。
災區之外的人不關心這些，被污名的「他者」可能也只想著以否認與掩飾來擺脫污名，而不是挑戰污名的根本原因，與治理的冷漠無能。
接受《天下雜誌》訪問時，她不掩飾她的氣憤與無奈。因為只要中國不公開資訊，不面對歷史徹底檢討，中國、全世界，包括鄰居台灣，都得繼續面對中國新興疫病的災難。以下為專訪紀要：
問：看見武漢肺炎的情勢發展，作為研究1949年中國傳染病的人類學者，你為什麼生氣？
答：我做了這麼久的研究，一直都很氣。因為看得太清楚了，不會有任何改善，因為愛國的政治問題，中國不願意檢討，也不准人家檢討教訓。
這樣的結果。沒發生事情時，就是一片歌舞昇平的樣子。一旦發生事情，一定就是重災難。我們長期做研究的人，可以預見會發生什麼事情，但就是狗吠火車一樣，沒什麼用。
問：為什麼做傳染病研究，會對面對歷史這麼有感？
答：當我做麻風問題時，我對歷史的無奈達到最高點。因為，我第一線訪談到的真實歷史，全部不會被看見。我出版麻風病的書時，中國官方新版的書也差不多同一時候出來，但兩邊寫的歷史完全不一樣。而只要研究完麻風病，大概中國在防疫上的重大問題都看光了。
沒有真相的麻風病官方歷史
麻風病是1949年後，中國在防疫上沒有中斷過的重大傳染病，即使文革時期也一樣。它不像其他傳染病，大規模投入都是一段一段的。麻風病在一些偏遠地區至今也還沒有根絕。所以你看懂麻風的問題，中國傳染病防治的問題就清楚了。（看更多：港大警告：武漢肺炎延燒到5月 小心不發燒、不咳嗽的「隱形病人」）
問：所以，從麻風病防治看到的問題，這次武漢肺炎也看到嗎？
答：太多了。我就說兩個。
第一個是醫療人員。這些醫療人員就被直接丟在前線，只因為他們本來就在那裡（當地醫院），然後大量病人湧進來。那些官員什麼補給也沒有給，也沒有出來坐鎮。平常這些醫生，怎麼罩得住這些人啊。
你看這些病患，先不要批判文不文明。當病患已經絕望時，他拔下醫生的口罩、防護衣，他說，你憑什麼穿這個，我要你跟我一樣。這些畫面、這些說法，當初在麻風醫生身上也都一樣。
我們該問的是，是誰把這些醫生丟到前線，單打獨鬥，去面對一群沒有藥物、後繼資源、沒有希望的一群病人呢？整個防疫怎麼可能是個體的事情，它絕對是整個社會，整個國家要去搭配。
台灣也做過蠢事，SARS時和平醫院封院，才會有醫生跳窗逃跑。但在中國，這樣的現象一直存在，而且消息是封鎖的。在麻風防疫的時候，他就是用隔離的方法，強迫醫生去做這些事情。你說，這些醫生能跑嗎？在那個情境下，醫生會被眾人打死。我光看到大陸這些醫護人員，我就替他們難受。
隔離的背後心態：外面的人沒死就好
第二個，就是隔離。中國諸多官員面對傳染病，動不動就隔離，幻想裡面的人死光了，就不會有事。麻風病那時也是，不用隔離也隔離，不須長期隔離也長期隔離。愛滋病也是，當初河南的官員認為，愛滋病那些病人死光了，愛滋就不會傳染。我到涼山時，當地官員是講一樣的話，他們覺得最好隔離起來就不用管他了，反正外面的人沒死就好。（看更多：「我該怎麼辦？」 武漢封城下的外國人）
這一次，武漢已經有這麼多人往外跑，還是隔離，但沒有用啊。一個現在這麼有錢、網路這麼發達、科技這麼進步的中國，為什麼還是採取相同的落伍措施呢？因為就是沒有記取教訓嘛。沒有記取教訓，哪會有正確的防疫資訊。所有涉及的相關人士，哪會知道該怎麼做？
隔離的目的不應是為了孤立人，讓他自生自滅。如果隔離是為了照料病人，那些官員不出來坐鎮指揮嗎?不趕快調度物資嗎？我相信他們打起仗來都會比防疫有效率，物資會送不進去嗎？我覺得中國官員長期以來的心態，關注的都不是生病的人，而是那個沒有生病的世界。
更難受的是，這樣的心態僅僅是官方嗎？我覺得，不只。一個對於疫病防治沒有歷史感，不去檢討對於疫病所造成的污名、所造成的社會傷害，從來不去檢討的社會，怎麼可能去反省自己可能也是共犯結構？
當他不去反省，如果自己不是深陷困境的人，他怎麼會覺得自己在做錯事？如果這個社會繼續沒有歷史感，是不可能累積防疫教訓的。
民族主義的面子問題
至於為什麼不面對，最關鍵的問題，用大白話講就是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面子」問題，用政治術語來講就是中國面對心中之痛的「帝國」或「外侮」時的「主體性」問題。
防疫的成功、失敗、手段、消音或選擇性榮耀，都因中國反帝反美的主體性心態主導，以致眾人主動或被動地配合國家面子而隱匿醜聞、批評外界質疑、因人廢言、犧牲個人成就集體形象。
