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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21）──九重城闕煙塵生

安祿山之叛唐及其餘波，擾攘達七年之久，不是當時發難的人和對方所能預測。從短時期和近距離的資料看來，這事件應當可以防範，既已發生則應迅速解決。 
　　 
安在中國史書裡稱為「營州雜種胡」。實際他父系祖先出自蘇定安（Sogdiana，中亞腹地今屬蘇聯），母系則為突厥，在當日中國的邊區，他的背景並不算特殊，營州則為今日之熱河。當他在范陽（今日北京附近）發難的時候，已有很多中國文臣幫他策劃。他統率的部隊十五萬人，以一日十里的行軍速率南下取洛陽。唐朝各庫房的兵器多腐朽不堪用，民兵也沒有訓練，此時的「府兵」也多數已成具文，不僅各處沒有「勤王」的行動，安的部隊還有向淮河和漢水發展的趨勢。所以安在公元７５６年的年初自稱「大燕皇帝」，已有將唐朝推翻的模樣。
　　 
可是叛軍沒有立即西進，給唐軍一個在潼關地區增強防禦的機會。這時候郭子儀和李光弼又從山西進兵河北，重新光復很多州縣，忠於唐室的各地方官也乘機策反，有佔領整個「敵後」的可能。只是玄宗朝也沒有利用這種機緣，皇帝的敕旨首先就將守潼關的兩個將領——封常清和高仙芝——以由陝縣退卻的罪名判死刑，次之又將一個老病而無心戰鬥的哥舒翰推上前線，又不讓他堅守潼關，以待河北官軍擴張戰果，使安祿山腹背受敵，而強迫哥舒翰倉卒出戰，以致一敗則不可收拾，安祿山因此入長安，郭子儀和李光弼的側翼行動也不能生效用，只好由河北經晉陝向甘肅撤退。 
　　 
倘使這時候皇太子忠王李亨也隨著玄宗李隆基入蜀，以後的發展，還可更不能逆料。實際上經過馬嵬驛的兵變，楊國忠被軍士胡亂的殺死，楊貴妃在眾人威脅之下由玄宗命令縊死，史書上留下一段「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的情節，於是玄宗南奔，不久就被「尊」為太上皇。太子則北上，一路收拾敗兵流卒至甘肅之靈武，文武臣不及三十人，也通過群臣勸進，「六上箋，上不得已，乃從」的公式，即皇帝位，等於宣告玄宗已經沒有用場，他就取而代之，因此他就成為茲後歷史上的肅宗。靈武的新朝廷收容了郭子儀和李光弼的部隊，又以和親政策，得到回紇的襄助，以一年三個月而收復長安，又一月而收復洛陽。 
　　 
安祿山已在肅宗發動攻勢之前被他自己兒子安慶緒的手下人謀殺，安慶緒則在由洛陽退返河北之後給安祿山手下名將史思明所殺。 
　　 
史思明也是「營州突厥雜種胡」，他在７５７年殺安慶緒之前，曾率手下八萬眾降唐。肅宗明受他降，暗派人刺殺他，被他發覺。所以他又自稱「大聖燕王」，又再陷洛陽。以後在與官軍作戰不利時為他的養子史朝義所殺。史朝義則被部下李懷仙所殺，事在７６３年，自此，安史之亂，才算結束。當時玄宗和肅宗都已相繼去世，史朝義傳首京師之日已是代宗李預的一朝，他也是唐代面臨這次變亂的第三位君主。 
　　 
我們今日在二十世紀末期重新檢討這八世紀中期的一段史實，很難在倉卒之間，得到確切的結論。前人留下了很多論說，有如《舊唐書》責備楊國忠，說他以便佞成為宰相，頤指氣使，等於逼著安祿山造反。「由是祿山惶懼，遂舉兵以誅國忠為名」，也說及玄宗任人不當。安祿山「性巧黠」，又「厚賂往來者」，玄宗就讓他為盧陽、范陽、河東三節度使，又讓他兼閒廄隴右群牧使，樓煩牧監，以致將邊區蓄養戰馬的權力都斷送到他手裡去了，再聽任他以蕃將代漢將，一步一步的鼓勵他造反。更讓安祿山拜自己為父，楊貴妃為母。《資治通鑒》還提及「貴妃以錦繡為大襁褓裹祿山，使宮女以彩輿舁之」，玄宗為之賜貴妃洗兒錢，於是弄得宮庭內外和朝堂上下不成體統，好像這些事也是安史之亂的原因之一。也有些史家認為任用蕃將是一種失策，其咎在李林甫。因為李恐怕文臣入相出將，與他爭權，所以慫恿玄宗任用蕃將，好在他們缺乏中國文人的涵養不能在朝廷裡做大官，不料將國防重任交給他們，反為他們所制。 
　　 
以上各種解說，都有牽強附會的嫌疑。真與失真不說，其提出的見解往往是以人事上的片面傳聞來解釋很多組織上與制度上的大問題。 
　　 
