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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統治臺灣212年,期間,臺灣島上抗官民變迭起,究其原因,除吏治敗壞外,還包括軍人紀律不佳等政治因素。其中民變較大規模者有70多次,最著名的有3次,即「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及「戴潮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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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統治時期的臺灣民變與械鬥

清朝統治臺灣212年(1683至1895年),初期採取「為防臺而治臺」的消極防制態度,在施琅為清帝國消滅東寧王國(編按:明鄭政權)後8個月,康熙皇帝於1684年5月才令將臺灣收入版圖。將行政區域名由「東寧」改為「臺灣」,即將原指「大員」一地之「臺灣」(編按:有一說台灣之名由來為「殺冤」「埋冤」諧音而來),擴大為全島地名之代稱,正式進入當時的中國行政體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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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明代地圖中的台灣

臺灣棄留之爭

清領臺灣之初,廷議大多傾向「棄臺」,唯獨施琅力排眾議力陳留臺之重要,其奏《臺灣棄留疏》指略:臺灣地理位置重要,為江浙閩粵4省屏障,且土地肥沃,民生富庶,若棄臺難以遷移全部現住漢人,而逃亡或匪徒可能匯聚臺灣,形成隱憂。故應設置州縣,駐紮重兵,且澎湖乃不毛之地,若無臺灣則澎湖亦不能守。此論點,唯獨施琅力排眾議力陳留臺之重要,如:派任官員採輪調制,駐臺的軍隊也都由外地派任,不准在臺選雇士兵,且駐軍採每3年1任的「班兵」制度,不使官兵久駐,免日久生根而成威脅。


還有規定官員及班兵皆不准攜眷來臺,以為牽制。及不准興建城垣,以免民變時,城池為叛民所據。還有禁止廣東(粵地)之潮州及惠州人來臺,但此點被指係因施琅為圖一己之私藉口。

其理由稱,施琅因與鄭成功結下滅族仇怨而所行之報復,施琅曾指:「粵地屢為海盜淵藪,以積習未脫,禁其民渡臺。」當時因清朝疲於「三藩之亂」(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加上施琅收復臺灣有功,因此全權交由施琅處理。此舉致使許多粵人被原船遣返,有些人逃進山區。直至乾隆末年,渡臺禁令才正式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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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康熙臺灣輿圖(局部)

留臺為防衛 胥吏擅權 民怨迭起

由於施琅請「留」臺灣的重大原因,係為海上防衛的觀點,而非為擁有臺灣土地之利益。再加上3年1調的任官制度,使來臺官吏多半無心治臺。又任命官吏採迴避臺灣本籍,因此其多半不懂閩南話、客家話等地方用語,故須仰賴地方上的胥吏(基層的辦事人員)去操辦,致使胥吏恃權謀私、擅權枉法、魚肉百姓,引發民怨與社會動盪。

清朝的「胥吏(編按:指掌管文書的小吏,意近於今日公務人員)擅權」被稱為「叢弊之藪」。清初的顧炎武曾說:「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到晚清咸豐時曾任巡撫的胡林翼也說:「六部之胥,無異宰相之柄。」

所以,有人把清代的「胥吏擅權」同明代的「太監亂政」等同視之,認為「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與胥吏共天下。」雖有眾官僚的奏疏和皇帝諭旨,針對胥吏弄權的揭露和申斥不止,但卻毫無效果,反愈演愈烈。

因此清領期間,臺灣島上抗官民變迭起,究其原因,除吏治敗壞外,還包括軍人紀律不佳等政治因素;由於來臺官員及士兵都不准攜眷,因而衍生出許多弊病,如嫖妓、酗酒、睹博等,自然形成集體的公餘愛好,軍紀官風敗壞。

流行於派往臺灣的大小官員間有句俗諺:「千里為官祗為財」,足見到臺赴任後生財管道眾多。而臺灣地處邊陲,雖名一府,實等同一省,職權很大,於是官員貪墨成性,三年報罷,滿載而歸。

由於來臺官吏之任免係操在福建督、撫手中,於是臺灣的官缺成了福建省方「調濟」官員之地。因此同冶年間臺灣道徐宗幹曾言:「各省吏治之壞,至閩而極;閩中吏冶之壞,至臺灣而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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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清代械鬥

三大民變與分類械鬥

俗諺云:「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即是形容臺灣民變之頻仍。許多民變中,無家室、恆產、固定工作的羅漢腳(指遊民,清初臺灣之移民特有稱呼),因彼此同病相憐,逐漸發展出特殊感情,成為臺灣社會中一股力量,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是構成臺灣民變的主導力量。