問：妳做麻風病研究，為何最後會轉來中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結論？
答：做中國研究最根本的問題，大概繞不過的就是民族主義。許多政治學者認為，中國研究的共通命題是政權問題，但我認為政權問題只是結果。如果不是民族主義的悲情，這樣的政權也不會爆發，也不能一直被鞏固下來。（看更多：武漢肺炎「最後窗口期」 學者：現在不行動，一切都太遲了）
如果我要講一個文化性的東西，讓這個東西長長久久，那就是民族主義。如果你要總結中國最顯著的現象，就是愛國主義。
問：中國的愛國主義，單純是因為輿論、思想被控制所造成的嗎？
答：不是，不只是。中國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不能單用政治來解釋，它很複雜。
中國的面子問題，跟中國的家族主義、鄉土主義也都有關，它一直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這是一個漫長的文化慣習，只是最終成為政治治理很重要的一個手段。
不是政治讓中國人愛面子，而是政治把「愛面子」這個特質，套上愛國，然後更加激化所謂面子的問題。
所以，中國即使已經進入戰後了，中國人骨子裡，還是把外國人當帝國。因此要是使用外國的思想，就等於是用帝國主義的思想來檢視它，它就會很生氣。
中國的面子問題，有家族、鄉土主義當基礎，加上歷史的困境、貧窮、屈辱，就是中國共產黨起家的歷史，共產黨用這個來操作外侮，進行自己內部的社會主義實驗。所以，面子問題已經被政權操弄得更加複雜，已經變成雞生蛋、蛋生雞了。
問：提到愛國主義，兩天前，封城的5天武漢人，開窗唱義勇軍進行曲。結果大陸官方媒體勸阻說不要唱，否則飛沫會亂飛。從外人看，覺得很不可思議。
答：我看到這個，我是痛。對於不了解中國脈絡的人而言，會覺得超級荒謬；但了解中國的脈絡來講，我就是替他們心疼，就是心疼，荒謬都已經是太簡單的描述了。
在台灣或其他地方，如果有宗教信仰，無助時你就去求神。神是可以凝聚大家的共同象徵。但中國人沒有辦法，他們沒有宗教自由，當你連宗教都沒有，就只剩下這種精神武器。就像是義和團式民族主義的精神戰勝法。
中國不可能沒有新傳染病，重點在記取教訓
可是這是一塊擁有很龐大人群的土地，什麼氣候、文化、飲食習慣都有，你說要它不生傳染病也是強人所難。它一定會有傳染病。重點是如果不能從傳染疫病記取教訓，它自己會很慘，也會讓它的鄰居很慘。（看更多：中國官方認證，武漢肺炎已知人傳人：在台灣的你應該要多擔心？）
我難受的就是這一點。你會看到中國不斷地重複，重複的情節還是一模一樣，只是換個病，換個地方。但官方的情節、民眾的反應、生病的人的痛苦、困境、一個地方留下的污名標籤，就都一模一樣。
歐洲的疾病史，最嚴重的時候，也是歐洲急速都市化的時候。所以，要中國這個國家疫病不再起，完全不可能。重點不是要求它不要再有疫病，關鍵是要能夠改善它的防疫措施，記取歷史教訓。全世界都要陪伴著它把防疫系統做起來。
問：可能鬆動嗎？可能放下面子嗎？
答：如果它允許訊息開放，允許檢討歷史，所有的社會都會改變。但它會何時會達到合理的理想，我無法算命。我只知道，歷史都一樣，不論哪個社會，只有經歷透明檢討，才可能不重蹈覆轍。這是歷史的定律。
【文章出處】
《天下雜誌．獨立評論》
〈鑽研中國傳染病史的中研院學者：武漢肺炎，中國民族主義的再次重災〉
2020-01-30
網址：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8771
受訪者：劉紹華
採訪整理：陳一姍
【作者簡介】
劉紹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療人類學博士。曾任記者、派駐柬埔寨投入國際發展工作、在四川涼山研究毒品與愛滋，目前正在書寫中國麻風病防治的當代歷史。著有《我的涼山兄弟》、《柬埔寨旅人》，現為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上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上圖：中國北京天安門廣場的衛兵，背後為毛澤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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