玄宗於天寶年（７４２年）置十節度經略使，規定十個國防區，共有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是個在紙面上講來非常宏大的計劃。以前各邊鎮的兵力游離不定，這時候人力資源的分配有如現代軍語之所謂「建制」，已賦予固定性質。可是我們仔細看來，則又知道這種堂皇的計劃，仍犯著「官僚主義」的毛病，不能離開「金字塔倒砌」的「間架性設計」，以理想上的數學公式去籠罩真人真事。如以言人員，則此時府兵制度大致已成具文，卻又沒有完全放棄，邊區士兵大部由於招募，稱為「健兒」與「曠騎」，自７３７年之後一律長期服役，其中多數則是蕃人，有些還帶私馬。有如７４７年高仙芝出蔥嶺，「是時步兵皆有私馬自隨」。安祿山防區最成問題的則為契丹及「匈奴別種」之奚，他們經常與安所屬的官軍作戰。而安祿山叛變時其南下部隊卻有大量的契丹兵和奚兵，後者即在長安出現。他既曾邀准玄宗以蕃將三十餘人代漢將，可見得他組織的雜牌部隊，以蕃兵為主體已非一日。如言馬匹，則除私馬之外，政府並未如若干歷史資料之所稱，控制大量之戰騎。《新唐書》「兵志」說：「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遊擊將軍」。也就是以賣官鬻爵的方式攬絡少數民族控制的馬匹。王忠嗣也是與安祿山大概同時的節度使，他的傳記裡也提及，「至互市，轍高償馬直，諸蕃爭來市」。他在兼任河西隴右（寧夏甘肅）節度使的時候，就將原任河東朔方（山西陝西）區域的馬九千匹調到兼任區域，也可見得政府所牧馬匹有限。再談到給養，則邊軍所用大多得之於屯田。長安附近一帶在玄宗初年常受天災，食糧供應不及，甚至朝廷也要遷往洛陽就食，這時候穀物的供應，大都出於華北平原，北至河北一帶。玄宗中期以後，情況好轉，北方的稅糧改用絹布交納，但是物資仍是由各地彙集到京畿地帶。雖然我們無法確悉當日補給情形，各項紀錄卻沒有一個由中樞作主，統籌支配這十個國防區補給的記載。至安祿山之叛變已成事實，《舊唐書》「食貨志」云：「兩京倉庫盈溢而不可名。楊國忠設計，稱不可耗正庫之物，乃使御史崔眾於河東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間得錢百萬。」更可見得平日兩京物資不用以供應邊防，如果經常支用，戰時只會加強其出納，而不致另出主意，以令人民買僧道度牒，即是出資捐買免除賦役的執照，以作籌款的方法。 
　　 
所以從各種跡象看來，邊防司令官之稱節度使者，兼管民政，靠自己的機智和統御經理的能力買馬招兵，屯糧制械。除了少數情形之下由中央政府津貼外，一般以防區自給自足為原則。越像安祿山這樣的人物，「解六蕃語，為互市牙郎」，越能看透地方的詳情，洞悉人力和物資之所在及徵集方法。玄宗也不是糊塗蟲，他早知道安祿山能幹，足以獨當東北軍事之一面。只是他的功效愈高，也愈不容易替代。皇帝愈是屈折自己去奉承他，更被人家看出安祿山必反。 
　　 
這當中也產生一個國防組織與文官官僚組織性格上互不相容的形勢：邊防著重實際情形，以唐代北方遊牧民族之盛，防區以疆域大、資源活用為有利（安祿山外其他節度使也是一個統轄數區）。司令官以職業化，長久留任，與當地民情風土融洽才有功效。簡而言之，這是一種需要組織重點，能夠發揮迅速確實的功效的一種結構。全國官僚機構的組織則先以仁義道德的立場，造成行政的邏輯，一意保全大體，願意犧牲局部。在這種前提之下，人事關係之合宜，超過對工作效率的需要，又要注意淳樸雷同各種職位互相轉讓互相交換，不容許任何一方面突飛猛進。即在安祿山叛變之前，這兩種組織精神相反，已經有了不能並存的趨向。例如王忠嗣和牛仙客都在邊區表現才幹，回頭到長安卻被貶屈或不如意。張守圭在幽州掩飾戰敗。鮮於仲通討南詔大敗也有楊國忠為他掩飾，反敘戰功。即使前述抵抗安祿山的戰略失宜，也仍因軍事方面的部署，先要滿足政治需要之故。所以安史之亂可以看作這兩種體系的衝突所引起的一場變亂。 
　　 
長安的政府也早洞悉這中間的蹊蹺。李林甫為相的時代，就開始以文人在京「遙領」節度使，而在當地另由武臣實際掌握一切。只是這種辦法，只能裝飾門面，不能消釋內在的衝突。至於「蕃將」，則不是問題的重心。他們的出現無非顯示官僚機構與軍事組織格不相入。以外國人任高級將領，反可以緩和政治上的摩擦。高仙芝為高麗人，李光弼為契丹人，哥舒翰為突厥人，並沒有因此滋事。 
　　 