其中民變較大規模者有70多次,最著名的有3次,即「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及「戴潮春事件」。除民變之外,不同族群間、不同姓氏間、職業團體間及商業利益衝突等也經常發生「分類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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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母王 朱一貴民變

自從大陸移民來臺,閩南人與客家人的鬥爭不斷。朱一貴的興起,是臺灣史上第一次且是唯一的一次閩、客結合,可惜最後走上內訌的宿命,短暫地推翻清朝的統治,建立了本土政權。

朱一貴生於康熙29年(1690年),福建漳州人,因家貧赴臺謀生,曾任衙役、傭工、種田為生,後在鳳山縣(今高雄縣)幫人養鴨,因飼養的好,每鴨每天總生2蛋,且能把鴨群像軍隊一樣的操演,於是大家封他為「鴨母王」,其為人又豪爽好客,有「小孟嘗」之稱。

1721年,臺灣知府王珍作威作福,引發民怨。朱一貴以「朱」姓以及「反清復明」為號召,聚眾千餘人,進占府城。同時與客籍領袖杜君英合作,攻下鳳山縣城,自稱「中興王」,國號大明,年號「永和」。廢除薙髮令,即將旗裝脫下、長辮剪斷,恢復明朝服飾及傳統漢人髮式。

但杜君英自以為居功厥偉,欲立其子杜會三為王,其他起事夥伴則以朱一貴為朱姓,可充當明朝皇帝的後裔來號召群眾,遂擁戴朱一貴為王,封杜君英及其他響應起事的夥伴27人為國公,但杜君英不服,因與朱一貴集團發生爭議。

杜君英放縱所部的士兵,結伙強搶婦女,部眾橫行殘暴。朱一貴怒而捕殺行為不檢的士兵,梟首示眾。新仇舊恨下,杜君英自己也擄了7名女子,禁錮於後宮供其淫樂。其中一女是朱一貴集團成員吳外的親戚,朱一貴於是發兵,兩方激戰,杜所部死傷慘重,殘部逃至貓兒干(今雲林縣崙背鄉)。

朱一貴兵力也因而趨減,起事不及兩個月,即遭來援的大陸清軍殲滅,清軍並藉此掃蕩南明殘餘勢力,直至雍正元年(1723年)才平定。

朱一貴雖一介草莽,但膽識、氣宇亦有過人之處,被捕時面對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施琅之子,施世綸之弟)、清朝官員藍廷珍時,猶昂首挺立,自稱孤家。康熙61年(1722年)2月,朱一貴、李勇、吳外、陳印、張阿山等人遭凌遲處死,親屬亦不能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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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台南小南城隍廟鴨母王朱一貴神像

林爽文 最大規模民變

林爽文原籍福建漳州,隨父母來臺謀生。由於目不識丁,以耕田、趕車為業,也曾擔任衙門雜役,後加入天地會,成為大里杙附近會黨的領袖人物。

林爽文事件是清帝國統治臺灣期間,規模與影響最大的叛亂事件,乾隆皇帝將此事件視為其畢生「十大武功」之一。

1786-1788年林爽文起兵反清,一度控制近半個臺灣,然因缺乏號召全島住民的理念和動員力,林爽文軍隊南下攻臺南府城時,遭嘉義同屬漳州祖籍的諸羅城人守城頑抗,客家人基於保鄉衛土的觀念,也助清軍平亂。

林爽文終告失敗被殺,徒留「爽文劍井」、「爽文路」、「爽文坑」等遺址(今南投)。事件中,諸羅縣民曾奮勇抵抗林爽文,事後乾隆皇帝將諸羅改名嘉義,且獎勵協助鎮壓反亂的民軍為義民。

事件平定後清政府下令建造紀念功碑,還犒賞平亂的將軍,碑文立於1788年(乾隆53年),即赤崁樓前被贔屭馱負著的那9個石碑。另外,也印製了一系列「平定林爽文事件」的銅版畫。

自此,清政府採取了一些防禦措施,並對民間勢力進行鎮壓和分化,削弱民間之反抗,對臺更加強戒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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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平定臺灣戰圖.生擒林爽文

戴潮春 歷時最久民變

戴潮春事件又稱「戴萬生事件」,起事者戴潮春,字萬生,1862年起事至1865年平定,共歷時4年多,是臺灣歷時最久的民變。

戴潮春原籍福建漳州府龍溪縣人,祖先移民至臺灣彰化四張犁,到戴潮春這一代已蓄積不少家財。戴潮春原任北路協稿識(武官的低階稿書人員),後因招長官勒索而辭官。

戴家於地方上頗負勢力,加上戴萬桂(戴潮春之兄)曾為與阿罩霧(霧峰)林家爭奪田租,於是組織八卦會鞏固自身勢力。戴潮春卸職後,擴大組織八卦會,並利用團練助維持治安之名義,大量吸收成員。初期確有發揮維持治安之效,後因成員複雜,漸有橫行鄉里茲事發生。

