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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俠．起義

余英時先生治史，一貫以追尋中國文化特質為己任。他在三聯出版的余英時作品系列的總序便曾說︰「我自早年進入史學領域之後，便有一個構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歐）文化系統對照下，怎樣去認識中國文化傳統特色……我認定只有通過歷史的研究，我們才能獲致有關中國文化傳統的基本認識。」余英時先生在其最新出版的《中國文化史通釋》也是如此。中國文化的特質是什麼？作為史家，余先生不會認為有柏拉圖那種永恒不變的理型，他也認為梁漱溟先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那種抽象哲學觀念，並不可以把握得住參差多態的中國文化特質。他是通過各種中國文化各種面相，比如商業、宗教、文學、醫學、藝術和俠等，以求描畫出中國文化的「變中之常，常中之變」。

俠精神影響士

余英時先生認為中國文化以士為創造中心，他們是「創造少數」，有文化主體性。但說到儒或士，我們總愛把他們看成是統治階級的工具或者保守派，然而士卻也不是全然不變的觀念。比如士能影響商，商亦能影響士。而在書中〈俠與中國文化〉這篇我最喜歡的論文中，余英時先生便勾勒出俠的精神如何影響士的觀念。他指出在明代，俠的觀念已抽象化成一種精神狀態。明代思想家、泰州學派的何心隱便說︰「戰國諸公之意之氣，相與以成俠者也，其所落也小，孔門師弟之意之氣，相與以成道者也，其所落也大。」在他筆下，俠也不再只是韓非所說的那種「以武犯禁」，要政府重重打壓亂源，而是一種意氣，也是改變世間不平的正當力量。

一如現今的抗爭也會被擔憂為亂源，比如明代名士王世貞便指責何心隱等的議論會引出「黃巾、五斗之憂」。但正如余英時先生指出「儒學為晚明的社會、政治批判提供了觀念，俠的傳統則提供了行動的力量。」他甚至指出譚嗣同以血獻身於變法，以「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精神慷慨就義，其實也是一股俠氣的作用。

「變中之常，常中之變」

如果俠的精神能開出革命的花，中國文化其實不是一潭死水，有改變的餘地。但如果沒有像儒一樣的價值體系為背景，作為抗爭的參照，則其實混亂也不是什麼怪事。中國文化便是從「變中之常，常中之變」中走到今天的。我猜今天不少人認為圍堵立法會不算亂局，便是因運動有一價值體系，如平等、民主和法治，以及保育、平衡發展等新思維，再加上八十後「誰也不怕誰」的俠氣支撐。但這個體系是否需要更長的時間培養、滲透和分享，作為改革的背景參照，企求常中之變？還是如譚嗣同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流出諸君不願見的第一滴血，則是這一代的人的關鍵選擇。

也許現在這問題還是提得太早，雖然現在變相公投，「起義」等廣告語言四起，叫東南西北中都緊張兮兮，但還不只是讓參與者感覺良好的，把革命思維商業化點子（這點反而值得批判）？武裝革命尚未有市場。首先，在這時代，是非一如晚明般的專制皇朝徹底黑暗？始終現在多了一點曖昧，陳雲也曾說「香港不民主也不專制，社會不開放也不封閉」。而且，觀乎現在參與運動的，也普遍承認和平、理性等原則，一如贊成循序漸進的，正如余先生說「王安石跟司馬光基本上是承認儒家規定的倫理政治秩序是可以肯定的。只是一個人主張動得少一點，另一個則要相當徹底的變。」（〈中國近代思想上的邀進與保守〉（一九八八年），收在《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找出變與常的共同背景，也許都是雙方的責任，而不是把對方視作另一個星球的怪物。

深信一切文化大同小異

最近看過湖南學者蕭建生的《中國文明的反思》，他明刀明槍的以一些普世價值觀（還是英美價值觀），如民主、自由來評價中國各朝代的優劣，並企慕一個大同的民主、自由和尊重人權和憲政的國度，政治意味濃烈，因而在國內被禁。蕭建生正直、敢言，卻失諸於大論述，以今判古，甚至像是從英美國家角度來看中國歷史，沒有從中國文化內部角度書寫那展開的延續和斷裂。同是歷史書寫，余英時先生則表示自己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借今喻古也不是他喜歡的動作，而且，他明顯的把目光放在多元多於普世，他說︰「我強調中國文化的特色更不等於否認普世價值的存在。相反的，我深信世界一切文化都是大同小異的，不過小異的部分不能輕易放過，因為它正是每一文化展現其特色的所在。一切文化是大同的，這是普世價值的終極根據；每一文化都有小異，因此文化多元是必然的歸趨。」（見於〈後記〉）

祈求天下有道

文化最終是自由的尋求、開拓與展現，及其對反面壓迫的反抗、挑戰。中國士人莫不祈求天下無道變成天下有道，由宋代深信「得君行道」到王陽明退守於「致良知」的「覺民行道」的群眾救贖運動，都莫不是尋求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相符。此根源為同，花果則見異，此因如余先生所言「思想是人和整體生活息息相關的」，「思想史的自主性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今天中國、香港的士都祈求天下無道變成天下有道吧，只是我們該相信政府、議會、群眾、政黨、中產，還是八十後，還是個人可以做到？但正如士作為創造中心，莫不受其他環節影響，以上的種種觀念莫不如此，偏重某一方都只會見樹不見林。而當人人都只能說自己代表自己，只能根據個人良知行事的時候，社會秩序正呈瓦解象，蓋因人們對任何制度都懷疑是也。太興奮的、漠視的，其實都不知這也是病。話已至此，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的余先生大概不會介意筆者這樣以古鑑今吧。 

【文章出處】
《信報》2010-01-30
〈余英時．俠．起義 〉　　　
文／曾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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