至於安史之亂經過七年多，則可見得擁蕃兵造反，易放難收，當日作戰的方式是縱容士兵掠奪，一經開始，也不可能由高級的意旨結束。雖然原始資料沒有適當的記述，我們也可以想像安慶緒著人謀殺安祿山，史思明之殺安慶緒，史朝義之殺史思明和李懷仕殺史朝義不僅是信人恩怨，而是叛軍的組織中必包含著多少的矛盾。這也和李唐皇朝內種種黑幕相似。肅宗作太子時，就受玄宗猜忌。他雖在光復長安之後，迎太上皇還都，但是後來聽任宦官李輔國之議，遷太上皇於西內。《新唐書》的「宦者列傳」即說「玄宗以遷崩」。官方的紀載則是玄宗與肅宗幾乎同時去世，相去只十二日。這還不算，代宗李預之即位也要殺張皇后除宦官李輔國。此類事情既重疊不斷的發生，我們也不能僅是埋怨人心不好。而必須指出中國傳統政治，所想控制的過於龐大，引用的原則過於簡單，當中籠罩著很多不盡不實之處，真有人事衝突時無法圜轉，而只有起極端，甚至親屬也成世仇。 
　　 
我們在一千兩百多年之後，也可以看出安祿山的叛變，表面是被剿滅，實際上是兩敗俱傷。唐朝的文官制度，經過武後和玄宗間的慘淡經營，漸有頭緒，東南的物資，至此也能供應朝廷所在的地區，但是企圖組織北方的國防線的計劃，卻經過此次變亂而永遠無法實現。安祿山叛變的根據地，有如《新唐書》所說：「付授叛將，護養孽萌」，「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為王土」。有了這段事實，再加上以後五百餘年的歷史紀錄，我們也可以相像安史之亂不僅是當日「九重城闕煙塵生」，而是隨著這次事變呈現了一串嚴重的問題：中國的後方，有如裴耀卿對玄宗所說：「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而北方的國防組織，則因為戰馬的需要，光是「精密耕作」不能保證其供應，而必須配入「廣泛農業」，也就是要包含畜牧。因其範圍之大，也不能不以少數民族作為組織上主要成分之一。這兩種體制，是否能夠共存？是否能受同一中樞掌握？而這同一的中樞是否即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組成？「大歷史」所提及的「第二帝國」，包括隋唐五代和宋。其歷史的重心所在則是解答這一類大問題。

【文章出處】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時報出版）
〈九重城闕煙塵生〉
1989-10
作者：黃仁宇
【作者簡介】
黃仁宇（英語：Ray Huang，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生於中國湖南長沙寧鄉，華裔美籍歷史學家。其父黃震白曾為同盟會基本成員，1936年考入位於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因抗日戰爭爆發後輟學，進入國民政府成都中央軍校，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國共內戰期間擔任國軍第十四師軍官少尉排長及代理連長，後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少校參謀，抗戰勝利後考取留學資格，後赴美求學並獲取密西根大學歷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成為學者余英時於密西根所指導的唯一博士生。黃仁宇為明史專家，曾先後在南伊利諾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任教，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即今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倡導「大歷史觀」而為世人所知。所著《萬曆十五年》蜚聲國際，及《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國大歷史》等暢銷作品，成為學界異數。2000年1月8日，在前往一場電影開場前因心臟病發，病逝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