同治元年(1862年)臺灣道孔昭慈恐其勢力過大,下令清剿八卦會,戴潮春率先發制,攻下彰化城,孔昭慈仰藥自盡。之後,戴潮春自稱大元帥,公告人民蓄髮,仿明朝制度。然因戴與部屬間有嫌隙,軍令無法統整;而清廷在穩定太平天國局勢後,派遣新任臺灣道丁曰健及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合力平亂,同治2年(1863年)12月戴潮春於芋仔寮莊被捕,遭處死,民變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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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嘉義公園內有一座高3公尺的「福康安龜碑」,石碑上刻有乾隆皇帝御筆題的詩文,這是為紀念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事變所刻,內容記載「嘉義」地名的由來。

族群分類械鬥 官方刻意分化

清統臺灣期間,共發生60多次的分類械鬥。在福、客、漳、泉等族群間,由於語言、習俗、信仰的差異及經濟利益的競爭,加上清政府利用「分化」的統治政策,使異族群間一再爆發分類集體械鬥,使臺灣全島意識形成障礙。


分類械鬥的後果常致不同族群的再移民。如客家人現多集中在桃園、新竹、苗栗,或者高雄、屏東、美濃、六堆等地區,無疑是人口再移動與集中的現象。

分類械鬥發生的原因,有清政府的分化政策、行政控制鬆散以及施行三年一任的班兵制等。因官方無法發揮作戰與維持治安的功能,又班兵大多以漳泉府為主,各自袒護同籍,使雙方械鬥更形劇烈。

清代臺灣在移墾過程中,形成各籍分類群聚的現象。早期土地尚多,各籍可以分別開墾,到後期因田界、水利資源、田租等利益衝突,便激化族群間的分類械鬥。

而城市地區雖對土地的依賴性較輕,但商業上的利益衝突亦容易引發械鬥,如1815年在臺北府城發生的挑夫械鬥,便是因包攬挑貨、劃分地盤,而引發的械鬥。 

閩、客械鬥最初多發生於高屏地區,當地的客家人在「朱一貴事件」後,即建立強而有力的武裝組織「六堆」。而福建人也因對抗客家人,須團結一致,不分漳、泉才能居上風。但臺灣中部和北部,福建人的漳州系和泉州系的械鬥就極為嚴重。

「朱一貴事件」,當時由高屏地區「六堆」的客家鄉勇組織助平亂,清廷表揚其鄉里為「懷忠里」,建亭曰「忠義亭」。林爽文之變亦由今竹北地區客家人所平,乾隆皇帝特賜義民「褒忠」等匾額,建義民廟以祭祀罹難的客籍人士。

另外,在北港、嘉義等發生過大規模閩、客衝突處也多立廟享祀。由此可知清政府的刻意分化政策,對閩、客間的械鬥有一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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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客家信仰最重要中心的新埔褒忠義民廟塚

艋舺的「頂、下郊械鬥」

頂、下郊械鬥發生在1853年的臺北市。當事者有較能掌握貿易優勢之泉州三邑人(晉江、惠安、南安),稱為「頂郊」;另一為同安人因主要跟廈門一帶進行貿易,故稱「廈郊」或「下郊」。此次分類械鬥,下郊同安人,敗走大稻埕。

18世紀中葉,清朝大量泉州人跨海移民沿著淡水河岸定居臺北艋舺,其中移民於艋舺有兩大族群,一為居於八甲庄的福建泉州同安籍移民,另一為居於舊街與艋舺淡水河岸之較大族群泉州三邑人。

1853年年初,艋舺移民漸多,下郊與頂郊,由於爭奪艋舺碼頭,加上宗教信仰不同,時常發生「頂下郊拼」分類械鬥。由於下郊人對於三邑人霸占碼頭與龍山寺深感不滿,兩方人馬遂於8月展開械鬥,各有攻防。頂下郊拼影響層面甚廣,除了造成人員傷亡、同安人所居村里付之一炬外,也間接促成大稻埕與大龍峒的開發,臺北從此流傳「咸豐三,說到今」,係表頂下雙方仇怨難解的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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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供奉於大稻埕霞海城隍廟內偏殿的頂下郊拚死去先民的三十八義勇公神位

異姓對抗與職業鬥陣

除了閩粵、漳泉因祖籍別的械鬥外,清代臺灣異姓間與職業別間的械鬥也層出不窮。

以發生於1865年的林、李、陳械鬥為例,事件起因於羅東、冬山的異姓分類械鬥。林、李兩家族因賭博而致糾紛,陳姓居中調解,但林姓不從,陳、李兩家便聯合對抗林姓。此次械鬥,還夾雜了暴徒遊民,使械鬥的範圍愈形擴大,最後擴及整個蘭陽地區。

最後林姓家族曾言:「陳無情、李無義,姓林仔娶自己(不相通婚之意)」。最後,清廷派兵鎮壓,才平息動亂。之後陳李兩姓與林姓家族間水火不容,而留下「陳李林,結生死」的諺語。

因職業別而致的械鬥,以「西皮、福祿拼」為例,兩者是因樂器與信仰不同所致。西皮、福祿通稱北管,是北方戲曲的通稱。兩方的對抗,最初發生於噶瑪蘭地區(今宜蘭),而後擴大到基隆、臺北、花蓮等地。

西皮派的主要樂器為以桂竹筒包蛇皮做的胡琴,蛇皮音似西皮,奉祀田都元帥;福祿派的主要樂器是以椰子殼做的胡琴,狀似葫蘆,音同福祿,奉祀西秦王爺。

雙方各自設館、聚集門徒,屢因出陣時的車拼而鬥毆。自同治年間至臺灣割讓給日本,均持續不斷發生衝突,較大規模的有1886、1887年等三次械鬥,因西皮派結交官方打壓福祿派,而有「西皮倚官,福祿走入山」的俗語,表徵福祿不敵西皮而敗逃的情況。日本統治臺灣時期雙方仍處不睦,遇有節慶出陣常須派警吏維持秩序,一直延續到二次戰後,爭執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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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基隆北管二大派系百年之爭:奠濟宮的得意堂(西皮派)及城隍廟的聚樂社(福祿派)

清之盛衰 漢人移民對臺之認同

1683年康熙帝30歲時攻占臺灣,採行特殊的統治與限制渡臺政策,閩粵漢人則勇渡黑水溝(臺灣海峽)來臺開拓建立家園。清領期間,漢人移民社會逐漸發展成形,雖經族群間的分類械鬥,但隨著落地生根的共同生命歷程,而有「在地化」的認同感。

康雍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之一,而康熙帝在位61年,是中國史上任期最久的皇帝,在清《實錄》裡記載,康熙帝勇武無敵,臣下罕有及者,且其文質彬彬、博古通今,堪稱一代宗師。

還有其品德高尚,躬行儉樸,被譽為是天才皇帝。但因晚年倦勤,導致官吏貪污,吏治敗壞現象。

雍正皇帝在位雖僅13年,他對康熙帝晚年的積弊進行整頓革新,一掃歪風,使吏治清明、治權穩固、國庫充盈、人民負擔減少,是位勤政的皇帝。 

日本史學研究者佐伯治曾評價雍正皇帝說:「康熙寬大、乾隆疏闊,若無雍正整飭,滿清恐早衰亡。」

而乾隆皇帝最引以為豪的,是他的「十全武功」,自稱為「十全老人」。所謂「十全武功」係指平定西北的準噶爾部、新疆回部、征服西南大小金川、出征緬甸、越南、尼泊爾的廓爾喀及鎮壓臺灣的林爽文起義等十次戰役。

從乾隆初年至中期左右,是乾隆帝政治生命中備受後人稱頌的時期。但後期寵信貪官和珅,加之乾隆本人年事已高,致使吏治敗壞,百弊叢出,使乾隆帝一生的輝煌種下衰敗的因子。

康雍乾盛世之後,清朝國勢日非。從乾隆、嘉慶到道光三朝,短短半個世紀,民變迭起,國勢沉淪,末葉又因列強交侵,中華民族已瀕於西方列強宰割的危境。

清朝晚年1884年法軍攻臺,不分福、粵族群均奮力抗法,同仇敵愾。1895年清日簽訂的《馬關條約》,讓臺灣人有二年的國籍選擇緩衝期,二年後離臺者僅6000餘人,臺灣儼然已成為住臺者認同的永遠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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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了超渡漳泉械鬥而舉辦百年的雞籠中元祭施放各姓水燈厝

【文章出處】
《新紀元周刊》(焦點新聞431期)
〈清統治時期的臺灣民變與械鬥〉
2015-06-04
網址:

https://www.epochweekly.com/b5/431/15132.htm
作者:趙芷菱
【作者簡介】
趙芷菱,新紀元周刊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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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清代泉州三邑信仰中心的艋舺龍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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